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曹德旺算是一个异类。
他敢翻手搅弄资本风云，却又不愧中国首善之名；
他喜欢求签算卦，却又笃信知识与科技之力；
他身背资本家之实，却又坦诚信佛，最后这佛信的还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说他信，他却打破戒律，爱好吃喝玩乐，肉酒不离手，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只为打高尔夫。
甚至还玩一度 婚内出轨 ，自己声称，“佛教的六度——施度、戒度、忍度、精进度、禅度、慧度，我都做到了。”
说他不信，三次结缘佛祖，每日求签算卦，佛珠佛像一个不少，事业高峰时还曾想削发为僧、遁入佛门，无果后一心慈善，给国家捐了上百亿，金句频出，俨然看透世事沧桑。
《新京报》采访曹德旺时，曾用 “复杂” 二字描述，可吴昕却觉得，“复杂”二字，倒不如一个 “迷” 来的贴切。
曹德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1936年，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个叫曹何仁的小伙子奉母命归国回家娶亲。
娶亲的对象叫陈慧珍，是福清当地有名的地主千金。而曹家也曾是望族，曹何仁的爷爷曹公望曾是福清首富，据说家业最旺时，整个福清都是曹家产业，只可惜到了曹何仁这代时，家业已近败光。
但好在曹何仁是个做生意的材料，年纪轻轻就靠贩卖布匹赚得第一桶金。后来他又跑到日本做生意发了财，日赚斗金，重振了曹家门楣，所以和陈慧珍结婚也算是“门当户对”。
结婚没几年，两个人就有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大家叫他“小印度”。
据曹德旺在《心若菩提》的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年代动荡，父亲曹何仁又忙于生意，所以一直到上小学前自己的名字都是“小印度”：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要用‘小印度’来称呼我？母亲告诉我，当时上海的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很多家长爱把孩子打扮成巡捕的模样，着巡捕装。对这样的孩子，人们就叫他‘小印度’，也就是小巡捕的意思。”
在曹德旺降生的那几年，虽然上海滩风云变幻，但其父曹何仁当时已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所以曹德旺还在襁褓里时也算是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只可惜那时候他没什么记忆。
194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曹何仁为避难，准备从上海举家回福清，便雇了一艘货轮将这些年经商所得的万贯家产、古玩珠宝悉数运回。
但曹何仁没想到，运送家产的货轮被风浪打翻，沉入海底，他几乎一夜就从富翁变成了穷光蛋。
好在妻子陈慧珍曾是千金小姐，随身携带了不少首饰。夫妇二人把这些首饰卖掉后买来一块地，雇附近的工人准备盖个两层的小洋楼，准备凑合凑合过日子。
结果祸不单行，还没等小洋楼盖好，败退的国民*党**大军经过福清时为补充兵力，抓了曹家盖房的工人做壮丁，惹得工人一家携亲带老，跑到曹何仁面前要人赔钱。
曹何仁实在不堪其扰，美名其曰要回上海做生意赚钱，实则狠心把老婆孩子全部扔在了福清。
丈夫跑了，陈慧珍只能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艰难度日。
提起母亲，曹德旺每每都在感慨，说自己的母亲为了养活六个孩子，不得不当掉了自己的全部嫁妆和首饰，曾经手不沾灰的千金大小姐开始下地干活。
但是因为福清地处高山，土地贫瘠，种，也只能种一些红薯花生。六个半大的小伙子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个个能吃，地里种的根本不够，父亲寄来的钱也经常因为时局动荡的缘故而不能如期到母亲的手里，最后兄弟姐妹几个不得不常常挨饿。
但贫穷却没有磨去一家人对生活的希望，曹德旺回忆母亲那时候总是让他们有骨气、有志气，不要低头：
