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词集版本研究的方法
这一讲，讲怎样研究词集版本。
要研究词集版本，先要了解与版本有关的一些关键词。
一 关键词
稿本、抄本、刻本，是版本的三种类型。
（一）稿本
稿本和抄本都是手写的本子。稿本是相对定本而言的，抄本是相对刻本而言的。稿本，又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是作者本人亲笔写的稿本，就叫手稿本，又叫亲稿本；是他人誊抄、誊录的，就只称稿本。有一本专门查古籍稿本的工具书，叫《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阳海清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主要收录四川、重庆、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十家省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稿本。必要时可找来查阅。
（二）抄本
抄本，就是手工抄写的本子。抄本，又有景抄本和传抄本的区别。景抄本的“景”，读“影”。古代没有复印的技术，就描摹，按照原本的字体、格式，一模一样地照抄一本，就叫景抄本。所谓传抄本，就是一般地抄录，只求内容的真实一致，不太讲究字体、格式的一模一样。抄本中最常见的是传抄本，所以传抄本就直接称“抄本”。就像稿本之外另分出一个手稿本一样，抄本之外再分出一个景抄本，以示区别。
（三）刻本
刻本，就是刻版印刷的本子。又称刊本、印本。刻本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好多种说法。
按刊刻时代分，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
按刊刻主体分，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刊刻的先后分，有初刻本、原刻本、重刻本、景刻本、修补本等。
按版式和字体分，有巾箱本、插图本、大字本、小字本等。
按印刷颜色分，有蓝印本、朱印本、墨印本、朱墨本、套印本等。
按印刷工艺分，有活字本、影印本等。
按流通类型分，有善本、珍本、孤本、残本、通行本等。
呵呵，名堂多得很！这些名称，大多数一看就明白，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不太明白的，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可以参看张三夕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初版，2018年修订至第三版，当然是看再版的好。还可参考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第五章“文献的版本”，中华书局2001年初版，2008年出版增订本。另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003年出版了一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有专书介绍宋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的情况。广陵书社2006年出版有王荣图、王筱雯、王清原主编的《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也可以参看。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明代套印本的书是什么样子。
关于刻本，做点补充说明。
官刻本，就是官方刻印的本子。宋代除国子监外，各级地方政府经常刻印书籍。地方行政长官刻书，有时是为传播乡邦文献，有时也是为了开辟合法的财源，获取利润。印卖图书所得的利润，往往进入“小金库”，当时叫“公使库”。这些钱，行政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可以用来请客送礼。宋代公宴特别多，经常举行“政府招待会”，招待上司或同僚。宴会上少不了要让歌伎唱词，唱得好的，主人高兴了，还要给赏钱。这些钱，大多是公使库的钱。还有啊，宋代有些浪迹江湖的文士经常给地方长官送上诗词，地方长官往往要给钱物回馈。南宋著名词人刘过曾经寄给辛弃疾一首《*园春沁**》（斗酒彘肩）词，辛弃疾当时在绍兴任浙东安抚使，非常欣赏，一下子就给了刘过“数百千”钱。这钱，肯定不是辛大帅自己掏腰包，而是用公使库的钱。当然是不是刻书赚来的，那就不好说了。
所谓家刻本，就是家庭刻本。宋代以来，有的读书人或者官宦之家，为了弘扬先人祖辈的文学事业，让祖辈先人的文集流传下去，往往自己掏钱刻印文集。家刻本一般质量都比较高，因为它不追求利润，刻工比较精细，特别是校勘比较精审，所以历来都比较受重视。
所谓坊刻本，就是书坊的刻本。书坊就是当时的出版社，专门刻印营销书籍。宋代四川、福建麻沙、浙江杭州书坊的刻本，都非常有名。特别是杭州的陈氏书棚，刻印的唐宋诗人的诗文集特别多，而且刻印的质量非常高。陈氏书棚的老板叫陈起，也是位诗人，有很高的鉴赏力，很多江湖诗人把诗集给他出版，他要严格审查删削，不满意的就退回去。当时江湖诗人都非常服他。南宋的江湖诗派之所以能够形成，就与他有关系。他把当时的江湖诗人的诗集编刻在一起，号称《江湖小集》，后世就把《江湖小集》中的诗人称为江湖诗人或江湖诗派。这是印刷传播对创作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
所谓景刻本，跟景抄本一样，也跟现在的复印本差不多，是完全照原书的样子刻印。比如，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词集丛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就是完全根据宋刻本、金元刻本、明刻本或者抄本原书的式样刻印的一部词集丛刊。修补本，是根据原书的书版做局部的修补后再印的本子。
二 重要的词集丛刊本
要研究词集版本，还需要了解一些重要的词集版本，特别是丛刊本。因为唐宋词人的词集，大多数是靠丛刊本保存下来的。熟悉了有关词集丛刊，也就可以大致了解唐宋词集的主要版本了。那么，宋代以来，流传有哪些大型的词集丛刊本呢？
词集丛刊，始于南宋。现在介绍几种重要的词集丛刊：
（一）《百家词》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长沙刘氏书坊辑录刻印。原书早就不存在了，因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有著录，所以我们知道有这部书。根据陈振孙的著录，《百家词》共收词集92种，词人97家。因为有几家是合集，所以作者的数量多于词集的数量。也正因为有了陈振孙的这个著录，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宋代曾流传过多少种词集。宋代传存下来的私家藏书目，除我们前面说过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有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这三种书目，都著录有词集，但只有《直斋书录解题》是用独立的一卷专门著录词集，而且标明是“歌词类”。《郡斋读书志》和《遂初堂书目》是南宋前期写的，而《直斋书录解题》成书要晚一些，写成于南宋后期。《直斋书录解题》将词集单独分作一类，表明这个时候词体独立的文体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虽然是单纯的文献著录，但其中也渗透着一种文体观念。读文献资料，要善于将“死”文献读成“活”文献，善于挖掘和透视文献史料背后隐藏着的思想、观念。一种历史的观念意识，并不全是体现在理论形态的表述之中，也隐含在各种非理论化的资料之中。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常常苦于找不到直接的理论资料。其实，只要善于发现，很多非理论化的文献资料里头也能挖掘出理论性的思想观念出来。
（二）《典雅词》
据赵万里先生的考证，《典雅词》是南宋临安陈氏书棚的刻本。赵万里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做过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主任，北京还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作家的郑振铎先生，他俩有“郑龙赵虎”之称。赵先生做过王国维的助教，出版过一本很有名的辑佚方面的著作，叫《校辑宋金元人词》，胡适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赵先生的考证，非常严谨，他的意见，自然可信。《典雅词》的原刊本没有传下来，只有部分词集有抄本传世，现在传世的有21家词集。这些抄本，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部分收藏在台北的图书馆。
（三）《琴趣外篇》
南宋闽中书肆刻本。目前流传下来的有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的《山谷琴趣外篇》、晁补之的《晁氏琴趣外篇》和晁端礼的《闲斋琴趣外篇》。《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都已收录。其*特中**别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篇》。欧阳修词集的宋刊本，传下来的有两种。另一种是南宋庆元年间刻的《欧阳文忠公集》里的《近体乐府》，收词192首。《醉翁琴趣外篇》收词有203首。两种词集收词的绝对数量似乎差别不大，但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两种词集收录的词作有很多不同。《醉翁琴趣外篇》中只有125首是跟《近体乐府》一样的，其余78首，是《近体乐府》里所没有的，而且大多是通俗的艳词。这让我们看到了欧阳修词风的另一个方面。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在政坛上正气凛然，但读了这些通俗艳词，却发现欧阳修在休闲娱乐场合，俨然是一个“playboy（花花公子）”，风流潇洒得很。这些艳词，编《近体乐府》的人，认为不会是欧阳修这么儒雅的人写的，就把它们删去了。要是没有《醉翁琴趣外篇》，咱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欧阳修人格性情的另一面！其实，人，原本有多种面目，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在正式的社交场合，自然要举止得体，符合礼仪；在休闲娱乐场合，不妨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作为政治人物、社会角色出现在*场官**的时候，是一副面孔；作为朋友的角色出现在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的时候，当然又是另外一副面孔。荣格的心理学，对于不同环境下不同的人格面具，有很精彩的分析。欧阳修的这些艳词，是他在私人化的娱乐性的酒席宴会等休闲场所写出来的，肯定跟他在政论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不一样。过去有人说欧阳修是“人格分裂”，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四）《六十家词》
宋末元初的刊本，早已失传，只是宋末张炎的《词源》里有记载，就不用多说了。
元代没有什么词集丛刊，到了明代就多了起来，其中吴讷辑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和毛晋辑刻的《宋六十名家词》，最为有名。这两部词集，名称上都跟宋代的两部书有点关系。《唐宋名贤百家词》，又简称《百家词》，跟南宋长沙书坊刻的词集丛刊名称完全一样，只是内容大不相同。《宋六十名家词》跟宋末的《六十家词》也比较接近。《唐宋名贤百家词》和《宋六十名家词》这两部书，一出现在明初，一出现在明末。
（五）《唐宋名贤百家词》
吴讷（1368—1454），是明代初年的人，毛晋（1599—1659）是明末人，两人相隔差不多有二百年。巧的是，吴讷和毛晋都是江苏常熟人，前后同乡。不过吴讷是官员，毛晋是富翁，身份不同，但两人都爱书。吴讷还是位法学家，辑有《祥刑要览》一书。
《唐宋名贤百家词》，编成于明正统六年，即公元1441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词集丛书，比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要早二百来年，共收录唐宋金元明人词集100种（此书明示不录明人词，实误收明词别集1种），其中宋词别集83种，金元词别集11种。 [4] 这本书的价值之一，是保存了不少宋元词集的孤本，如曾慥辑录的《东坡词》《东坡词拾遗》和《稼轩词》丁集、元人袁易的《静春词》等，全凭此书得以传世。曾慥编有一本著名的词选《乐府雅词》，其中没有收录东坡词，于是有人怀疑可能是东坡词不符合曾慥“雅词”的标准，所以不予收录。从这部书里知道了曾慥另编有《东坡词》，就可以明白：曾慥是为避免重复而在《乐府雅词》中不选东坡词。曾慥的《东坡词拾遗跋语》也很值得注意：
《东坡先生长短句》既镂板，复得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者，悉收之。江山丽秀之句，樽俎戏剧之词，搜罗几尽矣。传之无穷，想象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绍兴辛未孟冬，至游居士曾慥题。
