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霞·邓洛普成长在英国牛津，先后取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学硕士。20世纪90年代，扶霞在伦敦一所大学编辑东亚资料，在读了几个月关于中国的文章后，她决定亲自去这个国家瞧瞧。为期一个月的背包游让她接触到各种中餐，“就连在最便宜、最不起眼的餐馆里，我吃到的炒菜和煲汤都比我在英国吃到的好吃。”
1992年，第一次在成都吃川菜，她便决定要想方设法留在这个城市。回到伦敦，扶霞决定申请奖学金到中国留学，就去四川大学。当她在申请表上写下申请原因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时，心里惦记的，其实是鱼香茄子和豆瓣酱烧鱼。1994年，在四川大学交流学习一年。之后，她花三个月的时间，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厨艺。
二十多年来，扶霞成了“认识中餐最深的英国人”。《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的导演陈晓卿说，在写中餐的外国人里，扶霞是最鲜活有趣也是最精准的，她透过风味表象的记述，让读者深度了解中国—这个传统深厚同时正经历巨变的东方国度。
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扶霞的《鱼翅与花椒》，被认为是舌尖上的“寻路中国”。陈晓卿认为，这本屡获殊荣的《鱼翅与花椒》无疑是很多外国人写中国食物的书籍里极为鲜活有趣和精准的 。书中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以下为读完《鱼翅与花椒》后的部分摘抄：
成都的生活总有点超现实的味道。每天都在发生最离奇、最不寻常的事情。一天晚上，我喝两个意大利朋友打了个的，去城里另一个区参加一场晚餐聚会。没开多远，车子在一个很大、很空旷的岔路口出了故障（那时候私家车还很少，红绿灯也少，车子开上这些巨大的路口都是畅通无阻、随意来去的）。司机下车去修发动机。我们呢，喝得醉醺醺的，脑子犯傻、头昏眼花、不停傻乐。我们塞了一盘摇滚乐磁带到车载收音机里，把音量开到最大，下车来到路上跳起舞来。司机看着我们，露出纵容的笑容，和所有人一样。很快另一辆出租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简直是从车上跳下来的，目瞪口呆看着三个大笑大叫的外国女孩在路中间跳舞。接着一辆又一辆的的士停了下来，直到路边歪歪扭扭停满了没有司机坐镇的出租车，一共有二三十辆吧。那时候我们的司机已经把发动机修好了。于是我们又跳上车，从一堆停得混乱的车中艰难地找了条出路开走了，往回一看，惊讶的脸组成了一片海洋。
四川话里最生动的一句方言莫过于“好耍（特别有趣）”。他们说的时候总是懒洋洋的声气，咧嘴而笑，竹椅子发着嘎吱嘎吱的背景音。“沿海的那些人，”一位出租车司机跟我聊起广东人和福建人，“他们野心大得很，也肯干，所以他们就先富起来了噻。我们四川人喃，挣的钱可以吃香喝辣就够了。”
20世纪30年代末，诗人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在中国旅行时，夸张地记录了难忘的经历：“没有什么东西具体的归类为能吃或者不能吃。你可能会嚼着一顶帽子，或者咬下一口墙；同样的，你也可以用午饭时吃的食材盖个小屋。”
旅行在异邦，要完全适应当地口味并不容易。我们吃的东西，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让我免受未知事物的威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身在亚洲的英国殖民者晚餐时会换上正式的礼服，每晚还要喝鸡尾酒，这不仅是为了消遣。他们知道，要是不这么做，就会迷失自我的风险。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应该是成都小吃的黄金岁月。货郎们的生死存亡全看小吃的手艺，所以各家都有被别人妒忌猜测却秘而不宣的独门秘方。如此激烈的竞争氛围中，货郎们争先恐后地开发属于自己的新配方，有些到现在还以创始人命名。其中一个叫钟燮森的，发明了极为美味的“钟水饺”；一对夫妻，挑着出具漫步在大街小巷，伉俪情深传为佳话，他们专门买一种凉菜：白卤牛杂切片，拌上芹菜、花生米、芝麻，加点卤水、红油和花椒面儿，就成了现在著名的“夫妻肺片”。
