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林甫
秦嶺是一條中國地理上很重要的南北分界線，無論是自然現象還是人文景觀，秦嶺南北的差異都十分顯著。唐代宰相籍貫的地理分佈亦復如此，秦嶺之北的京畿地區（相當於今陝西關中平原）出了一百多位宰相，而與關中僅一嶺之隔的劍南道和山南西道廣大地區（相當於今四川大部及陝西漢中盆地）僅出過一位宰相，這究竟是為什麼？從個人來說，是否能成為宰相與個人的素養、家庭、世道、機遇有關，但宰相所生活的地方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尚也不能不對他從小的成長有著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因此，唐代宰相籍貫分佈的差異，多少能反映歷史文化地理的某些側面。
唐代共有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其籍貫除七人無考外，均有著落。這裏所說的籍貫，是指宰相本人出生、生長的地方。唐世重郡望，某宰相的郡望與實際居住地的籍貫並不一定有著必然聯繫，所以史書所載某宰相為何方人氏，新、舊《唐書》也許不合，兩《唐書》與其他文獻可能抵牾，因此確定宰相的籍貫必須依據下列原則作出具體的分析：
（１）兩《唐書》歧異者。如高宗時宰相張文瓘，《新唐書》卷１１３本傳作貝州武城人，而《舊唐書》卷８５本傳則云大業末已徙家魏州昌樂縣，貝州（清河）乃張氏郡望，魏州昌樂才是他的籍貫即實際居住地。又如德宗時宰相盧邁，《舊唐書》卷１３６本傳作范陽人，而《新唐書》卷１５０本傳則作河南府河南縣人，案范陽係盧氏郡望，故盧邁籍貫應從《新唐書》。
（２）兩《唐書》與碑傳世系互異者。韋思謙、韋嗣立、韋承慶父子兄弟三人位居相位，舉世罕匹，張說撰《韋嗣立墓志銘》作京兆杜陵人，《元和姓纂》卷２作韋氏襄陽房山，而《舊唐書》卷８８《韋思謙傳》則作鄭州陽武人，孰是孰非，《新唐書》卷１１６《韋思謙傳》裏才有正確的答案：“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為鄭州陽武人。”岑文本，《新唐書》卷１０２、《舊唐書》卷７０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氏》俱作鄧州（南陽）棘陽人，然據《元和姓纂》卷５岑氏，文本祖上南朝梁時已徙居江陵，故宋葉夢得稱他為“岑江陵”。又如孔緯，乃孔子之後。《舊唐書》卷１７９本傳說是曲阜人，然《元和姓纂》卷６孔氏下博房有戣，而戣孫即緯，故知孔緯望出曲阜，籍貫應是下博縣（唐時屬冀州）。
（３）那些正史無傳或本傳不言籍貫的，依其生平史料作某
些合量的推測。如李訓，《舊唐書》卷１６９、《新唐書》卷１７９本傳均不載本貫，皆言訓乃李揆族孫、李逢吉從子，李逢吉系出隴右，李揆落籍鄭州滎陽，但李訓不一定與他們同貫，《舊唐書李訓傳》謂訓丁母憂時居洛中，因而最有可能是洛陽人。
依據上述原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新唐書·宰相表》、兩《唐書》列傳、《元和姓纂》、《全唐文》中墓志碑銘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考證等史料，這三百
多位宰相的籍貫分佈如《唐代宰相籍貫的分道統計表》所示：
若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則此線以北的北方七道共出宰相３０８人，佔宰相總數的８５．１％，而以南的南方八道總共才有５４位宰相，僅佔總數的１４．９％，可見，南、北方的差異是非常懸殊的，北方佔絕對優勢，南方宰相數的總和尚不及河北一道之數。若以北方而論，其分佈也不均衡，具有東多西少的特點，位於東部的黃河下游地區，宰相籍貫的分佈呈大面積的輻射狀分佈在華北大平原上，輻射端點在東都洛陽，向東北、正東、東南方向延伸散布，因此在西起洛陽、東盡大海、北自范陽、南止淮河的範圍之內，到處都有宰相籍貫的蹤影，尤其密集地分佈在從東都到汴州沿線、太行山東麓及其以東的河北平原腹地；而在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宰相主要集中出自涇渭平原和汾水流域，其分佈具有多且集中的特點，特別是首都長安及其附近的京畿地區，竟出了一百多位宰相，而此外的其它地區則顯得非常稀疏；更西的黃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區，宰相的籍貫只有少數的零星分佈了。在南方，宰相主要集中出在從揚州到杭州的江南運河沿線和荊襄地區，潭州、贛州、鄂州、郴州、韶州、梓州、愛州等地只是斷斷續續出過幾位宰相，其餘大面積地區絕大部分都是空白，山南西道、黔中道終唐之世甚至連一個宰相也沒有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