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光
一、概述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也非常久远，大约从五万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简单的乐器和乐舞，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山西万泉（现属万荣县）荆村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属于这时期的陶埙、骨哨，有的已可吹奏由两、三个音构成的简单旋律，同时还有鼓、磬、籥等打击乐器和管乐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从一些古籍的传说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已创造了许多反映狩猎活动和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乐舞。如阴康氏部族曾编制一种乐舞来锻炼身体，鼓舞人们与涝害作斗争。古朱襄氏时，有一位名叫士达的人曾制作五弦之瑟，用以招来雨水，驱除干旱。舜时，由夔编制的一个乐舞，其表现形态是“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反映了原始人驯服百兽的愿望。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兽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有联系。
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大禹之妻涂山氏“女娇”所作的《候人歌》。整部作品的歌词虽然只有“候人兮猗”（“猗”通“兮”用）一句，仅四个字，其中两个字还是语气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啊”或“呀”字，仅剩下的两个字“候人”才有实意，但反复咏唱，一唱而三叹，凄婉悱恻，情如涟漪，声动云霄，抵得上男女间思恋的万千语言。仅只一个“候”字，就已足见古代女子对爱情的炽热追求程度了。这首歌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女娇心中的所思所想：等候的人啊，多么长久啊！《候人歌》——中国最古老恋歌。
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一书中分析《候人歌》时说，“（这）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首民歌，最早的一首爱情诗，被称为“南音之始”。这首诗开启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也成为爱情诗规格和气质的圭臬。涂山女娇，也因此成为中国远古神话中的诗歌女神。后来的《诗经》、《楚辞》用“兮”这个字都明显是受了这首诗的影响。《诗经·国风》里的那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都可看作是这首诗歌的滥觞。此后，先秦的爱情诗歌才蔚为大观，周王朝也才有诗可采。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音乐起源说的问题：
二、音乐的起源
关于人类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音乐的产生，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本能说，求爱说，模拟自然说等等。但这些说法，都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我国古代哲学家也多主张模拟说。
《吕氏春秋·古乐篇》（约公元前3世纪）：“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糜鞈置缶而鼓之”。
模拟说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将音乐形象从属于音响原型。将主观从属于客观。但却带有机械唯物论反映论所具有的缺点，而流于否定艺术思维的独立性；否定它的社会效能和艺术的概括作用。它仍只是从天性本能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来诠释模拟的动机，故此，他们也不懂得音乐起源和劳动生产的密切联系。模拟论者认为音乐限于直接反应自然界的音响，这就是自然主义美学产生的根源。反过来又激起了后来唯心主义的表现派美学的产生，把客观现实消融在“精神的内在世界”之中。
我国古代美学家对产生音乐的主客观方面，也有比较全面的理解。《乐记》（约公元前五世纪）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
古代美学家虽然在制作音乐时主客观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可取之处，但也未能注意到音乐与劳动生产、社会实践的关系。但是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音乐产生于劳动生产和生活斗争中。最初的音乐是与劳动结合一体的，在古代集体劳动生活中，人们为了协调劳动的动作，为了减少在劳动中的疲劳，以及因感受到劳动的欢乐而发出某种劳动呼声，那就是初期的歌唱。由于劳动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不同的劳动便产生不同的节奏，因而伴随的音乐也就各不相同了。如：船夫号子、秧歌号子、打夯歌等。
三、乐器的产生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工具所发出的音响也可说是最原始的音乐。后来，由于音乐运用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不一定直接伴随劳动过程，乐器的独立性也随着加强，于是某些劳动工具就逐渐转化而成为专用的乐器，故而原始乐器又大都和劳动工具或生活用具分不开。例如古代的“磬”，其最初的形状是鼓、股不分，与新石器时代的“石庖丁”十分相似，最早的弦乐器如"箜篌”之类，乃系由捕捉鸟兽的弓逐渐演变而成。
而《史记》所述“击瓮叩缶，真秦之声”，更是直接以食器作乐器的明证。从后来产生的乐器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如大鼓书用作伴处的“梨花板”就是由破碎的犁铧片”演变而来。当然， 我们并不认为古乐器全都是脱胎于劳动工具或者生活用具，但其创造发明之初常受劳动和生活经验的启示都是十分自然的事。
