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墙》十八个关隘营堡
岳占东
七、罗圈堡
罗圈堡明初为烽台，弘治年间建堡。原名鲁家堡，后因备边养马，俗称罗（骡）圈堡。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廷下旨规定，沿边要地都要设立烟墩，派遣堠夫看守。驻守士卒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紧急军情，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烟墩及其设备必须妥善维护，不能因受损而贻误军机。在永乐年间，为了加强北方防卫，朝廷要求沿边烽墩必须储备五个月的粮食和干柴*药火**，只要有边境战事，便狼烟四起，迅速将敌情告知附近兵营。《明史》里原文记载：“（永乐）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
罗圈堡设立烽台，由鲁姓边民守护。成化二年（1466年）以后，瓦剌军不时地对沿河居民袭扰，致使军民流离失所，无法屯田驻防。朝廷便命延绥、山西等镇派军四处架设火炮加以防护，同时修缮沿河瞭望烽堠等军事设施。以便在瓦剌军进犯时将军民及其牲畜财务收入城堡内防护。于是在弘治初年，在边墙与烽墩的后面，修筑营堡，称鲁家堡。
到弘治六年（1493年），由于北方战事增多，沿边用马日趋紧张，朝廷不得不对边镇马政进行整顿，恢复了洪武年间的官牧和民养的养马办法。据《明史·马政》记载：“兵部覆云：‘洪、永时，设行太仆及苑马寺，凡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正统以后，北敌屡入抄掠，马遂日耗……’于是敕谕祯，但令加意督察。……辄责民牧，民年十五者即养马”。当时核定山西镇马匹数量为6551匹（到万历年间增加到24764匹）。罗圈堡地处山岗，边墙内有大片荒地草甸，在这里存养马匹，不仅水草充足，守护安全，而且罗圈堡地处黄河边墙中部，下游为唐家会官渡，便于与陕西、甘肃养马场来回输送马匹，上游为山西镇治所偏头关，便于调度马匹使用。于是从弘治年间开始，罗圈堡正式成为养马的营堡。
鲁姓边民戍守罗圈堡六百多年，鲁姓一族人丁兴旺，由一堡分为四村：罗圈堡村、铺路村、河湾村、纸房沟村。纸房沟村在罗圈堡村南面的山沟里，应该是营堡里最早取水的地方。铺路村居于罗圈堡山岗上的边墙与川底焦尾城的边墙之间，这里最早有一个便于眺望和传递信息的边楼，是山岗上的烽台与川底营堡联络的高台。据河曲旧版县志记载，万历年间，岢岚道兵备副使赵彦在黄河边墙沿线修筑铺楼。之所以修筑这样的铺楼，而不是烽墩，大都因为这里是季节性河流流水的地方，修筑铺楼不仅让河道浚通，也不至于阻断沿沟行走的道路，因而这里是鲁姓边民较早落脚的地方。纸房沟由于水源丰盛，成为边墙内士卒常年取水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边患停息，村庄孕育成形的过程中，造纸的作坊因需大量的用水，才被鲁姓人家拿来做谋生的营生。这种古老的作坊在黄河岸畔的村镇源远流长，不仅以纸房沟命名的村庄不少，就连这项古老的技术也在从来没有失传过。河湾村是鲁姓人家走下山岗挤入黄河冲积滩涂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这里虽然没有楼子营和焦尾城的河滩地宽展，但临河而居，几块仄仄的水地足可保证在干旱少雨的地方旱涝保收，而且黄河从龙口涌出后，流经太子滩和娘娘滩后，已经变得异常平静，两岸通衢或沿河船运这里是最好摆渡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鲁姓人家不仅在戍守边墙的山岗上守候了一个帝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兴衰，也在沿河的村庄里开辟了另一块崭新的天地。
