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人 | 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瓶金**梅》的艺术创造

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瓶金**梅》的艺术创造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带有某种程度的「史诗」性质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相比,《*瓶金**梅》把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感受通过一种漫画式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由历史到现实,由超人到常人的改变,

这不仅是题材内容的改变、审美领域的拓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美学观念的革命,这种美学观念的革命在《*瓶金**梅》的艺术结构、人物形象、语言叙述等方面都有丰富而生动的体现。

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瓶金**梅》的艺术创造

《*瓶金**梅词话》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是由市井艺人的「讲史」发展起来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三国演义》就是以宋元勾栏瓦肆热门的「讲史」节目「说三分」为基础创作的。

后来被称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水浒传》开始也是「讲史」体,包括宋江起义故事在内的宋人《宣和遗事》,原是「讲史」的话本,只是后来集合了更多的民间传说故事,其性质才突破历史小说的藩篱,因此,《水浒传》似可视为「讲史」的亚体。

至于「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原是演述玄奘取经史实的,《封神演义》原是演武王伐纣史实的,以后因为其中神魔怪异因素膨胀,才脱离了历史小说而成为独立的品种,可谓之「讲史」之变体。

也就是说,《*瓶金**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史」的因素,所描写的对象都是英雄、超人或径直就是「神」,人们所要表达的是对历史的缅怀,从历史以及这些「历史的主人」身上寻求那种豪迈的诗情。

因为题材渊源、成书过程等原因,这些小说常常带有某种程度的「史诗」性质。《*瓶金**梅》的作者,不再像《三国》作者那样,倾心描绘乃至由衷赞赏封建政治家、军事家叱咤风云的业绩;不再像《水浒》作者那样,对啸聚山林的伟大强盗们持以神往而又叹惋的情怀;也不像《西游记》的作者那样,把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感受通过一种夸张和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是用惊讶的眼光审视现实人生,如实地写出他的观察和理解。

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意识观念,强行将他的故事纳入一个道德的、宗教的模式之内,却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愉悦的心情去描写那种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生活和喧嚣尘世的碌碌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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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

这种由历史到现实,由超人到常人,不仅是题材内容的改变、审美领域的拓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美学观念的革命。

因为作为叙事文体、再现艺术,小说的重要特点是以人、人的活动为摹写对象,从而表达作为生活参与者的小说作者的思想感情。

因此,直接摹写现实生活,内容充分生活化、现实化,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拉近小说与现实的距离,也拉近小说与读者的距离,更有利于传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评价。

其次,日常生活,男女情事等等,实际蕴含着社会人生的种种奥秘,烛微显隐,能更深入更细致地揭示人的精神心理、人生精义和社会的本质特征。

《*瓶金**梅》摆脱对「史」的依附,摒弃主观、幻象的描写,用艺术方法本色地再现社会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这种由「奇」而常,由粗而细,是小说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重大变革,不仅把小说题材扩大到生活的一切范围,也使作品的形象、内容更切近客观实际,再现生活、观照人生更准确,也更深入,从而使小说艺术深化和精微化。

这是小说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小说艺术本质认识的进步,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小说的价值观念,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观。

或许可以认为,这正是中晚明社会思潮强调「人情物理」审美价值在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反映其思想基础是对人的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新认识。

以《*瓶金**梅》的创造为起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由「市人小说」「史诗小说」过渡到「作家小说」的时代。

宋元市人小说基本上可分为「讲史」和「小说」两大流派,由「讲史」演进为《三国》《水浒》等长篇的「史诗小说」。

《*瓶金**梅》承继了这些集体累积型小说的叙事方式,又吸取了短篇「小说」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经验,从而开创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局面。

从此,取材于现实的作家创作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作家们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为小说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

当然,作为第一部直接取材于现实、作家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瓶金**梅》不乏粗疏和幼稚之处。

已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和西方成熟的近代小说比较,或与《红楼梦》比较,《*瓶金**梅》的情节、描写有「明显的粗心大意」之处,「喜欢使用嘲讽、夸张」,还有「大抄特抄词曲的嗜好」。

这种小说创作的随意性、俳偕色彩以及套用说话人熟套的作法,说明《*瓶金**梅》还没有完全摆脱宋人市人小说以来已经形成的小说审美定式和审美习惯。

但这仅是受「文学的传统与惯例」影响的痕迹,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文学进化的「胎记」,不能因此否认《*瓶金**梅》在小说艺术方面的鼎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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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与取材现实人生相一致的是《*瓶金**梅》对长篇小说艺术方式的更新。

