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文/宁治春
2004年春末，正在大病中的我突然接到天津著名杂志《八小时以外》主编来电，称自己是流着泪看完我那篇关于母亲的文章的，并好意让我带母亲去天津看病，杂志社将提供一切方便……女主编的善良让我热泪盈眶，只是当时我重病在身，母亲的病也已错过治疗时机，只得辜负了对方一片好意。
2005年初，远在四川的《分忧》杂志以头题位置，刊登了关于我和母亲母子情深的故事。文章是在山西某杂志任副主编的朋友写的。未经我审阅。据说该文还在河南一家青年杂志刊登过，尽管文章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实在过去，特别是在成年以前，我是羞于在人前提到母亲的。这当然是因为母亲不会说话的缘故。小时候，小伙伴、同学之间一旦发生矛盾，最直接的攻击*器武**就是对方或对方家人身体上的残疾。因为母亲是哑巴，我总感觉自己在人前矮了半截似的，尽可能与伙伴们和平相处，以免被人羞辱。这自然是一厢情愿，有时因为一句话，因为一截铅笔，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因为，就被人“哑巴”、“哑巴”的叫骂上了。往往在那一刻，我最想的就是找个地缝钻进去。当然，地缝不会有，身小体弱的我也只能含羞忍泪，默默承受。
不可否认，这对于我性格的形成有极大关联。因残疾母亲而自卑，又因自卑而敏感，因敏感而多疑。往往是别人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我就会怀疑别人是在变着法儿嘲笑我，讽刺我。而这也形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最不能容忍任何人对身体残疾者的任何不敬。记得小时候和伙伴们在一起，如果有谁对某个残疾人有语言上或行动上的攻击，我会立马翻脸，甚至与之绝交。冷静下来后，我也认识到自己有些过分敏感，但就是改不了，直到现在已近知天命之年，只要看到轻视、*辱侮**残疾人的行为，还是会怒发冲冠。
坦率讲，我也曾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哑巴母亲而自叹命运不公。因为不会说话，母亲不能教我唱儿歌，讲故事，不能在我受了委屈后对我温言相抚；因为有个不会说话的母亲，我就像自己有短处和把柄握在别人手里，不止一次遭受语言上的攻击……
这当然是虚荣心在作怪。事实上，除去不会说话，母亲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家庭主妇，在左邻右舍中并不比哪位女人逊色。身为5个孩子的母亲，每一件衣裤，每一双鞋袜，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就，那剪裁之合体，针脚之细密，常常让那些能说会道的大婶大娘们也赞不绝口，甚至自叹弗如。
小时候，我们家人口多，收入低，穿的衣服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缝缝补补的三年自然是最难的，因为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喜欢穿带补丁的衣服。为此，母亲在给衣服打补丁时，不像其他人那样，在烂处简单打上一块布，而是根据位置、大小选择或方或圆布块，有的嵌缝在里面，不细看几乎看不出是缝补过的，或者搭配一块颜色合适的，乍看上去反倒像一种花饰。
母亲的另一个拿手本事是做饭。做饭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能够做出“无米之炊”，大概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够做得出来。生产队时候，我们家大大小小有七口人，干活的少，吃饭的多，经常是不等下季粮食成熟，家里的瓮就空空如也。更要命的是，父亲嗜烟，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半天不吸烟，家里的不少粮食就是被父亲换作了烟抽。而我们饿了，找的却只是母亲，全家人的一日三餐似乎就是不容她推辞的责任。有一年春天，我们家一粒粮食都没有了，可当我们放学回了家，锅里竟然是满满一下子黄灿灿的玉米窝头。还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学习好的学生去爬山，母亲竟然变戏法似的拿给我一个香喷喷的油饼，以作午餐之用。那时我少不更事，根本不去考虑这窝头、油饼的来历，直到数年以后，我才从家住城郊的姨姥娘（母亲的姨）那里得知，为了防备父亲卖粮食换烟抽，一旦家里粮食富足，母亲都会偷偷转移一些到姨姥娘家里，以备不时之需。没有文化、也未曾见过什么世面、又聋又哑的母亲如此未雨绸缪，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更是我们家之大幸。