“ 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会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志气。”
“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这些话，被曹德旺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对他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56年，曹德旺的父亲曹何仁终于从上海回到了福清。这一年，曹德旺10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因为时运不济，不会务农、经商受挫的曹何仁的脾气并不好，所以每当曹德旺调皮捣蛋，被老师或者左邻右舍找上门来时，常常会被父亲不分青红皂白的用皮带抽一顿，这也导致曹德旺愈发的“叛逆”，甚至还把尿尿到老师头上。
闯了这么大的祸，曹德旺也没法回学校了。于是年仅13岁的他辍学在家，成了一名放牛娃，每天清晨起来捡柴、挑水，白天放牛，傍晚把牛牵回栏里再去捡柴。想读书，他就去找哥哥要书，然后边捡柴边自学。
放了一年牛后，曹德旺实在不想干了，便拜托已经在中学当临时代课老师的哥哥曹德淦给他在农场找了个数树坑的活儿，每天数完能拿到五毛钱。
但好景不长，因顽劣本性未改，曹德旺和一群小伙伴偷偷在水库捞鱼时被人发现，于是他农场的活儿也干不下去了，只能和父亲做贩卖私烟和水果的的生意。
在那个年代，私下做生意买卖烟等“*禁品违**”，是要被认作搞资本主义的，所以这份工作父子二人也没做多久。
兜兜转转，颠沛流离的日子一天天的过，转眼间，曹德旺22岁了。
为了让儿子能收收心，曹德旺的母亲陈慧珍决定给曹德旺·找个媳妇。挑挑拣拣，她看上了自己娘家村子里一个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姑娘，名字叫 陈凤英 。
陈慧珍觉得这姑娘是个老实本分的，看着也面善，于是想方设法想把二人凑一对。
曹德旺当时还在和村里的另外一位他喜欢的姑娘谈恋爱，根本不想结婚，也看不上那位母亲喜欢的姑娘，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病体沉疴的母亲，跟陈凤英结了婚。
结婚后，因为不喜欢陈凤英，不想呆在家里的曹德旺便和母亲说自己想要闯天下，在回忆录中，曹德旺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 。独立出去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而且要做 赚钱的生意 。”
于是想赚钱的他便四处打听，看看哪里有“好生意”做。当时福清有很多人种白木耳卖，曹德旺便和陈凤英商量，把她的嫁妆卖掉，又找了几个朋友借钱，搞了块地开始种白木耳。
不过等白木耳种出来以后，曹德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卖给本地的商人，而是连夜搭火车，带着一大包木耳跑去江西卖，赚的盆满钵满。
有了经验，等下次再卖的时候，曹德旺学聪明了。他不再自己种，而是挨家挨户的收，然后把收来的木耳拉到江西卖，一年就赚了3000多块。
但是跨省倒卖仍不算“合法”，一旦被抓住还有可能去坐牢，于是曹德旺眼睛一转，心生一计:跑去找了一个认识的公社干部，说服他两人联手干这笔买卖，前提是如果政府需要相关的手续，这个干部去处理，其余的一切买卖事宜全部交给曹德旺。
本以为打通关节后一切都会很顺利，结果没想到那干部却中途反悔，导致曹德旺几千元的白木耳全部被扣押，还欠了很多农民钱。
无奈之下，曹德旺只能跑去工地打工挣钱，想着能还一点是一点。不过几个月后，工地上的教导员听说了曹德旺的事情，便提出给曹德旺开证明，这才让他把钱全部还清。
一想到自己初次做生意途中就惨遭滑铁卢，曹德旺也不想“搞七搞八”了，干脆老老实实回到了工地干活。他在那当了食堂的采购员，一直干到工地队伍解散，才又跑去莆田做了一家农场的果苗技术员，一做又做了好几年。
在当果苗技术员的时候，曹德旺意外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厂长，对方为感谢曹德旺的帮助，邀请他去自己的农场当果树推销员，第一年就给开了一万的工资。
曹德旺也有心想报答这位厂长，发挥了自己在销售上的长处，拼命帮厂长卖树苗。