老黑格尔说:「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美学》第二卷)

《*瓶金**梅》之所以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划时代的作品,《*瓶金**梅》对中国小说艺术的贡献,就在于它不仅开创了长篇小说描摹现实人生的新纪元,而且创造了适合这一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艺术方法。

首先是小说的艺术结构。《*瓶金**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不论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还是神魔小说,基本上都是故事型的。

这与中国小说与「说话」技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有关。因为作者要在尺幅之间,或展示百年风云,或表现善恶之争,引领读者饱览英雄人物,所以作者不得不略去日常生活琐事,粗线条地推进故事的进程。

尽管这些小说中也会有一些情节事件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而设置,但总体上是以重大事件为结构骨架,笔墨重在对故事的叙述。无论东方和西方,故事型小说都是小说最早出现的形态。

并以其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为读者所喜爱,其中优秀的作品往往能以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造成鲜明、特出的人物形象。

但是,中外小说发展的共同规律是,在经历了故事型小说阶段以后,小说创作一般向更「现实」的方向发展,更重视于对现实生活场景和人物的细致描摹。

这类新型的小说,似乎可称之为「生活型的小说」。取材于平常人生的《*瓶金**梅》基本上可视为是「生活型的小说」。

当然,并不是说生活型的小说就没有故事因素,但这类小说却不以故事取胜,因此,故事型小说那种情节单线推进或线*交性**叉的结构就与小说内容明显地不适宜了。与故事型小说人物命运主要附属于事件不同,《*瓶金**梅》的结构基本上是以人物的命运为中心的。

小说从三个主要人物的名字中各抽一个字组成书名,已经隐约透露了作者的创作思想。

张竹坡说《*瓶金**梅》的要害在于「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批评第一奇书读法〉),多少道出了《*瓶金**梅》围绕人物编织事件、展开情节的构思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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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瓶金**梅>读法》书影

学术界一般认为,《*瓶金**梅》的结构是一种「立体网络式」。

所谓「立体网络式」指的是一种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的非戏剧式的生活化的开放结构。这种结构是适应深入、广阔地展现复杂的现实生活而设置的。

《*瓶金**梅》截取《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一段故事做为全书的起点,以西门庆的人生道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为全书的结构线索,通过人物的活动,形成许多支线,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并按照生活的本来逻辑,连接起社会生活的各种片断和场面,自然形成一种有机的立体交叉的格局。

尽管从小说的结构艺术来看,这个格局还不够严密完整,但是小说已由单线纵深或线*交性**叉发展到对生活的整体铺展,从而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那些表面看来与主要人物无关的枝蔓,因为被有机地组织成一个整体,从而真实地展现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并通过这种联系,显示出众多人物的真实性和思想、性格、感情、心理的全部复杂性。

《*瓶金**梅》的艺术结构,摆脱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模式,是对小说艺术如何直接再现当代社会生活问题的大胆和有益的探索,以后《红楼梦》继承这一小说结构方式获得更大的艺术成功,证明了它的合理性和指向小说艺术未来的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瓶金**梅》这样一种小说的结构方式,并非作家先验的产物,其「原样」是现实生活本身,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小说艺术对生活的「模仿」,反映了小说家以生活为蓝本的、

「写实」的创作态度。

《*瓶金**梅》以前的中国小说,大多以一种外在的道德观念作为创作的指南,在小说中,道德判断压倒一切,改变一切,包括生活的真实。

西方近代「生活型」的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则将生活的真实性列为艺术的第一位,作家往往将他的思想感情注入冷静的小说描写之中,读者不是通过作者的外在的说教、议论,而是以小说的具体描写这一中介接触或感受作家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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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金**梅新论》 李时人 著

《*瓶金**梅》当然没有达到这种艺术境界。

一方面,劝惩的表白和夹杂于书中的道德训诫,使人感到已经凝结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国中世纪的道德观念对这位小说家的制约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欲肉**和*行为性**更多主观情绪、缺乏艺术节制的放肆渲染,都破坏了小说风格的统一。

