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文化影响力有多大，先从方言这个小切面来看。

风云突变

在三国东吴之前，南京的文化影响力很有限。

本地说原始吴方言，今天的南京市区、江宁大部，和当时的太湖地区方言属于一类（不是现今的太湖片，如今的太湖片非原始吴方言，是融合了后来的中原雅言的新吴语）。

而溧水、高淳和江宁区南部一小部分则和宣州地区一类。由于信息闭塞、落后，这个地区吴方言几千年以来变化不大，也就是说宣州片接近于古吴方言。

自东吴始，南京（建业）成为江东文化的核心；随后，自东晋始，南京（建康）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

发展到南朝，尤其是齐梁之际，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江南文化演变而出，正式取代江东的说法，成为主流。这就是狭义的江南，也就是江东地区（今苏南、浙北），不含今江西、皖南、湖南、湖北等（广义江南）。

东晋始，金陵本土吴方言开始裂变，上层贵族来自洛阳，说洛阳雅言，而金陵本地庶族地主则说原始吴方言。方言成为当时东晋在江南统治的身份象征之一，说本地土话的江南人士时常受到洛阳后裔的鄙夷，整体社会风尚均以会说洛阳雅言为荣。

随着侨州郡县、土断和流民，南逃的数百万中原贵族、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流民（古称“流氓”），在江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安置，江南地区原本的社会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从此逐渐地被根本性改变。这也是江南地区首次得到大规模开发，日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原因。

中原雅言就像播种一样，洒满江南大地，在东晋南朝三百年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江南的面貌，包括说话的方式。据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的考证，如今的吴方言内部之所以存在差异，和当年来自中原不同地方的人的方言差异有着密切的关联。

后世所谓的“吴越文化”，实际上是古中原文化的变种，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早已南辕北辙。这可能也是江南地区从远古的“尚武”地区，转变为尔后“文弱”地区的分水岭。

然而，东晋南朝期间，江南各地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存在程度上的略微不同: 宁、镇、常、杭、绍、湖受影响程度最为深刻，而苏、松（还未完全浮出水面）、嘉、甬等则程度稍浅。这也是后来宋、元时期苏州经济、文化地位明显不如金陵和余杭的潜在因素之一。

金陵雅言

隋灭南陈后，天下再度一统。北方汉人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加上游牧民族的巨量涌入，汉人的大量流失，文化上基本“胡化”。

隋政府迫切需要重新确立起新的“华夏正统”的旗帜，在荡平金陵宫阙后，却把金陵城的一整套文化体系继承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金陵雅言。

金陵雅言是原洛阳雅言和南京本土吴方言融合的产物，它保留了古中原语的几乎所有特点，也是整个江南地区新吴语的集大成者。

由于“贵族特征”明显，当即被隋朝廷采纳为全国官方语言，尤其是大隋官员必须会说。

金陵雅言即成为隋、唐、宋的官方语音，一脉相承。

南京官话

南唐、两宋、元代，南京相继是都城、江南东路首府、江浙行省集庆路，由于地理和行政区划上的联系，与周边交往频繁，方言吸收了徽语、越语、淮南语等成分，金陵雅言由于其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而对南京周边地区持续发挥着影响。

如至元代，苏州地区的方言和几百年前唐代官方的金陵雅言相比，差异已微乎其微，仅保留极少的原始吴方言特征。

就南京本土而言，从南陈到赵宋，乃至元代，方言的演变非常缓慢，几乎无变化。

然而，随着元末（1356年）朱元璋率领数万淮西人马进驻金陵城（集庆路），南京方言再度迎来巨变。朱以南京为基地，扫平群雄，建立大明，新朝需要新的官方语言来正全国视听。

元代行省

北方话已不堪其用，大元以北京为都，胡音混杂。此时大明京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原本的吴音已经与“淮西勋贵”及其庞大的屯驻人群带来的淮西话大量融合，一种新的语言——南京官话（京师官话）由此诞生。

这种官话几乎体现出当时汉语的全部特点与优点。因为大明统一全国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扎根在京师，让南京的方言兼容并蓄，具备了较强的普适性特征。

京城所集中的知识阶级上层，对南京官话进行局部调整，不仅大大增强了它的普适性，而且使其独具底蕴和魅力，成为今天金陵文化独特性的滥觞。

东亚地区在此时的汉语教学，就是南京的“吴音”。然而名称虽是“吴音”，其实已是南京官话，直至十九世纪西欧、北美所进行的汉语教学，仍然以此为标准。

南京官话在直隶地区（今江苏、安徽、上海）的影响最大，而朱棣北迁后，随着大量“勋贵”、兵士及其家属北上，这套官话体系又深刻影响了北京地区，当地人无不以学习官话为荣，仿佛一千年前衣冠南渡后，江南光景在北京的复刻。

