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总是被用来诠释心底的渴求，而自己并无察觉，这是大多数学者与圣人的距离。
作为一个曾走入多种文化与大自然中，观察世界各个侧面的旁观者，我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解释，永远无法同时达成 全面 和 精细 。一旦想这么做，“ 解释 ”就变成了“ 诠释 ”。
北宋年间，有人问洛阳一位当代大儒：“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这位大儒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数十年后，这位大儒的门人亦名重当世，当提到那段 物议沸腾的公案时，他说：俗人认为，先师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极其迂腐，但从”知经识理“的君子看来，这是”不可易“的真理。
这二位声名隆重的宋代大儒，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网上搜一搜“格物致知”，铺天盖地都是他们的解释…… 或许其中确有道理？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所以我决定看下去。
千年以来，对“格物致知”的争论，大约可分为“事”、“物”、“心”三派，心派又有明心和正心两家。
一、事派，落子在“事”
事派的代表是东汉经学家郑玄，他学识渊博，遍注群经，为汉代儒家经学之集大成者，世称“郑学”。
郑玄先生将《大学》定性为一种做事的方法： “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于是，他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两句关联理解，得出“物”因“事”而生——格物，即透过“物”去看“事之善恶”，然后知事件善恶吉凶的始末——致知。
我不太同意郑玄先生的看法。我认为“日三省吾身”的曾子写《大学》，并不是为了教人“行事之道”，而是教人“明明德”和“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又，据记载郑玄善饮酒，可饮一斛。
二、物派， 落子在“物”
物派的代表是北宋理学家程颐和其门人，南宋理学家朱熹。
与“事派”相比，“物派”将关注点收窄至“物有本末”这一句，认为“格物致知”，即推究物的本末，可以“止于至善”。因此，便倡导：
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这个观点引起极大争论，被南宋陆九渊批评为”支离破碎“。于是在1175年4月，二人赴江西信州鹅湖寺，当面对决，史称”鹅湖之会“。双方争辩三日，辩得火星四溅。最后朱熹言辞略逊，愤而离席，后去信与朋友：”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坐静**数月。“
后世学者亦对其观点褒贬不一，有鼓吹者曰：“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清.熊赐履）。有批判者道：“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清.颜元《未坠集序》）
当然，其观点中最为世人诟病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无论如何，程朱一派终被元明清三朝统治者奉为了儒家正统，享誉七百年。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清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我认为，这一派从身外之物（穷究物理）来求自我的诚意正心，是缘木求鱼......
三、心派，落子在“心”
其代表人物为北宋学者司马光、南宋学者陆九渊和明代学者王阳明。其观点综合了《中庸》和《孟子》，认为“格物”在于“求道”——“率性之谓道”，“致知”是为致”良知“——”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因此，如能剥离后天社会的濡化和过度的物欲，人性中的“良知”自能显露出来。
由于方法不同，心派又有明心和正心两家。
明心 的观点大破大立。认为御物欲于心外，便性自然，知自明。
北宋那位砸缸的司马先生说：“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也矣。”
南宋陆九渊先生 十六岁学弓马 ，心气极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 然理不解自明。 ”
正心 则讲究循序渐进。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虽然天生有善恶之心——良知，但真妄错杂的世事，致使思想变得有善有恶。如能将跟前事物“去恶归善”，便能显露”良知“。
宋代时文化之灿烂辉煌，如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哲学思想亦涌现出多个学派。然而我认为，文化的演进和扩张，确实有利于物质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但对于形而上的哲学，扩张式的演进其实未必能提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因此，应学其源头， 有如昔日启功先生论书之道：
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之纸笔，及其运用之法，俱有不同，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
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
——《启功论书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