年底，曹德旺光提成就拿了6万，王厂长更是赚了一大笔钱，附近省市要树苗全来找曹德旺，这也让他一下子出了名，称赞他“苗木界的一把手”。
出名后，不少“竞争对手”都跑来挖人，可曹德旺的关注点却根本不在这上面，他觉得自己“很危险”：
“那个年，我过得踏实又不踏实。不踏实的是，自己卖树苗的名声大了，随时可能会有人来抓自己；踏实的是，决定了年后的路要怎么走。”
于是1976年，曹德旺离开了农场，准备办一家水表玻璃厂。
想做水表玻璃的想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农场跑业务时，曹德旺得知这行“很赚钱”，便想借机办个私人工厂。
可那时候政府并不允许私人办工厂，于是曹德旺便靠着自己的好口才，再借着自己哥哥在政府工作的关系，愣是把这个工厂办起来了。
但是因为玻璃厂主要还是由政府牵头，所以曹德旺也只能在工厂做个采购员。
不过好在做销售是曹德旺的长项，他又能说会道，所以他结识了一大批能人。
也靠着这层认识人多的关系，很多人都请他来跑指标（那时候有想干点什么都得有政府批下来的指标才能干），甚至他还帮福建省物资厅搞来了他们需要的指标。
有人看曹德旺如此能干，建议他“搞个香港身份，去香港发展”，曹德旺听后有些意动，却没成想被家人绊住了手脚。
曹德旺很矛盾，一方面是去充满诱惑和未来的香港，一方面是留在老家的妻子和父母。
无奈之下，他只能采取了一种最迷信的方法—— 求签问佛。
为此，曹德旺甚至从上海跑回福清，去了当地有名的石竹山问佛。
老和尚看了没说话，给他两个签，上面说，如果曹德旺去香港会家破人亡；留在玻璃厂会“虎啸凤鸣不觉奇”。
曹德旺对此笃信不疑，干脆直接放弃了香港之行。
而就在他做出决定的那一天，恰好公社找到曹德旺，提出想让他承包玻璃厂。
曹德旺原本就是玻璃厂的一个采购员，干的还是临时工，在工厂并没有话语权。而工厂那边由于经营不善，已经连续亏损多年，怎么看这对于曹德旺来说都是一个赔本买卖。
但曹德旺盼这个机会盼了很久，他说收购可以，我要当厂长，厂里的事情我说了算，当然也不能让你们亏，我每年给公社交6万块利润。
就这样，一拍即合，曹德旺接手了玻璃厂，一来就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从员工和制度标准上下手，甚至为此还不惜亲自跑去北京找政府工作人员，在制作水表玻璃的标准上下刀， 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标准 。
两板斧齐下，水表玻璃厂很快就有了起色， 每年利润就几十万 ，曹德旺简直“赚翻了”。
但好景不长，和他一起干的几个合伙人觉得赚的差不多了想收手，曹德旺和他们意见相异，只能一拍两散。
为此，曹德旺又跑回了福清的石竹山求签问佛，他想问问佛祖，自己应不应该继续把玻璃厂干下去？
解签的老和尚告诉他，如果继续在玻璃厂干会大有所为，不干就会空手而归。
于是曹德旺下了决心，继续在玻璃厂干！
思来想去，他找上了省里当处级干部的哥哥曹德淦和自己人脉里的一些官员，打通其中的关窍，把玻璃厂改制为合资企业，一半由政府控股，另一半由自己和新找的三个合伙人占股。
从此，水表玻璃场彻底走上了正轨，每年营收节节攀高。
可曹德旺却没放过任何机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汽车玻璃利润巨大，觉得都是玻璃，为什么我不能做利润更大的玻璃呢？
拿定主意，曹德旺立马启程回厂，他回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表玻璃厂改建为汽车玻璃厂。
靠自己强大的人脉关系，曹德旺花了8个月时间就让工厂生产出了汽车玻璃。
疯狂如他觉得这还不够， 在汽车玻璃厂产值近600万的情况下，又将工厂从合资改制称中外合资，起名“福耀”，其股东阵容堪称豪华，从西到东，囊括了上海最大的玻璃厂耀华、地方政府、香港和美国的公司，以及各大外贸公司和国企中汽华联，强强联手，愣是把厂做成了国际企业。
而至今，全球汽车的玻璃，大多出自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一改当年中国无汽车玻璃技术，以上千倍的溢价购买组装的窘状。
只是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给曹德旺带来心灵上的洗涤和慰藉：
他先是 婚内出轨 ，虽然和自己的老婆陈凤英结婚多年，可二人之间并没有感情，但曹德旺也不能忽视这些年陈凤英对他和自己的支持。
为此，曹德旺还曾在媒体采访中直言道：
