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的未来之争 (2)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的发展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外部影响、内部因素、我们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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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将是地球人类文明第一次10亿级人口的国家体的崛起，美国之前打趴下的6个世界老二，都是人口不超过2亿级别的国家。这在中国也就是两个省份的体量。一个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与新兴的国际政治架构。伴随着这个而生的，必然是一个新的中美关系的架构。

上周，佩洛西事件席卷了全球的热点。经历了这一场外交战争，以我国的大获全胜暂时告一段落。（参考我的文章：深度解析：佩洛西访台绝非打脸 中国在三个层面大胜 领导人差距根源）

喧嚣过后，总需要冷静下来整理整理思绪，下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

第一部分：外部影响。

01：不断膨胀的世界债务。

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2020新冠疫情以来新增的债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 Database）单位：美元

2022年8月3日，美国政府的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效果评估。这个长达2个小时的听证会上，三个不同背景的专家给出了惊人的一致结论，那就是：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使得中国能够在疫情爆发后仍然做到V型经济成果。

在此之上，其中一位专家指出：2022年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保障生产的经济体。

02：俄乌战争展示了中国外交的定力，短期促进了美欧同盟，但长期对美欧同盟是有很深的破坏力的。

•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拉拢中国，这展现了我们的大国外交的定力。

俄乌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制造舆论要求中国选边站（其实就是要求中国站边乌克兰，从而瓦解中俄的密切关系）。而我国的大国定力在这次21世纪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在中俄关系的紧密关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俄罗斯是前几个站出来为佩洛西窜台事件发声的国家，更是直接隔空警告日本不要轻举妄动。而战争的另一方乌克兰，也在不断寻求中国的帮助。

• 从短期看，俄乌战争促进了西方国家的“团结”。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还是看到了西方国家空前的“团结”。从舆论的统一口径到成体系的大规模整齐划一的制裁。这些制裁涵盖了贸易、金融、军事援助、地域*锁封**，当然还包括了“明抢”，收缴俄罗斯富豪在美国的资产等违背西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教条。这一举动吓得全世界华人首富“逃离英格兰”，“回归祖国”。

同时，俄乌战争的拖沓，让美国误以为俄罗斯不堪一击，甚至想腾出手“对付”中国。于是便有了佩洛西事件。当然，这场政治战役以我国的完胜而告一段落。连美国懂王都跳出来指责佩洛西：“她去台湾干嘛？哦，她去助攻中国了。”

战争后的前六个月，俄乌战争的效应已经很明显。

• 世界能源价格暴涨，西方未能完成“肢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反而被俄罗斯的卢布天然气破坏了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国际贸易体系。

从中长期看，西方国家各自的小算盘依然出现分裂联盟的迹象。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美英法德意加日）出现了明显的战略意图分裂。法国的总统候选人庞勒就指出：制裁俄罗斯，让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下降，而俄罗斯收获的价格却上涨了，让俄罗斯的钱包变得更鼓了。

• 俄乌战争刺激了欧洲游资回流美国，结果就是欧盟为美国的能源上涨买单。看破了这一点后会加速西方联盟的瓦解。从长期看，利益会弱化甚至分化这个因短期利益结成的联盟。

此外，随着欧元兑美元汇率的倒挂，欧盟成员国们也越来越看得清楚。俄乌战争剿灭了欧盟的经济流动性，让欧洲的游资大量回流美国，这一轮新冠疫情发的债，很大一部分为能源价格买了单，另外很大一部分就因为资本的逐利性游向了美国。这也让欧洲国家越发看得清楚美国人人前立牌坊，背后捅刀子的流氓世界领袖的操作。但这一切留给欧洲国家的，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夏天用不上空调的尴尬以及下一个阶段的物资紧缺。

• 俄乌战争，让欧盟和美国对我国的依赖加重了。毕竟，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是混乱世界中稳定民心的良药佳剂。

