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商代“大子”享有很高的家族地位，商代继统包含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现象，同辈之中长兄优先继位。
此后诸弟由长及幼接任，但是权位最终要传回给长兄之子， 诸弟之子被排除在外，传弟可视为传长兄之子的过渡。
然而，在现实施行中长兄之子的继承权时常会受到侵害，最终导致了传弟制的废止。
商代“大子”的本义是长子，在肯定长子、长子后嗣继承权的影响下，逐渐引申出了“宗族长”的含义，同样作为同辈排行的“中子”和“小子”则分别引申出了“支子”与“分支族长”的含义。
一、人名称谓
在商周宗法贵族社会中，人名称谓往往能够展示身份、血缘、地位等诸多人物信息，如商周时期习见的“小子”。
除了用作个人谦称、轻贱之称、年幼之人外，也能表示小宗之长或分支族长，已为学界熟知。 与“小子”相同，“大子”也是商代贵族惯用的称谓。
学者们通常将商代“大子”解读为后世观念中的王储太子，也即商王的嫡长子，或长子，少数学者释作宗族长。
或商王室中宗法地位较高者，也有学者认为“大子”早期指长子，至殷商晚期发展出了嫡长子的含义。
从以上诸说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大子”对于解读商代继统法的重要价值，只是在观点上多有分歧，需要整理。
商代继统法是古史学界聚讼百年的难题，而称谓“大子”为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太子在传世典籍中一般指国之储君，“太”是“大”的后起分化字，商周时期太子均写作“大子”。顾名思义，大子的本义即大儿子，也称长子、元子、胄子。
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施行，有周一代的大子基本取自嫡长子，如伯辰鼎铭载“唯五月初吉，余大子伯辰作为其好妻”。
又如伯克盆铭载“唯正月初吉丁亥，黄大子伯克作其饙盆”，伯辰为大子，伯克为黄大子。
《白虎通·姓名》载：“適长称伯，伯禽是也。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伯表明了“大子”的嫡长子身份。
周代“大子”合嫡长子、储君双重身份于一体，既是排行名或亲称，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内涵。
毋庸置疑，大子的“嫡长子”义项必须建立在嫡庶制产生并施行的前提下，在西周以前，商代是否具有嫡庶制。
曾在学界引发争议，王国维、陈梦家、赵锡元、晁福林等众多学者一致反对商代存在嫡庶制。嫡庶制脱胎于正侧妻制，商代奉行一夫多妻。
在商王众多配偶中是否形成了明确的正侧室，目前仍缺乏积极有效的证据。常玉芝曾指出入选商代周祭卜辞的商王配偶生前即为王后，其子可以被立为太子，“子以母贵”。
许进雄、郑慧生则针锋相对，认为商王妇入选周祭卜辞取决于她是否有儿子继位为王，“母以子贵”，两说可谓因果互置。
持中而论，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父亲的家庭权威确立，母子即为一体，王妇的地位必然会影响到王子继位。
只不过它是否已经上升到制度层面，成为影响王位继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仍不好给出肯定的结论。
当下古史学界广泛接受的商代“嫡庶”观念，源于裘锡圭对殷卜辞中直系称谓“帝”和旁系称谓“介”的解读。
殷人常以“帝天干”的形式来称呼已故先王，如帝丁、帝甲、帝乙、帝辛等，裘锡圭认为嫡在西周时多写作“啻”，从帝得声。
商王用来称呼直系先王的“帝”其实就是嫡庶之“嫡”的前身，而甲骨文中的“介”字则是用来称呼旁系祖先，相当于“庶”。
是说已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但近些年出版《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中的一则材料对该说形成了反证：“丁巳卜，其父己、帝[己]。其父己、帝己。”
整理者就“帝己”指出：“祖先称谓，首见。”腾兴建认为卜辞与“帝天干”相称的对象均是商先王，而先王中仅有雍己、孝己的日名为“己”。
“帝己”不出此二人，雍己、孝己均为旁系祖先，所以将“帝”读作“嫡”，视作直系先王的特有称号不能成立。这是很有力的意见。
二、兄弟间的区分方式
《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后，“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玄注：“同之天神。” 殷人将“帝”置于先王日名之前，可能是意图借助神权来强化王权，与嫡庶之嫡并无关联。
