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
作者：林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
公园在今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城市公共空间，但这其实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才从西方引进。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园林主要面向皇室成员、文人骚客，公园带有公共属性。
公园是19世纪的欧洲为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问题创造的产物。公园、博物馆、植物园、动物馆、水族馆、气象馆、体育馆、音乐厅也因而成为现代城市的文化设施标配。但创造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公园本身因其成为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替代茶馆、咖啡馆等场所进而酝酿革命。
中国近代的首个公园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租界，即外滩公园。之后，租界工部局又修建了虹口公园等十五座公园，却加上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识。这也使得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很多文化名流对上海当地的公园保持着距离。
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一些开明官员开始倡导效仿西方国家的例子建造公园。1907年，清政府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上建成万牲园，这成为北京公园的起点。
之后，清政府、民国政府利用帝都丰富的名胜古迹建造或改建公园，陆续将社稷坛、先农坛、天坛、太庙、地坛、北海、颐和园、景山等地建成公园，并配置图书馆、阅报室、讲演厅、陈列所、博物馆、音乐堂、格言亭还有体育设施。不仅如此，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还制订了很多规则，教导市民如何得体使用公共空间，比如什么是文明卫生的习惯，如何穿着得体的衣物，这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养成现代市民的用心”。
新出版的《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一书中，青年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峥指出，北京的上述公园，连同故宫博物院，在百年以来的时间里也成为了北京的象征。
北京的公园既然是对名胜古迹进行利用改建的产物，多数位于北京内城，或外城紧挨内城的区域。民国初年，北京城市空间重组，文化中心从外城迁入内城，大量的士大夫、新文化人、青年学生迁居内城，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新学、新式知识分子对于旧北京在空间和文化建设上的改造。北京的各大公园不仅因此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因高度聚集了新式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建设、交流与文学生产的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从各种回忆录、游记中，我们得以了解鲁迅、胡适等民国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蒋梦麟、陶梦和、李大钊、马寅初、丁文江、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钱玄同、马叙伦、朱经农等都频频造访北京的各处公园，在公园茶馆里高频率地聚会。他们将公园茶座作为知识分子议政、论学、休憩、写作的空间。
也就是说，讨论民国时期的北京的文化建设，除了高等学府、图书馆、出版社、报纸期刊、文艺社团，我们实在是不能回避公园的功能作用。北京的公园，让这些经济独立、学术渊博的知识人结成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主动展开文化和思想生产，提携后学，并激越地展开文化和文学批评。
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海公园开放，该地毗邻新建成的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附近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他诸多高校、女校、中学。夏日可供泛舟，冬日则有溜冰活动。《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书中指出，当时的北海公园也就洋溢着新青年的青春气息，文学、艺术、体育相互投契和融合，从而迅速成为北京新兴的文化中心，“构成了辅助与补充现代学院教育的美育空间，也是一处逃离现实的庇护所、精神的乌托邦”。这种繁盛的文化交融、生产的景象，在1937年因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而短暂打破，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