根据国家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与欧盟贸易总值为3.23万亿元，增长8.9%，占13.7%。其中，对欧盟出口2.14万亿元， 增长19.7% ；自欧盟进口1.09万亿元，下降7.6%；对欧盟贸易顺差1.05万亿元， 扩大71.7% 。美国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2.93万亿元，增长11.8%，占12.4%。其中，对美国出口2.25万亿元，增长 15.1% ；自美国进口6778.2亿元，增长2.3%；对美贸易顺差1.57万亿元， 扩大21.7% 。

第二部分：内部因素的挑战

01 土地财政驱动的土地金融体系已经达到了天花板，如果再用可能会出现结构性风险

土地财政——金融——房地产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三角，已经走到了其模式能够承载的上限。在城市里，一套房需要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以及背后的两对父母共同承担才能够勉强应付生活，这样就导致新晋城市人口的消费力严重不足。今年由于疫情突变所带来的消费下降是显著的：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和平均数增速，从2021年的11.6%、12.6%，分别下降至4.5%、4.7%。而消费上半年的平均增速仅为3.1%，其中还有能源方面超过10%的增长拉动。而餐饮、家具、装潢均出现了负增长：其中餐饮为-4.0%，家具-6.6，装潢-4.9%。

黄金三角在今年出现了边缘异象的事件。他们是：土地财政对应的公务员降薪现象、金融对应的地方债风险、村镇银行的兑付风险、以及房地产行业对应的烂尾楼情况。

黄金三角的历史任务是让中国不被外部资本的围剿下获得发展的原始资本

2022年，我国土地市值估算约为43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63万亿美元，而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大约是65万亿美元。我国2008年以来，追赶美国的，是由土地财政驱动的土地金融所带来的发展原动力。土地金融让我们把基础设施彻底更新了一次，这个过程中，为中国百姓创造了连接世界一线生产资源的路径，让我们整体作为一个国家在不被外部资本的裹挟下获取非资本的生产要素的能力。（关于生产要素，大家可以阅读我的文章：数字化未来之争 美国*锁封**中国倒逼中国走自己的路 美国的战略错判六）

金融只能是产业的放大镜。而放大镜不是显微镜。倍数过大的最终结果就是让全民承担数十年的苦日子。日本就是个典型案例。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黄金三角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最终，这一套模式的代价是消耗整个国民的消费力。而消费力的缺失，将会限制创新的发展活力，创新的发展活力被限制后，由科技创新所引领的经济增量将会错过。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房地产进入了其最辉煌的顶峰，日本人曾高喊，东京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当然一个疯狂的口号背后往往藏着巨大的危机。

买下美国

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高尔夫球场会员权，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动产（如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跑车、海外旅游景点等等。当时这种资金被称为“日本钱”（Japan Money）而受到世界经济的关注和商家的追捧。当时随着股票价格上升，日本国内购买法拉利、劳斯莱斯、日产CIMA等高档轿车的消费热潮也不断高涨。

流动性过剩、虚假繁荣和错误的货币政策的叠加下，日本房地产的泡沫被刺穿，形成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联动导致的经济全盘“硬着陆”崩盘。

1989年，日本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至 6%.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款贷**，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款贷**，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款贷**。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三次失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上世纪80年代末的狂欢，让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而低欲望社会的代价是，消费力不足无法引领下一代技术到来的竞争力。这也是日本错过整个互联网经济增量的根本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彼时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与美国的竞争，已经取得局部的领先地位，但是由于这场金融战的全面溃败，让日本失去了主导半导体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消费品的竞争机会。随着苹果、微软、戴尔、惠普等一众PC品牌的崛起，这个历程重新定义了半导体的行业格局。美国为主导的半导体高科技领域迎来了一个新的版图。（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文章美国智库向国会报告了中美科技差，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02 中美大打科技战的原因是什么？ 经济增长新黄金三角： 科技发展——制造业——资本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可能你的答案是，当然是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巨鳄来收割亚洲发展的红利。但是，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设计了这场资本回流，因为他们自己需要为互联网发展带来先行者优势的资本要素。所以本质上，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更高的，跨有代差的机会——互联网产业。