目前来看，大致在康丁之前，商人似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嫡庶观念，兄弟之间一般只用大、中、小来表示同辈兄弟的排行。
故而才会有大子、中子、小子之别，而不像周人会区分嫡庶。
裘锡圭表示：“有的学者以卜辞中的‘大子’之称证明当时有立储之事。但是卜辞里除了‘大子’，还有‘中子’、‘小子’。‘大子’可能就是‘长子’的意思，不一定跟后来的‘太子’同义。”可谓切中肯綮。
“大子”用作长子时，并非商王室的专有称谓，任一家族的长子都可以称“大子”，将“大子”统一解释成王室太子略失严谨。
如花东卜辞见：“癸酉，子金在剟，子呼大子御丁宜，丁丑王入。用。来狩自斝。”
花东卜辞属于武丁时期的非王卜辞，其占卜主体“子”的身份学者虽多有争议，但可以确定是一位大贵族。
整理者认为“大子”可能是“子”的长子，或是王室太子，从“大子”接受“子”的命令给“丁”献食来看，“大子”的地位不如“子”，应该是“子”的长子，而非王室太子。
在殷墟王卜辞中，“大子”仅有几处记载，如下：卜，王：大子橐。癸丑卜，争：复缶于大子。癸丑卜，争：勿复缶于大子。甲寅卜，：呼子汏酒缶于冥。
甲寅卜，：勿呼子汏酒缶于冥。贞：禦子强于大子小。十月。丁卯卜，于大子又。丁卯卜，于大子又。乙亥卜，王其又大子，王受又。
例辞残，例“复缶于大子”含义不明，结合同版卜辞看“缶”应该属于某种祭品，《合集》3061反面刻辞载有“缶获”。
商王朝曾大举征伐缶，这里“缶”很可能是被俘获的敌方首领，用作人牲，所以例中的“大子”当是祭祀对象，已经亡故，同理例至中的“大子”亦是如此。
宾一类卜辞的时代主要在武丁中期，“大子”很早就已死去。宾三类卜辞主要是祖庚之物，其上限有小部分上及武丁晚期，下限在祖甲之初，而无名类卜辞上限在康丁之世。
宾三类与无名类没有时间重叠，例与例的占卜主体不会是同一商王，至少有两任商王祭祀过“大子”，实际则会更多。
赵鹏曾对王卜辞中的“大子”作过探讨，她指出“这个被几代商王祭祀的‘大子’，应该是同一个人的名字，蠡测他的身份应该是与商王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所论甚确。
若说商代晚期存在多位早夭的商王“大子”，似太过巧合，周祭卜辞亦未能体现。
例贞问商王去侑祭“大子”来获取庇佑，是以父亲的身份去向亡子祈福，这与当时崇尚父权的社会观念相矛盾。
一般情况下商王都是向祖先神祈求“受佑”，如“酉，王其又大乙，王受又”，又如“王其又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再如“其又祖丁，王受又”。
类似者不胜枚举，上述举例均与例句式相近，此“大子”应该与大乙、小乙、祖丁的身份类似，是时王的长辈。此外，与例句式相近的卜辞还有“其又长子，叀子至，王受又”。
“长子”即大儿子，商王去祈求得到大儿子的庇佑，以尊临卑，也不妥当。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长子”和“大子”所指为一，都是指早夭的孝己。
《荀子·性恶》载“天非私曾、骞、孝己以出乎贪利争夺”，唐杨倞注：“孝己，殷高宗之太子。”孝己曾被立为王储，不幸早夭，他死后与先王一同进入了周祭祀谱，日名为“己”。
殷卜辞中一般称孝己为“小王”，祖庚、祖甲称他为“兄己”，至廪辛、康丁时尊称他为“小王父己”，学者对此基本一致认同。
孝己是祖庚、祖甲之兄，被称作“兄己”，由于排行最长，后世商王在祭祀他时称之为大子、长子。与“小子”类似，“大子”的含义并不单一。
朱凤瀚指出殷周金文中“大子”与“小子”相对，指家族长，即宗子，春秋时贵族家族内宗子亦可称“太子”。
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文曰崔杼家族“立明为太子”，明是崔杼之子，继任宗子。其说可从，殷金文中“大子”多指族长。
如者诸器，包含尊2、爵1、罍2、觥2、甗1，其中尊、爵、罍同铭， 作：“亚醜。者以大子尊彝。”觥、甗同铭，作：“亚醜。者女以大子尊彝。”者即者女，“姒”是对年长女性的尊称。
“者”或是父族名，她出嫁于亚醜族，大子是祭祀对象，“以”相当于“作”，类似者如以父庚觚铭文：“以父庚宗尊。”
殷周金文习见妻子给夫君或公父作器，大子当是者的夫君或公父，也即亚醜族的族长。
在殷金文中，“大子”作祭祀对象时多后接日名，如小臣鼎铭文：“王赐小臣湡责五年，用作享大子乙家祀尊。父乙。”
一般认为大子乙即父乙，“大子乙家”是其宗庙，如同殷卜辞中“上甲家”即上甲的宗庙。父乙在大子乙的宗庙中接受祭祀，日名相同，当是同人。
大子乙是族的族长，死后被器主称为“父乙”。商代族器多出土于山东长清兴复河一带，当属东土之族，族的大子乙不会是王室成员。
除了大子乙外，殷金文中另见有祭祀对象大子丁，见于京簋铭文：“辛巳，王饮多亚，庭享，京逦，赐贝二朋，用作大子丁。”
“逦”屡见于商周金文，或读为“婐”，义为侍奉，或读为“列”，义为就列，或读为“俪”，义为配合，等等。大体上“逦”与宴会时的某项活动相关，具体含义待考。