这篇短短的跋文，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几点信息：一是《东坡词》和《东坡词拾遗》都是曾慥所编。二是《东坡词拾遗》编成于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在这之前，《东坡词》就已“镂板”印行。三是当时还有张宾老编的蜀刻本传世。张宾老，名康国，字宾老，徽宗时做过翰林学士，不久就升为尚书左丞。先是得到蔡京的提拔，所以官运亨通，后来跟蔡京作对，暴死在朝堂之上。他死的那年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也就是说，张康国（1056—1109）是北宋末年的人，他编的东坡词集，也一定是成书于北宋末。至于后来在四川刻印，是在北宋末还是南宋初，就不好确定了。像这样的序跋，研究版本时需要特别注意，既有助于我们了解一本词集是什么时候编成的、由谁编成的、怎样编成的，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一本词集的传播情况。
这部词集丛刊，今天能见到的，只有抄本，没有刻本。最早的抄本是天津图书馆藏的明抄本，不容易见到，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后，就比较容易得到。浙江绍兴市鲁迅图书馆藏有另一部明抄本，只残存17种，但其中收录的宋潘阆《逍遥词》和王安石《半山词》，却可以补天津图书馆所藏抄本有目无书之阙。这是绍兴本值得注意的一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抄本，是1928年梁廷灿根据天津图书馆藏本过录的本子。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林大椿点校的排印本，题作《百家词》，1992年天津市古籍书店有影印本，装订成上下两册，成为今日比较通行的本子。只是这个本子改动比较大，有失原貌。如果要用来校勘，最好还是根据天津图书馆的藏本，林校本不宜作为依据。
（六）《宋六十名家词》
毛晋是印刷传播宋词元曲的大功臣。他一生致力于刻印书籍，经史子集，无不刻印，集部的诗词、小说戏曲刻印得更多。如果不是他耗尽平生财富来收集刻印词曲，很多宋词和元杂剧的作品就会失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毛晋是一位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人物。他的藏书楼名汲古阁，所以他刻的书，一般习惯称为“毛氏汲古阁刊本”。
毛晋刻的《宋六十名家词》，刻成于明末崇祯三年（1630）前后，虽然收录的词集不如吴讷的《百家词》那么多，但是影响却大得多。因为《百家词》在明清两代是靠抄本一线单传，只有极少数藏书家见过，一般的读者根本无缘见识庐山真面目。直到20世纪梁廷灿的传抄本问世后，才逐渐为学人所知，其后林大椿校本印行，才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是刻本，后来又一再翻印，所以传播很广，清代人读宋词、学宋词、评宋词，往往以它为依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词人朱彝尊，在《词综·发凡》里就说：“常熟吴氏讷汇有《宋元百家词》，抄传绝少，未见全书。近日毛氏晋刻有汲古阁六十家宋词，颇有裨于学者。”到了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宋名家词提要》也说毛晋“此刻搜罗颇广，倚声家咸资采掇”。所谓“颇有裨于学者”，“倚声家咸资采掇”，都是说学词的、写词的都以此为读本来研习宋词。此外，毛晋每刻一种词集，都撰有一个题跋，文字虽然不长，但既有文献价值，也有理论批评价值，可作为一个选题，进行专题研究。有前辈说，毛晋既是传播宋词的大功臣，又是宋词的“乱臣贼子”。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毛氏刻词，喜欢随意变更卷数，增删词作，改动原文。他依据的都是很好的词集善本，有的却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如果不作校勘，倒也无所谓，如果用来校勘，就要注意吸取相关的校勘成果，比如近人朱居易的《宋六十名家词勘误》。《宋六十名家词》版本很多，毛氏汲古阁原刊本，也不难得。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附录有朱居易《宋六十名家词勘误》和词名索引，查阅很方便。
（七）《宋元名家词》
明人汇辑的词集丛编还有两部值得注意。一部叫《宋元名家词》，因为版心下方有“紫芝漫钞”四个字，所以习称紫芝漫抄本。不知道是明代什么人辑抄的，只有抄本行世，所以传布不广。不是对词集文献有特别兴趣的人，一般都不知道有这部书。书中收录宋元明人词集70种，好多是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没有收的词集，又有许多名家的校跋，校勘价值很高。这本书现今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我的老师唐圭璋先生生前很希望能将这部书影印出版，但一直没有如愿。另一部叫《宋元三十三家词》，要做宋词的校勘工作，这两部丛抄本是不能不用的。
（八）《宋元三十三家词》
《宋元三十三家词》，因为版心下方有“石村书屋”四个字，所以习称“石村书屋抄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部书收宋元明人词集33种，其中宋词25种。
（九）《十名家词集》
清代整理辑刻的词集丛书就更多了，其中四大丛刻最为著名，分别是侯文灿的《十名家词集》、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吴昌绶和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以及朱孝臧的《彊村丛书》。
在清代词学史上，侯文灿（1647—1711）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其实侯文灿还是值得注意的。一来他跟万树共同编订《词律》。《词律》虽然只署万树之名，而侯文灿其实也有功劳。二来他编选有一部大型的清人词选，名叫《亦园词选》，收词960多首。只可惜这部选本如今藏在日本内阁文库，一般不容易见到。我到日本开会访书时，特地去看了原书。书前有侯文灿的《自叙》，因为原书不容易看到，我把《自叙》的原文录在这里，供大家参考。从中可以了解到侯文灿与万树的友谊和两人共同编订《词律》的经过：
予自甲寅侍先大夫，与荆溪万子红友日坐亦园，始共事《词律》，适红友为吴司马留材夫子招往粤中，其事中辍。后余滥竽盐官，簿书厥苦，辄思与骚人逸士留连风月，按拍征歌，不可得。而红友忽于千里外邮寄一编云：昔余两人所订《词律》，今已付梓矣。予每展一卷，未尝不徘徊讽咏，三复而不能已。至丙寅，予解组赋归与，于亦园中复构小室，艺华芟草之外，每遇风晨月夕，把茗焚香，间取昭代诸名家词丹黄甲乙，不觉选词之技复痒。
昔晏同叔云，生平不欲作妇人语。予谓委婉之弊入于妇人，与豪迈之弊流为村汉等耳。但期银筝柔响，用传小伎之喉，铁板雄歌，幸免于伶人之诮而已。
嗟乎！余岂知词者！余昔与红友同学久，因得于审音顾曲稍涉藩篱。今予选词将竣，嗜痂之癖犹然故我，而红友竟仲宣登楼赍志以没，不获如当年与余草堂灯火，斗酒诗篇，歌呼相应，此又余之不幸也已。幸而荆溪僧叙彝素工词，与余卒而成之。是又得一红友为足善也。遂为之序。时皇清康熙二十有八年岁在己巳春二月亦园侯文灿题于野草堂。
原文我就不串讲了，还是比较好懂的。只是其中几处纪年需要说一下。甲寅，是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丙寅，是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书前还有一个红色牌记，相当于约稿的广告，内容是：
词选既竣，诗选即出。皆系藏本，未经征集，遗漏实多。诸方名作，恳祈邮寄无锡东里侯氏亦园，以俟续选。于野堂主人附白。
从这可以了解古书牌记的内容和作用。
侯文灿校编的《十名家词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印行，跟《亦园词选》是同年刻印的。其中收录了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没有收的张先、贺铸、葛郯、吴儆和赵以夫五家词集，可以补毛刻本之不足。侯文灿将书名题作《十名家词集》，似乎另有深意。当时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推崇的是南宋姜夔、张炎等人的词风，取径不宽广。侯文灿将张先、贺铸等人标举为“名家”，也有另立旗帜的意思。顾贞观（字梁汾）在序言中就点明了这层意思：
今人论词，大概如昔人之论诗。主格者其历下之摹古乎？主趣者其公安之写意乎？迩者竞起而宗晚宋四家，何异牧斋之主香山、眉山、渭南、遗山。要其得失，久而自定。余则以南唐二主当苏、李，以晏氏父子当三曹，而虚少陵一席。窃比锺记室、独孤常州之云。总让亦园之不执己，不徇人，不强分时代，令一切矜新立异者之废然返也。
顾贞观也是著名词人，他所说的“今人”，指朱彝尊等人。“宗晚宋四家”，是说朱彝尊推崇宋末四家词人。但这四家词人究竟是哪四家？朱彝尊没有明确说明过。我查他的《曝书亭集》，书中卷四十有两篇词集序涉及这个问题，一篇是《鱼计庄词序》，一篇是《水村琴趣序》。其中《鱼计庄词序》有这么一段话：
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武曾深然予言。……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
这里所说的姜石帚，是指姜夔。本来姜石帚是另外一个人，并不是姜夔的字或号，但清代的人弄错了，都把姜石帚当作姜夔。直到20世纪夏承焘先生才把他弄清楚。张东泽，指张辑，有词集名《东泽绮语》。周草窗，指周密。张玉田，指张炎。顾贞观说浙西词人所宗的“晚宋四家”，也许就是这四家。因为朱彝尊明确地说“言浙词者必称”这四家，“称”就是称颂、推崇的意思。这样说对不对，我还不敢肯定。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20世纪词学界所说的宋末词坛四大家，一般是指周密、王沂孙、张炎和蒋捷，与朱彝尊所说的“四家”有些不同。顾贞观对朱彝尊的词学观点有些不以为然。朱彝尊自己在《水村琴趣序》里说：
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锡山顾典籍不以为然也。
所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与“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是一样的意思，都是说写小令，应该学北宋的小令；写慢词，应该学习南宋的慢词。其实在朱彝尊心目中，这南宋慢词，并不包括辛弃疾一派在内，专指姜夔、张炎等词人的慢词。“锡山顾典籍”，即指顾贞观，顾贞观对朱彝尊专门推崇南宋词，特别是“晚宋四家”词，不是很认同，他推举五代的南唐二主词、北宋二晏词。顾贞观跟侯文灿是同乡，都是江苏无锡人。两人的词学观相近，都认为学词不应“强分时代”，性之所近即师之，对于浙西词派的固执己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有些不满。所以，侯文灿将五代的李煜、冯延巳等词人列为“名家”，也有转益多师的意思，他刻《十名家词集》，有扭转浙西风气、另立“名家”、提供新的词作范本之意。由此看来，刊刻词集的目的，有时不仅在于传播词作，还在于表达刊行者的词学思想。从顾贞观和侯文灿跟浙西派“对着干”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康熙时期，浙西词派并不是一统天下，当时的词坛就有不同的声音。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深究。
我想，康熙词坛有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还有没有一个以顾贞观为代表的梁溪词派呢？当时无锡人侯晰编选有一部词选叫《梁溪词选》，收录的都是无锡词人的词作，其中也有顾贞观的词。侯晰，字粲辰，是侯文灿的叔父。侯文灿和他的两个兄弟文灯、文燿都能写词，文灯、文燿有词集传世。侯氏一门跟顾贞观是什么关系？他们各自的词学主张是什么？无锡词人的词风有什么特点？跟浙西词人有什么异同？我猜想的这个梁溪词派是不是能够成立，都有待研究。《梁溪词选》现存有四种版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三种，浙江图书馆藏有一种。林玫仪教授曾写过一篇《试论＜梁溪词选＞的版本》的论文，可以找来参看。
（十）《四印斋所刻词》
王鹏运辑刻的《四印斋所刻词》，实际上包含《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两种，收录五代宋金元人词集50多种。《四印斋所刻词》刻成于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刻成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王鹏运（1848—1904），号半塘，广西桂林人，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他刻词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真，二是求全。尽量采用善本为底本，力求保持原书的真实面貌。比如其中的《东坡乐府》，底本用的是元代的刻本，虽然底本有错误，也一仍其旧而没有改正，以“略存影写之意”（王鹏运《东坡乐府跋》）。有的词集，收录的作品不是很全，他就另行辑录，尽量补齐原书没收的词什。比如周邦彦的《清真集》，底本用的是元代的本子，元本收词不全，他就另外辑为《集外词》一卷，附录在原书之后。这样既不改变原书的面貌，又补齐了原书没有收的作品。求真、求全，都兼顾到了。明末毛晋刻词，也偶然有增补，但他增补的词，往往随意穿插，弄得别人不知道哪些是他补的，哪些是原书所有的。从刻印的质量来比较，这部书远远高于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宋六十名家词》。晚清著名词人况周颐有八个字评价这部书：“旁搜博采，精采绝伦！”（《蕙风词话续编》卷二）现在有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在图书馆里很容易找到的。
（十一）《景刊宋金元明本词》
