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支援前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部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以西，日寇完全占领东北三省，不久又进窥热河省。是时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沈阳冯庸大学义勇军阵守该省，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节节后退，日寇追抵长城一线威胁平津，在此危机中，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队军**将领在中国*产党共**全面抗战路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舆论下，迫切要求抗日。迫于形势，国民政府派遣13军第2师、第25师及驻山西之第29军、第32军，绥远傅作义部队和胡北萧之楚部以及其它后继部队北上防守长城一线。
1933年3月初，日寇进犯长城各口，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董家口、潘家口、桃林口等地守军奋起抵抗。喜峰口为敌必争之地，日寇以两个团为基干并附伪军共三万余众，在飞机、大炮、坦，克的轰击配合下，反复冲锋肉搏十数次，双方伤亡甚众，宋哲元军长所率29军，手持大刀夜袭喜峰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彻底消灭敌寇于喜峰口外。在遍野敌尸和俘虏中竟有众多穿日军装之朝鲜女子为随*妓军**，日寇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兽行，更激起我军民之义愤。3月13日喜峰口报捷，得到全国各地爱国团体和人民的支持和慰问。
长城抗战爆发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即成立“战区服务部”，全会人员均以此为中心工作，联系各大专院校及中学参与抗日救亡运动，除积极宣传提倡国货、*制抵**日货、举办国货展览会等，并组织发动会员、会友与女青年会联合举办慰问抗日将士支持前线的募捐活动。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及北平妇女界分会，将大批绷带、棉花球、棉花棍、大棉垫、小棉垫、大纱块、小纱块及棉背心、洒鞋、大刀等运往前线。
北平青年会及其附属财商学校调出人员，连同天津、保定青年会及时组成“战区工作队”，分赴古北口和喜峰口沿线，沿途设站，备饮水、小米粥等接待慰问伤兵、包扎换药，协助救护转运伤员至各临时战地医院。
北平各界并有捐献载重汽车、自行车、通讯设备及大量铁铣、铁镐、麻袋、钢盔、线袜及现金等。常见宋哲元军长鸣谢各界于报端：“陆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率全体官兵鞠躬”，并将各界所捐物品一一列示。
长城之战为时数月，抗日部队往来于北平休整，青年会组织学生会员赴伤员医院慰问战伤将士，并于会所大楼对面梅竹胡同室外体育场，搭设大席棚和舞台，为来往抗日部队举办劳军义演，为士兵代写家信，由于士兵多为文盲，一排排长桌周围排满士兵，青年会提供信纸信封和邮票，这些活动深受士兵欢迎。
1935年日伪军进犯绥远，傅作义派出出击部队与日伪军大战于百灵庙。北平、上海、天津、保定、太原青年会联合组成“战地服务团”，由北平萧洄千任总干事赴绥远慰劳服务，在归绥（呼和浩特市）和大同分别成立两个支部，由北平财商学校教员李浩然、陈德轩二人率领，开展战地服务工作。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刘良模在绥远慰问中，面对万名士兵教唱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同仇敌忾，声势浩大，气壮山河。
救死扶伤，不遗余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打响后，大批伤员被陆续送运至崇外东大地，该处曾有一座戒毒所（戒治白面儿、大烟吸食者），有平房百余间，由市红十字会改为急救、手术的战地救护病房，称伤兵收容所。由于随军医护人员有限，北平各大医院都派有医护人员前往支援，如协和医院、中央医院、道济医院、市立第一医院等。各院大夫自带医疗手术器械和药品，自带干粮，每早乘本院大轿车出哈德门发往东大地，当晚将重伤员分别带回各自的医院住院治疗。笔者访问了原道济医院蔡天皎大夫，该院当时派有张云阶、高涉仪、蔡天皎三位，蔡大夫负责外科手术和放射诊断。他说：医院的外国大夫不便前往接近前线，只在医院治疗重伤员。他说：我最后送走的一个伤员是山东人，院长赫尔曼（Herman Wylie）大夫亲自给山东潍坊医院写介绍信，委托给病人继续治疗。伤员出院时各医院都负责赠发一身衣服和回老家的车费。
