传统的中国是礼仪之邦，将生活礼仪化、仪式化是其典型特征。但在在所有的礼中，婚礼和丧礼是最重的两个，丧礼又重于婚礼。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重礼，而礼中最重的则是丧礼。
要明白中国文化为何最重丧礼，需要知道礼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现代人对礼的认知，受民国误导太大。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的时期，主张全盘西化。譬如，鲁迅对礼人定义：吃人的礼教。礼教成为阻碍中国进步、桎梏人性的封建*制专**。
那么礼有没有“民国大师”们所说的这些缺陷，答案是肯定的，有。但是，这些缺陷并非礼的全貌和本质。犹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偶然生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身上的病症当成此人的本质和常态。
民国大师对礼，乃至对中国文化就犯了以偏概全毛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晚清时礼的小缺陷、中国文化的小缺陷无限放大，看不到其大优点，而一棍子*倒打**。对西方文化则相反，把其小优点无限放大，看不到其大缺陷，而后就崇之媚之，全盘拿来。
其实，中国文化的缺点在“小用”上，优点则在“大体”上。西方文化则相反，“小用”上有优点，“大体”则存在严重缺陷。否定中国文化而全盘西化，就是知小用而不知大体，得西方之小用，失中国之大体。就是捡芝麻丢西瓜。
《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这句话就说透了礼的本质：礼就是理的表达和呈现。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义理，整个的四书五经，也不过诠释义理二字，所以传统的经学又被称之为义理之学。
说义理似乎学术化一些，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讲理、论理、评理、道理之理。在中国，即便他是一个文盲，但他也一定知理，知道做事要讲理的道理。他的关于理的知识，来自实践中的耳濡目染。
那么四书五经中国的义理，和老百姓的生活中的讲理，谁先谁后，谁本谁末。答案是，老百姓为先、为本，四书五经为后、为末。人民的生活实践才是中国文化之基石，四书五经是对人民实践的反映和提炼概括。也就是说，礼是本于、源于人民的，本于、源于人民实践。
人民天生、天然有理，四书五经的优势在于，比人民更专业化，读书就能更深刻、详细地明理。朱熹说“读书明理”，则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能忘记，人民实践是理之源和理之本。所以《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理是抽象的，礼是在具体做事时，对理的落实和展开。更具体一点，礼就是前人对在各种场景下，什么是合理的行为规范的一种总结和描述。这些行为规范中，包含着理。通过执行这些规范，你的行为就显得是合理、合礼的。通过学习践行这些规范，你就是学习和领悟到其中的理。
进一步看，“理”是什么？何谓讲理？理不是外在的成文规定，而是内在于人心的一些原则。所以，讲理就不是对外在规定的遵循，而是经过思考权衡后，对自家内心原则的遵循。这就是孟子说的“义内”，即义理是存在于人心之内。到了宋明理学，而直接说“心即理”、“性即理”，将义理与心性之间等同。
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凭良心”。即讲理和凭良心等价，理就是良心。
因此，义理是本于人心的，本于心性。外在的合理、合礼的行为，是内在的人心的思考、判断、选择的结果。所以孟子说，外在的“仁义礼智”是发端于人心的，是“心之四端”，是心的四种属性。汉朝以后又加上一个“信”，成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性”。
所以，可以进一步说：“礼也者，心也”，礼就是人心的呈现和表达，去维护和捍卫人心的自由，“心性自由”。也就是说，礼的本质是表达和捍卫心性自由的。而心性是人的本质，心性自由才是人的真自由。
注意，礼不是禁锢人性的，恰恰相反，而是维护和捍卫人性自由的。这是礼之本质和“大体”。
礼是包含着理的，而理则是包含着心的。心就是人的思考功能、思考器官。即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思考，就是判断、选择，直至最终的行动。
也就是说，理是礼的本质，心是理的本质，思是心的本质。礼的基石最终落在“思”上，中国文化的基石也最终落在思上。这个思不是凭空冥思，不是无聊地仰望星空的思，而是在做事中的思，在行中之思。所以，古人很重做事，很重行，其实就是重思。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其实就是“知思合一”。
中国的古人在我们的文明伊始，就发现，人的本质活动是思考，思考就是讲理，因此便将理和思考功能独立出来，并为思考功能取了名称叫“心”。这样，人的本质就在“义理”属性和“心性”属性。礼则是义理和心性的外在呈现。说礼，是包含着理、心、思的。
既然的人的本质在心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拥有独立心性能力的独立的心性主体，那么人就是在心性层面人人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必须在心性层面相互尊重，必须会将心比心。在相互尊重、将心比心的基础形成共识。只有基于这种共识的二人关系才是良性的。由二人关系而扩展至整个天下，形成基于共识的良性秩序。