《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是《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和《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补编》的总称，先后由吴昌绶和陶湘两人递相刻印。吴昌绶（1867—1924）自1911年至1917年间，用力搜罗宋金元明人刻印的善本、孤本诗文全集，将其中合刻的词集抽出来景刻。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他把书版和没有来得及刻印的稿本卖给陶湘（1870—1939），由陶湘最终完成。吴昌绶是仁和（现在的杭州）人，他的藏书楼叫双照楼，所以他刻印的那部分，叫“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词”，或者简称“仁和吴氏双照楼刊本”。陶湘，号涉园，江苏武进人，他续刻的部分，就称“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或者称“武进陶氏涉园刊本”。
《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收录宋金元明词集43种，用的底本全部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原刻或精抄本，保存了世间罕见善本的真实原貌。宋元刻本，我们很难见到的，读这部书中的景刊宋元本词，就如同见到宋元刻本原书一样，读来赏心悦目。不说作品，光看那字体、那书法，就让人爱不释手。另外，陶湘撰写的《叙录》，介绍所收各种词集的版本源流及其优劣，也非常精审。要做宋金元词的版本研究，陶湘的《叙录》是不能不读的。这部书除吴氏和陶氏的原刊本外，后来有几种影印本，其中1981年中国书店的影印本，附录有陶湘辑刻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共收词集50种；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增加了一个索引，要查找某首词作比较方便。
（十二）《彊村丛书》
《彊村丛书》的编刻者朱孝臧（1857—1931），原名叫祖谋，号彊村。请注意，“彊”字不要误写成“疆”字。著名的《宋词三百首》就是他编选的。他也是“晚清四大家”之一。除王鹏运和朱孝臧外，另两位大词人是况周颐和郑文焯。朱彊村曾经做过广东学政，晚年辞官后，住在上海。他为刻印这部书，耗尽了平生积蓄。跟他有过交往的夏承焘先生，在《天风阁学词日记》里说：
《彊村丛书》初止印二百余部，最近再印五十部，需费止百余金，彊老亦踌躇再三，足见晚年窘境。榆生谓彊老为《彊村丛书》所费几及万金，其全生精神财力，已尽于此。
别人刻书是为了发家致富，彊村跟毛晋两人刻书，却耗尽了家财。
《彊村丛书》是词学史上规模较大的一部词集丛刊，收录的唐宋金元词集有173种，既有词别集，也有词总集；同时又是校勘精审的一部词集丛刊。他开创了词集校勘的范式，确立了词集校勘的体例和方法。关于这部书的特点和价值，浙江大学吴熊和先生有很深入的研究，可以参看他的《唐宋词通论》附录《＜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彊村丛书》1917年初次刻印，1922年第三次校补印行。此后又有重印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夏敬观批点本，特别值得注意。夏敬观的评点，时有真知灼见。龙榆生先生《唐宋名家词选》里收录的夏敬观“手批某某词”，就是从这部批点本里过录出来的。
上面讲了12种词集丛刊，其中宋代的2种是有目无书，其余10种，共收录了唐宋金元280家词人的别集，可以说，唐宋金元词人有别集传世的，基本都包含在这里面了。也就是说，如果熟悉了这些词集丛刊，就基本上熟悉了唐宋金元人的词别集了。当然，还有一些单刻本词集，这里不可能讲到。另外，清代还有20多种词集丛抄，也收录有宋金元明人的词集，详细情况，可以参看我的《词学史料学》。
强调一句，刚才说的“熟悉”这些丛书，是要找原书来认真地阅读，读过之后才谈得上熟悉。光是听我上面这个简略的介绍，是无法“熟悉”的，最多只是记住一些书名而已。
三 问题
下面再谈版本研究的问题。词集版本研究，要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源流、特点、异同、优劣。
（一）源流
一要追寻源流。源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编刻源流，二是递藏源流。在某种意义上说，编刻源流是研究一本词集的编辑印刷过程，递藏源流主要是研究一本词集的流通传播过程。
编刻源流，主要是考察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一本词集是谁编的？是哪年哪月在哪个地方编成刻印的？编辑刻印的目的意图、过程原委是什么？初次刻印以后，又经过哪些传刻、传抄？每一次传刻、传抄有些什么变化？这些传刻、传抄者是谁？后面传刻的版本，是依据什么版本刻印的？是依据一种本子刻印的呢，还是依据几种版本经过重新校订而成？也可以这样追问：在现存版本中，哪一种版本是最早的？这些版本之间，彼此有什么关系？这个本子是从哪个本子来的，那个本子又是依据什么版本刻印或抄出来的？源流，既包含纵向的传承关系，也包含横向的互动联系。
递藏源流，主要是考察一种版本，特别是时代比较久远的版本是怎么传下来的，经过哪些人的收藏，有些什么样的书目题跋著录说明其递藏的经过。
（二）特点
弄清楚了源流，还要说明版本的特点。版本特点，主要是考察每一种词集版本的版刻式样和内容特点。版刻式样，主要是说明版本的行格款式、书名题款等形式层面的问题；内容特点，主要是说明这个版本的分卷情况、体裁分类、作品数量、编排特点等等。后面还要详细说明的。
（三）异同、优劣
在弄清楚每个版本的特点之后，要进一步比较、说明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优劣。当然，异同优劣的比较也可以包含在对版本特点的叙述和分析之中。但最终要尽可能地说明并做出判断：在传存的版本当中，哪个版本收录作品的数量最多最全，文字上的错误脱落最少，书前书后的序跋和附录的资料最完整丰富，以便读者选择比较好的版本来阅读和研究。
四 操作步骤
（一）调查书目
按上一讲所讲的步骤和方法，调查要研究的这个词集现存有哪些版本，曾经流传过的又有哪些版本。也就是说，这个词集传存的版本目录和散佚的版本资料都要收集。
（二）查阅版本
在调查清楚了现存各种版本目录后，就要尽可能找到这些版本来阅读。要特别提醒的是，为研究版本来阅读一种词集，不能跟平时读书一样，只看书的内容，这时候不但要注意内容方面的问题，还要注意形式层面的问题。究竟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形式层面
形式层面是“五看”：看题款，看牌记，看版式，看字体，看印章。
1.1 看题款
仔细看书名和著作者署名。封面的书名和署名、扉页的书名和署名、卷端的题名与署名，三处都要仔细看。有时彼此略有差异，有的是全称，有的是简称。所谓“卷端”，就是每卷的开端第一、二、三行。比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酒边集》卷端，第一行题书名，第二行署作者的别号、姓名和字：
酒边集
芗林向子諲 伯恭
有的在作者之后，还要署上编校者的籍贯和姓名。比如侯文灿《亦园词选》每卷卷端第一、二、三行分别标署的是：
亦园词选
梁溪 侯文灿蔚鬷选
晋陵 瞿大发东雷校
又比如，《花间集》的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刻本跟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陆元大仿宋刻本卷端题署就略有不同。宋刻本题的是：
花间集卷第一
五十首
明正德刻本题的是：
花间集卷第一
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赵崇祚集
1.2 看牌记
现在的书籍里都有版权页。古籍里的牌记类似现在的版权页，主要记载刻印者的身份和刻印的年份。比如，《亦园词选》扉页的牌记是：
康熙己巳新镌
梁溪侯蔚鬷手编
亦园词选
于野堂藏板
有一本书专门收集宋元版本中的牌记，书名叫《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参看。一般的牌记比较简单，就只简短的一两句话，说明书是谁编刻的，什么时候刻印的。比如明洪武本《草堂诗余》总目后有牌记：
洪武壬申孟夏
遵正书堂新刊
有的牌记相当于广告，既说明书中作品的来源，还要进一步征集作品。比如元代庐陵凤林书院辑刻的《精选名儒草堂诗余》，书前有牌记说：
唐宋名贤词行于世，尚矣！方今车书混一，名笔不少，而未见之刊本。是编辄欲求备不可。姑摭拾所得，才三百余首，不复次第，刊为前集。江湖天宽，俊杰何限，傥有佳作，毋惜缄示，陆续梓行，将见愈出而愈奇也。
牌记之外，还要看一看刻工，就是刻版工人的姓名。刻工姓名，有的标在全书的末尾，有的标在每一卷的卷末，还有的标在版心里。关于版心，留在下面再说。
1.3 看版式
版式，主要看栏线、行格、版心三个方面：
栏线。看页面有没有方框。围成框的线叫栏线，分上栏、下栏、左栏、右栏。如果栏线是单线，就称“单栏”；如果是双线，就称“双栏”，如果左右两边都是双栏，那就称“左右双栏”。双栏线，一般是一粗一细。
行格。看页面有没有格子。再看每半页（相当于现在书的一面）是多少行，每行多少字。一本书每页的行格字数一般都是固定的。版本目录学著作著录一种版本，通常会标注：“半叶（页）N行，行N字。”或者简称为：“N行N字。”不同的版本，行格款式往往不一样。比如，宋绍兴十八年刻本《花间集》的行款是：半页八行，行十七字；而明正德刊本《花间集》，是半页十行，行十八字。
版心。看版心里写的是什么。古籍的一页，是两面对折，中间对折的部位，就叫版心。版心的上下，常常有像鱼尾一样的标志。版心上头的鱼尾，叫“上鱼尾”；下头的鱼尾叫“下鱼尾”。版心里，有的会写上书名和卷数，有的写刻工的姓名。比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的《景小草斋钞本稼轩长短句》的版心就写明了书名、卷数和版本来源：
稼轩集 卷一 一 小草斋钞本
《景宋本芦川词》卷上版心标注的是：
词上 功甫 一
卷下标注的是：
词下 功甫 一
“词上”和“词下”，指词集的卷第；“功甫”，是刻工的名字，曾经有人怀疑这是作者张元幹的字，其实不是的。“一”，指页码。《景宋本于湖居士乐府》每页版心写的各有不同，比如，有的写：
于湖集三十一 十 大有
有的写：
于湖三十一 十一 荣
“于湖集三十一”或“于湖三十一”，是指《于湖集》全书的卷数；“十”和“十一”，是指本卷的页码；“大有”和“荣”，分别是本页刻工的名字。
1.4 看字体、颜色
看字体是行书、草书，还是楷书、隶书；颜色是单色，还是几种颜色套印的。
把题款、牌记、版式、字体四个方面的特征记录下来了，就基本上记住了一个版本的形式特征了。
1.5 看印章
有些版本经过不同收藏家的收藏，上面往往盖有收藏家的印章。这也要留意，对考察版本的递藏过程是有价值的。
2.内容层面
查看了版本形式层面之后，就要仔细看内容方面的东西了。内容方面我们要做的是，一读序跋题记，二看分卷编次，三核篇目内容，四校文字异同。
2.1 读序跋题记
看书前书后的序跋题记。序跋，是作者或编者自己写的序跋，或者是请人写的序跋。序，一般在书前卷首；跋，一般在书末。题记，是指藏书家写的题记，记载书的来源经过或字句异文等等。所在位置不固定，有的在书前，有的在书后，有的在卷末，也可能在某一页的天头。
序跋题记往往记载有本书的编刻、收藏经过等内容，是研究版本源流非常直接而重要的材料。最好能够全文抄录或复印下来，以便琢磨研究。
台湾的图书馆曾编有善本序跋集录，将馆藏善本书中的题跋汇编在一起；还编有图书馆的善本书志初稿，介绍善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行款、印章等等。我们虽然不容易看到那些善本原书，但根据这些序跋题记和行款介绍，也可以大致了解那些善本书的概貌。
2.2 看分卷编次
看书的分卷和编排次序。分卷，不仅是看全书分多少卷，还要注意每卷收录的是什么内容。如果是诗文集，要留意每卷收录的是什么体裁，是诗歌还是散文，诗歌类是古体诗还是律诗，散文类是题跋、书信、墓志铭还是其他文体等。
编次，即编排次序。要看书中内容是按怎样的次序编排的，有的是按文体分类编排的，有的是按作品编年排列的。词集，有的是按词调来排的，同一词调编在一起，先小令后慢词长调；有的是按编年来排列的；有的则是杂乱无章，看不出什么编排的次序、原则。之所以要看分卷编次，是因为不同版本，分卷和编次可能不一样。留意这些，便于比较不同版本的异同。
2.3 核篇目内容
查核各卷收录的篇目数量。先看收录了多少篇（题），如果两个版本收录作品的篇目数量不一样，那还要仔细抄录每卷或者全书收录的是哪些篇目，以便于比较。比如前面说过，欧阳修的词集，宋代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近体乐府》，一个是《醉翁琴趣外篇》。两个版本所录的作品总量差别并不大，相差不过11首。但仔细比较各自收录的篇目后，就发现彼此收录的作品，竟有100多首的差异。因此，作品的篇目内容，也是要注意的。
2.4 校文字异同
比较文字的异同，就是看同样的一首词，文字上有什么差异。作品的异文，是古典诗词里常见的现象。比如苏东坡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有的本子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樯橹灰飞烟灭”，有的作“强虏灰飞烟灭”。李清照词《醉花阴》的“人比黄花瘦”，一作“人似黄花瘦”。唐诗当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杜牧诗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有的版本作“白云深处有人家”；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有的版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不是写黄河，而是写沙尘暴；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平沙莽莽黄入天”，也是写沙尘暴。沙尘暴，是古已有之，不是近些年才有的。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开筵面场圃”，有的作“开轩面场圃”。诗词中这类异文，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版本进行比勘才看得出。如果一本书的部头比较大，作品比较多，就先抽查一部分作品以发现问题，必要时再全部进行比勘。