但是,摒除了这些杂质的成分,《*瓶金**梅》在描写生活事件和具体生活环境、生活情势中的人物时,笔墨主要是「写

实」的,态度也近似冷峻。正是从这些真实的描写中,读者真切地感到作者真正的感情倾向和对社会人生的评价。

《*瓶金**梅》并不完全如清人张竹坡所说的「独罪财色」,也不是如今天一些研究者强调的仅仅是为了「暴露」。

我们从他对「财色」以及对芸芸众生微末生活的绘声绘色的描写中,强烈地感受到他为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社会生活所振奋和激动的心情,感到了他在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对个体生命及其意义的某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他让他的主人公一个个步入死亡,并不是缺乏对现实生活和他的主人公的热爱,也不完全是为了道德惩诫。

所谓道德惩诫、宗教轮回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他的人物生命自我完成的过程,本质上是符合生活的逻辑的。

这样一种尊重生活真实、以写实为旨归的创作态度、创作手法,表现了中国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的新变。

也正因为如此,《*瓶金**梅》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连带那些细节,才被写的如此真切、生动。

或如鲁迅所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机,或一时而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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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

《*瓶金**梅》采用写实的方法描摹了世俗众生的种种人生行为、生活现象,其描写「市井小人之状态,逼肖如真,曲尽人情,微细机巧之极」(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

为了适应题材对象的需要,作者创造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小说语言。

或者说,正是因为《*瓶金**梅》更新了小说的表述语言,才使这部小说显示出不同于以往小说的新风貌。

《*瓶金**梅》对中国小说语言的更新,一是将叙述语言由粗率推进到细密、由理性刻板推进到感性形象;二是将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由戏剧化、程序化较强改变为注重本色化、个性化。

前人多推崇《*瓶金**梅》「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其具象描写的细致,心态描写的准确,大小场面、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传神,历来为人们所赞赏。

至于人物语言,则「凡写一人,始终口吻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刘廷玑《在园杂志》)。

如写潘金莲伶牙俐齿,刀子般的嘴,把是非颠倒的一塌糊涂,却又气势逼人,便十分淋漓尽致。

有一回,春梅与奶妈如意儿争棒棰,她跑去骂如意儿,遭到反唇相讥,她就动手揪人家头发,打人家肚子。后来她把这件事告诉孟玉楼,一口气说了哔哩叭啦长长一大段话,还揭发了可怜的如意儿为了到这儿来混饭吃,隐瞒自己有男人的事。

孟玉楼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南京沈万山,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怎么不晓得?雪里消化尸,自然消他出来。」

孟玉楼又问:「原说这老婆没汉子,如何又钻出汉子来?」

潘金莲说:天不着风儿晴不得,人不着谎儿成不得!他不凭撺瞒着,你家肯要她?想着一来时,饿答个脸,黄皮儿寡瘦,乞乞缩缩那等腔儿。看你贼淫妇,吃了这二年饱饭,就生事儿雌起汉子来了。你如今不禁下他来,到明日又教他上头脑上脸的,一时捅出个孩子,当谁的?

活脱脱一付市井泼妇的声口。

《*瓶金**梅》中的人物性格,常常不仅仅是靠情节描写出来的,也是通过人物语言「说」出来的。那些夹杂着方言俚语的土白常常最充分地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点。

当然,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瓶金**梅》的语言艺术还有不少瑕疵,细密中不免琐碎,通俗而未脱粗鄙,生动的叙述中又不时夹杂着套语、陈词,说明艺术提炼还有不够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说,《*瓶金**梅》的语言确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特别是为小说如何使用语言工具塑造充分个性化的人物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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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绘 · 潘金莲

毫无疑问,「现实主义」艺术,或者说所有的叙事艺术,首先和主要的课题是人物,没有描写成功的人物,也就没有创作主体的作家自己,即没有风格。

因此,人物是作品成为真正艺术品的灵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曾经说过: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其实,打破传统的思想,改变那种「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当自《*瓶金**梅》始,或许这正是《*瓶金**梅》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最重要贡献。

所谓好人并非全好,坏人并非全坏的写法,并不是说将人物性格按照道德的两分法依某种模式来组合,而是说这种写法写出了像现实生活中一样的人的思想、感情、行为的全部复杂性。

这首先取决于作者是否立足于生活,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是否仅仅带着道德的滤镜;其次在于作者是否掌握一种能够表现人物的种种复杂性的艺术方法。

作为一个小说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态度和才情,《*瓶金**梅》的作者才几乎是一无傍依地创造了《*瓶金**梅》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小说写人艺术。

确实,中国古代很少有几位小说家能像《*瓶金**梅》作者那样对人世间最平常的生活现象─穿衣吃饭、性、死亡等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说明作者真正执着于现实人生,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的本质、人性问题的思考。

因为他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所以才敢于赤裸裸地描写「人的恶劣的*欲情**」,西门庆形象突出的不正是这一点吗?

