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上世纪末开始，在一些流行期刊、报纸专栏上，经常能看到署名为“孔明”的文章：文笔率性，文心率真；不阿附时尚，不跟风潮流；幽默、风趣，鲜活、生动；灵感主义，唯美主义；以个性语言还原并呈现汉语言的汉字本色、词语魅力；散文清新、随笔轻快，具有文字阅读的快感；富含禅思感悟，富有思想火花。先不说文章，单就这署名，很容易、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三国时期的孔明。现实中的孔明，却并不认可这种“联想”。他一身兼具两个身份，一个是出版图书编辑，另一个是散文作家。他还写过大量图书的序、跋、评等，在业内颇有影响。今天接受本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季风采访的，就是这位人物嘉宾。
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季风 着名作家、图书编辑孔明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
对话嘉宾：孔明
孔明，本名张孔明，西安市蓝田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审。现出版有《我岭上》《书中最相思》等6部散文作品集，另有《贾平凹妙语》《风从千年来》等6部点评本。
季风：您是从蓝田县北关中学高考出去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直到编审。您也是陕西知名作家，散文写作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能聊聊您的教育背景吗？
孔明：我没有啥教育背景，我是我爷抱大的，我爷我婆都不识字。我爷年少时失去了双亲，带着弟妹逃难到渭北，投奔亲戚，在地主家当了长工。快三十岁时他回老家买了田地，盖了房子，并娶妻生子。我爷老来得子，自然视如命根子，供我爸读书，直到高小毕业。我爷怕我爸远走高飞，老来指望不上，就不让他继续上学了。他给我爸取名“拴鱼”，取意拴住。我爸自己把“鱼”改成了“余”。我爸虽然高小毕业，却认识不少字，还会打算盘，赶上了农业合作化，由互助组的记工员干起，干到合作社的会计，由低级合作社的会计干到高级合作社的会计，升任区铁匠社的会计后，他已属国家干部了。我出生时赶上了“四清”运动，我爸在运动中被开除了*党**籍，改去国营药店当营业员。成立了供销社后，我爸又干起了会计，并恢复了*党**籍。我大学毕业那年，他被调进蓝田县人民政府，仍任会计之职。
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爷，一个是我爸。我爷不识字，却博闻强记，因为去过渭北，也算走南闯北，比村里的同龄人有见识。小时候我爷抱着我走村串乡，谁见了他，都要缠着听戏文。我爷也有闲工夫，就连说带唱，久而久之，许多唱白都进入了我的耳朵，被我牢牢记在心里。
拿现在的话说，我爷说唱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对我的成长肯定有积极影响。《张连卖布》《花亭相会》《三字经》等词文，我至今都能倒背如流，我爷说过的曲儿、顺口溜，我张口就能来。
我爸在供销社管着事，报纸、书刊很多，这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我小时候对国家的时事了解得多，原因就是有报刊可以看。记忆力也好，不能说过目不忘，但转过身向人显摆是没有问题的。
我爸也爱看书，他把“少儿不宜”的书都锁起来了，我却想方设法踅摸到手，偷看得津津有味。我父亲收藏了很多秦腔剧本，我看得入迷，一些文字和我爷说唱的也对上了，更令我惊奇！我工作后，才知道那些剧本都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就惊叹缘分，认定我当图书编辑是命里注定的。
季风：您曾在本报的前身《经济新报》当过副总编辑，如此说来，我们有了前后同事的渊源，能否说说您的那段工作经历？
孔明：《经济新报》的前身是《军工报》，是省国防工办主办的。上世纪末，《军工报》划转地方，归属了陕西人民出版社，我是代表出版社进驻报社的，地址在南郊翠华路的国防工办大院里。我在那里上班，创业伊始，早晚奔波，其辛苦可想而知。2001年5月，报社搬迁到安远门外的北关十字口，与我的住宅挨着。