（三）整理资料
前两步调查书目和查阅版本所获得的材料，肯定是杂乱无章的。在进入写作论文之前，需要我们整理好材料，以便弄出眉目，得出初步的结论。怎样理清这些材料的头绪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纵向序列法，二是横向分类法。
1.纵向序列法
所谓纵向序列法，是把所查获的各种目录版本资料，先按时间的先后把它们归类排列。如果一个词集版本，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的资料，我们就把有关宋刻本的资料排列在最前面，然后依次排列元、明、清刻本的有关资料，这样便于弄清楚各个版本之间的先后关系和传承源流。
有的同学会问，有些材料没有时间记载，只是说有什么版本，那我们怎么区分它们的先后呢？如果材料本身没有时间的说明，那我们就根据记载这则材料的著作的时代来定。比如说，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里记载A词集有一个二卷本，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里记载A词集有一个二卷本，清代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里记载A词集有一个四卷本，都没有说明这个版本的版刻时间。那我们就根据书的作者时代先后，先把晁公武的记载列于前，焦竑和丁丙的记载依次列于后，然后根据其他资料提供的信息再认定这三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明人或清人的书目著作，那我们又怎么知道谁的时代早些，谁的时代晚些呢？这可以根据书目著作的成书年代或者作者的生活年代来判断。如果是近年出版的著作，一般都有出版说明，介绍这些书目题跋著作的成书年代或者作者的生活年代。如果在书中或书前找不到类似的信息，那就要查有关的工具书，比如《历代藏书家辞典》《文献学大辞典》之类，来确定书目题跋著作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生活时代。
版本序跋资料，如果有时间记载，那更好，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就可以。如果没有时间记载，那就先根据版本的先后，排列这些序跋，然后根据序中提供的资料信息再作考察。这些我们在后面会举例说明的。
2.横向分类法
如果所获资料的时间关系不清楚，即使我们弄清楚了记载这些词集版本的书目题跋著作的年代，也根本分不清楚它们记载的这些版本哪个早一些，哪个晚一些，那就考虑用横向分类法，也就是按类别来分。版本再多，彼此总有一些共同点，要么是卷数相同，要么是书名相同，那我们就把卷数相同的，排列在一起，或者把书名相同的排列在一起。材料排列出来后，总能找到彼此之间一定的关系。
（四）写作初稿
资料整理好以后，对一个词集的版本源流、特点，对不同版本的异同优劣就会有大致的了解，然后就可以动手写这个词集版本研究的初稿了。在写作过程中，还会发现一些问题不清楚，也会发现一些新的线索。根据新的线索，再进一步查找相关的资料，以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能够解决；有些问题，因为资料的匮乏，可能无法解决。解决不了的，只好搁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能断则断，不能断就不要臆断。
初稿怎么写？材料怎么组织？这可就没有什么程序和方法好说了。唯一可以说的，是模仿。在动手写作之前，可以找几篇版本研究的范文来学习，琢磨别人的文章是怎样安排结构、怎样组织材料、怎样表述观点的。读别人的文章和著作，有时是看别人写了什么，有时要看别人怎样写。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的过程，看别人怎样运笔，怎样结构，怎样安排布局。初学写文章，也需要临摹、仿效，临摹别人的研究方法、写作技巧。这种方法、思路、技巧上的临摹学习，不算抄袭。因为你只是借人家的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而不是照抄别人的观点和材料。
五 个案举例
下面举一个例子，看怎样写版本研究的论文。就以我研究过的张元幹词集《芦川词》为例。
如果研究的对象不是特别著名，在文章的开头部分，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生活年代、身份。年代，一般括注生卒年就可以了，如果生卒年不清楚，就大致说一下生活的时代，比如说是北宋词人还是南宋词人，是明初词人还是晚明词人等。接下来，再简要地介绍一下他有些什么著述，有些什么作品，在文学史上有什么地位、特点、贡献等。关于特点和贡献，引用前人的几句评价就可以了。张元幹是著名词人，身份用不着介绍。而且他的词集版本考，原是我作的《张元幹年谱》（《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中的一部分，所以文章开头部分更不用戴什么帽子了。
前面说过，版本研究，先要弄清楚一本词集是谁编的，是哪年哪月在哪个地方编成刻印的，编辑刻印的目的、过程、原委是什么。在我收集的《芦川词》的版本材料当中，宋代的版本有四种，当然有的传下来了，有的没有流传下来。那么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样子，是谁编集的，又是谁刻印的呢？我在文章的第一段，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芦川词》，最早为家刻二卷本，芦川之子张靖裒集，编成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前后，题作《芦川居士词》。
这是结论性的意见。先让人家了解你的主要观点，然后再做论证。就像现在很多破案子的公安题材的电视剧，先告诉你案子的结果，然后再演绎破案的过程。写考证文章也可以这样，先亮出结论，然后再摆出论据来论证。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主要是从蔡戡的《芦川居士词序》里来的。蔡戡的这篇序言，张元幹《芦川归来集》的卷首和蔡戡本人的《定斋集》卷十三里都收录了，只不过《芦川归来集》卷首是称“原序”，而《定斋集》题作《芦川居士词序》。序的原文是：
少监张公，早岁问道于了斋先生，学诗于东湖居士。凡所游从，皆名公胜流。年未强仕，挂神武冠，徜徉泉石，浮湛诗酒。又喜作长短句，其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于歌咏。绍兴议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请剑欲斩议者，得罪权臣，窜谪岭海，平生亲*党**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长短句送之，微而显，哀而不伤，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非若后世靡丽之词，狎邪之语，适足劝淫，不可以训。公博览群书，尤好韩集杜诗，手之不释。故文词雅健，气格豪迈，有唐人风。公之子靖，裒公长短句篇，属为序。余晚出，恨不见前辈。然诵公诗文久矣，窃载名于右。因请以送别之词冠诸篇首，庶几后之人尝鼎一脔，知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公讳元幹，字仲宗，自号芦川居士云。（《芦川归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这篇序言很清楚地说明，《芦川词》是张元幹的儿子张靖裒集的。张靖编成后，请蔡戡写序，蔡戡建议把张元幹送胡铨的《贺新郎》词编在书前，作为第一首来压卷。
序言的内容很丰富，开头介绍了张元幹的为人，并评论了他词作的特点，这对研究张元幹的词风和当时的词体观念，很有理论价值。但是对研究版本而言，可以不管它、不说它，否则，文章就枝蔓了，扯远了。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芦川词》的内容和艺术风格，而是作为一本书，它是谁编成的，是怎样编成的，什么时候编成的。是谁编的，是怎样成书的，序言中有了交代，但可惜，没有说明编成的具体时间。一般的序言，最后落款时是要署上自己的身份和写序时间的，但不知为什么，蔡戡这里没有写明时间。张元幹文集的卷首和蔡戡文集里都没有时间的记载。要注意，有时这本书没有时间，另外一本书里可能有时间记载，要多查几种版本。蔡戡序言中没有交代写作的时间，那我们怎样考察它作序的时间呢？作序的时间弄清楚了，《芦川词》成书的时间也就明白了。
先考虑“内证”，也就是从序言的内容中找线索。人名、地名、官制、事件等等，都可能提供一些线索。序言中说“绍兴议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指绍兴八年（1138）宋金和议，胡铨曾上书坚决反对，请求斩主持和议的宰相秦桧等人的脑袋。这件历史事实，大家应该熟悉，不用多说。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是“今端明胡公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一个“今”字，说明什么呢？说明胡铨还健在，如果胡铨死了，那就是“故端明胡公”。由“今端明胡公”五字，可以推断这篇序言写于胡铨去世之前。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序言写作时间的下限，也就是最晚不晚于胡铨去世的1180年。序言中称呼胡铨是“端明胡公”，“端明”是什么意思呢？要是熟悉宋代官制的话，就知道它是“端明殿学士”的简称。宋代的官衔有两种，一种是阶官，一种是职官。阶官代表级别，职官代表具体的职务、职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比如武汉大学的校长，校长是职务，他的级别是副部级；文学院的院长，院长是职务，级别是处级。端明殿学士，是阶官，代表品级的，是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既然称“今端明胡公铨”，那一定是胡铨升任了端明殿学士以后。有了端明殿学士的头衔，才能被称为“端明”。这在时间上又给了我们一个上限。如果能查考到胡铨什么时候晋升为端明殿学士，那蔡戡写序时间的上限就可以确定了。
那又怎么查考胡铨是在什么时候晋升端明殿学士的呢？这在以后的词人考中还会详细讲到，这里只简略说一下。有几种寻找资料的途径，一是查史书，比如《宋史》《宋会要辑稿》等等，因为胡铨任端明殿学士是南宋孝宗朝的事情，所以不必查找《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长编》记载的是北宋的事情，没有涉及南宋孝宗朝的事情。二是查胡铨个人的传记资料，比如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和年谱之类。这类传记资料，查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就可以查得到。很幸运的是，在周必大《文忠集》卷三十《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简称《胡公神道碑》）里，可以明确地查到，胡铨是淳熙五年（1178）夏天晋升为端明殿学士的，淳熙七年四月就升为资政殿学士致仕——退休了，当年五月去世。由此可以知道，胡铨为端明殿学士，是在淳熙五年夏天到淳熙七年四月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说，蔡戡的序言就写在这个时段。如果是在淳熙七年四月胡铨晋升资政殿学士之后写的，按照当时的习惯，那就应该称胡铨为“资政胡公”了。因为人们总是习惯称呼高一级的官衔，而不会称低一级的官衔，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人由处长升任厅长后，大家只会称他为某厅长，而不会继续喊他为某处长；一个学院的院长升任校长之后，师生也一定是称他为某校长，而不会称他为某院长，特别是在公开正式的场合和在书面表达之中更是如此。依据序言中“今端明胡公”五个字，可以得出结论，蔡戡的序应该作于淳熙五年夏胡铨晋升端明殿学士之后、七年四月加资政殿学士之前。这个时间区限是可以定下来了，但无法确定究竟是淳熙五年夏、秋、冬，还是淳熙六年什么时候写的。在没有别的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做出这个时间段的推断，这是考证的基本原则。如果能够考定一个时间点，就考定一个时间点；考不定时间点的，就考一个时间段。在表述上，为简明起见，可以说是“淳熙六年前后”。蔡戡作序时间，可以考定在淳熙六年前后，进而推断《芦川居士词》也编成在这个时候，即淳熙六年前后。
经过上面的考证，我写成了下面这样一段考证的文字：
蔡戡《芦川居士词序》云：“公之子靖，裒公长短句篇，属为序。余晚出，恨不见前辈，然诵公诗文久矣，窃载名于右。因请以送别之词冠诸篇首，庶几后之人尝鼎一脔，知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公讳元幹，字仲宗，自号芦川居士云。”序中又有“绍兴议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云云。考周必大《文忠集》卷三〇《胡公神道碑》，胡铨淳熙五年夏进端明殿学士，七年四月即加资政殿学士致仕，同年五月庚辰卒。蔡戡序既称“今端明胡公”，则序当作于淳熙五年胡铨进端明殿学士之后，七年四月加资政殿学士之前（若序作于胡铨卒后，当称“故资政胡公”）。蔡序既作于淳熙六年前后，则《芦川居士词》之编成亦在是时，盖蔡序是词集编成时应张靖之请而作，蔡氏并建议以《贺新郎》送胡铨词压卷。