清代马政秉承明制，但较明代更加完善。因为清朝是起于白山黑水的游牧民族，行军打仗全依赖骑射，对马政尤为重视，有“军政之莫重于马”和“马匹为行军第一要务”之说法。入关之后，又设立专门机构和官员掌管此事。全国形成了太仆寺管理中央用马，上驷院管理皇帝内厩马匹，八旗、绿营用马自行牧养管理的格局。罗圈堡虽然养马养骡，但此时的马政已属县衙管理。当县城从八十里以外的旧县城搬迁到罗圈堡山下的河保营时，营城里边设立了马营围，专事养马。昔日的罗圈堡日渐萧条，高高的山岗无需再次巡视河防，马匹也无需赶到山岗上放牧，营堡里的鲁姓人家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岁月里，让一座曾经举足轻重的营堡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村庄。
罗圈堡山下的营堡虽然仍旧设有领兵的千总和把总，但走西口的汉子们除了在昔日瓦剌和鞑鞑兵生活过的蒙古河套地区辛勤耕耘劳作外，还将几座兵营变成了人丁兴旺百货云集的水旱码头，所谓“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驮”真切地描绘了当时营保内繁荣的景象。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河变成了联通漠北和中原的经济纽带。到乾隆年间河曲的水路运输业已初具规模。南来茶布水烟糖，北往食盐皮毛粮都要经黄河水路运往河曲码头后，再经高脚运往南北各地。由于水路运输发达，高脚背驮货物又需要大量人力畜力，河保营此时应该是骡马和骆驼成群，罗圈堡曾经有过的骡马已真正开启了民间商业的运输业。而保留下来的营堡里的马匹却日渐减少，其中河保营清初有马300匹，到雍正时己减少到139匹，同治时更少，有马24匹；焦尾城营清初有马4匹，雍正时虽增加到24匹，但到同治时却仅有2匹；楼子营清初有马2匹，雍正时增为10匹，到同治时仍为2匹。河保营的绿营旧称满州营，其绿营兵军马，官员骑坐马皆自备，称为“例马”；马兵用马为“骑操马”。顺治六年官员例马规定：提督15匹，总兵官12匹，副将8匹，参领游击6匹，都司、守备4匹，千总、把总2匹。兵丁骑操马则根据各营兵马的编制而定，步兵和马兵按一定比例组成，或马步各半、或马四步六、或马三步七、或马二步八、或马一步九，或不设马兵，皆按各营实际情况而定。看来焦尾城、楼子营仅剩的马匹也只是千总把总的公用坐骑了。
罗圈堡由一堡而分四村，走下山岗的河湾村鲁姓人家，最早在一条大河里讨生活。他们种桑养蚕，男耕女织，结网捕鱼，夫唱妇随，扳船放筏。特别随着沿河居民走西口的人数增加，从绥远的包头，宁夏的银川都有大船顺流而下运送货物。由于黄河河段水情复杂，只有当地的扳船汉才了解河道的实情，久而久之，黄河里扳船慢慢形成一种约定成俗的扳船规矩，每一只大船经过当地河面，都由当地的扳船汉负责扳船掌舵。据《河曲县志》记载，依赖河阔路长，地理位置特殊，本县水路开发古远，清代水路利用达到鼎盛。河段内有龙壕、梁家碛、鲁家碛、死河碛、雾迷浪等多处碛沙，碍航严重……船只经过鲁家碛，鲁姓的扳船汉才知道河道深浅，知道河流急湍，自然这种冒险扳船的营生便成了他们讨生活的一条活命路。
八、焦尾城
焦尾城，明正统年间建堡，名曰：集义堡。
自成化年以后，集义堡就是一个战马长嘶兵马云集的重要兵营。黄河边墙自石城口以下便一直在高山上穿行，只有到了罗圈堡才缓缓地从高山上滑向了黄河岸畔的冲积扇河滩之上，集义堡正是高山边墙与河滩边墙首尾相接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集义堡才显示出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从娘娘滩跨河而过的蒙古军能直接袭击城堡，从下游唐家会渡和灰沟营突袭而来的蒙古铁骑也将经过集义堡才能北上袭击山西镇的偏头关，从而进入山西腹地。将集义堡构筑成固若金汤的兵营，除了营堡坚固外，在边墙修筑的时候，整个堡城为两道边墙拱卫，称为头道边和二道边。头道边随河岸走势而行，二道边随营堡相连的方向而筑，在两边之间或边墙之上修有望台和烽火台，当地人习惯称“头老虎墩”、“二老虎墩”，直至“五老虎墩”。形成了所谓“五虎雄踞，双边护卫，一河环绕”沿河营堡。