如果用心灵手巧来形容我母亲，其实一点也不为过。我从小就喜欢枪，特别是那种驳壳枪，做梦都想有一把。有次，我跟着母亲去城里走亲戚，恰巧这亲戚家里有把玩具手枪，把我眼馋得魂儿几乎都要丢了。这一切自然被母亲看在了眼里，回家后第二天，母亲亲自去村外取回我们这里特有的一种红粘土，制成大约两公分厚的泥板，竟然凭记忆割制出一把和亲戚家那把玩具枪一模一样的“手枪”，先放到阴凉处凉干，然后涂上一层墨汁，再用我废弃了的铅笔头打磨上一层铅，拿布细擦一遍，整个枪身油光锃亮，其效果大大超出了亲戚家的那把铁制玩具手枪。
这把泥制手“枪”大大让我露了脸，也羡煞了无数伙伴，大家纷纷求我，甚至通过家长找我母亲给他们做。我母亲呢，自然是有求必应，前前后后做了几十把，凡那个时候能够看到的手枪样式几乎做了个遍，而且质量一把比一把好，足可以乱真了。
母亲还会做很多玩具。风筝、弹弓、磨轱辘（圆锥式，用绳鞭抽着转）、铁环……等，并教会我各种玩具的玩法。在那个物质、文化同等贫乏的时代，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快乐。
作为母亲，我的哑巴娘并不比任何人差。我自小身体弱，三天两头闹毛病，母亲就隔三岔五给我改善生活。那时候，能吃个馒头、吃碗面条、吃块油饼就算是“共产主义”了，如果再加个鸡蛋，那就相当于登上了天堂。有次父亲没了烟抽，要母亲拿出攒下的几个鸡蛋换烟，那是母亲准备用来给我补养身子的，自然坚决不干，于是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论力气母亲并不及父亲，但早有防范之心的母亲把鸡蛋藏得极隐秘，纵使翻遍家里也难以找到，父亲自是恼羞成怒，拳脚相加，把母亲打了个鼻青眼肿……
作为妻子，我母亲对我父亲更多的是尽一份责任而已，与爱情无关。她可以忍受我父亲的打骂，可以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父亲，可以去尽一个女人的义务，但不可否认，父亲并不是她理想中的那个男人。因为身有残疾，或许会降低自己寻找另一半的要求，然而内心的向往却不会被改变。父亲身个矮小，相貌一般，嗜烟、懒惰、穷困、文盲，而母亲就因为聋哑，只好委屈了自己。
我向来不相信命，但具体到母亲身上，我又不得不相信。十五岁以前，母亲还是一个身体健全、健康的少女，但一场感冒改变了她的人生。按说，患感冒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人生一世，又有谁没感冒过呢？只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结果就大不一样。那时，我外公是农会会长，一心革命，对家里的事根本撒手不管，我外婆呢，因为长子被游击队误认为日本人，击毙在胶济铁路上，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也从此不问家事。这一来，感冒了的我母亲便没有人管，最终受害在野郎中手里。
从一个充满阳光、身体健康的少女变成为聋哑人，其间的落差对母亲的打击到底有多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当媒人找上门来，向来不管家事的会长父亲拍板同意后，她唯一的选择只有两个字：服从。在我们这些儿女成人以后，母亲曾多次向我们表达过对将会与她相伴终生的丈夫、也就是我父亲的极度失望。作为儿女，我们叹息之余，也只能暗暗发誓：尽我们所能，给母亲创造一个幸福的晚年！
谁知，就在我们这帮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准备让母亲安享晚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母亲身上：她的赖以与这个世界交流的双眼因患“青光眼”病不治失明。
谁能想象，当一个人完全陷入黑暗后将会有如何感受？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我只记得，母亲在失明之初，曾几次想自杀，只是由于我们几个子女的严防死守，才一次次阻止了母亲的自杀企图。在很多人看来，自杀是软弱行为，殊不知，自杀其实更需要勇气，当把绳索套向脖子、把农药灌入口中、把自己投入深水、从高楼纵身跃下……这又该需要多大的勇气！