商王宴请“多亚”，京是“多亚”之一，冯时认为铭文中“多亚”指小宗，所论可从。
京受王赏而为大子丁作器，大子丁相对于“多亚”而言自然是指大宗，是族已故的族长，与王室“大子”无涉。大子丁还见于大子丁卣铭：“作大子丁尊彝。”
此外，殷墟刘家庄北晚商墓葬M1046出土的石璋墨书也有记录：“灷于大子丁”。
M1046出土18件带有墨书的“石璋”，另载有“灷于长子癸”“灷于大子癸”“灷于殇子癸”“灷于祖乙”“灷于祖丁”，等等。
“灷”可读作“”，《说文·人部》：“送也。从人，灷声。”这里理解为祭祀行为。
根据发掘报告，M1046为长方形竖穴墓，长4.25米，宽2.16米，有殉人6、殉狗1，出土青铜器123件，包括觚3、角2、爵5、圆鼎4、方鼎2、甗1、方彝1等。
其中鼎、甗等16件铜器铸有族徽“亚”，3件铸“亚”，5件铸“亚”，特别是1件方彝盖铭作“亚”，器铭作“亚”，显然同指。综合来看，墓主大致属于高级贵族，来自亚族。
朱凤瀚指出商周铜器族徽中“亚”表示器主为其所属宗氏的分支，据此可推知亚族很可能是族的小宗，而石璋墨书中的“大子丁”应该是指墓主生前的祭祀对象，为其大宗族长，来自族。
李学勤认为墨书“大子丁”和京簋铭中的“大子丁”是同一人，可能即武丁卜辞中常见的小乙之子“兄丁”，为王室太子。
然而两位大子丁的族属明显不同，且大子丁或兄丁若是早夭的王室太子，也应该与大丁、孝己一起被选入周祭系统。
墨书石璋另载有长子癸、中子癸、殇子癸，当是墓主的子辈亲属，长子癸是亡故的大儿子，有别于大子丁。
殷卜辞、金文中一般用“子”来表示宗族长，如小臣省卣铭文载“甲寅，子赏小子省贝五朋”，这里“子”指族长，“小子”是分支族长。
“大子”与“子”的含义相近，只不过“大子”在指称上更加明确，表示大宗宗子，或者说“子”其实是“大子”的简称。基于上文讨论，可知商代“大子”具有“长子”和“宗族长”两种义项。
当然，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商代“大子”是否能够与后世“太子”一样，指代王朝储君，这对考察商代继统法至关重要。
通过孝己，似可将“小王”和“大子”两种身份联系起来，这为考察“大子”的内涵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在古汉语中，通过语义引申使得一个字或词表示两种以上含义的现象极为常见，人名称谓也符合这一规则。
语义引申并非凭空创造，而是由现实催发， 如林沄指出殷卜辞中“子”的本义是指父母的后代。
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孩子”，但在依据父系血统的世袭社会中，只有确切的“子”才有继父嗣君的资格，因此“子”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对世袭贵族的尊称，也即家族首脑的通称。
又如西周时“伯”表示嫡长排行，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下，排行为“伯”的子嗣往往能继承宗统，基于此“伯”最终引申出了“宗族长”这一内涵。
与之同理，“大子”的两种含义也能通过语义引申来进行解读，即：“大子”的本义为“长子”，表示排行或亲称。
“族长”为其引申义，而促成语义引申的现实基础即：长子在商代继统中的优先权。
三、学界的探讨
商代王位继承制度备受古史学界关注，其肇端源于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相关探讨：“特如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
“特如传弟既尽以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言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 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
王说影响巨大，引发了众多学者与之商榷，或说子继和弟及并行，无主辅之分，或说“子继为常，弟及为变”，传弟出于政治需要，也可能有争位的变乱。
或说“子继为常，弟及为辅”，或直接肯定商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传弟属于特例，不由王位继承制本身所决定。不难看出，学者主要针对“弟及为主”进行驳难，肯定“子继”。
自成汤至帝辛，共经历十七世，其中传弟有七世，不及半数，仅从数值占比看，王位“弟及为主”的说法确实不够准确，但是如果说商代王位只允许传子，传弟都属于特殊情况。
或者说传弟都是由王室内乱导致，则似乎太过巧合，难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