这段文字，在写作上有四点提示：一是没有必要全部引录蔡戡的原序，我只是摘录了其中有关的部分字句，而且原文的次序也有调整，这样论证起来更便当一些。有的研究生刚写论文时，觉得收集材料不容易，就把收集到的材料全部原文用上去，这不仅不会增加分量，反而显得堆砌、拖沓。写文章，要学会剪裁。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不用。一个裁缝，如果不剪裁，老是舍不得剪掉布料，那就很难做成一件合体的衣服。写论文也需要剪裁、取舍材料。二是材料原文有不同的使用方法，既可以直接引录原文，也可以不直接引录原文，只是酌述其大意。蔡戡序，我引录了原文；胡铨的神道碑，我就没有引录原文，只是用自己的语言酌述其大意。这样文章显得简洁一些，也有点变化。材料堆多了，读起来就不顺畅。三是论证的思路和查考的过程不必写出来，直接写结论就行了。前面说“今端明胡公”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查了不少书后才查到《胡公神道碑》。我是如何查到这篇《胡公神道碑》的，没有必要写出来，直接交代《胡公神道碑》的有关内容就行了。四是要注意标点符号的用法，特别是引文完了之后，句号打在什么地方，经常有同学用错。凡是直接引文，即前面用了冒号的，引文结束后，句号标在引号之内，如“公子之靖”到“自号芦川居士云”一段。如果只是间接引用或者只是截取原文一句或几个字的，那么句号就要在引号之外的句末一字，如：
序中又有“绍兴议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云云。
这些细节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一不小心，就容易弄错。读到硕士、博士了，老师还得帮忙改文章的标点符号。其实，这些问题，只要留意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或者正式出版的著作，就能够掌握。
根据蔡戡这篇序言，我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芦川词》是谁在什么时候编成的。什么时候刻印的呢？序言里没有说明。古人的书集，有的是编好后立即就付梓刻印，有的则是编成后放了好多年才刻印。那么，《芦川词》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刻印的呢？这就需要再查其他资料了。幸而《芦川归来集》卷首有张元幹侄孙张广的序。根据张广的序，并参考其他资料，可以知道《芦川词》是在编成十五年后由他的侄孙刻印的。我是这样考述的：
词集编成后十五年，至绍熙五年甲寅（1194）始刻于家。芦川侄孙张广曾叙编刻之经过云：“叔祖芦川老人张公仲宗，讳元幹，以文章学问驰誉宣政间。官将作大匠，志尚林壑。方少壮时，挂冠谢事。靖康之元，上却敌书，见了翁谈世事于庐山之上。了翁曰：‘犹有李伯纪在，子择而交之。’公敬受教，从之游。激昂奋发，作为歌词，有‘人间鼻息鸣鼍鼓，遗恨琵琶旧语’之句。此志耿耿，殊非苟窃禄养、阿附时好者之比。逮绍兴末，忤时相意，语及讥刺者悉搜去。掇拾其余，得二百余首。先叔提举锓木于家。广追念先志之不可不述，因得私识其略。尚有文集数百篇，姑俟作者并为之序云。绍熙甲寅，侄孙朝议大夫端溪张广谨序。”据此，知《芦川居士词》乃张靖之家刻本，收词二百余首。而原作本不啻此数，绍兴二十一年张元幹因送胡铨词得罪秦桧，入狱时被搜去，重新掇拾编集后仅存二百余首。可见《芦川词》散佚必多。又据“尚有文集数百篇，姑俟作者并为之序”，知词集与文集分行刊刻。绍熙五年文集业已编成，然尚未付梓。
蔡、张二序皆未言词集卷数，而曾噩序《芦川归来集》则谓“乐府二卷，见于别集”，《宋史》卷一六一《艺文志》亦著录“张元幹《芦川词》二卷”。张靖家刻本《芦川居士词》当为二卷。
这一段的写法，有三点提示。一是引用原材料之前，要用自己的话亮出观点，然后引出原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我上面这段话的第一句，就是自己的观点，接着引用张广的序，来证明我的这一观点。引用原材料后，还要用自己的话，对原材料的内容做一些概括或者引申说明。刚写考证文章的时候，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引用了材料就完事，好像是材料自己可以说话，作者不必多费口舌似的。有的文章一开头就引用原材料，没有过渡性的文字说明，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你引用这段文章材料是什么用意，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写诗文，要注意行文结构的起承转合，写考证文章，同样要注意起承转合，注意段落层次之间的衔接与过渡。二是张广序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张元幹的生平事迹。我们在分析时，就不必扯得太远，生平事迹，可以略而不谈，只阐述与版本有关的问题。三是原序中的年号干支纪年——“绍熙甲寅”，应该怎样用现在通行的方式来说明？有人是用一句话来解释：“‘绍熙甲寅’，是指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这样说，当然也可以，但稍微啰唆了一点，直接用“绍熙五年甲寅（1194）”来陈述，就比较简洁明了，既说明了绍兴甲寅就是绍熙五年，也说明了公元是哪一年。请注意，习惯上帝王年号后括注公元某某年，一般不要“公元”两个字，括号中的“1194”，读者自然明白这是指公元1194年，不会误读误解为别的什么数字。有的同学会问，怎么知道“绍熙甲寅”是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呢？这查工具书就知道了。可以查《中国历史纪年表》，也可以查《历代帝王纪年表》。“国学网”的主页上就有《历代帝王纪年表》，查阅很方便。
以上几段，基本上说清楚了《芦川词》初刻本的情况。是谁编的、什么时候编成的、什么时候什么人刻印的、分多少卷、收录有多少首词等问题，都落实了。
南宋时期，《芦川词》还有没有其他刻本呢？翻阅南宋周必大的文集，其中有一则题跋，提到了张元幹词集的一种版本。于是我将它跟张元幹词的家刻本做了比较，说明这是另一种版本：
宁宗庆元间，坊间尚流传有另一刻本《芦川集》。庆元二年丙辰（1196）周必大《跋张仲宗送胡邦衡词》云：“长乐张元幹，字仲宗，在政和、宣和间已有能乐府声。今传于世，号《芦川集》，凡百六十篇，而以《贺新郎》二篇为首。其前遗李伯纪丞相，其后即此词，送客贬新州而以《贺新郎》为题，其意若曰失位不足吊，得名为可贺也。庆元丙辰五月十三日题。”此本与家刻本有三点差异：收词不同，此本收词一百六十首，家刻本收词二百余首；书名不同，此本名《芦川集》，家刻本名《芦川词》；编次不同，此本以《贺新郎》寄李纲词居首，而家刻本以《贺新郎》送胡铨词为压卷。明钱溥《秘阁书目》著录有“《芦川集》”，然未标版本卷数，书名倒是与周必大所见本相同，或同出一源。
除了周必大说到的这个版本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本子？这就要查宋人的公私藏书目了，我在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歌词类》又找到一种《芦川词》的版本，于是写道：
嘉定间（1208—1224），又有长沙坊刻《百家词》本《芦川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著录有：“《芦川词》一卷，三山张元幹仲宗撰。坐送胡邦衡词得罪秦相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十三仍之。其后《也是园书目》《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皆著录有《芦川词》宋刻一卷本。今传《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紫芝漫钞《宋元名家词》本《芦川词》等，俱作一卷。当同出一源。
陈振孙只是说“《芦川词》一卷”，并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刻的，我这里凭什么说是“嘉定间”长沙书坊刻的《百家词》本呢？你们应该记得，前面我讲过了南宋有一部大型词集丛刻《百家词》，《芦川词》就是这《百家词》中的一种。光看陈振孙这一句话，我们当然无法知道这一卷本的《芦川词》就是长沙坊刻的《百家词》本，如果是完整地读完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的话，就可以知道。当然啦，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对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了解，也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提示我们，查资料，要注意前后文的相互关系，不能孤立地看这几句话，要看这几句话是在什么“语境”中说的。否则，材料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借文艺学中的一个术语来说——“互文性”，就无法发现。读史书的时候，更要注意。有些史料孤立地看，好像没有时间的说明，其实在这则史料之前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不过是从前省略而已。特别是编年史类的著作，同一天发生的几件事，只在记述头一件事时标明时间，后面几件事就不交代时间了。熟悉了古书的体例和古人著述的习惯，才能正确地使用史料。
我知道陈振孙说的《芦川词》一卷本，是嘉定间长沙书坊刻的《百家词》本，但读者并不知道我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说出依据，读者肯定有疑问；如果说出依据，又不是一二句就可以说清楚的，说多了，文章又显得有点枝蔓。于是我在引述陈振孙的原文后面出个脚注来说明这个依据：
按，陈振孙于同书同卷《笑笑词》下注曰：“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而《芦川词》列于《南唐二主词》下之第二十七，是知其为《百家词》本。然收词多少，则不详。又按，上言周必大所见之坊刻《芦川集》本，当非《百家词》本。盖周必大跋后十余年《百家词》始刊行。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这个注释里，陈振孙只说了长沙书坊刻《百家词》，并没有说是“嘉定间”刻的。“嘉定间”这个版刻年代的判断又是从哪来的呢？我这里省略了一点背景知识。吴熊和先生在他的《唐宋词通论》里考证得很清楚，长沙书坊的《百家词》刻成于嘉定年间，这个结论已为词学界所公认，至少是熟悉宋词版本的学者都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再做特别的说明了。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在注释中对“嘉定间”这个年代做点说明，以免别人生疑，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写论文，要学会利用脚注的功能。脚注或者尾注，不仅仅可以注明材料的来源出处，还有补充说明的作用。特别是写理论文章的时候，常常会用到一些需要特别说明的材料或观点，如果在正文中来说明这些材料或观点，就会冲淡文章的主旨，显得枝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挥注释的作用，正文中直接用这则材料或观点，而这些材料或观点本身需要说明、论证的问题，都放在注释里，让注释与正文相互补充。这可以使文章既省净干脆，又严谨周密。
还有一点要提示一下，上一讲讲目录研究的时候，已经说过要尽量查历代公私藏书目的材料。我也查了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钱溥的《秘阁书目》和清人的《也是园书目》《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等等。实际查的书目远不止这几种，只不过这几种记载有《芦川词》而已。这些书目著录的版本，往往语焉不详，时常只有书名、作者、卷数的说明，很难弄清楚是什么时代的本子，更不清楚它的内容特点。当然也有的说明了是宋本还是元本，是刻本还是抄本。这些材料，我根据它记载的版本卷数和书名，就把它组织到相关的段落里，作为补充和旁证。
文章中有个比较特殊的表述方式，也说明一下。我在引用陈振孙的说法之后，接着说：“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十三仍之。”意思是说马端临的记载跟陈振孙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这种说法，比较简明。要是不会用这种表述方式，就可能全文抄录马端临的说法，把马端临的记载也全部摆出来。但那样就显得重复，因为二者的表述文字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必要再引录。前面我们说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里很多材料都是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里照搬过来的。用“仍之”两个字，就表明后者跟前者的说法完全一致。“仍之”，也可以写成“因之”。在考证的文章、著作里，经常会用到这种表述方式。
后面我又接着说，《也是园书目》《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都著录有《芦川词》宋刻一卷本，《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和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芦川词》也都是作一卷。这几个本子都是一卷本，书名相同，卷数相同，所以我推断它们“当同出一源”。请注意，我这里用了一个“当”字，表明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断，而不是肯定性的判断。因为没有见到原书，就不能臆断。当没有确切证据的时候，话就不能说得太肯定，要留有余地。
上面这三种宋代的版本，是否传世呢？需要做个交代。所以我用一句“以上三种宋本俱不传”一句来说明，然后转入对现存宋本的描述：