集义堡被更改为“焦尾城”是在“己丑抗清”结束后几年的时间里。集义堡的兵营仍旧是大清王朝抗击蒙古部落的要隘，可“集义”两字却显然成了满清皇族统治汉族最为忌讳的字眼。更改为“焦尾城”的名号，其意有诸多说法，最经得起推敲的有两种，一种是源于黄河之上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据汉代辛氏的《三秦记》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每岁春季，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则有云雨随之，云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焦尾城居黄河拐弯处，其态实有黄河游走摆尾之状，鲤鱼烧其尾而化为龙，“焦尾城”图其吉利，对城堡寄予了希望，所以改名“焦尾城”。如果通俗地理解，黄河多被喻为蛟龙，“焦尾城”即“蛟尾”之城，也大有喻意。另一种说法是，焦尾城正处高山边墙与河滩边墙首尾相交之处，故名“交尾城”。这一说法在黄河边墙上多有印证，如陕西墙头村就是当年延绥镇边墙西起之首。只不过字面书写古代也多有忌讳，写作“蛟”，从虫字旁，有畜生低贱的意思；写作“交”，显然“交尾”两字与男女媾合暗合，有伤风化。只有写作“焦”，虽然理解起来需要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但好歹文绉绉一些，寓意也为深刻。
据《河曲县志》记载，清朝初期营内设把总1员，外委1员，兵74名，马4匹。经过康熙对大清王朝六十多年的内外打理，大清内部已实行了满汉一体的政治格局，北方蒙古部落也基本偃旗息鼓，边墙之上的兵营更显得用处无多。到雍正年间，营内设经制把总1员，马战兵20名，步战兵64名，守兵16名，马22匹。同治时置外委1员，马兵3名，战兵19名，守兵23名，马2匹。分别设防8处，驻兵19名，其中赵家口10名，娘娘口3名，靖虎二墩3名，黑土一墩3名。光绪时驻兵仅30名。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阎锡山下令在焦尾城修筑营盘，共建筑窑洞15排270间。从1935年开始，先后有阎锡山新编第3团、炮兵25团驻于此地。1937年抗战开始，何柱国的骑兵2军、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赵承绶的骑1军、蒙旗独立旅先后驻扎于此。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傅作义率领35军进驻河曲，35军军政干部训练处驻于焦尾城大营盘。
至此，自清朝灭亡后，焦尾城再次成为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兵营，当年清兵营留下的士卒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河曲人，而现代兵营里迎来的却是一群山南海北的军人。1938年9月5日傅作义召集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3位副总司令和暂一师师长续范亭、120师*运民**部部长罗贵波、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代表南汉宸等军政要员在河曲讨论抗日问题。史称“河曲会议”。直至1939年1月傅作义北上绥远，阎锡山的旧部才陆续离开河曲。
九、河保营
《河曲县志》记载：河保营即古灰沟营。明宣德四年（1429年）建堡，周长550步，东西二门，时称灰沟营。成化间（1465-1487年）都御史李侃置恒羡仓于内。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置守备一员，军800名。每冬冰结，调偏（关）、老营兵万余，谓之御冰，盖晋右严疆，陕东重镇。隆庆二年(1568年)裁革守备，改设参将，三年（1569年）添设防守一员，募军3000，展筑南城，驻军戍守，悉罢御冰诸军，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砖包。因营城为山西岢岚道辖河保路守参将驻地，称河保营。
