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 霞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学系副系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考古、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历年来在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陆续发现了59面汉代铜镜，多出自越南北部的汉式墓葬，另有少量出自越南中部和南部、泰国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地的遗址或墓葬。这些铜镜依形制和纹饰可分十三型，均可在我国中原汉文化区找到原型，它们与汉王朝在越南北部的统治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交往关系密切。
关键词：东南亚；汉代；铜镜
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开通，汉王朝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和交流愈加频繁，除“黄金杂缯”外，一些陶器、铜镜、铜印章、铜钱和漆器等汉朝*物文**也随之输出到域外。单就铜镜而言，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有考古发现，白云翔对此有专文阐述。而在东南亚，随着汉武帝在今越南中北部设置郡县，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与中国的交往更趋密切，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铜镜。本文对东南亚地区出土的这些汉代铜镜资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为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有力的实物例证。
一、发现概况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集中在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少量（图一）。简述如下：
（一）越南
共51面，主要出自越南北部的汉式墓葬，年代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
1.北部汉式墓葬
42面。多出自清化省各处墓地，余出自广宁省、海防市、永富省、河内市、北宁省和海阳省。清化省共10余处墓地发现铜镜，其中绍阳墓地土坑墓M1、M4、M5、M8、M9、M11、M13、M14、M15、M16和M17各出土1面，M18出土2面，共出土13面，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期。余出自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其中舂村墓地M1B出土2面，长溪墓地M4、M9、M15、M21A、M21B、M22，力直墓地M2，横钟墓地M1，三泰墓地M1B，东作墓地M1，舂村墓地M1A，和钟墓地M1B，东顿墓地M6，闵山墓地M1A、M2，大魁墓地M3，岷村墓地M1A和M1B各出土1面；还有1面出自东山村，因遭盗掘出土情况不明。此外，广宁省冒溪墓地M5，海防市东山社墓地M1、长晴墓地M1、调秀墓地M1，永富省龙川砖室墓，河内市黄梅墓地M3，北宁省同东墓地M1和海阳省七塔墓地M2各出土1面。
2.谅伐遗址 1面。20世纪90年代越南北部义安省谅伐（LangVac）遗址出土，年代为西汉晚期。
3.平安遗址 1面。1998年越南中部广南省桂山地区平安（BinhYen）遗址M7出土，该墓为沙莹文化瓮棺墓，铜镜位于头骨下（图二）。除铜镜外，还出土铁制的斧、矛头、刀、环首刀、短柄小斧，以及软玉耳环、软玉珠、玛瑙珠、红玉髓珠和玻璃珠。
4.俄龙遗址 1面。1999年越南中部广南省维川地区俄龙（GoDua）遗址编号为M5的沙莹文化瓮棺墓中发现，年代为西汉。该遗址位于秋盆河中游河段，平安遗址位于其上游23公里处。
5.莱宜遗址 2面。出自越南中部莱宜（LaiNghi）遗址瓮棺墓，均残损严重，年代为西汉时期。
6.安邦遗址 1面。出自越南中部安邦（AnBang）遗址沙莹文化瓮棺墓中，年代约为西汉晚期。
7.富正遗址 1面。1999年出土于越南南部平阳省新源地区富正（PhuChanh）遗址墓葬中，葬具由黑格尔Ⅰ型铜鼓和中空带把的木缸形器组成，铜鼓置于内部。随葬铜镜同铜斧、木剑、鹿角状木棒、陶器碎片以及稻谷等植物遗骸一同放置于铜鼓内。或为二次葬。
