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赤狐书生》中有段十分精彩的剧情。

书生刘道然为科考努力奋斗了一辈子，从青葱到白发，始终没能及第。他本人也因常年的刻苦学习积劳成病，憾然离世。

死后的他，因怀有对科考的深重执念而成了一个怨魂。

笔与墨成了他的*器武**。

电影中的这段画面美轮美奂，极具美感与文化意蕴。

文章铸成了一道巨大的牢笼，两位主角被困其中。随着文章字句变化，这张牢笼四周的纸张也变化，同时，形成新的阵法。

读书人最重要的*器武**——墨，成了怨魂刘道然的大杀器，像一口深不见底的黑洞，吞噬着与他一样在科场郁郁不得志的书生。

已然成为怨魂的他，并没有得到解脱。在那个犹如地狱一眼的深渊中，他与那些被他吞噬的书生一起，处身于一座更大的考场，奋笔疾书，麻木而机械，无休无止。

短短几个画面，便把古代读书人深受科举桎梏的炼狱人生刻画得入木三分。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同时，却又觉得十分悲凉。

甚至无法憎恨刘道然这样“作恶多端”的妖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科举制度在我国存在了1300年之久，对我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影响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远超过任何一项典章制度。

翻开史书不难发现，许多青史留名的大人物，都曾在科举的考场上金榜题名，尔后步入仕途。然而，有人金榜高中，就有人名落孙山，许多考生或止步于举人，或止步于生员，或终身为童生。

人们的目光总是聚焦于那些高中的“成功者”，却很少关注科举落第的“失败者”。

历史上，像《赤狐书生》中的刘道然那种，因科举失利而郁结于心，从青丝考到白发，努力一生，却仍旧不能如愿，最终遗憾离世的书生，其实有很多。

一、考了一生，只得了一个寂寞

康乾盛世时，河南汤阴有个叫杨灏的读书人，少年参加科考，孜孜不倦地考了一生，64岁去世时，才只是一个贡生。

去世之前，他含着悲愤的心情为自己写下了墓志：

“功名艰于遇, 家业拙于谋, 择配弗称中馈, 教子难振箕裘。抑郁愤惫难诉, 含悲抱恨墓丘。”

这种绝望的呐喊，无声的嘶吼，与《赤狐书生》中的刘道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倘若怀有执念真的可以成为怨魂，恐怕，这位叫杨灏的老贡生，便也是其中一员了。

十年寂寥寒窗之苦，却无法换得金榜一个题名，科举落第带来的失落与伤痛，可想而知。

蒲松龄考了一辈子却始终名落孙山。

他在是诗中描述了屡试不第的哀伤与沮丧：

“忽然而飞骑传人, 报条无我, 此时神色猝变, 嗒然若死, 则似饵毒之蝇, 弄之亦不觉也。”

得知自己再次落榜，他“神色猝变, 嗒然若死”，其痛苦可想而知。

但蒲松龄没有一条道走到黑，他在著书中找到了慰藉，这种充实与快乐逐渐稀释了他对科举的热情。

他也最终凭借着《聊斋志异》青史留名，取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与蒲松龄这般另辟他途，最终取得光辉成就的读书人，还有不少。

比如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地理学家徐霞客、文学家吴承恩、吴敬梓、科学家宋应星、哲学家陈献章等。

他们也曾为科考寒窗苦读，却在落第后转变了人生的方向，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成功。

然而，却有一些人因为屡次落第而逐渐失去了人生的信念和理想，失意、愤恨，甚至走上了与朝廷对抗的反叛之路。

唐朝末年，黄巢在饱受科举失意痛苦后，思维逐渐走向极端。

在《赋菊》中，他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诗中的反叛意识昭然若揭，他最终也竖起了起义的大旗。

在他的起义军中，有许多科举失意的文士，他们曾为起义军起草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檄文。在檄文中，他们愤慨地谴责唐廷的黑暗，尤其为科举失败的文士鸣不平，指控唐廷科举的不公平，以及对人才的漠视。

与黄巢类似的还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洪秀全曾是广东花县童生，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第，心怀怨恨，写了这样一首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合六**定乾坤。”

他甚至还说：“等我来开科举取士吧！”

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中，除了洪秀全外，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等人，都是科举中名落孙山的失意人。

他们用反叛宣泄内心对科举的控诉和批判。

然而，令人深感悲凉的是，他们饱受科举失意的折磨，心中怀有深刻的痛楚，却仍旧存在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科举情节。

公元1853 年（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立刻大开文武科取士。此举极大地笼络了失意的文人。他的起义军中聚集了许多科举落第文士。

就像《赤狐书生》中的“刘道然们”，被科举所累而逝，却又不愿放下对科举的执念，最终走入了一个更加黑暗压抑的牢笼。

除了黄巢、洪秀全这种走入反叛，揭竿而起的极端文士，还有许多落第者贩卖私盐，或者参加“*教邪**”等非法组织。

二、“刘道然们”为何不愿放下“高中”的执念？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赤狐书生》中的“刘道然们”，若是能够放下科举的执念，如蒲松龄那般，去私塾教书，或者专心著书，再或者转而进行旁的营生，比如经商、务农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能够走出科举失意的阴影。

但这终究是现代视角。

毕竟蒲松龄也是在大半生蹉跎于考场之后方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放下心中的执念。

对于大多数文士来说，落第要面临的困境远比今人要严重得多。

科举制度历来以“公平公正”取士为口号，深受这种口号影响的世人，潜意识里会觉得，但凡金榜高中的人，必然是有真才实学的。

那么，在这种不成文的固有印象中，就意味着，科举落第者没有才华，或者是才华不够。

只有金榜题名的读书人才是真正有才华之人，他们才是成功者。

所以，当读书人科举失败后，面临他们的除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失落外，还有世人的鄙视、轻视、惋惜、同情等等复杂的目光。

《范进中举》中，范进在中举之前，他的岳丈胡屠夫经常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我自倒运, 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像你这尖嘴猴腮, 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 就想吃天鹅肉! ”

正是有了这失意时极端屈辱痛苦的经历，在中举后，他才会那般欣喜若狂，以至于高兴得疯了。

后人只看到蒲松龄与其《聊斋志异》的光辉，却鲜少有人留意他的糟糠妻子在他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对家庭重担的付出，对他无私的支持。

蒲松龄看到了妻子的伟大，在妻子死后写下了多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感佩她一生的付出与操劳。

他也将这种由衷的感佩，放入了他的著作中。《聊斋志异》中有多个美好的女性形象便是以其妻为原型塑造的。

毫无疑问，蒲松龄的妻子是位贤妻。

但这样毫无怨言，始终默默支持的贤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拥有的。

唐代有个叫杜羔的书生，屡试不第。他的妻子刘氏颇有几分才华，擅长作诗，在他落第归家前，给他寄了首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因为杜羔多次落榜，他的妻子便羞于见他，叮嘱他“近夜来”。

字里行间，说的是其妻对他落第的看法，却又隐含着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否则又为何叮嘱他晚上再回家？

世俗的偏见, 外界的压力，令那些落第者不得不憋着一口气，继续走下去。

毕竟，万一成功了呢？

那就可以一雪前耻，光耀门楣，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啊！

希言说

“刘道然们”不能释怀，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封建社会的全体逼迫。

已成为科举这座监牢中的局内人，想要脱身，面临的敌人，除了自己的心魔，还有那个社会无处不在的冷漠和嘲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