自“土木堡之变”以后，灰沟营与南面的唐家会营、北面的集义堡沿河排开成为阻挡蒙古铁骑跨过黄河进入滩涂的重要屏障。景泰元年（1450年）5月，瓦剌军攻破河曲沿河营堡，虏杀众多人畜，然后沿东部川道直逼百十里外的神池义井屯堡。明军指挥佥事刘守安等两名指挥率军迎敌，遭致全军覆没。瓦剌军掳掠大批人畜沿原路返回驻地。成化元年(1465年)，火筛部落又兵犯灰沟营下游的阳沔堡。一个个在黄河岸畔互为犄角的营堡,成了蒙古部落跨过黄河第一个突袭的目标。
蒙古部落只有渡河突袭了灰沟营等沿河营堡，才能顺利进入黄河东岸的村庄。所以蒙古骑兵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营堡，消灭营堡内每一个可能阻击他们的士卒，才敢放心深入村庄抢掠。他们攻城掠地并不是为了占领，因而每一次战役都打得随心所欲。能攻克的攻克，攻克不了的继续左右突击。在这种类似于“游击性”的侵扰中，灰沟营和唐家会营、集义堡即使在布阵战略上互为犄角，也无法彻底防止蒙古骑兵渡河偷袭。成化二年(1466年)总兵王玺将边墙沿黄河东岸联成一线，弥补了营堡守御的不足，也从此让黄河滩涂内的营堡和村庄在边墙的守护下形成了一处休养生息的关塞。
成化年间山西都御史李侃在灰沟营内修筑恒羡仓，灰沟营便成为周转于黄河两岸边墙营堡之上的粮仓。唐家会渡是边墙之上通衢两岸的官渡，官渡对岸就是陕西东部边墙的起点。一条横跨东西由灰沟营对岸的大占村和墙头村为起点的边墙，经陕西皇甫川、清水河、神木、定边、靖边等12处营堡，直达甘肃的花马池。边墙下面有官道，灰沟营恒羡仓的军粮便由官渡运送，直达黄河两岸边墙之上的营堡。
黄河边墙环绕灰沟营沿河而筑，墙外又筑有十个烽台，从集义堡外的长沙滩一直延伸到灰沟营南园的九良滩，人称“守河十墩”，依次是黑虎一墩、靖虎二墩、三老虎墩、四老虎墩、镇虏五墩、守河六墩、七墩、八墩、九墩、十墩，其中守河第十墩正对陕西大占村山峁上的阻虏台。阻虏台狼烟骤起，沿河十墩便调兵遣将，边墙和营堡内外顿时一片杀气升腾的景象。
河保营保存最为完好的烽台是护城楼。护城楼是河保营边墙之上沿河十墩的第五墩，官名叫“镇虏墩”，“镇虏”两字至今在城楼门楣的石匾上依稀可辨。沿着河岸往北，依次留下的残破烽墩还有北园空心敌楼、四旦坪空心敌楼、石坡子空心敌楼等，这些仅存的烽墩是沿河十墩残留下来遗存。像北园空心敌楼当地村民仍旧把它叫作“四墩”，而在“四墩”西边的河滩地老北园人则称为“边外”，即边墙之外之意。
据护城楼石匾的记载，“镇虏墩”修建于万历三年（1575年），按照历史资料记载，长城（边墙）之上的空心敌楼大都是隆庆和万历年间的产物，而且其建筑结构标准划一，墩体标准为三层，台顶见方12尺，可驻守三十至五十名士兵。墩体一般都是骑墙而筑，为长城（边墙）墙体的一部分。像“镇虏墩”的外形为方锥形体，底部东西长21米，南北宽20米，高12米。边墙由东西延伸，北部临河，南部正对河保营。墩台一层为青砖包裹的夯土实体，与边墙高度一致，距地面约7米。二层为青砖拱券的空心墩，墩门为石块拱券而成，登上边墙才能由此门进入墩内。墩内为拱券结构，俗称“九窑十八洞”，是一种解决顶部大面积跨度的古老拱券建筑方式。九个大型拱形砖窑居于中间，十八个小型砖洞与外部墙体相连，建有箭窗，士卒在洞里可直接观察到外面的情况。东部洞内有直达三层台顶的台阶，台顶与边墙顶部结构相同，四面环建垛口、瞭望口等墙体。
隆庆二年(1568年)灰沟营裁革守备，改设参将，为山西岢岚道辖河保路守参将驻地，改称河保营。隆庆三年（1569年）河保营添设防守一员，募集新军3000名。河保营后来扩展南城，专门训练和驻守戍边士卒，取消了冬防御冰诸军的调遣，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整座营堡和沿河边墙都由青砖包砌。一个较为完备的黄河兵营从万历二十七年起，无论在戍边人口，还是建筑规模上都初见形态。