8.俄厄遗址 2面。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俄厄（OcEo）遗址出土，残件，年代均为东汉。
（二）泰国
共3面，均发现于泰国南部。
1.三乔山（Khao Sam Kaeo）遗址发现2面，年代为西汉。1面仅存一小截边缘，采集于4号山丘的表面；1面较完整，来自盗掘者。该遗址还出土有其他汉式*物文**，包括2枚西汉铜印和少量几何印纹陶罐残片。
2.洛坤省差旺（Chawang）遗址发现1面，保存完好，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晚期。
（三）印度尼西亚
2面，出自巴厘岛上的潘坤帕（Pangkung Paruk）遗址，1面是博局纹镜，另1面是神兽镜。
（四）其他
泰国东部沿海地区私人收藏3面，书中标注来自柬埔寨，但具体出土地不详。其中2面为日光镜和四乳*兽禽**镜，1面纹饰不详。
二、铜镜类型
泰国私人收藏的3面、三乔山以及越南绍阳墓地M9和M11、长溪M4和M9、力直M2、横钟M1、舂村M1A、和钟M1B、大魁M3和莱宜、俄厄遗址出土的15面铜镜，因残缺、无确切的出土地点或报告略简，形制不明，故暂不纳入讨论。余44面，依镜背面纹饰可分十三型。
A型草叶纹镜。1面，越南清化东山村出土，由于遭盗扰出土地点不明确，报告推测可能出自砖室墓（图三，1）。
B型星云镜。3面，分别出自越南绍阳M8、M16和泰国三乔山遗址。三乔山遗址出土的1面为博山炉式钮，圆钮座，座外等布四乳钉，乳间分布五小乳钉，连弧纹缘，直径约10厘米（图三，2）。
C型日光镜。5面，分别出自越南绍阳M13和M14以及谅伐、平安和莱宜遗址。圆钮，圆座或连珠纹座。平安遗址M7出土铜镜直径6.9、缘厚0.4厘米，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图三，3）。
D型昭明镜。3面，分别出自越南绍阳M5、M18和泰国差旺遗址，铭文见“昭明”两字。差旺遗址出土的1面为圆钮，圆座，乳钉纹钮座，外区饰连弧纹和铭带（图三，4）。
E型连弧纹镜。2面，出自越南绍阳M4和长溪M22。绍阳M4出土的1面，外区有一圈铭文“湅冶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而宜文章，延年益寿而去不羊，与天无极象日之光”。直径19厘米（图三，5）。
F型四乳四虺镜。3面，分别出自越南绍阳M18、M15和富正遗址。富正遗址出土的1面被有意碎成4块放置在铜鼓内，圆钮，座外四乳钉间变形四虺纹，虺上有小鸟。直径10.6厘米（图三，6）。
G型四乳*兽禽**镜。4面，分别出自越南绍阳M1、长溪M21A、安邦和俄龙遗址。座外有四乳，依图案不同，可分为二式。
Ⅰ式乳间饰仰首之鸟。1面，出自绍阳M1，外缘有一圈铭文“夫富昌，宜君王，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宜官秩，保子孙”，直径11.2厘米（图四，1）。
Ⅱ式3面，乳间饰青龙、白虎等图案。越南安邦遗址出土1面，外缘饰三角纹，直径8.8厘米（图四，2）。俄龙遗址出土的1面，宽素缘，直径10.4厘米（图四，3）。
H型六乳*兽禽**镜。6面，分别出自越南北部汉墓东作M1、调秀M1、岷村M1B、长晴M1、长溪M21B和M15。长溪M21B出土的1面， 圆钮，圆座，座外等布六乳，间以禽鸟和神兽，直径15.7厘米（图四，4）。
I型 规矩镜。5面，分别出自越南绍阳M17、东顿M6、舂村M1B，三泰M1B和印度尼西亚潘坤帕遗址。潘坤帕出土的1面为圆钮，圆钮座，座外有方框，框外有8乳，乳间饰“TLV”形纹饰和云纹，直径11.6厘米（图四，5）。东顿M6出土1件亦为圆钮，柿蒂纹钮座，蒂间有铭文“长宜子孙”，外为方框，框外有8乳，乳间有“TLV”形纹饰和神兽纹，外有一圈铭文带“上大山，见神人，食玉央，饮澧泉，驾蜚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富贵昌，乐未央兮”，再外依次为栉纹、三角纹、变形云纹。直径14厘米（图四，6）。
J型 云雷连弧纹镜。1面，出自越南冒溪M5。圆钮，圆座，座外饰连弧纹和变形云雷纹，宽素缘（图五，1）。
K型夔凤纹镜。1面，出自越南OcEo遗址。圆座，座外有夔凤，外区边缘为连弧纹（图五，2）。
L型变形四叶纹镜。2面，出自越南岷村M1A和闵山M1A。圆钮，圆座，座外饰变形四叶纹。岷村M1A出土1面叶间饰龙纹，直径12厘米（图五，3）；闵山M1A出土1面，直径10.8厘米（图五，4）。
M型神兽镜。8面，圆钮，圆座，此类镜的特点是镜心部分的花纹都作高浮雕，有龙鸟纹和神兽纹等。其中越南东山社M1、舂村M1B、闵山M2、龙川砖室墓、七塔M2、黄梅M3和同东M1各出1面，余1面出自印度尼西亚潘坤帕遗址。闵山M2所出的1面，上饰三兽，铭文为“三羊作竟，大天文，官至三公，长宜子孙”。直径13.5厘米（图六）。