我是2003年3月离开报社的，《经济新报》更名为《阳光报》的报告还是我写的，2004年2月21日《经济新报》正式更名为《阳光报》，有了这段经历，我自然有太多的感慨，也一言难尽。我为我们的报纸庆幸，但愿在陕西地面的角角落落里都能看见我们的报纸。《阳光报》，多吉祥呀！
季风：您的本名和笔名叫孔明，让人一下就联想到诸葛孔明，莫非以前您也慕名这位三国名相？这里面是否寄寓了您的抱负和志向？
孔明：我很后悔用了“孔明”当笔名，也很忌讳别人把我和诸葛孔明联系起来。我想放弃这个笔名，却来不及了，就像一碗水泼在地上，收不回来了！
我上学报名时，被老师登记为“张孔民”。我上兰州大学后，同学里南腔北调的，很多人把“孔民”叫成了“孔明”，有的人甚至叫我“葛亮兄”，我只当是开玩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后，又有人呼我“孔明”。《女友》创刊时，我是首批特约编辑、记者，第一次发表文章，署名“孔明”。那篇文章是我现场写的，编辑部主任崔鹏飞替我署上了“孔明”，就这样，我就用“孔明”的笔名发表文章了。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儿，我其实想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并非有诸葛孔明那样的抱负，更无傍名人的想法，只能说是机缘巧合！
季风：您凭借敏锐的编辑眼光，策划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纪实文学《张富清传》。您说自己接到稿子后一口气读完，中间泪流满面，是真是假？是故事好还是人物有传奇性，抑或是作者的文字感染了您？
孔明：也只能说机缘凑巧，让我们碰上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宋亚萍女士去省委开会时，听说有人正在写张富清，就让我打听一下具体情况，看看能做不。我当即打电话给省作协秘书长王晓渭先生，得知确实有人在写张富清，这个人名叫钟法权。我们都是作协理事，我知道他，立即和他联系上了，我们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因为背后有总编辑的信任和支持，我才有底气。
看了初稿后，我们彼此都抱定了拿一个大奖的想法。钟法权很自信，我们也信任他，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他精益求精。一审、二审、三审都字斟句酌，有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一审，也就是初审，对于此书的出彩功不可没。我们安排了一位出色的责任编辑，她叫彭莘，此前责编过《路遥传》《陈忠实传》《贾平凹传（1952—）》等，可以说是经验丰富、颇有匠心。她不厌其烦，作者也是，两人对上了脾气，合作就很成功，也很愉快。
初稿看得我落泪，是真的！我读过很多英雄故事，但不曾读过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故事，所以我很感慨：“英雄还有这样的！”他是被抓壮丁入伍的，因为瘦弱且矮，军官没看上，他就在乡长家当差。第二年，还是被征当兵了。不到半年，他成了西北*战野**军的俘虏。经过一番教育，俘虏兵愿意留下来的上前一步出列，张富清是第一个迈出步子的。他多次立功，拿过一等功勋章。新中国成立后他去*疆新**剿匪，抗美援朝时又积极要求参战，带领十多个战友徒步跋涉，结果到北京后，抗美援朝却结束了。张富清先去天津军校，后又入武汉军校，毕业时是营职军官。他当时有三个选择：第一是留在武汉，一般人都求之不得；第二是回故乡，也就是陕西洋县；第三是去湖北来凤，那里最艰苦。他选择了去来凤。新中国成立后，吃饭是大问题，所以组织上安排他先当粮油所所长，后又出任粮食局副局长。三胡公社缺水，他出任副主任，为老百姓翻山越岭找水吃。他曾被*倒打**过，官复原职后，被调到卯洞公社当副主任，为当地修了连心路。改革开放后，他出任外贸局副局长；在岗的最后一站，他是建行副行长。从脱下军装到退出领导岗位，他一直是科级干部，还带着“副”字。说他是老黄牛，他当之无愧；说他不居功自傲，有深藏的军功章为证。若非被偶然发现，他至今仍籍籍无名。像这样的功臣有多少呢？