由于东大地远离市区，各医院所派医护人员每日往返多有不便，重伤员等待治疗也多有误，而将收容所迁移至王府井帅府园协和医院的门前空地，改称伤兵收容所为临时医院，不几日，协和医院门前北侧一大块空地躺满了由哈德门和永定门外陆续运入的伤兵，就地休养治疗。市红十字会负责运输伤员，协和医院负责治疗，北平青年会由侯孚允干事负责与红十字会、协和医院联络协作负责生活与后勤等工作，组成北平青年会服务部，设招待处，提供洗伤换药等护理工作，并备茶水、设俱乐部、替伤兵代写家信、分发慰劳品和开展电影、幻灯放映、表演戏剧、歌曲、*放播**留声机音乐、设乒乓桌及送阅报纸、读报、讲时事、办识字班等项活动，以调剂伤员精神生活。
据当年《华北日报》7月11日载，临时医院治疗人数，仅四日已增至599人，从8月11日至9月1日治疗人数达3422人，红十字会呼吁各界捐赠药品、干粮、棉衣、被褥等物品。北平女青年会也与北平妇女社会促进联合会组织慰问伤兵、捐款、捐物等活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并准备在北平城内迎击日寇，各处设置沙袋等作巷战之准备，北平青年会大楼为自哈德门至雍和宫之最高建筑，29军选择该楼为制高点，于楼顶及窗口架设机枪，以迎击日军入城。至7月28、29日29军陆续撤退，城门紧闭。8月10日日军开始入城，北平沦陷。
沦陷敌寇，不甘为奴
北平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躏蹂**之下，但青年会的日常活动却尚未受到过多干扰，这与日本占领者在北平所奉行的“怀柔政策”有关，即强盗的嘴脸罩以正人君子的假相，对社会上层和知识界采取较“宽容”态度，以收买人心，维护其统治。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英同时发动突然袭击，美、英对日宣战，爆发太平洋战争，北平形势随之发生剧变，青年会的活动受到一些限制，并加紧了对青年会的*害迫**，体育部体操队队员高栋国在这一时期被日伪特务逮捕入狱*害迫**至死。青年们不堪忍受*国亡**之辱，纷纷离开北平，仅体操队就有金永延、刘竞存、姜学濂、林仲英、黄启芳等多人离开北平。
1943年春，一日上午忽有一排日兵包围青年会大楼，进入会所搜查，到处乱翻，狼藉满地，全体青年会人员被命令站立不许动，直到下午2时才允许各自回家午饭，两天后日兵一无所获撤离。同年7月，青年会代总干事吕芝山为筹备夏令营曾被日伪特务*绑捆**送交日本宪兵队，幸得翻译官有意维护，才免遭酷刑。夏令营仍按时开营，但一队武装特务以打靶为名，来到西山卧佛寺青年会营地滋事干扰，四处察看，询问活动内容，仍一无所获，悻悻而去。青年会在这十分险恶的形势下，经济拮据，困难重重，但比起其它一些机构，因基督教性质而不为日伪所特别注意。这时的会务工作基本如常，成人部有联谊社、青友社、白雪社、晨光社、银光（摄影）社等六、七个社团，还有少年部的10余个“四育养成团”，如光明团、立达团、龙虎团、晨光团等，少年会员近千名，成人会员近两千名。体育部有篮球、排球、体操等运动队、冬季举行全市室内30余队的篮球循环赛，室外开辟滑冰场，每日有一、二百人参加滑冰运动，夏季则组织学生夏令营赴西山卧佛寺青年会营地参加暑期活动，补习学校尚能维持。
青年会在日伪时期被青年视为乱世中的“世外桃园”、“沙漠中的绿洲”。按当时青年人形容自己的心境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或“蔚蓝色的忧郁”，最大的“愁”是没有自由，最大的忧郁是*国亡**之痛。而青年们来到青年会这一特殊的环境却能呼吸到一些自由的空气。孙糜泉同学为*国亡**之痛，常夜敲木鱼，哀凄之音令人心碎，但参加了青年会的白雪社，有了一群爱国青年做朋友，心情大大改善。白雪社成立于1939年，主要成员是大学生，大家在青年会这块天地中却无所拘束。白雪社的几十名成员中不少人是*产党共**地下*党**员，分别担任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城工部、敌工部的工作。形势的发展，使白雪社很多成员靠近了*党**和加入了中国*产党共**，当时任城工部部长的刘仁同志非常重视青年会，认为这是*党**团结与争取青年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场所。晨光社成立于1940年，其中以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同学占多数，该社根据大家的兴趣与爱好，经常组织座谈、游览、参观、联欢、聚餐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青年会成人部侯孚允干事在这些爱国青年中发挥了凝聚作用。但仍有不少青年不甘心于敌人的压迫，相继于1942年至1943年离开北平，如晨光社的刘佣、李鼎元、崔汝懋先后去重庆，赵铨去成都、张树楠去西安、白雪社的贾云翔去了革命根据地。
沦陷中的北平青年会发挥了进步青年庇护所的积极作用，并蕴育了一批革命青年。
投身抗战，随军服务