从明朝的后半叶开始，河保营进入蓄势待发的“青春期”。万历朝在明代历史上是走向衰亡的“风水岭”，但自隆庆和万历以后，西北边疆的烽火逐渐偃旗息鼓，反而与蒙古地区的经济贸易却日益频繁。“隆庆议和”设立的水泉堡马市、黄甫川马市、麻镇马市都在河保营周边。河保营边墙外的黄河水流平缓，非常适合两岸摆渡，因而除了下游不远处的唐家会渡口，在边墙的各个隘口处，都自然地冒出了两岸摆渡运送货物的渡口。到满人入关建立清朝，河保营基本变成一个通联边墙内外的水旱码头。
据《移驻县治碑记》记载：“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从康熙三十六年起，河保营便伴随着“走西口”的民族交融成为五方杂处兵民繁错的塞北小镇。
《河曲县志》记载：“河保营始与蒙民交易。又准沿河汉民垦种蒙古地。一时商贾辐辏，繁盛非常，人口十倍于旧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奏请移驻。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正式迁治开拓。计支建署银2930两，其中省令各州县公贴繁费银1500两，知县刘日暄自捐廉银800余两，余为县城士民捐献。共建堂屋署舍百余间。于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六日动工，八月二十日报竣。”
河保营在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成为了河曲的县城所在地。知县刘日煊修葺县城，城墙周长3里8步，砖砌高3丈6尺，增设南门，重修东西二门和北城护城楼，并在各个城门上建了城楼，分别嵌刻雅号。南门号“南薰门”，东门号“宾阳门”，西门号“靖远门”。咸丰年间，知县张灿斗集渡口船商所捐资金，将东南形渐顷圮的城墙城楼修缮一新。同治七年，知县金福增集钱四千余缗，将西城墙和门楼依次修葺，并重新为城楼嵌刻雅号和楹联。南城楼曰“南熏楼”，联曰“画栋云飞春织锦，沙场月上夜闻铙”。东城楼曰“迎旭楼”，联曰“险枕秦关迎紫气，暖回阳谷蕴丹晖”。西城楼曰“庆成楼”，联曰“河流远绕荧台曲，驿路斜连汉畤平”。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又令城内各行量力捐银，展筑南关，并在关内建阁供奉关帝和文昌。城内建筑，县衙和兵署并列，一边是县署、典史署等知县衙门，一边是参将署、守备署等将军府库。更主要的是城内八大街店铺林立。据清同治版《河曲县志》记载，仅钱铺、油酒坊、货铺、旅店四大行就有204家。西门外黄河中流大船穿梭，日有百艘货船从河套、绥包至河曲往返不绝。骆驼马匹等高脚运输又翻越东边山岭，将货物源源不断从旱路运出运入。这种沿黄河水路联通长城内外货物贸易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到近代北同蒲铁路开通之前。
同治五年（1867年）河曲知县金福增，在桃红柳绿的春日，登上这座城池的北极阁，远眺大河涛涛，静听渔歌声声，信口吟哦七律一首。诗云：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驮。其诗情画意让一座黄河边城曾经有过的繁荣景象跃然于纸上。至此，河保营由“营”而“镇”，由“镇”而“城”，成为黄河岸畔人烟辐辏商贾云集“鸡鸣三省”的塞上边城。
据《河曲县志》记载，河保营清初设参将1名，驻有马、步战守军各500名，马300匹。雍正年间，有经制官6名，马战兵117名，步战兵327名，守兵340名，总计驻兵784名，马139匹。同治年间，设参将、守备各1名，千总、把总各2名，外委3名，额外外委2名，共驻兵：马兵50名，战兵180名，守兵165名，马24匹。设防7处，驻兵41名，分别是：侯家口驻兵10名，许家口驻兵10名，水门溢口驻兵10名，红沟儿梁驻兵5名，水壕口驻兵2名，守河七墩驻兵2名，十墩驻兵2名。光绪年间，驻兵1055名，马91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