中国的历史书上也是能找出几位鼎鼎大名的厨师的。周朝出了个大厨，易牙，为齐桓公准备了一系列午夜大餐，佷得欢心，在朝廷的仕途也是顺风顺水。关于他还有个相当阴暗的传说：因为齐桓公想要吃婴儿肉，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煮了，满足齐桓公的愿望。虽然这举动和魔鬼无异，后代依然纪念他在烹饪上的高超造诣。湖南省的厨师们仍然把易牙尊为祖师，一直到六十年代之前，他们都还会去专门供奉易牙的寺庙，在画像前进贡。
古时候对外国食物的偏见也融入了当代烹饪的语境中。从西部途经古代丝绸之路的漫天黄沙传进来的食材和调料在名称上依然有着被蔑视的意味，比如“胡椒”，就是“蛮夷之椒”的意思；还有“胡萝卜”。“胡”这个字是对古代西北部蒙古、鞑靼和突厥部落的统称，但也可以代表“鲁莽、愚蠢、盲目和凶残”。疯子乱说话叫做“胡话”；捣乱叫做“胡搞”。
除了刀工的实用性，更让人着迷的是其美学方面的意义。中国灿烂雅致的烹饪文明已经延续数千年，而细致的刀工是重要的一部分。公元前五世纪，孔子本人就拒绝吃切得不好的食物，所谓“割不正不食”。
这种偏向于造型艺术的食物在中国有着庄严悠久的历史，据说创始人是公元十世纪的一名尼姑，梵正。她用二十一道冷盘重现了公元八世纪诗人王维《辋川图》中的画和诗。她用细切的蔬菜瓜果、肉类鱼干带给她灵感的伟大作品致敬，所谓“菜上有山水，盘中溢诗歌”，令食客惊艳不已。
对调味的重视让川菜成为自信而生机勃勃的菜系。它不用特别依赖就地取材，这一点不像中国东部的菜系，十分需要当地的水产蔬菜与河鲜：做蟹粉豆腐就必须用大闸蟹，但鱼香味和煳辣味可以应用于任何食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和中国别的地方相比，四川人思想更开放、性格更直率：他们不用担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会剥脱自我的身份认同。面对外面的世界，浇上一勺鱼香酱汁，就变成四川的了。
在古中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人们都很注重满足亡者的胃口。在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唐朝古墓，考古学家挖出了饺子：可能是有点干了，一掰就碎，但看形态之类的，完全是在今天同一个地区中午会吃的东西。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千二百年了啊！
口感是学习欣赏中国美食的西方人坚守的最后一条阵线。越过了，你就真正钻进去了。克服更复杂的食材去品尝美味的意愿，成了一枚勋章，象征着对低幼化的快餐文化的*制抵**：拒绝那些极度简化的进食仪式、平淡无奇的味道和烂兮兮软塌塌的口感。
90年代，学习川菜厨艺的扶霞
中国佛家的素食历史由来已久，不过早期佛教的训诫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可吃荤。古印度的和尚可以吃任何放进化缘钵里的东西，肉也可以，只要别人不是专门杀生给他们吃的就行。大约两千年前，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教徒们服从来自印度的主流训诫，在特定情况下吃肉是被普遍接受的。到了公元六世纪，南北朝的梁武帝才大力在中国佛寺中推行吃素的戒律。
吃点心也有自己的一些专门礼仪。主人家往你杯里添茶，你想表示感谢，就用食指和中指并拢在桌上轻轻敲一敲。据说这个规矩要追溯到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和那时候的很多皇帝一样，为了了解国家真实的民情要微服私访。他带了一小队随从到一家茶楼喝茶。皇上亲自奉茶，跟班们慌乱不已，这要是在宫里，他们早就应该下跪磕头、千恩万谢了。可现在皇上在微服私访，可不能暴露了。于是他们伸出手指悄悄桌面，模仿下跪磕头的动作。这个传统流传下来，逐渐成为全世界粤人社区通用的习惯。
清朝建立以来，统治阶级还一直保留着对“蛮荒”食物的口味，把一些烤肉与甜味点心送上了宫廷菜的保留名单。他们还引进了满族进食的习俗，和汉族那种更为精巧讲究的进食习惯结合起来：满人的靴子上都有个小袋子，里面既装刀子又装筷子，这样大块的肉上来时，就可以拿刀割下一片，然后按照汉族人的样子用筷子夹着吃。
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曾提到花椒，认为那闪亮而丰富的种子是“多字”的象征。汉朝皇妃们的寝宫成为“椒房”，因为糊墙用的泥土中掺了花椒，寓意皇嗣绵延。平民百姓会用一串串花椒作为定情信物。时至今日，四川的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古老的习俗，婚礼的时候要朝新郎新娘扔花椒，就像现代婚礼中抛洒的五彩纸屑与糖果，不过更充满了四溢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