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乐教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正如西方人以音乐为重要艺术修养一样，中国人是以书法为重要艺术修养的。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谈到书法时，很有感触地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在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代表个性，就是最高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正因为如此：书法才能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瑰宝，并成为“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书法教育，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教习，更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文化的修炼。
几千年来，从识字开始，就以书法引导蒙童学字，九宫格、米字格、双钩描红、临书仿写……，在书法的习练之中去体验、去践行、去感悟——将规矩、内修、审美、养性、怡情融为一体，书法教育是中国传统“启蒙教学”中最为精彩的一种文化和精神组合。
书法是汉语言文字系统中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同汉文字的诞生一样极其久远。或曰：8000年，或曰5000年，后者即指史传之炎黄的时代——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仰韶、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据对半坡、姜寨的考古发现，早在炎黄立国之前，具有文字意义的刻符的书写（刻画）在陶器上应用已较普遍，郭沫若认为：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商代出现的甲骨文和钟鼎文，是学术界公认的已具完整体系的古汉文字。通过对众多甲骨文残片的研究，董作宾先生认为，商代人契刻甲骨文是“先书后写”的。同样，钟鼎文字也应是在“书写”之后才由工匠制作为“范”，铸刻于铜器之上的。而早期的书法者，被称为“贞人”或“巫史”，属于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名可考的有一两百人。书法之艺当肇始于此时。
最初的书法教育，同其他原始文化艺术形式的传承一样，还仅仅体现为一种口口相的“家学”或“师学”承继，没有普世的教育含义的。直到公元前六世纪孔子的出现。孔子兴私学，将“书法教习”列入“六艺”，成为学人的必修，其后的2500年，书法均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始终不渝，伴随千百代学子的“十年寒窗”，也成为亿万学人最为普遍的，终身不渝的文化艺术技能和精神享受。古时的儿童启蒙教程《三字经》中提到：“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今不具。唯书学，人共遵，既识字，讲说文”。可见，即使在明清“尊孔读经”大行其道，非礼勿视，非礼勿闻成为社会痼疾的黑暗时代，书法教育仍是“六艺”教育中硕果仅存的“经典”之学。在数千年沉闷的“经学”教育中为读书人带来了些许的快意，几乎成为了他们表达文化和精神个性的一种唯一寄托。
官学意义上的书法教育始于汉代，在东汉时，汉灵帝在已有的“太学”之外，设立鸿都门学，使书法教育从“书写教育”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教育体系。政府通过《尉律》选拔书法好的学童，以通经艺取士，极大地促进了书学的兴盛，加之东汉时期纸张的出现，更加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可以发现，东汉时期的书法艺术的鼎盛，使隶、篆字体由此转化为楷书书体，促成了古文字和今文字的过度。而这一强劲的时代之风，则更源于“书法教育”的普及，可以说正是“书法教育”的兴盛，使中国的书法艺术从此进入了魏晋的辉煌时代。
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被世人称为"书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由于汉魏时期封建帝王、贵族和士大夫对书法的喜好,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古代书法教育基本形态的建立。文人雅士间的书法品鉴经过不断地衍化,形成了书法教育的源流。官私结合的书法教育模式,构成了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主体形态。此外,经典的书法范本、书学理论的发展和书写工具的改善均对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魏晋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高度发达,时代的审美风尚也直接影响到书法的教育和传承,进而形成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一代魏晋书风。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但就书法教育而言，则是一个定性皈依的时代。魏晋时代，百舸争流，书法艺术各尽其美，尽展风流。而进入唐代，楷书成为了“官体”，于是书法艺术，尤其是“书体的演变”从此静止下来，书法艺术进入了书写风格的嬗变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书法教育开始进入普及型的规范时代。唐初三大楷书圣手：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的出现，作为太宗李世民的殿前大臣，甚至“侍书教习”，极大地影响了喜爱书法艺术的唐太宗对书法的见解和推崇。史载，太宗书法在艺术上虽乏善可陈，但书学上却颇有见地，他的书学著作：《笔*论法**》、《论书》、《指意》、《王羲之传论》等，其美学见解对后世书法艺术良多教益。用帝王之尊来做书评书论，在历史上“唐太宗”是第一人，他的参与，使书法艺术、书法教育自然而然地被推崇到了极致。贞观元年，太宗下诏设立“弘文馆”为书法教学的机构，其级别相当于“国家级的书法研究院”，同时将书法一度纳入开科取士的考试项目，书法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体系中的常态性的重要科目。而唐楷——欧褚颜柳的楷书便从此高居书法教育、书法艺术的庙堂之上，成为了一种典范，一种法则，一种要通过县试、乡试等科举考试必修的基本功课，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民初，始因科举时代的终结和“书写工具”的变革所替代，两千余年之盛，经久不衰——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不能不说是奇迹。
清末民初，当“西学东渐”成为时尚，新的一代都以钢笔字为“荣耀”，毛笔字成了遗老遗少的陋习，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在“*倒打**孔家店”“反封建”的同时，也将方块汉字也列入了“黑名单”，认为中国之落后，之屈辱，同繁杂的汉文字系统有关，力倡“世界语”，走拼音文字之路，有人甚至提出“汉字不亡，天地不容”的口号，可见当时中国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已到了被根本否定的地步，在此情况下，书法教育自然也是“殃及池鱼”，悄悄地被组合在“识字教育”的系列里，没有了独立的地位。反观当代，书法教育也悄悄的从中小学必修的学业变成了一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全国只有上海、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仍然把书法当做必修课，而大部分学校已经把书法课从日常的课堂中剔除。
但毛笔字书法艺术仍在艺术界、学界、政界等高层享有崇高地位，如孙中山、蒋介石、毛*东泽**、周恩来、于右任、郭沫若、齐白石、鲁迅的书法艺术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学校也还在“识字教育”的同时开展一些基本没有要求和标准的书法教育。这种情况在“微机时代”来临后，更加式微，书法教育，因此而完全退出常规书写的程式，渐行渐远，成为了教育上的一种残留和文化上的一种“奢侈”，最终用几代人的“一片空白”成就所有“传统经典文化艺术守望者们”心中永远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