南京官话在南直隶的扩散程度不一。受金陵雅言影响程度较深的江南诸府，对这套深染淮西色彩的新官话不以为然；而江北诸地的方言由于与新官话更为接近，且江北各府在经济、文化地位上处于劣势，更加容易接受。

由此，一些学者指出，南京方言的演变，最为显著地印刻在当代吴、淮方言的分野上。如今江苏长江南北的方言，实际上就是不同时期南京方言的分化，又经过各自长期的演变而来。

可能在北方人听来区别不大的吴、淮方言，由于长江的阻隔，在当事人听来实际鸿沟巨大。

这其中，“洪武赶散”、屯民驻边等历史性事件又发挥了独特作用。

洪武赶散的中心在苏州，这是张士诚曾经的“老巢”。江南诸府移民皆在苏州集中，“发配”江北，其中尤以“荒地巨甚”的今盐城地区为多。

而屯民驻边则以南京（应天）为中心，发往西北、西南、岭南等地的江南军民在应天府集中出发，浩浩荡荡。其中前往云南的数量尤巨，很多人至今仍以“南京人”自称。

这些事件，使方言的演变更趋复杂化。洪武赶散、屯民驻边只是起点，在之后明清两代五百余年时间里，大量的移民和易地屯垦一直不断，一再重塑着各地方言的结构，也将具有强烈普适性特点的南京官话不断传播与再塑。比如天津方言，其实就是南京官话、淮西方言共同作用，又经历独具北方特色的演化过程而形成的产物，而天津始终保持着区别于周边北京、河北方言的独特性也正是源此（近代山东一些地区的方言、江浙的吴方言对其亦有影响）。

南京官话的地位

如今吴、粤方言区的一些人，说自己的方言更接近古中国正统话，而非如今的“胡音”普通话的原因，就是与上述衣冠南渡以后一千多年南方方言的演化密切相关，当然，也和南宋以后南方士绅因其长期的经济优势而逐渐产生的文化优越心理相关。

南京官话承自金陵雅言，但毕竟已官话化，就不再是一种地方方言，或者“不应该”只是一种“南方方言”，事实上，它确实具有显著的北方特征。这就为其能够长期占据中国国语的主流地位提供了保证。

尽管满清在雍正至乾隆年间（约为清中叶）已完成了北京官话的正统塑造，确立了标准语地位（北京官话即大明官话融合满语特征而来），但清末民初的华语正音会仍然以南京音为标准，“南京腔为各腔主脑”。

清末著名语言学宗师、汉语拼音创制者、福建厦门人卢戆章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随后的民国北洋政府则采取了兼容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创制新国语的做法，保留南京官话的入声特征进入新国语。

1918年（民国七年）公布了第一套官方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以北京音为基础，采南京音入声等特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没有再对北洋时期确定的“国音”进行修改。这种带有大量南京官话特征的“国语”，后来被带到了台湾，有力地完成了台湾的去殖民化的历史任务，演变成如今独特的“台湾腔”，可谓“功德圆满”。

南京官话所表示的汉文化特征，深刻塑造着华夏的文明形态。以洪秀全（广西人）、孙中山（广东广府人）乃至蒋介石（浙江奉化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精英人物的“南京情结”，排除政治、地缘、民族性、社会及时代风尚等因素，文化上的亲近心理不容忽视。

南京话后续

方言的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作为老南京话的南京官话，从近代民国到今天，又经历了数次冲击。

南京成为民国首都后，近代以来一直遭遇天灾*祸人**的皖北、苏北地区赤贫流民大量涌入南京，继续改变着南京话的语言形态。而南京城的精英阶层乃至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后来也多数去台或流于海外。

底层民众的“南腔北调”便“反客为主”，挤占了老南京话的生存空间，南京话融合周边江淮各地方言继续演变。原本的老南京话则缩于城南，退往郊区，慢慢成为南京的“弱势方言”。其实，即使强势如上海方言，如今也不得不带有一点苏北调调。

另一方面，南京作为华东区域中心城市以及所拥有的庞大的科研、高校群，又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这些都使南京话的演变以及关于南京话的保存情况更趋复杂化。

以至于在同一个南京，不同人对标准南京话有着五花八门的认识和看法。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非此即彼，南京人的多元心态和“博爱”、“包容”多数来源于此。

如今，形势复杂的南京话和全国其他地区方言一样，逐渐“普化”。而南京话由于本身就具有的“普通话”的特征，可能对普通话包容的心态非大部分地区可比。

毕竟，就像某些南京人说的，“南京话就是普通话变一个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