今传宋刻本为二卷，收词一百八十五首。行格款式为半页七行，每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鱼尾记“功甫”二字，下鱼尾记页数。白皮纸印，纸背为宋时册籍。此本以《贺新郎》寄李纲词压卷，与芦川侄孙张广家刻二卷本收词二百余首的阕数、编次不同。
为了说明今传宋刻本的特征，便于跟别的本子比较，这里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宋刻本的卷数、作品篇数、行格款式、印刷纸张等等。“左右双栏”“版心”“鱼尾”等名词，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这里的“白口”是什么意思呢？版心，又叫书口。版心里有的画了墨线，有的没有画。没有墨线，就叫白口；如果有墨线，黑的，就叫黑口。线有粗有细，如果是粗线，就叫粗口；细线呢，就叫细口。“白口”就是版心里没有墨线，是空白的，跟黑口相对应、相区别。这些专有名词，挺复杂的，我的这个解释来自我的理解，准确的定义可以找版本学的专书看一看。有些东西看得懂，但不容易说明白。
按理说，今传的这个宋刻本，应该交代是何年何人在何地刻的，可这些并不清楚，只好略而不说，不知为不知嘛！但这个宋本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却可以考清楚，也就是说，虽然它的编刻源流不清楚，但递藏源流还是清楚的。于是，下文我就交代这个宋刻本的递藏源流：
此宋刻二卷本的递藏源流是：最初为清嘉庆间陈竹厂所藏，黄丕烈欲得而未果，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所有，瞿氏流出后经丁福保收藏，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怎么知道这个递藏源流的呢？当然是查书目题跋著作中的资料才弄清楚的。清代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有两则题跋写道：
前年玄妙观西有骨董铺某收得宋版《芦川词》及残宋本《礼记》，欲归余而为他姓豪夺以去。既物主因曾许余，故假《芦川词》一阅，谓毕余读未见书之愿。然余见之，而欲得之愿益深，屡托亲友之与他姓熟识者往商之，卒不果。亦遂置之矣。今夏从友人易得旧抄本《芦川词》，行款与宋版同，因重忆宋版，思得一校，余愿粗了。复托蒋丈砚香请假之，竟以书来，喜甚。取对两书，而喜愈甚，盖旧钞本，系影宋，每叶板心有“功甫”二字者，其字形之欹斜、笔画之残缺，纤悉不讹，可谓神似。而中有补钞一十八翻，不特无“功甫”字样，且行款间有移易，无论字形笔画也。因倩善书者影宋补全，撤旧钞非影宋者，附于后，以存其旧。再，旧钞本有何义门先生跋，谓此是钱功甫旧传本，义门但见“功甫”字样，故以钱功甫当之，岂知“功甫”亦宋版原有，岂系传录人所记耶？惟是宋版款式，向无记人名字于卷第下方者，即有书写刊刻人姓氏，皆刻于版心最下处，此仅见。故义门不计及此，此“功甫”二字或当时刊诸家词以此作记耶？《芦川词》作者，姓张名元幹，字仲宗，功甫或其别一字耶？俟博考之。此书宋版，余虽未得，得此影钞本，又得宋版影钞旧所缺叶，并一一手补其蠹蚀痕，宋版而外，此为近真之本。昔人买王得羊，庶几似之。他姓虽豪夺于前，而仍慨借于后，余始惎之，终德之，不敢没其惠。藏此书宋版者，为北街九如堂陈竹厂云。嘉庆庚午七月立秋后一日黄氏仲子丕烈识于求古居。
宋刻本《芦川词》卷上，首叶有藏书人家旧印，原截去其半，钉入线缝中，兹摹诸影抄首叶上，故印文不全，其联珠小方印未损，或当日一人所钤，惜无从考其人。宋本每叶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直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略可考见。粳糯省文，皆从便易。虽无关典实，聊记于此，以见宋刻宋印古书源流多有如是者。纸角截残，印文模糊，不可辨识矣。古色古香，不徒在本书楮墨间也。复翁记。
看古人的书目题跋，可以了解古人是怎样地爱书，怎样地藏书、校书。黄丕烈的大意是说，古董铺的老板收到一部宋版《芦川词》，本来答应卖给他，却被别人豪夺去了，这个人叫陈竹厂（这个“厂”字不读chǎnɡ，用在人名的时候读ān，同“庵”）。后来黄丕烈得到一部抄本《芦川词》，再从陈竹厂借来宋刻本《芦川词》对校，发现两个版本的行款、字形完全一样，抄本原来是根据宋刻本影抄的。旧抄本原来有补写的十八页，黄丕烈根据宋刻本影写以复原貌，使旧抄本与宋刻本完全一样。黄丕烈先是对这个豪夺宋本的人，很有些忌恨，后来因为这个人将宋本借给他校勘，于是对此人又有些感激，在题跋的最后特地点明这个人的姓名，就是北街九如堂的老板陈竹厂。
题跋的文字并不难懂，不用多讲。只是“买王得羊”这个成语，需要稍微做点解释。因为我当初读的时候，也不懂得。后来查书，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指东晋王献之；羊，是羊欣。羊欣是王献之的同辈人，原来书法也很好，后来学王献之的字。有一次王献之到羊欣家，羊欣睡着了，身上穿的白裙子放在旁边，王献之兴致一来，就在他的裙子上写了几幅字。羊欣醒来一看，高兴得了不得，从此领悟到写字的方法，于是亦步亦趋模仿王献之。当时有个谚语叫“买王得羊，非失所望”，就是说买王献之的字没有买到，买了羊欣的字，也不会让人失望。黄丕烈这里说“买王得羊，庶几似之”，是说宋本没买到，买到一个影宋抄本，也不遗憾。
这两则题跋，原来是题写在影宋抄本的后面，《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芦川词》有这两则题跋。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也收录进去了。
怎么知道这个宋刻本后来归入瞿氏铁琴铜剑楼，又经丁福保的收藏最终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呢？因为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有著录：
《芦川词》二卷（宋刊本），旧不题名，亦无序跋。案《直斋书录》谓三山张元幹仲宗撰，作一卷。此分上下二卷，每半叶七行，行十三字。“殷”“贞”字有阙笔，每叶板心有“功甫”二大字，疑是仲宗别字。何义门但见影抄本，认为钱功甫录本。谬矣！朱氏《词综》所选，据毛氏所刻六十家本，故多讹字。……卷末有黄荛圃跋。
瞿镛收藏的宋刊本的行格款式，与前面黄丕烈说的宋刻本完全一致，而且书末还有黄丕烈（荛圃是他的号）的题跋，所以，瞿镛所说的这个宋刻本肯定是黄丕烈所说的那个宋刻本，后面引录的缪荃孙和傅增湘的题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宋刻本之外，还有一部影宋抄本，也就是上面黄丕烈提到的那个抄本。有几种书目题跋著作都著录有这部抄本。如丁日昌《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说：
《芦川词》上下二卷。（明人景宋抄本。每页板心有“功甫”二字。何义门跋以为钱功甫所藏本，不知黄荛圃所见宋板板心已有“功甫”二字，则非钱，明甚。此书荛圃以宋本校过，卷末手跋至七八次。又抄本与前部共一册，均黄丕烈藏。）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记载：
《芦川词》二卷，影宋钞本，五册，吴文定、钱遵王、何心友、黄荛圃、瞿荫堂、丁禹生旧藏。宋张元幹撰，此半叶七行，行十三字，每叶版心均有“功甫”二字。黄荛圃先得是本，后得宋刻，因将原钞非出宋本、版心无“功甫”二字者，撤去十八叶，重以宋刻影写补全。何义门跋谓得自钱遵王家，故人缪艺风先生证以《敏求记》，定为述古堂旧物，且为吴文定手书，自士礼居入于铁琴铜剑楼。当丁禹生抚吴时，将命驾至常熟观书，瞿氏急以书若干种为赠，是殆其中之一，故又为丰顺丁氏所藏。
缪荃孙也有题跋：
明钞《芦川词》二卷，黄荛圃先生藏。每半叶七行，行十三字，字大如钱，前有何义门跋。荛圃先得钞本，后得宋本，撤去补写之叶，而影宋本以补，加跋至八段，并识两诗，亦可云爱之至矣。宋《艺文志》作二卷，《书录解题》作一卷，宋时本自两行。此与宋本由黄归罟里瞿氏，瞿氏归丰顺丁氏，今归吾友张菊生，假我录副，校讫，读何跋，言心友得此册于钱遵王家，因检《读书敏求记》旧钞足本词曲类末条云：“张元幹《芦川词》二卷，匏庵先生手书，词中多呼不字为府字，与府同押，盖闽音也。”（赵本脱此条，阮本题只存长半字，□□□□词二卷，解存□□□□手书，词中多味否字，为府与舞。下缺）然则此书为吴文定公手书，其板心无“功甫”字者，为后人所补，字迹迥不合。荛圃未检《敏求记》，一经拈出，愈为是书增重，宋本仍在瞿氏。此书亦从瞿氏流出，书后有“恬裕亝印”朱文方印，铁琴铜剑楼旧名也。壬子九秋，江阴缪荃孙跋。
综合上面三则题跋，我又写了一段话，来交代这个影宋抄本的流传过程：
黄丕烈又曾藏有一部景宋抄本，原系明吴匏庵（宽）手钞，经钱曾递藏而入黄丕烈之手。黄丕烈之后，又先后流入瞿氏铁琴铜剑楼和丰顺丁日昌持静斋递藏，最后为张元济所得，今亦归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缪荃孙曾借录副本。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芦川词》，即据此景宋本影刊。
上面的题跋原文，也是放在注释里，一方面是作为依据，便于读者核实；另一方面也是给需要参考的人提供原始资料。
上面说的宋刻本和影宋抄本，近代藏书家傅增湘都曾经过目，并有记录。他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记载：
《芦川词》二卷，宋张元幹撰。△三七八九。
宋刊本，半叶七行，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鱼尾下记“功甫”二字，下鱼尾下记叶数。白皮纸印，纸背为宋时册籍。版匡高五寸六分，阔四寸。有黄丕烈跋二则。
《芦川词》二卷，宋张元幹撰。△七八六五
明吴匏庵宽手抄（见《读书敏求记》）。上卷四十五番，下卷四十七番。影写宋刊本，七行十三字。黄荛圃假陈竹厂藏宋本补抄十八番。有何义门焯跋。又黄荛圃丕烈跋八段。
这则材料，我也写到文章里了，以进一步说明这两个宋本的来龙去脉。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里记载的书，现在大多数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后面的数字，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索书号。傅增湘这里著录的宋刊本，是黄丕烈想得到而被陈竹厂豪夺去的那个宋刊本。书的行款、纸张跟黄丕烈记载的一模一样，而且书后面还有上面引录的黄丕烈的两则题跋。
以上考察了《芦川词》宋刻本的存佚情况。元明以来又有哪些版本呢？元代没有抄刻本，明代流传的版本有几种，我是这样叙述的：
明代所传《芦川词》版本有：
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芦川词》一卷。此为《芦川词》最劣之本，收词仅一百零六首。《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等名作俱未收录，且编次混乱，与宋本殊异。《百家词》原抄本今藏天津图书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有影印本。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梁廷灿曾据天津藏本过录一部，梁启超校，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0年排印有林坚之（大椿）点校本，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年曾据以影印。
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芦川词》一卷，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明石村书屋抄《宋元明三十三家词》本《芦川词》一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明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芦川词》一卷，收词一百八十四首，编次“与宋刻二卷本差近，惟羼入《踏莎行》《豆叶黄》二首”（唐圭璋《宋词四考·宋词版本考》）。
丁丙八千卷楼原藏明抄《芦川词》一卷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丁丙跋云：“《芦川词》一卷（明钞本），三山张元幹仲宗。《宋艺文志》载其词二卷，《直斋书录》作一卷，与此本相符。仲宗词清丽婉转，足以肩随秦少游、周美成。《四库提要》云：‘卷内《鹤冲天》调本当作《喜迁莺》，毛晋乃注云“向作《喜迁莺》误，今改作《鹤冲天》。”不知《喜迁莺》之亦称《鹤冲天》，乃后人因韦庄《喜迁莺》词有“争看鹤冲天”句而名。调止四十七字，元幹正用其体。晋乃执后起之新名反以原名为误，尤疏于考证。’此本仍作《喜迁莺》，至‘洒窗间，惟稷雪’，此本仍作‘霰雪’，固知钞出于汲古阁刊刻之先。”
明嘉靖间曾有刻本传世，杨慎《词品》卷三曾提及：“张仲宗《石州慢》‘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为一句。今刻本于‘沙际’之下截为一句。下文‘烟阔溪柳’成何语乎？”杨慎所见“今刻本”，应是明嘉靖间刊本。惜其详不可考。
鉴止水斋曾藏有明钞《芦川词》二卷本，今不知下落。先师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有著录说明。
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部书收录的词集，有的很珍贵，有的却不怎么样。其中的《芦川词》，在明代流传的版本里，虽然是最早的，却是最差的一个本子。我说它是“最劣之本”，是跟宋本比较，也是跟明代其他本子比较得出的结论，因为这个本子收词最少，编次又乱，比宋本差远了。这就是所谓的异同优劣的比较。如果有可能，应该说明一下这个版本的来源，交代它是从哪个版本抄出来的。由于流传至今的宋刻本只有一种，而吴讷的这个丛抄本又跟今天见到的这个宋刊本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无法弄清楚吴讷是从哪个本子抄出来的。应该是从宋本出来的，但是从宋代哪个本子抄出来的，却无法判断。所以关于吴本的来源，就没有说明。又因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身不止一个版本，彼此又有不同，所以又简略介绍它有几个什么本子。