在这一轮的资本流动中，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做信息的雅虎、做电商的EBay、做搜索的谷歌以及做支付的PAYPAL成功脱颖而出，他们所创造的生态背后，又驱动了3G网络、光纤网络、网络服务运营商等一系列经济增量。所以这一套科技驱动的黄金三角，是一个能够创造更多经济增量的模式，但是这一套模式的门槛非常高，而且需要基础环境的综合要素同时具备才能够拿到门票。这些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消费市场的成熟、资本体系的配套、人才的累积。

科技——制造业——资本引领的新增经济体量金字塔

未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在我的文章数字化未来之争 美国*锁封**中国倒逼中国走自己的路 美国的战略错判六中作出了阐述：

数字化的未来：数据是核心，连接是生态，人与物的关系将随着万物互联而改变，万物都可以像人的手、人的脚那样被人控制，成为人的器官。

“5G之前，所有的通信主要是连接人，而5G时代最大的颠覆除了连接人，还能连接万物。这与过去4G时代相比，是一个几百、几千、几万倍的量级变化。”

——华为消费者业务总经理余承东

从工业革命开始，决定生产力的要素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数字化革命的生产要素是数据的采集与利用。

如果我们回看历史，不同的时期的生产核心要素是不同的，并且是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演变的。

20世纪末期至今，数字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悄然兴起。2012年进入4G时代以后，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在此之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所演变出来的新业态和行业巨头的背后，数据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新引擎。与数据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它们为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加速推动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数据”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数字革命。数字革命的内涵，是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一起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函数的最终结果。数字革命的到来，意味着一个充满机遇、技术进步以及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新时代。世界经济的格局将被改写。

第三部分 未来我们的重点是做好自己的事，不被外部的波动所轻易挑动

01 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央关于统一大市场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位：

要强化市场对于生产力要素的配置功能。所以大家突然明白为什么要制裁滴滴了吗？

这里补充一下，未来还有一个核心的生产要素，就是碳排放权。今天我就不详细解读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碳排放权是绿色经济的生产要素，绿色经济是全球人类公认的人类生死存亡的命题，所以碳排放权作为生产要素的到来，是必然的。当然，如果你读过我的文章——美国智库分析中美现状 六大高科技领域中国竟然3个领先？的话，就会知道，我国在绿色经济的制造业上已经取得了局部的领先。这是题外话。

题外阅读：黄奇帆针对经济增量提出的市场效率的八大堵点：

给年轻人的建议：未来的机会就在这八大堵点中。

当下改革的重点是建设统一大市场。从现实来看，至少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再比如在电力领域，去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因为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基本原因有三：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还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多式联运效率不高，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六是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我国是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同时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钢产量的7%~8%，而欧美等国家这一比重约为40%，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八是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如果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既盘活了国有资本，又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

02 加大基础科学的投入

基础科学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须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四五”末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并继续逐步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基础科学的投入，由于其较长的回报周期，较大的风险（可能研究十几年，也无法得到突破），其根本是被资本厌恶的。比如我们要在芯片产业上做突破，就需要时间的积累，而且更需要有“找到1000个行不通的路”的心态。因为找到了1000个走不通的路，才会有机会出现第1001个那条走得通的路。

03 加大对外相互交流。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疫情以来所新增的这么多债务，最终是谁来买单？

是美国吗？还是这些西方国家？都不是，他们最终会利用他们在产业、政治、国际影响力的霸权上，摊销到全世界。而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虽然美国公开不承认中国抗疫的成果，但其智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抗疫所取得的成果。这包括：

• 全世界目前最稳定的生产国；
• 对民众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 被世界更多国家认可的政府管理模式；
• 值得被学习的抗疫经验；
• 创立更多的文化经贸交流的机会；

我们可以与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对话，互相学习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引进全世界更多的人才来中国学习中国模式，同时为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人才，这些人才无论最终选择留在中国，还是回归他们的祖国引领发展，都无疑是中国实力的最好的发扬者。

所以，未来我们需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以统一大市场为契机，攥紧拳头，努力工作，寻找机会。

第二、围绕前沿基础科学的衍生，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产业机会。

第三、加强对外文化经贸交流，吸引全球人才，输出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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