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瓶金**梅》的艺术创造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当然,他不可能认识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藉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他的创作只反映了他对这类问题的直观认识:

一方面恶给社会带来灾难;另一方面,恶又表现为对陈旧刻板生活的冲击,因而给历史和生活带来新鲜的内容和活力。

这就是他为什么一方面对恶欲和恶行不时加以道德训诫─除了这些他实在没有其他的理论*器武**;另一方面,他又对传统道德完全斥责的恶─经商谋利、贪财好色等行径带着一种不无欣赏的态度进行描摹,对西门庆这样的恶人也有着极大的表现兴趣。

如果从道德批判的角度看,西门庆无疑是一个恶人,十恶不赦的坏蛋。作者也经常谴责他「浪荡贪淫」,骂他是「富而多诈奸邪辈,欺善压良酒色徒」。

但作者对西门庆的态度也有很多使人乍一读感到模糊的地方。

如西门庆为人贪婪,见利忘义,心毒手辣,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任何礼法,什么都敢干,并不担心人间的报复和地狱的惩罚,可是又写他有时并不吝啬,不乏热心肠,捐钱修庙、印经书不说,对周围的人也很关心大度。如给穷帮闲常时节付买房钱,余下十五两银子也给了他,让他「开小本铺儿,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儿,勾他两口子盘揽过来就是了」。

所以作者又说他「仗义疏财,救人贫难」「是个散漫好使钱的汉子」。

再如西门庆充满兽性,对女人只有粗俗的占有欲,搞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女人,但有时又写他像个「情痴」,不乏人情味。

李瓶儿临死,他不理会潘道士说房子有鬼的告诫,也不嫌死人的血腥污秽与恶形,捧着死尸脸对脸地哭,悲伤到寝食皆废的地步。

这种看起来像是矛盾的描写,曾经使批评家们很为难,或者怀疑作者的道德意识,或者将其归于创作的失误。

其实,问题也许出在我们的批评范式上。

中国古代的小说,一向是以固人伦、明教化为创作目的,人们总是希望小说能引起一种是非分明的爱憎感情和培植惩善扬恶的思想观念。

而中国小说中的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又是一致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常呈现出性格的单向性,心理素质、道德属性一极化,而且两者往往有一种对应和必然联系,并因此引起一种定向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

中国古代小说曾使用这种方法创造出许多不朽的典型,如诸葛亮、关羽之类。但这种突出某种道德意识、性格禀赋的人物大多实际上是超人,只不过是真实人生的抽象。

《*瓶金**梅》的作者志在描写常人,这一方法就很难适用。因为作者本身就是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生活的参与者,所以他才能不以道德成见看人,也因此使他发现了人、人性的复杂─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交织着善恶,言语、行动经常是矛盾的。

我们看到,作为中国16 世纪的一个商人,西门庆是强悍的,充满了野心和兽性,《*瓶金**梅》里的其他人都不能望其项背。

花子虚徒然继承了一份庞大的遗产,但为人怯弱,毫无作为;陈经济猥屑卑劣,没有自立能力。

或许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具备混迹商业社会的才干和手段,但心机有余而魄力不足。

作者处处突出他的主人公,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西门庆种种常人的心态和感情。

对突如其来的灾祸,西门庆同样充满恐惧,听到亲家陈洪被划为杨戬*党**羽可能要牵连到自己,就吓得丢掉魂魄,连李瓶儿也不敢去娶了。

进京路上过黄河在沂水镇遇到大风,夜宿败剎,一时困苦的环境就使他感到人生的无常。

西门庆办事精明果断,多次化险为夷,可作者在写他在处理家事纠纷上,就常常显得十分错乱昏昧,优柔寡断,常常被蒙蔽。

在作者看来,这种性格的矛盾,亦如他的道德、感情的种种矛盾一样,都不过是他作为常人在不同生活情势中的表现,所以作者也就如实写出。

这对《*瓶金**梅》作者来说,只是一种直观的感受和体验,但一旦他把他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写进小说,就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象。

这样一种写法,正是近世小说突出人物丰富内涵和复杂性格的写法,尽管作者的描写还不是那样无懈可击,却不自觉地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物塑造的范式。

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瓶金**梅》的艺术创造

《李时人<*瓶金**梅>研究精选集》封面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李时人<*瓶金**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