在北平沦陷之前，北平青年会总干事萧洄千即遣派由绥远撤回之原长城抗战时平津两地青年会同工组成之“战地服务团”在京休整待命，之后由北平青年会财商学校教员李浩然、天津青年会干事陈德轩率领，借平汉铁路通车之间隙至保定南下，平津两市会部分同工高尚仁、辛志超、王佑民、高重沛、莫家鼐，陈泗兴等从天津乘船到青岛转济南，与济南青年会准备撤退人员赵化程、刘宜生、赵亚民等会合。
保定青年会总干事史上达，于“七·七”事变次日即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到保定思罗医院学习医护知识技术，并联系当地同仁中学校长杨绳武等人，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在平汉路沿线石家庄、邯郸、邢台、郑州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相继北平青年会两个原战区服务部工作队也抵达保定。
1937年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8月11日日本特务即按黑名单到青年会抓捕总干事萧洄千，幸有工友徐禄寿上楼告知，萧从礼堂后门离开会所。8月中旬，萧总干事自济南应青年会全国协会之召，前往上海商讨开展战地服务之大计，决定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募集经费，组建“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由萧（化名肖奉元）任总干事。萧总干事返回济南立即联合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郑州、太原等地青年会同工，在济南正式成立“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简称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后迁至郑州，以这批骨干为基础，并招收大批战区青年和学生，迅速扩大组织，组成卫生列车服务工作队和随军服务工作队，即行派驻津浦铁路沿线服务，并发动全国各地青年会分区组织服务军人的机构，从事战区服务军人的工作。各地青年会的董事、干事、同工、会员、会友都争相出力、出钱，本着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努力为抗战军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青年会都曾在欧洲战区为*队军**举办服务工作。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也于当时开始从事战地服务工作，故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
军人服务部上为总部，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各1人，内分总务工作，经理人事、视导训练3组。各组设主任1人，有干事助理若干人共同工作。总部下设支部，支部服务于某一指定部队或工作点，并有“*行游**工作队”，分为电影组、戏剧组、歌咏组等，巡回各地慰劳*队军**。游工队在不同时期曾根据士兵的文化水平，编印军人消遣丛书20余种，如游戏集、谜语集、故事集、歌曲集等。随着抗战迅速扩展，到1944年，支部已发展到40个，*行游**工作队10个。工作人员都配带有青年会三角形会徽的袖章，在码头、公路、铁路沿线，朝气蓬勃，接待来往*队军**，供应茶水和食宿，设伤兵招待所及换药站，接近前线，远近机枪、大炮轰鸣，敌机轰炸，工作队员奋不顾身，不辞劳苦，不分昼夜从事战伤救护等服务工作。
随战局发展，总部最初设立于河南许昌，又迁至汉口，最后迁至重庆。因支部分散各地，为便于领导和指挥，在总部下设区部，如川陕区、鄂豫区、浙赣区、湘桂区及印度支部、滇缅区支部。总部秘书北平青年会干事辛志超受命到昆明筹建滇缅区支部并领导分辖由广西撤退至昆明的毛子良、张绍桢等工作队以及由总部派遣的孙懋昶负责的工作队。国内支部因调动频繁，改为随军服务，战事紧急则随部队日夜兼程长途跋涉，战事较缓时则开展一些耗时较多的活动，如军人识字班、军官补习班、卫生训练班、歌咏指导及体育活动等。
歌咏活动更是各地军人服务部在抗日宣传工作中很活跃的一部分。教唱的抗日歌曲如《游击队员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大路歌》、《开路先锋》、《大刀进行曲》及《义勇军进行曲》等。在开展歌咏活动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刘良模，他提倡大众歌咏和“剧歌”（即小歌剧），他曾在1938年《全民抗战》（第11号，韬奋主编）发表《宣传的新工具——剧歌》。由于他自1934年起，在青年会全国协会支持下，奔走全国，推动抗日歌咏活动，成绩显著，并负责京沪支部工作，不辞辛苦，竭尽心力。