“一面是我的结发妻子，她为我默默地奉献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纯朴善良，永远无条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我的红颜知己，我们有刻骨铭心的感情，有共同语言。我真的很苦闷，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样走。”
几番犹豫下，他实地探访后意识到：即便和自己所爱在一起，这个人也不一定能一辈子幸福，反而往往会因为各种现实而认识到对方真实的一面。
于是曹德旺绝情的抛下了自己的红颜知己，重新回归家庭，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
但很快，曹德旺又陷入了对自己的怀疑之中：信佛的他无比向往佛教中人闲适而又毫无负担的生活，反观自己，虽然公司做的很大，每年也能赚很多钱，但是自己却像一头转磨的老驴，每天都要辛苦工作16小时，同时还得承担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
而如今他对花钱、对名誉都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为何还要苦苦的在这熬生活呢？
这么一想，曹德旺就动了出家的心思，觉得自己一心吃斋念佛算了，还能落个“六根清净”，得到心灵和思想上的洗涤与满足。
这想法一出，顿时惊呆了众人。人们都不明白：你有钱又有名，想要什么要什么，到底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但家人、朋友、认识的官员轮番上阵劝说，也没能打消他削发为僧的念头。
其实曹德旺也很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六根不净”，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将日后的生活看到尽头……
反复思考之下，曹德旺还是选择去求签，让佛祖决定自己的未来。于是他又一次去了石竹山向老和尚求签，老和尚告诉他， “你有佛报，却无佛缘” ，这一言，才彻底断了他出家的想法。
可没有佛缘，却挡不住曹德旺笃信佛教。他在家里摆了大大小小的佛像，又坚持自律，70多岁高龄坚持每天第一个到公司，工作十几个小时，只为信守佛教戒律；
他曾道“我捐钱做慈善想证明，我不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我是为了让国家更兴旺更发达。因此， 我不做房地产，不做金融产品…… ”
如今看来，曹德旺确实和P2P和金融借贷不沾边。他曾大做慈善，个人财产捐出近一半，甚至还得一“中国首善”的称号，为国家做的贡献更熟数不胜数。
但同时，笃信佛教的他却吃肉喝酒，身形肥胖，喜好玩乐，有16位美女管家，花7000万亲自设计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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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盐在公众号里的一篇文章中曾如此评价曹德旺：
“他管理公司极端讲究数字化，管理自己的人生却总是通过求签算卦；笃信佛教，却戒不了贪嗔痴……你很难用某一个标签去定义他。贴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个标签，都是错的。”此种评价，确实中肯。
而佛家讲究换位思考，因果循环，与人为善，不起恶念，便不种恶因，不种恶种。从贡献来看，曹德旺确实没做过什么坏事，捐款造厂，为人民也为国家；可从私人角度看，他又的确谈不上“光明”，倒是颇为磊落，自己出轨、有豪宅之事从不避讳……
曹德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看完他的过往，我们发现的确很难去给他下定义。
不管他是善人也好，恶人也罢，细数历史，你会发现最后长篇说尽，也只能道一句： “曹德旺，心若菩提，却戒不了贪嗔痴……他是个迷，为企业家的种种善恶，都在他身上尽显，他无比真实，却又实在让人捉摸不透。”
作者 | 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