母亲终于不再寻死觅活。但由于失明，母亲从此不再走出大门一步，一天到晚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我们也曾想过各种办法，试图丰富一下她的生活，但收效甚微。且时间一长，儿女们有各自的事做，渐渐也就重心转移了。在深深的孤独中，母亲的性情也渐渐发生变化，她变得挑剔、易怒、娇气，稍一不遂心就大发脾气，有时亲戚或邻居来看她，都会指责我们给她的水里饭里放洗衣粉或石灰粉，是要害死她，甚至痛哭流涕给大家看。我自然不会去计较，但也不无困惑：曾经那么宽容大度、善解人意的我母亲怎么就变得如此不可理喻？难道是真的老糊涂了吗？
2006年，我应邀去北京某杂志社工作。之前一天，我去向母亲告别。母亲突然用手比划着告诉我：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大吃一惊。母亲聋哑了大半辈子，失明了近10年，终日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几乎隔绝了与外界的任何交流，可她居然还记得连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的我的生日。望着母亲饱经沧桑的面容，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娘啊，儿女的生*你日**记得这样清清楚楚，而您的生日，我们却一直忽视着，没有为您过一次生日。
不是没曾想到过给母亲过生日，是感觉到没法过，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的出生年、月、日。外公在世时我们尚小，没人去理会这件事，等我们做儿女的一个个长大了，所有最有可能知道母亲生日的人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也曾到村里查看过母亲的户口资料，竟然有三个出生年、月、日。回家问母亲，从少女时期就因为疾病而与声音世界彻底隔绝的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母亲失明，母亲的生日就更加无法确定，又觉得她看不见，听不见，那份喜庆感受不到，饭菜再丰盛她也不过吃几口，过生日对她来说也就没甚实际意义，倒不如多花点心思让她吃好喝好……于是一年又一年，给母亲过生日的事逐渐被我们淡忘了。
可谁知，母亲竟然清清楚楚记得我的生日！
那天，我把妻子、女儿叫到母亲房里，一起看着母亲用手势“讲述”着我小时候的事。她“说”，我出生那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母亲没粮食吃奶水不够，我就拼命去吸、去咬，疼得母亲一天到晚都流泪。有一天一个邻居给了一个窝头，母亲一口一口嚼了喂我，那么大一个窝头，竟然被我这个巴掌大的人全吃了下去；她又“说”，小时候我经常肚子疼，但不用吃药，一碗面条就可以治好。“说”到这里，母亲突然笑了，伸出手指点着我的头比划道：其实你有很多次都是假装的，是吃粗粮吃烦了，想吃碗面条而已，我只是没有戳穿你……我大为尴尬，转头看女儿，却见她满脸都是泪水，再去看妻子，眼圈也红红的。女儿声音哽咽地说：“爸，妈，咱该给奶奶过生日了啊！”
我当天给姐姐、妹妹打电话，商定了给母亲过生日的事。因为不知道母亲的准确出生时间，我们就选择了中秋节后的第二天给母亲庆寿。
2006年农历八月十六这天，天气出奇的好。一大早，我把母亲搀扶到客厅里，扳着手指告诉她：今天给她过生日。母亲当时没反应过来，姐姐拿起特意买的那个硕大的寿糕，送到她面前，让她摸了摸，她终于明白过来，久违的笑容顿时溢满了面颊，她比画着让我们点燃蜡烛，然后双手相合举在胸前，嘴唇嚅动着仿佛在祷告什么，足足过了有五分钟，她才低头把蜡烛吹灭。
过了一会儿，我们依次去给母亲敬酒，母亲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你身体从小就弱，我已经祷告了，让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然后又告诉我的女儿，说她也为她祷告了，她将来一定会考一所好大学；然后是我姐姐、妹妹、孙儿、外甥……
那一刻，我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热泪。我的聋哑而双目失明的母亲，自己的命运是如此不幸，却为我们一一祈祷，期望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有一份好学业好事业，有一个好家庭好日子，惟独没有为她自己祈祷一句什么。我们齐齐站起来，围着母亲齐声唱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母亲虽然听不到，但我相信，儿女的心声一定会通达她的心底。毕竟，我们是血脉相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