1939年周恩来同志到金华，刘良模闻讯去拜访，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像老朋友一样和他谈话，勉励他：“你在上海和金华推广抗日救*歌国**曲的工作，做得很好，要继续下去”。自此，歌咏活动迅速扩大，抗日救亡歌曲响遍全国各地，使许多青年从中受到鼓舞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刘良模提倡大众歌咏，在全面抗战前就已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压制，1934年夏天，在上海南市体育场举行的“万人歌咏会”上，险遭逮捕。在金华期间更遭国民*党**特务刁难，不准他在金华开展工作，几经交涉无效，被迫出国。刘到美国后，通过青年会，在美国各地宣传日军侵华*行暴**，介绍中国军民抗日情况，给美国人民演唱抗日歌曲，并组织华侨青年歌咏会，教华侨青年演唱，而且还教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很关心中国抗日战争，在他到美国各地举行音乐会都唱这支歌，影响非常大，美国人喜爱地称此歌为中国抗战的象征和号角。在美国援华的军人中有不少人会唱这支歌曲。
青年会是国际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形成，中国先后派远征*队军**到缅甸、印度协助作战，青年会根据自身特点，也派员随军服务，根据部队身处异国的特点开展工作，如教战士学习英语及国际礼仪、开展国际联谊工作，利用各种交际*会集**，促进同盟国军人的友谊等。
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利用它是国际性组织的有利条件，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呼吁各国支持我国的抗日战争，发动国际通讯运动，1937年国际学生服务社为援助我国受战事影响的学生募到捐款15万瑞士法郎，美国专门成立了援助远东学生捐款委员会，到1938年已募集了2万元美金，其中大部汇到中国。宋庆龄也以个人名义在美国募捐到大批医疗设备和药品，为顺利运往延安，曾用“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名义包装平安运抵西安，转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辛志超借视察工作名义为军人服务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曾以陕霸军人服务部名义躲过国民*党**盘查，辗转送至延安。辛志超并向*共中**中央介绍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事迹，拟按宗旨派工作队至八路军、新四军服务，也为*党**中央所赞许和欢迎。
战区服务工作，女青年会也不落后，各地女青年会都纷纷组织战时服务团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在八年抗日救亡中做出一定贡献。“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由北平青年会投入骨干力量，据了解，它是我国抗战期间规模最大、服务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抗日救亡民众团体。他们在艰难的抗日救亡工作中，扩大了服务对象，争取了众多朋友，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融入了中国青年运动的主流。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任务完成，便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即行结束全国各地工作，分遣了全部参与抗日救亡的服务人员，结束了工作八年的组织。
1950年，周恩来总理评价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本文参考资料：
北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刊《北平青年》第29卷第一期，1937年10月22日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华北日报》、《大公报》及《全民抗战》1938年第11期和1939年第102期。
赵亚民著《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年会军人服务部》。
陈秀萍著《沉浮录》。
本文并得到萧乃吉教授（萧洄千总干事之长子）、毛子良、张绍桢同志（军人服务部成员）、吕芝山先生（北平青年会1940-1945年代总干事）、穆家麒教授和吴逸民先生、蔡天皎大夫等位提供书面和口头回忆或勘校，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