紫芝漫抄本和石村书屋抄本，我只说明了它的书名、卷数和藏地，没有说明其他的项目。这是因为，我当时没有见过原书，所以它的行格款式等版本特点、内容的优劣异同，就不敢随便乱说。这书名和卷数是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其他馆藏书目里查到的。严格地说，应该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这两个本子，看看它们收录了多少首词。同是一卷本，跟吴讷的一卷本是不是一样的？虽然卷数都是一卷，但编次、篇目跟宋刻二卷本是否相同，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应该弄清楚。有的版本，虽然卷数不一样，但内容却是一样的。
还要提示一下，一种古籍的抄本，一般只有一种，不会像刻本那样同时有多种，所以要交代它收藏在什么图书馆，以便读者去查。善本书，也应该交代藏所。你不交代，别人就不知道藏在哪里，到哪里去找。一般常见的丛书，像《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等等，就不用交代它藏在什么地方了。一个版本，交代不交代它现今的藏所，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基本原则是，常见易得的本子不用交代，罕见难得的本子就应该加以说明。
毛晋的汲古阁刻本，虽然只作一卷，但收词的首数和编次与宋刻二卷本差不多，我引用了我老师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点。前面我们讲过，毛晋刻书，经常随意合并原书的卷数，或者重新分卷。他刻的《芦川词》，可能来自宋刻二卷本，只是将原来的二卷合刻为一卷，另外又增加了两首原本没有的词。毛刻本究竟是不是从宋刻本来的呢？这还需要仔细比较。现在看来，我当时写的这篇文章，还是嫌粗疏了一点，做得不很完善。其实将宋刻二卷本和毛刻一卷本的篇目和编次一一比较，并不难。特别是现在，将两个本子的篇目输入到Excel电子表格里，就一目了然，可以判断这两个本子有没有源流关系。包括上面说的紫芝漫抄本和石村书屋抄本，都应该找来原书，进行详细的比较。这项工作，只好留待今后去做了。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试一试，也算是一次版本研究的练习吧。
丁丙八千卷楼原藏的明钞一卷本，我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是看过的，但没有记录它的行款、篇目等内容，只是抄录了丁丙的跋。你们知道丁丙的跋原来是写在哪儿吗？是写在纸条上，夹在原书里，纸条是丁丙用毛笔手书的。说到这，联想现在的读书风气，真有无穷的感慨。丁丙的这些书，先后该有多少人看过？可这个纸条至今还在原书里，没有人带走。我看过之后，取下来，摩挲一遍，将原跋照抄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再夹在书页里，生怕弄坏了。现在大学图书馆里，竟有学生将成本的书偷走，其中还有研究生。偷不走的，就撕掉几页。直让人感觉世风不古！
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在《词品》卷三里记载有一个版本，历代公私藏书目里都没有著录，我也特地做了点说明。前面我们讲过，词话、诗话著作里也有零星的版本资料，这就是一个例子。做版本研究的人，一般不太注意这方面的资料。虽然这个版本早就失传了，但至少让我们知道明代嘉靖年间还有这么个刻本。说不定哪一天，民间冒出一个嘉靖刻本的《芦川词》出来，正好与杨慎的说法相印证。
另外，我的老师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宋词版本考》提供了鉴止水斋藏的明钞二卷本的线索，虽然现今不知下落，但写出来，以供寻访。
介绍完明代的本子之后，下面就介绍清代流传的本子和现今通行的本子：
清代《芦川词》抄刻本不多，仅有《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所收《芦川词》一卷，此本系据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芦川词》抄录辑入。
《四库全书》本《芦川归来集》内亦收录词作三卷，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非宋本原貌。
今通行易得之本有：
《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芦川词》二卷，北京中国书店1981年版，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全宋词》本，据《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录入，收词一百八十五首，另附存目词七首。
曹济平校注《芦川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此本注释颇详，并附录有生平传记及评论资料，足资参考。
上面这个介绍，我就不再解释了。
最后要说的是，张元幹《芦川词》传世的本子比较多，版本的年代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按时代的先后次序来考述。如果版本的年代不太清楚，那就考虑分类介绍，或者按书名来分，或者按卷数来分。总之，要灵活把握。
下面我再提供两个例子，一是介绍苏轼词集的，一是介绍吕本中诗集的。这两家词集、诗集，版本都比较多，我根据不同版本的特点，将这些版本分成不同的系统来介绍。第二个例子虽然是介绍诗集版本，但方法上也有参考意义。因为不是版本研究的文章，只是提供一个版本目录，所以每个版本只注意说明它的来源，而没有详细介绍它们的行款和内容，更没有比较优劣异同，聊供参考。
[例文]
苏轼词集版本源流考
苏轼词，北宋时未知有无刻本传世，南宋刻本则较多，或名《东坡先生长短句》，或名《东坡词》，或称《东坡乐府》。南宋所传东坡词，至少有十种版本：
一为曾慥辑刻本《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补遗一卷，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有曾慥自跋：
《东坡先生长短句》既镂板，复得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者悉收之。江山丽秀之句，尊俎戏剧之词，搜罗几尽矣。传之无穷，想象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绍兴辛未孟冬，至游居士曾慥题。
此本原刻已失传，据此传抄、传刻之本有：
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二卷补遗一卷，卷上收词一百一十四首，卷下收词一百五十七首，拾遗收词四十首，共三百一十一首。
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东坡词》三卷。
明万历间吴兴茅维编刻《东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本之《东坡词》二卷，亦据曾慥辑刻本收录，而将曾本之拾遗卷所录四十首分别编刻于前二卷之同调诸词之后，并辑补若干首佚词，共收词三百一十六阕。此书明末文盛堂有翻刻本，然删去原刻卷末所附曾慥跋语，并易书名为《苏文忠公全集》。
明万历间焦竑编、曼山馆刻本《苏长公二妙集》本《东坡诗余》二卷，又出自茅维辑刻本，并增补二十阕。
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东坡词》一卷，则据焦竑本重编，并校以元延祐刻本，收词三百二十八首。
《四库全书》本《东坡词》，出自毛氏汲古阁本。
明末黄嘉惠刻《苏黄风流小品》本《东坡词》二卷，据茅维本选录校正，并有圈点，收词一百〇六首。
二为张宾老所编本。
三为蜀刻本。以上两种版本，见上引曾慥跋，然书名卷数及成书刊刻年代俱不详。
四为绍兴初钱塘刻傅幹《注坡词》。《直斋书录解题》有著录，作二卷，今传抄本作十二卷，收词二百七十二首。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载：“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板钱塘。” [5] 据知此书初刻于绍兴（1131—1162）初年，其刊行年代似早于曾慥所刻《东坡词》。此书原刻本不存，今存传抄本多种：
清徐积馀传抄天一阁旧藏明抄本，今藏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晒蓝本。
民国间武进赵尊岳珍重阁手写本。
刘尚荣校正《傅幹注坡词》，巴蜀书社1993年版。此本汇校诸本，颇完善。
五为尤袤《遂初堂书目》载《东坡词》本 [6] 。其辑刻年代及卷数俱不详。
六为《直斋书录解题》载嘉定间长沙书坊刻《百家词》本《东坡词》二卷。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载有《东坡词》二卷 [7] ，是长沙刻本至明代万历间尚存于世。
七为《宋史·艺文志》载苏轼《词》一卷本。刊行年代不详。
八为《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载宋板《东坡乐府》三卷（三本） [8] 。其刊刻年代亦不详。
九为《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季沧苇藏书目》载宋刻《东坡乐府》上下二卷一本。此本题名分卷与今存元延祐刻本相同，或即其所本。
十为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所载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本。《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载：“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近观顾景蕃续注，因悟东坡词中，用白团扇、瑶台曲，皆侍妾故事。” [9] 顾禧，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孝宗淳熙（1174—1189）间曾助施元之同注东坡诗。 [10] 其注东坡词，当亦在乾道、淳熙间。
以上十种宋本东坡词，除第一、第四两种有传抄本传世之外，其余均佚。
又，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云：
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文君婿”，犹“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细知否”，可笑耳。 [11]
此所谓“今刻本”，不知何指。《闻见后录》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就其时代而言，当在绍兴间，与曾慥刻本时代相近。然源出曾刻本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苏轼《满江红》词作“文君婿”，而不作“文君细”。邵氏所见“今刻本”，是否指曾刻本，难以考定。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又谓：
“别洒送君君一醉。……”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今集不载。 [12]
此所谓“今集”，当指绍兴间所传之本。检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拾遗》（源出曾慥刊本）已录此词。《东坡词补遗》是曾慥据蜀刻本和张宾老辑本增补，《补遗》既已录入，可见吴曾所见之“今集”，既非曾慥辑刻本，亦非张宾老辑本和蜀刻本，当是另一刻本。
宋代曾言及苏词集者尚有陈善《扪虱新话》：
东坡集中有《减字木兰花》词云：“郑庄好客。（下略）”（下集卷三）
予在平江，见朱漕说，坡集和贺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湿西湖雨”之句，人以为坡词，此乃华亭姚晋道作也。予尝恨荆公、东坡文字至今无全集。……予观坡集中，如《醉乡》《睡乡记》之类，鄙俚浅近，决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瑶柱传》，他皆非是。今市书肆，往往逐时增添改换，以求速售，而官不禁也。虽欧公集已经东坡纂类，至今犹有续添之文，而况未编者乎？然蜀中亦竟无全本。不知何故。岂门生故吏无刘、李之识，抑其家子孙之过。（下集卷四） [13]
此处所言东坡集，似是指其诗文词合集。因其中谈到了有关东坡散文的真伪。按，《扪虱新话》，据书末陈善自跋，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书中所言，为绍兴二十七年前之事。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亦载：
闾丘孝终，字公显，东坡谪黄州时，公为太守，与之往来甚密。未几挂其冠而归。与诸名人为九老之会。东坡过苏（州）必见之。今苏集有诗词各二篇，皆为公作也。 [14]
此处“苏集”，当泛指其诗集词集。
曾季貍《艇斋诗话》又云：
东坡“大江东去”词，其中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陈无己见之，言不必道三国，东坡改云“当日”。今印本两出，不知东坡已改之矣。
东坡《贺新郎》，在杭州万顷寺作。寺有榴花树，故词中云石榴。又是日有歌者昼寝，故词中云：“渐困倚孤眠清熟。”其真本云：“乳燕栖华屋。”今本作“飞”字，非是。
东坡在徐州作长短句云：“半依古柳卖黄瓜。”今印本作“牛衣古柳卖黄瓜”，非是。予尝见坡墨迹作“半依”，乃知“牛”字误也。 [15]
此所谓“今印本”，当指南渡初所印苏轼词集本。然不知具体所指何本。