四、歌舞的功用
结合劳动的呼声，劳动工具所发出的音响，再加上劳动动作就构成了原始歌舞的雏形。原始人在劳动间歇时也常常喜欢模仿劳动动作以为娱乐，或者为了叙述一次狩猎的经过而将当时的情景用声音和动作再现出来，并且加以必要的概括，于是就成了独立的歌舞艺术。
《竹书记年》所述“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正表现出了原始歌舞的情状。因此最初的音乐是人类劳动生活的再现，是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时期的音乐总是常常和诗歌、舞蹈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原始音乐歌舞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它的社会功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复杂，音乐艺术的内容和作用也随着扩大，而广泛用于锻炼身体、抒发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娱乐、求爱等各种社会生活侧面；美的因素增长了，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了。从此，音乐遂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五、乐舞的意义
原始乐舞是远古时期的主要音乐形式，节奏是原始音乐的基本因素。由于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因此原始音乐往往与现实生活、巫术、宗教相结合。
原始乐舞的主要内容有：《弹歌》、《云门》、《咸池》、《箫韶》、《葛天氏之乐》、《蜡辞》、《朱襄氏之乐》、《大夏》、《大濩》等，原始乐舞后来从祭祀仪乐方面发展，但仍然带有某种实用的意义。其内容和形式，也往往和劳动生产有关。例如黄帝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穷。”（穷，古肉字，读r6u，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这首作品，反映了原始狩猎生活。《云门》也是黄帝部族崇拜云图腾（天神）的乐舞；《咸池》是尧时期“崇天”的代表性乐舞。即“咸池”是天上西官星名，古人认为此星主管五谷，若此星明亮，则庄稼丰茂，反之则有灾变。这种对天文的崇拜，体现了原始时期的人们祈求丰年的文化心态；《箫韶》：为舜时期“宗教”的代表性乐舞。又名《九韶》、《九歌》、《九辩》。乐舞采用原始编管乐器“排箫”，作为主奏乐器。
所谓“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以鸟图腾崇拜为主要内容。据推测可能是表现人们用箫管吹出美声来引诱禽鸟而予以捕杀的情状。这个乐舞一直传到春秋时候。但也被人解释为歌颂舜的文德。因此孔子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是“尽美”、“尽善”的艺术；其实它也是和劳动生活有关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述的《葛天氏之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日《玄鸟》；三日《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兽禽**之极》。”反映了原始农牧生活；也就是说，《葛天氏之乐》，是由三个人手执牛尾，踏着脚步歌舞：所唱的八首歌曲包括了祭祀图腾祖先、天地万物、祝愿天气正常、草木繁茂、五谷丰收等内容。《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是一首古代祭祀歌曲。
原始社会到夏禹的时候开始崩溃，奴隶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上有了阶级的区分，音乐艺术也逐渐注入了阶级的意识。如夏、商两代的代表性乐舞《大夏》和《大濩》，都是直接歌颂当代统治者本身的，与过去歌颂图腾祖先的情况很不相同。传说《大夏》是歌颂夏禹治水有功；《大濩》：商朝初期创作，是歌颂商汤伐桀除暴的著名乐舞作品。
奴隶社会为适应统治阶级享乐的需要，音乐的艺术性或娱乐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产生了大批的女性歌舞奴隶。传说夏桀有女乐三万，每天早晨在宫门奏唱，歌声远传至大街小巷。纣王则作“此（百）里之舞，糜糜之乐”，在他的统治下，“妇女倡优、钟鼓管弦流曼不禁”，统治阶级普遍以音乐作乐享受。
但是，奴隶们也有自己反抗统治阶级的音乐。传说夏桀时流行着一首乐歌：“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其意思是：太阳怎么还不下山呀，我们好一起逃亡。这首乐歌，充分地反映了奴隶们不能忍受奴隶主的残酷压迫，纷纷想方设法逃走的社会现实，唱出了奴隶们反抗的呼声。故而，商汤伐桀时就是以这首奴隶反抗的歌声作为号召。
六、乐律的诞生
音乐的阶级分化，在乐器的应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隶社会创造了像编钟、编磐之类的贵重乐器，这是音乐进步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类乐器，从开始就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有物，奴隶不必说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备置应用的。他们最多只能奏弄埙、籥一类比较简单的乐器。古人常称贵族家庭为“钟鸣鼎食之家”，就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
从远古到奴隶社会前期，是我国音乐逐步成型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商代由于冶炼等工技的发展，促进了乐器制造的进步。出现了钟、铙等铜制击乐器，编管乐器也有发展。
又甲骨文有“樂”字，像丝附木上，说明弦乐器也已产生。目前出土的殷代编钟、编磐等大都以三枚为一组，有5、6、i，3、6、i 等不同组合；这类三音列，在现代民族民间音乐中，亦有遗留。例如：云南阿细人、台湾高山族民歌中（云南《阿细跳月》、
台湾《劳动号子》），就有由这类三音列构成的很有特色的曲调；陕西紫阳民歌《撒花调》则基本上是由5、6、i 三音构成的。河南辉县还出土了可大体奏出五声音阶曲调的五孔陶埙。这都说明当时人们已有了一定的音程、 音阶的观念，为乐律理论的产生和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