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模糊不清的情况。

民国时期的政治场上，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很多人说当时的政治者都是堕落者，但这样的评价实在太为片面，时代飞速变化着，没有谁能够代表绝对的正义。而提起民国的历史，常常会有“*国卖**贼”这三个字的出现，因为在列强的欺辱之下，不少人“跪了下去”，祈求他们的给予，丢掉了作为中国人的骨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们打出的口号是要“内惩*贼国**，外争主权”，此处的*贼国**便指的是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三人，原因是因为他们亲日的行为使得当时的中国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让国人极度的不满。在思想启蒙的潮流下，一些有志之士便将矛头对准了这些*国卖**贼，尤其是要让当时的民国政府明白，中国人有绝对的骨气，因为当时关注的焦点还是远在巴黎合会之上的协议竟要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受此*辱侮**，将国人真正点燃。

很多时候，在询问身边人一些关于此一时段的历史时，很多人常常会将人物混淆，甚至于将历史事件张冠李戴。在提到陆宗舆与陆征祥时，很多人也往往会分辨不清，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位进行一定的辨析。

*国卖**求荣的陆宗舆

陆宗舆幼年时曾从张謇读书，1899年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经科。1902年归国后，在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5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加强搜刮，盐课收入3年内激增2倍多，得清廷赏识。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被选为了资深议员。早期陆宗舆的政治生涯主要与清政府的生涯息息相关。

武昌起义后，陆宗舆担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中华民国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宪法起草委员。同年12月受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参与袁世凯投靠日本的*国卖**活动。作为袁世凯势力的代表者，陆宗舆在民国早期的政治场上颇为活跃，尤其是在袁世凯亲日思想的影响下，陆宗舆本身也成为了亲日派的代表。

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陆宗舆与陆征祥、曹汝霖等一起自始至终参与日方代表日置益大使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陆征祥等人曾试图对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进行*制抵**，最起码能够延缓签约的进程，让中国得到西方国家的可怜，尤其是能够获得他们的介入，但这一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最终在巨大的国力差距之下，袁世凯也有最初的*制抵**“二十一条”到最终默许签署了这份屈辱和约。当时的陆征祥、陆宗舆等人便已被国人称之为“*国卖**贼”。

1915年6月8日，由陆宗舆代表民国政府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了上述关于“二十一条”的条约，至此，陆宗舆的*国卖**之名便被坐实。

之后陆宗舆又在日本积极活动，争取日本内阁支持袁世凯称帝，营造一定的国际氛围，此时的陆宗舆也完全是站立在了袁世凯一方。在袁世凯病死之后不久，陆宗舆在日本便卸任回国，出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

第一次恢复国会时，陆宗舆出任参议院议员，继续在政治场上展现风采。1917年8月时，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成立，由陆宗舆担任总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此时的陆宗舆可能认为日本的借款是善意之举，尤其是能够为当时的中国解决燃眉之急，但他忘了他的借款的前提是以出*国卖**家利益为先。

1917年11月，陆宗舆出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8年4月、8月，陆宗舆先后以汇业银行总理名义，代表日本与段祺瑞政府先后签订“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5000万日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这无疑是以中国的长远利益来换取短时间的借款资助，这也是之后陆宗舆被骂*国卖**贼的重要原因，除了签订二十一条之外，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的借款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三人因“*国卖**贼”受到了诸多人的唾弃，北洋政府在无奈之下，罢免了这三人的官职。

当消息传回陆宗舆的老家时，县里的商界、农会、教育界等均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的行为。5月13日在硖石召开的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以家乡出此*国卖**贼为乡人的奇耻大辱。至此，陆宗舆便成为没有乡籍之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对于一个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屈辱。但是乡人对陆宗舆的谴责还没有结束，6月时，海宁乡人又*会集**决议勒石3块，分立于盐官镇（海宁原县治所在地，即城区，也即陆宗舆的出生地）的邑庙前、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即观潮胜地海塘边），碑刻“*国卖**贼陆宗舆”六字。每当乡人经过此处，均对这三块碑唾骂不止。