因此，在中国式的义理和心性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二人关系。这是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单元，也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所以，二人关系也是对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抽象，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抽象。
既然二人关系如此重要，我们当然要给它专门起个名称：仁。“仁”的字形结构就是 人+二，就是二人。自己在发挥心性自由时，不能妨害别人的心性自由，而应该两者共同自由。这个的就是仁。
礼就是仁的外化，就是调节二人关系的，保障两个人都能发挥心性自由的。这是礼的第二个维度的本质。
所以，中国文化又是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以人伦、伦理为本位。中国文化认为，社会秩序其实就是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总和。而所有的人际关系则可以化约抽象为二人关系，即仁。这个化约和抽象没有考虑到人的具体身份，但是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必须考虑到具体身份。
如果加上具体身份，有五种人际关系最重要，被称为五伦、五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后来，又认为，在这五种人际关系中，其中的三种又更重要：君臣、父子、夫妇。到了西汉，为这三种人际关系起了个名称：三纲。
三种人际关系的“三纲”，加上五种人性的“五常”，合起来就是“三纲五常”。于是三纲五常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成为民国后那些*中反**国文化者们攻击的靶心。
到了西汉，对三种人际关系的认知，的确加入了一些*制专**因素，对五种人性的认知，也的确加进了一些教条性因素，但其本质依然是基于心性的平等人际关系，和心性本身。因此，“三纲五常”的本质和初心，是维护人性自由的，维护心性自由的。
那么在“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哪个？不是君臣，而是父子。维护良好父子关系的礼，就是孝。
中国文化最重人际关系，而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又最重父子关系，其中实际也包括着母子关系。因为对老百姓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存在君臣关系的，最核心的，的确是父子关系。
从整个中国历史看，君臣关系的出现是政府出现的结果。而政府在中国的出现，相对比较晚，是在尧舜时期。尧舜之前压根没有政府，也就没有君臣。
在这个基础上，父子关系就被挑出来，作为一个所有人际关系的典型，通过学会正确处理好父子关系，来推而广之，具备处理好所有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父子关系也是二人关系。其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也都是二人关系。这样，孝就超越家庭，而有维护天下秩序之含义。
因此，中国文化很重孝道。《论语》甚至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继任尧的舜，也被塑造成一个超级大孝子。
在父子关系中，有一个特殊环节就是，子为父“送终”，即丧礼。按理说，孝更应该表现在活着的时期，为何丧礼反而成为孝道之礼中最重要的礼。这就是涉及到两个因素。一个是由具体的父子之间代际传承的文明连续性问题。另一个则是礼的教育、教化功能。
人类和动物不同。动物的连续性就是单纯的身体上的物种繁衍，而人类的连续性则不仅有身体上的物种繁衍，还有文化上的传承。
孝的本质也在心性层面。《礼记 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后来形成一个俗语：小孝孝其身，大孝孝其心，至孝孝其志。大孝，就是顺应和践行父亲的志向，起码不违背。孔子对“不违”有个说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丧礼，继承父亲遗志的一种表达。不仅继承父亲遗志，还要继承父亲的先辈们的遗志，此之谓“慎终追远”。
《左传》说“则以观德”。“则”是具体的礼仪、仪式，“观”是呈现出来让人观看。意思是说，礼就是呈现德以供人观看的。让人观看，不是炫耀和摆拍，不是刻意作假和表演，而是教化、教育，让观看者明白其中的道理、义理，提升德性，提升心性能力，即提升思考判断能力，从而让自己的行为更合理、合礼。
也就是说，礼、礼乐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教育。实际上，三代时期，礼乐是最主要的教育手段。人们是通过对礼乐的观看和学习而接受教育的，而非通过上学读书。
所以，“观”非常重要。“观”有二义，一个是自己观察，另一个则是自己呈现出来让人观察。礼之“观”，是第二义，也是礼的教育功能。
《周易》64卦中有个“观卦”，讲的就是礼之观、礼之教化功能。其《彖传》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神道”就是带有宗教神圣因素的礼仪，“教”就是教化、教育。即以礼为教育、教育手段。
因此，丧礼并非是做给逝者看的，而是做给生者的人看的，是“观”给他们看的，目的是让人们接受教育、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