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姐姐，大姐比我大十二岁，二姐比我大六岁。其实我有过一个哥哥，但是在他两三岁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去世了。我父母还想要个儿子，于是有了我二姐。此后爸爸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妈妈一定要一个儿子，于是我来到这里。那时妈妈四十岁，爸爸四十五岁。
我一岁就认字了。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拿着小本新华字典，觉得非常沉重的感觉。大本的《新华词典》我拿不动。三岁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几千字了。记忆中，我没有从早慧得到多少好处。人民大学幼儿园的老师，很多不识字。她们看到一个三岁的孩子识字，心里产生的更多是仇恨。在她们眼里，我是人民大学教师的孩子，因此是“吃巧克力长大的”，而她们的孩子，则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
实际上我家因为有三个孩子，经济不宽裕，牛奶只订了一瓶给我喝，另外一种让我印象很深的饮料，是米饭快熟时，把米饭上面很浓的那层米汤撇出来，加一点糖给我喝。我站在妈妈身边，仰面看着妈妈，锅里热气缭绕，妈妈专注地用勺撇出米汤，这一切让我觉得心里非常安全。很多年后我想起来，明白那米汤只给我一人喝。妈妈对我偏心。
在幼儿园，我经常被处罚、罚站。我虽然小，但知道老师一点也不喜欢我。小朋友们在玩的时候，我被拽出去罚站，原因可能是因为随便说话或者动作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其他小朋友玩，看着他们手里拿着玩具，在地上推著玩具跑，内心的孤单恐惧还有想玩玩具的极其强烈的渴望，简直能把我摧毁。我站在那里，眼里好象有眼泪，但很快也干了。我用袖子一次次抹去流出来的鼻涕，涂满鼻涕的袖口粗糙干硬，象锉刀一样划痛我的鼻子，嘴唇。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被别的孩子推得到处跑的玩具。有时他们身体挡住了玩具，我就伸著脖子看。
爸爸妈妈都上班，因此我很小就被送到幼儿园。因为在幼儿园里我最小，因此我总是被小朋友欺负。在人民大学幼儿园作为游戏场的天台上，小朋友经常把我围成一圈，轮流踢我作为游戏。我跑到老师身边，紧紧抓住老师的裤子希望得到保护。老师用力搡我，“你怎么不和大家一起玩？这孩子真讨厌！”我一只手紧攥住老师的裤子，一只手从兜里掏出占满干硬鼻涕、紧紧团成一团的手绢，锉刀一样擦掉流出来的鼻涕，看着不远处的一群小朋友嬉笑地看着我、嘲弄我。
多年后，妈妈多次告诉我，听说这件事让她流泪。回想起来，我让妈妈流泪的次数太多了。幼儿园老师不喜欢我，我觉得一定是我不对，我尽力想让她们高兴。在理发的时候，她们把我的头发剃成一条一条的，叫来几个老师指着我的头说象西瓜，老师们笑得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终于有机会让老师开心，而不是训斥我了。我从高椅子上扭著身子滑下去，兴奋得到处跑，指给其他孩子看我被剃成一条一条的头，笑着告诉他们，“西瓜”——幼儿园教室里一片笑声。回家后我告诉妈妈此事，妈妈什么话都没有说。
在剪指甲的时候，老师拿着我的手，每个指甲只剪两下，左边斜著剪一下，右边斜著剪一下。每个指甲上面都有个尖。妈妈总要给我修剪一下。我总是争辩：“妈妈你别剪，老师每次都这么剪。”——我觉得老师剪的，是最标准的。
我从小就没能给妈妈争气。而妈妈是个非常好强的人。
妈妈出身河南南阳大地主家庭，外祖父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我见过他一张照片，非常英俊，是一种泰然自若的英俊。后来他死在*产党共**青海的监狱里。外祖母姓白，妈妈六岁时，外祖母去世了。妈妈被后妈欺负，外祖父、外祖母最后不管妈妈了，她自己找到解放军，参军去了总后勤部。
妈妈极其好强，因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她希望我争气，但是我一直没能给她“争气”——也就是说，得到周围人的接纳和赞许。多年来妈妈为*操我**碎了心。我从小到大，她经常说的几句话，“超超你什么时候开窍啊”、“超超还小，等长大开了窍就好了”——意思是说我不上进。我也不知道开什么窍。我十一二岁时觉得自己挺大了。自己还想，我怎么还没开窍啊，到底开什么窍啊。到了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妈妈还在这么说。
我六岁上学，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那时是一九七八年。第一课我记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伟大领袖华主席带领我们前进。”——华主席就是*国锋华**。第二课是一首诗，内容是“你办事，我放心”，这据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临死前给伟大领袖华主席的一张纸条。有了这张纸条，伟大领袖华主席就可以带领我们前进了。