从作者绘声绘色、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却找不到张富清的半点怨言。他抱着最质朴的思想：自己还活着，很多战友却牺牲了。我想，《张富清传》一书传递的，正是这样的思想。
季风：十年前您约请陕西作家张艳茜写《路遥传》，今年又出版了陕西作家晓雷的《路遥别传》，二者之间有联系吗？是偶然，还是刻意策划的？
孔明：回想起来，冥冥之中似乎上天自有安排。当年为路遥立传时，我最先想到的是晓雷，因为我熟悉他，也敬佩他，他和贾平凹、京夫、马河声等人去过我的老家杏树凹。我也知道晓雷与路遥关系密切。有一次我去吉祥村那边马河声的懒园，说到我想晓雷了，就立即与他联系，想请他吃饭，结果打手机不接，只好发了个短信。
与马河声在谈笑间，我说了我的意思。马河声向我卖了一个关子，说是除了晓雷，还有一个最佳的人选，我一下子被点醒了，脱口而出：“张艳茜！”她与晓雷、路遥都是以前的同事，关系融洽。马河声拿起手机拨通了张艳茜的电话，张艳茜真就来了。我提起此事，她有点犹豫，河声在一旁打气说：“以你的才气、实力、经历以及你对路遥的了解，再加上你的美丽，完全能够胜任！”艳茜脸蛋绯红，笑得像一朵莲花。后面又通过电话交流了多次，她下决心接活了。她为写路遥付出的辛苦、心血，令我刮目相看。她倾入了情感、融入了才气，写出了我们想要的传记。出版后好评如潮，一版再版，可以说实现了我们当初的期许。
《路遥传》出版后若干年，忽然接到晓雷的电话，问我吃饭的具体时间、地点。他说他看见短信了。我翻看记录，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几年前邀请他吃饭的短信，他居然刚看见。也难怪，他不用手机，只偶尔接电话。
这么多年，断断续续看到了晓雷写路遥的文字，爆料了不少《路遥传》里没有的信息。正好有一次晓雷老师亲临编辑部访问我，我问他有没有为路遥写些文字的打算。真是巧了，他恰有此打算，我们便一拍即合。已经有《路遥传》了，只能出《路遥别传》了。晓雷笔下的路遥，真是有别于他人。他与路遥的往来细节只有他拥有，路遥的深层次心理活动，也只有他了解。路遥身上的许多闪光点，别人不可能知道，他却了如指掌，《路遥别传》非他莫属了！
《路遥传》《路遥别传》两本书，责任编辑都是彭莘。我想，彭莘是天使，为路遥的再次复活穿针引线来了！比较而言，彭莘为《路遥别传》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和聪明才智。这一点，我想晓雷老师也一定会认可。
季风：《路遥传》加上《陈忠实传》《贾平凹传（1952—）》，都是您策划出版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陕西文学四十年最有建树的大作家，都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传记。对于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陈彦，您是否也会按照惯性为他出版一本文学传记呢？
孔明：这是一个美好的启示，但说实话，我心里没想过。陈彦也是我的朋友，对于他的成功之路，我唯有钦佩和赞赏。他身上有更多的故事。比较而言，陈彦是另一道风景线，不可复制。相信关于他的读物一定会有，而且会更多、更精彩，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季风：《贾平凹传（1952—）》的作者孙见喜先生，也是您的老同事。他写过《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其人》等书。贾平凹、路遥、陈忠实三位作家的成就，就像一直被挖掘的富矿，取之不尽。就贾平凹的传记而言，似乎开始没有设计到连续，《贾平凹传（1952—）》会不会与孙氏以前的作品在有些地方重复？
孔明：我相信，孙见喜写贾平凹也是上天的安排。他们同是商洛人，同属一个时代，人生经历与轨迹多有交集。贾平凹是1975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进入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属于文学编辑。他前脚离开，孙见喜后脚跟进来了，此前他们认识。紧随孙见喜之后，我也来了，大约晚了一年吧。同城为友，脾性相合，“狗皮袜子没反正”，为孙见喜走进贾平凹的生活，敞开了方便之门。