三、问题讨论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原地分置九郡，其中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均位于今越南中北部。随着汉人的迁入以及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交州三郡的本地越人逐渐被汉化。尽管地处边陲，在越南北部汉墓以及日南故地的本土墓葬中，还是发现多达十三种类型的铜镜，这些铜镜均可在中原地区找到原型。其中年代最早的为草叶纹镜和星云镜，流行年代为西汉中期及稍后；日光镜、昭明镜、连弧纹镜和四乳四虺镜自西汉中期出现，流行至西汉晚期；四乳*兽禽**镜和六乳*兽禽**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及其以后；规矩镜自新莽时期出现并迅速流行；云雷连弧纹镜晚至东汉早期出现；变形四叶纹镜和神兽镜出现年代最晚，自东汉中期出现流行至东汉晚期。这些铜镜在越南中北部出现的时间，也大体相当或略晚。
出土神兽镜的7座越南北部汉墓，其年代多判定为东汉晚期或东汉晚期至三国，这类铜镜上限为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开始流行，但在中原地区出土不多；三国时期逐渐流行，尤其在南方广大地区较为流行，下限一直到南朝。在同时期岭南汉墓中这类铜镜出土也甚少，仅20世纪50、60年代发掘的广州东汉晚期墓中出土3件。这7座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与合浦近年来发掘的岭脚村、寮尾墓地的一批三国墓较为相近，年代或归为三国时期较妥。越南中部平安、俄龙、安邦和莱宜遗址发现的5面铜镜年代相近，大体为西汉晚期，均置于典型的沙莹文化瓮棺葬中。除铜镜外，这一地区的墓葬和遗址还出土有汉式青铜器和几何印纹硬陶片，反映出公元前1世纪，越南中部的秋盆河谷作为与印度和中国贸易的中心区，其内陆贸易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越南南部富正遗址、俄厄遗址，泰国三乔山遗址、差旺遗址以及印度尼西亚潘坤帕遗址出土的8面铜镜，除越南北部和中部出现的类型外，俄厄遗址还出土1面流行于东汉中期至晚期的夔凤纹镜，这些铜镜的出现则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交往有关。《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正史记载的这一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海路交往线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所证实。
俄厄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著名的港口城市，三乔山遗址所临近的克拉地峡，是当时横跨马来半岛的重要贸易通道，其余遗址也都位于沿线或辐射区域。汉使团进行远洋贸易除带去黄金杂缯外，必然少不了携带如铜镜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制作精美的铜镜，很可能作为贸易商品或馈赠礼物而留在当地。这种贸易或交换模式，也可能在与临近地区居民的接力式贸易和交往中发生。富正遗址铜鼓葬还反映了复杂的文化因素，出土的铜镜置于铜鼓内，东山铜鼓和汉镜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被一同埋葬。在这一地区，还出现了沙莹耳环、印度玻璃珠等，学者认为是通过海路贸易而来。富正遗址旁边的同奈河，其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沿海进入越南内陆的重要通道。
中亚地区汉镜是在汉朝同西域诸国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与白云翔前文指出的这种时代性和地域性相类似，东南亚地区汉镜也是在汉武帝设郡县、正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后出现。在中亚和东南亚两地所表现出的主要差异有二，其一是海路沿线没有出现当地仿制的汉式镜，其二是越南北部汉墓出现较多东汉末期及稍后的铜镜，如变形四叶纹镜和神兽镜，均不见于中亚地区。前者可能与东南亚地区铜镜铸造传统缺失有关，后者则从侧面反映了边疆地区持续融入“多元一体”汉文化体系的历史进程。
【注】文章原载于《考古与*物文**》2021年第6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