课堂上最重要的两条要求：一是“背手坐直”，一是“不许说话”。整整六年小学我竟然没有做到这两条。老师都不喜欢我。一年级新来的短发齐耳杨老师，她挨个考我们背课文。前面几个小朋友都顺利的背了出来，我开始着急了，因为我无法显示出自己的能干了。如何才能不同凡响呢？我要背的熟练、再熟练。轮到我时，我飞快的把课文背了下来。速度之快，让我内心充满骄傲。杨老师勃然大怒——她认为我在同学面前扮小丑捣乱。
放学后，我作为背诵最快的和没能背诵出来的一起留堂不许回家。那些没背出来的，是能力问题，被训斥几句后放回家。而我当众捣乱，是品德问题，非常严重。杨老师循循善诱地启发我，为什么会捣乱呢？为什么在别的老师那里不捣乱，在新来的杨老师那里捣乱呢？学校有纪律，是为了孩子们好啊，你这样捣乱，影响大家怎么办？
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告诉杨老师，因为杨老师刚来，我希望她注意我，喜欢我。我又不想承认自己捣乱。天渐渐黑了，杨老师在若无其事的判作业，我在一边罚站。我心里想家、害怕，终于承认，我是因为杨老师刚来，想看看她厉害不厉害。杨老师眼睛闪闪发光，微笑地看着我，认可了我的自白。我被放回家了。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说谎。心里象空了一块似的，空荡荡的不知何处放置自己的心。
由于我的顽劣、不遵守纪律，多年来妈妈一次次被老师找去训，没有学习问题，主要是品德问题。我的品德存在严重问题。记忆中我十岁后，也就是四年级以后，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老师，屡兴大案，停课调查，班里谁说老师坏话，男生女生是否传纸条，是否有人散布下课应该多玩一会的言论等等。一人桌上摆一张纸，互相揭发，背靠背揭发，自己说出自己的恶行，可以得到从轻处理。这是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老师保证长久教育秩序的手段。
五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位小女孩喜欢上另外一位男孩，给他传了张纸条，被人告发。他们两个找我来讨主意。我告诉他们，无论老师许诺你们什么，“说出来就会从轻处理”等等，一句话也别信，否认到底。一定不要承认。我平静、坚决的叛逆建议，让他们一时不知如何接受。他们站在我面前，目光紧张、焦灼。我内心微笑着。初夏，嫩黄的丝瓜花在阳光下轻轻颤动，绿叶和枝蔓舒展在阳光下。
此前，妈妈又被老师找去。这次，妈妈和老师在办公室里吵起来。班干部回到班里，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他们窃窃私语，我听了个大概，就是妈妈说“虞超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又感动又难过。因为此前从来没人这么说。妈妈也没这么说。但是后来老师对我更不好了。一堂堂课把我拎出去罚站。
老师再兴大案，挨个调查，逼我承认我从来没有干过的事。给我时间，让我交代——这是典型的政策攻心——那时我只有十一岁。妈妈问我：你干没干？我说，没干。妈妈说，那你就别承认。
但是我还是扛不住承认了。我放学不敢回家，一直在外面逛到晚上快六点，不得已回家了。家里已经快吃完饭了。我不敢看妈妈，做出找地方放书包的样子。妈妈第一句就问，你承认了吗？我低声说，我承认了。
一个大耳光就把我扇得向后靠在墙上。妈妈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满脸是泪，边打边哭：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承认？！我被扇得背靠着墙，止不住流泪，我的眼和心都在哭。我内心对自己说，我永远不会让妈妈这么委屈了，虞超以后一定要扛住啊！
我微笑着把目光从嫩黄的丝瓜花上收回，鼓励地看着眼前的男孩女孩，我再次告诉他们：“什么都别承认。”——几天后，他们承认了，而且为了求得宽大处理，说出了我教他们什么都别承认的事。我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害群之马。
我的品德有问题，学习成绩也不好。后来我进了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专门给差生、人大子弟准备的“子弟班”，也就是放牛班。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差生，统计分数时属于“人大附中二部”。在高三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在全校向前跳了二百二十多名，从此没有出班上前十名。我们班第一名，是北京市模拟考试第一名；我们班第二名，是北京市模拟考试第六名。我上了清华大学，妈妈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我只觉得空虚。非常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