又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云：
版行东坡长短句，《贺新郎》词云：“乳燕飞华屋。”尝见其真迹，乃“栖华屋”。《水调歌词》，版行者末云：“但愿人长久。”真迹云：“但得人长久。”以此知前辈文章，为后人妄改亦多矣！ [16]
此所谓“版行长短句”，指刊行之苏轼词集，与曾季狸所见之本相同，《贺新郎》词都是作“乳燕飞华屋”，而不是如真迹作“乳燕栖华屋”。《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赵氏所见自为此前刊行之本。
金代尚有两种苏词选注本。一为孙镇《注东坡乐府》，二为元好问编《东坡乐府集选》。元好问《东坡乐府集选序》云：
绛人孙安常注坡词，参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诗话》，删去他人所作《无愁可解》之类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无虑数十百处。坡词遂为完本。不可谓无功。 [17]
按，《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载：“孙镇《注东坡乐府》。（镇）字安常，隆州人，承安二年（1197）赐第，官陕令。” [18] 据知孙镇所注东坡词名《注东坡乐府》。元好问在此基础上选取七十五首，为《东坡乐府集选》。孙镇约与辛弃疾同时。元好问序末署“丙申九月”，时为宋端平三年（1236），即金亡之第二年。二书均佚。张德瀛《词征》卷四《自五代至明之词集》载：“孙镇《注东坡乐府》一卷，宋苏轼撰。旧抄本。” [19] 是至清代尚存。
元代有延祐七年庚申（1320），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刻《东坡乐府》二卷，上卷收词115首，下卷收词166首。据此影刊、传钞之本有：
台湾公藏明抄本《东坡乐府》（仅存下卷），即影抄元刻本。
《四印斋所刻词》本《东坡乐府》，亦据元刻本校刊。
上海图书馆藏王鹏运校清抄本《东坡乐府》，亦出自元刻本。
《彊村丛书》本《东坡乐府》三卷，又以四印斋刻本为底本编年校刊，卷一收编年词106首，卷二收编年词98首，卷三为不编年词136首，共340首。郑文焯谓此本“精严详慎，去取不苟” [20] 。
《蜀十五家词》本《东坡乐府》，又据彊村本翻印。
直接据元延祐刻本《东坡乐府》影印、校点的有：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陈允吉点校本。
吕本中诗集版本源流考
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宋代有两种刻本。
一为孝宗乾道间沈公雅编年辑刻本。曾幾《东莱先生诗集序》云：“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从居仁，称之甚。乾道初元，幾就养吴郡，时公雅自尚书郎擢守是邦，暇日裒集居仁诗，略无遗者，次第岁月，为二十册通，锓板置之郡斋。盖居仁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编次之也备。”“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赣川曾幾题。” [21] 周必大《益公题跋》卷二《题吕紫微与晁仲石诗》亦云：“乾道元年，平江守沈公雅刻《紫微集》二十卷，以岁月为先后。” [22] 按，《紫微集》，即《东莱先生诗集》，因本中号紫微，故周必大通称为《紫微集》。沈公雅，名度，武康人。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至乾道二年（1166）七月知平江府 [23] 。曾幾序作于乾道二年四月，《东莱先生诗集》即刻于此时。
《季沧苇书目》载有宋板《吕东莱集》二十卷四本，《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亦载“宋本《东莱诗集》二十卷四本”，《书舶庸谈》卷六载宋刊本《东莱先生诗集》十卷，俱当为沈公雅刻本，或据沈本翻刻之宋本，盖卷数与沈刻本二十卷卷数相合。又《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载：“《东莱诗集》二十卷（宋吕本中撰），宋刊本，版匡高六寸二分，宽四寸九分，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前有乾道二年曾幾序。按，此本结体方严，当为杭州刊本。” [24] 鹏按，此本行格款式与《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宋沈公雅刻本相同，藏园藏本亦当为沈刻本。是沈刻本非独流传于日本，本土至清末亦尚有传本，惜今已不知下落。
二为庆元五年（1199）黄汝嘉刻《江西诗派》本，此本系黄汝嘉据沈刻本增刊，作二十卷、外集三卷，今存六卷，其中二十卷中残存十八至二十卷凡三卷，外集三卷全，原为傅增湘藏书，今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宋集珍本丛刊》已影印收入，寻检甚便。傅氏《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宋江西诗派本东莱先生诗集三卷外集三卷书后》云：
吕居仁诗集，近代藏书家目录皆系旧钞，《四库全书》著录所据者亦马裕泰所进钞本，盖宋刊绝少流传，元明以后亦无覆刻。邵氏《批注简明目》言有明刊，余未之见，其言羌无故实，恐系误记也。近时崇尚江西诗派，于东莱诗尤以不得见宋本为憾。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乾道刊本二十卷，……已由《四部丛刊续编》中印行，海内学者咸拭目惊叹，欣出意表，谓此惊人秘籍，何图于海外获之！不知吕诗宋刊，吾国固未尝断种，且十数年前已为鄙人所收，储之双鉴楼中。其《诗集》虽已畸残，而外集三卷，自直斋著录以后，数百年来，已亡佚不可复觏。……
《东莱先生诗集》，宋庆元刊本，存第十八、十九、二十，凡三卷，又外集三卷。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方记字数若干，下方记刊工姓名。……《诗集》于上鱼尾下标“东莱集十八”等字，外集标“东莱外一”等字。每卷首行，书名下空四格，题“江西诗派”四字。《诗集》后有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赣川曾幾题二叶，题前下注“增刊”二字。外集前有目录四叶，目后题“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增刊”一行。……
按，内阁文库藏本据曾幾题跋，知为乾道二年沈公雅刻于吴门郡斋者，故于“慎”字下注“御名”。余本为庆元己未黄汝嘉刻，后于沈本三十四年，避讳已至“敦”字，而“慎”字亦仅缺末笔矣。举残存三卷与沈本对勘，诗题次第相同，篇中小注亦合，文字绝少差异，知黄氏即依沈本重梓，未尝以意变更也。……考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载《东莱诗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今目录宛然具存，知“二”字实为“三”字之讹。然自陈氏误录于先，马氏《经籍考》遂承讹于后，世人竟莫知其非者。至《宋史·艺文志》，则只存《诗集》二十卷，而不著外集，盖其时已久湮逸矣。……
又，此集每卷咸题“江西诗派”四字，知即江西诗派之丛刻也。 [25]
按，《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所著录《东莱诗集》二十卷、外集二卷，即庆元黄汝嘉刻本，惟外集原为三卷，讹为二卷（详上）。又，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载有“《东莱先生诗集》《续集》”，曹寅《楝亭书目》卷四载有“《东莱先生诗集》，宋本，宋吕本中著。二十三卷，曾幾序，一函八册”，当为宋黄刻本，盖其卷数相合，惟绛云楼藏本之外集写作“续集”。观曹氏书目作二十三卷，一函八册，当是全帙。傅增湘藏本，或即曹氏原藏流出而残存者。前引傅增湘《书后》谓此书为“五六百年不传之书”，间有未确，实则清世原有藏本与著录，惟绝少流传也。傅氏失考《绛云楼书目》与《楝亭书目》，故谓此本为“五六百年不传之书”。今予拈出，亦见傅氏藏本其来有自，非天降之秘也。
今传《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抄本甚夥。计有：
明抄本（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清王礼培校并跋），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黑口。按，傅增湘原藏有明写本。然与此本不同。《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载：“《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题《紫薇集》，宋吕本中撰）明写本，九行十八字，口上题‘《紫薇集》。’后有乾道二年曾幾跋，卷末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修’一行。钤有‘清森阁书画印’‘石研斋*氏秦**藏’诸印。明何良俊、清秦恩复旧藏。” [26] 明抄本十行十九字，藏园藏本九行十八字，显非一本。
清初吕留良家抄本，傅增湘、张宗祥校并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初抄本，清谢珊峤校并跋，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无格。上海图书馆藏。按，《结一庐书目》载有“衎斋马氏钞本，又一部旧钞本，谢珊峤藏书”。“又一部旧钞本”或即谢氏校跋清初抄本。
《四库全书》本。按，四库本卷十乃宋刊江西诗派本外集卷一之窜入，编次不足据。《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云：“余藏有宋刊江西诗派本，残存卷十八至二十，外集卷一至三，凡六卷，以四库本校之，则外集之第一卷为四库本之第十卷，是四库本之编次不足据也。查四库本为马氏所进钞本，必是估人用残本改窜，以充全帙者。” [27]
清南昌知圣道斋抄本，许乃普校，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无格，上海图书馆藏。按，傅增湘曾藏有知圣道斋原藏旧写本，然与此本不同。《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载《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旧写本，十行十九字。六卷后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修’。钤有知圣道斋藏印” [28] 。
清抄本，丁丙跋。南京图书馆藏。按，《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载马衍斋原藏旧抄本，即此本。
清抄本，佚名校，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无格，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抄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无格，上海图书馆藏。
清抄本，佚名批校，浙江图书馆藏。
清抄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无格，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旧抄本，书未有题字二行：“庚寅仲夏十四日南阳村重钞，季夏十四毕，无隐记。”原为李盛铎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馆又藏有清嘉庆抄本一部。
清抄本，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
按，以上各种二十卷抄本，源流不清。虽卷数与宋沈刻本同，然非据沈刻本传抄，实多依宋沈刻本、宋黄汝嘉刻江西诗派本拼合而成。
另，《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十二载有《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精抄本、东洋（日本）影写宋刊本，《铁华馆藏集部善本书目》载有二十卷钞本八册，《孝慈堂书目》载有二十卷抄本四册，《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一载有二十卷精抄本，下落不明。
今传本中又有题《紫微集》者，卷数亦作二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二部。《文瑞楼藏书目录》卷六所载抄本亦作《紫微集》二十卷，并谓“前有庆元二年陆游序，后有乾道二年曾幾跋及陈慥题识”。按，既有陆游序，知非据宋沈公雅原刻本传抄，盖沈刻本在乾道二年，陆序在此后三十年之庆元二年（1196），且陆序非为《东莱先生诗集》而作，实为本中文集作（详后）。陆序乃后人移入诗集。又按，《紫微集》即《东莱先生诗集》，非本中别有一诗集名《紫微集》者（参前引周必大跋）。
又，《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刻本，明清之世，惟有咸丰九年（1859）吕隽孙刻本。然吕刻本差讹甚多。傅增湘曾用宋黄汝嘉刻本与吕刻本相校，见吕刻本“差讹之处甚夥，小注咸删落无存，三卷之中补正至一百六十余字。其尤足诧怪者，则第十全卷与沈本无一首相符，而检余本（黄刻本——引者）核之，正为外集之首尾。且（吕氏）新刻于此卷缺字空行；弥望盈幅，取校宋刻，幸皆缀完。凡所补正，殆近二百言。羼杂凌乱，至斯而极，殊不可解。余以私意测之，此集年代旷远，展转移写，此卷适亡。幸其时外集尚存，无知市估，遂移取首卷，以弥其阙，不知其作诗岁月与前后卷迥不相接，识者一展卷而疑其罅漏。然非亲睹宋刊，又焉能破其作伪之迹耶！”（《宋江西诗派本东莱先生诗集三卷外集三卷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