当时远在北京的陆宗舆，了解到这样的消息之后，深感不安，便贿赂海宁县的知县希望他能将碑毁掉，但是在民众的阻止之下，此事便被耽搁下来。直至徐世昌出任总统时，才下令强拆这三块碑。至此，三块碑的下落便不知所踪，直至1985年海宁县在清理地方时，才发掘出一块“*国卖**贼陆宗舆”的石碑，也证明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确有其事，民国时期的陆宗舆坐实了“*国卖**贼”的名声。

陆征祥拒签巴黎和约

陆征祥又名陆徵祥、陆子欣，上海人，原籍江苏太仓，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陆征祥毕业于广方言馆、同文馆。在当时的时代里，作为外交官的他们往往会承担诸多的压力，因为“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在当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和陆宗舆一样，陆征祥也作为代表签订了“二十一条”，当条约签订的消息公之于众，国人极度愤慨，执行签字的陆征祥也被痛骂为*国卖**贼，身负历史恶名的他极度自责，后来多次向国人忏悔。但当时的舆论矛头并未多倾向于陆征祥，则是因为人们也理解，陆征祥被迫签署和约，是被袁世凯等人硬推出来的，因而并未将矛头对准他。

但“二十一条”签订后，深感自责的陆征祥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以期通过此举收回利权。他认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才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但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征祥又提出如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获得了战胜国的地位，被邀请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政府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同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当时陆征祥对此次谈判充满了希望，因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将会获得一定的利益，尤其是可能收回德国此前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对于此次出国外交，陆征祥心里面是十分兴奋的，当然整个代表团心里都是同样的心情，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巴黎和会会成为一场分赃会议，所谓的和会只不过是西方列强的一场利益分割，甚至于还要牺牲中国这个战胜国的利益。

在巴黎合会之上，陆征祥等人才发现这场所谓的外交是有多么的可笑。外国列强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送给了日本，竟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的意见。此时的陆征祥等人才明白，自己抱以期望的巴黎和会只不过是一场*局骗**，如果默然允许这样的行径，他们*国卖**贼的名声一定会坐实。

所以他们不断寻求各国公使，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局面，但在各国公使的推脱之下，他们的据理力争并没有什么成效，尤其是当时的国内政府也不断向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签署这一份屈辱的和约。但代表团5人也明白，这份和约不能签，否则就是拱手将自己的权益让给别人。而中国在一战期间曾派了大量的劳工来到了欧洲战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如果 贸然签署这份和约，这也是对他们的不公平。

最终，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国卖**。最终中国成为了战胜国一方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但对于国人来说，他们的做法是极大的鼓舞了人心，尤其是当时国内掀起的“五四运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东方的雄狮正在觉醒。

此前在看《觉醒年代》时，也曾有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描绘，但仅仅是影视剧的描绘就已经是足够惊心动魄，虽然镜头很少转向国外的谈判战场，但依稀透过紧张的局势，也能够明白这些代表团们面对的压力，作为战胜国代表的他们，却受到了这样的欺辱，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理解的，拒签本身就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不仅仅是国内政府的谴责，而且还需要面对国外政府的施压，因而能够做出此举本身就是一种气魄。

巴黎和会后没几年，陆征祥为完成夫人遗愿辞去所有职务前往比利时，成为一名修道士。促使他放弃尘世间生活的，除了爱妻去世外，主要的还是民国外交之艰难，中国主权之破碎，让他倍感身心疲惫。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他也明白此时的外交场上根本没有中国的话语权，中国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但此时的他也无能为力。

二战时期，他积极争取比利时对中国的援助，心系着自己的祖国。幸运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的胜利，并且是完全的胜利，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收回了中国的主权，此时的他是欣慰的，因为作为主要战胜国一方的中国，将不会再像一战时期的情况一样，任人欺辱，这应该是作为外交官的他最大的希冀。

结语

当评价一个人物之时，需要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应该明白他背后的诸多利益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