贾平凹人生遭际、苦辣酸甜，包括文学打拼、功成名就等，孙见喜都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本身是文学家，与贾平凹自然会惺惺相惜。贾平凹有那么多故事，不写就辜负岁月了。他是有心人。还有，贾平凹甫一出道就争议相随，荣誉加身，但被泼的污水也在递增。作为兄长，孙见喜呵护心切，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这一点我是见证人。只要牵扯到贾平凹，孙见喜就先坐不住了。我想，这也是他撰写贾平凹的动因之一。
季风：《贾平凹传（1952—）》也是您的策划之作。您策划的“陕西三个文豪传”为您带来了荣誉。就书名而言，从贾平凹先生出生的年月写起，超出了他的文学从业时间，变成忌讳的为活人生前立传。您当初是怎么设想的？
孔明：老实说，这得感谢贾老师的豁达与胸襟。对一般人来说，生不立传，这在民间也是忌讳；但对贾平凹来说，那就是一个书名！仅此便足以证明贾平凹不是一般人。也恰是如此，他的创作才有了神话般的匪夷所思。我越走近贾平凹，越能感受到一种神性如影随形。他曾为我书写过八个字：“大人小心，圣贤庸行。”他貌似小心翼翼，其实格局之大，超越了寻常人的视野。
我正是了解贾平凹对人生通透的感悟，才敢在书名上毫不避讳，这也预示着《贾平凹传（1952—）》会有续集。
季风：您的散文写作是否受到贾平凹先生的艺术影响？贾先生的写作和思想给了您哪些重要的启示？
孔明：与贾老师交往有年，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我是他20卷本《贾平凹文集》的责任编辑，我几乎阅读了他出版的全部文字，对他字里行间的应有之义、言外之意可以说是心领神会。他的作品愈来愈老道了，他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不显山露水不等于无峥嵘，即使隐藏，龙还是龙，不是虫。
前边我说陈彦不可复制，贾平凹更不可复制，如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应运、应时而生，时运皆不负他，他也不负时运，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在走笔，都在耕耘，收获与声名却大相径庭。
于文学家而言，宿命可能有，但成败还是靠作品说话的。《红楼梦》成就了曹雪芹，《平凡的世界》成就了路遥，《白鹿原》成就了陈忠实，《秦腔》等作品也就成就了贾平凹。
季风：您提到宿命，似乎中国人就讲宿命。种地的、打工的、当官的，包括文人，似乎都不例外。编辑、作家、评论家等身份，您最看重哪一个？
孔明：我其实很单纯，就像我做人一样，主业是编辑，副业是写作。换句话说，写作只是爱好。譬如蜜蜂不采蜜，就没有活的理由；蝴蝶不恋花，那干啥来了？说白了，蜜蜂就是采蜜来了，蝴蝶就是跳舞来了。于我而言，这就是宿命。我是越活越清醒了，至少觉悟了：鸡蛋孵不出凤凰，麻雀不立鸿鹄之志，春蚕即使破茧而出、羽化成蛾，也不能与蝴蝶同日而语。
干了编辑，我就把青春年华献给了这个职业。当编辑的好处，就是有时间读书、写作。反过来，也对当编辑有好处。读书扩大学识，写作提升文学素养，二者相辅相成，更容易在工作上干出成绩。我之所以有一点点成绩，是因为我安于自己的编辑职业，这个职业给我提供了生活保障，使我没有后顾之忧。
季风：《路遥别传》的出版发行时间，刚好卡在路遥逝世30周年纪念节点，似乎是对这位“牛一样劳动的陕西作家”的回眸和特别致敬。这本书销量如何，能否冲高以前的传记书籍？
孔明：《路遥别传》赶上了路遥逝世30周年的纪念节点，是庆幸的事情，所以受到关注。我当然希望能热卖。任何书，只有卖出去，才有价值；卖出去越多，越有价值。我对此书的销售量，有理由乐观。
至于能否冲高，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本书由于独特而不可取代，其出版价值一定会显现出来，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文字整理/季风）
编辑：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