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03 09:19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钱志熙
一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教育，是一个全面性的工作。它的途径与方法是多样的，值得探讨。我想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文化发生巨变，产生了所谓的超越突破，发生强烈的道德感，形成救赎性宗教。他将这一时期称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文明称为轴心文明。我国的春秋时代，正属轴心时代，其时产生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源头性的文化。当然，在我国古代，还有另外的说法，即三代之治、三代圣贤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将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三代，儒家经典也都是三代之治的产物，是载道之文。我们的圣人也都是三代出现的，孔子是最后一位，也是集大成的一位。孟子就是这样说的：“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①。”比较起轴心之说来，三代之治、三代圣贤的说法，更适合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历史。轴心文明，迄今仍在对人类的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举世承认的。所以，传统文化具有一种现代的价值，乃是不争的事实。一百年来，我国文化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造成我们今天的文化局面。其利弊当然难以一句话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已渐渐成为大家共同性认识，即这一百年中，为了革故鼎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有过了头的地方。当然，在这期间，传统文化自然仍在发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这样人们才感到它的重要性），除了个别的文化虚无的流派外，我们在意识上对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否定的。但是从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完全过时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将近现代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完全归诿为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人们总要将现实中的问题归诿为传统的作用，既使现在许多人也这样想的。这跟古人思维正好相反，古人当现实发生问题时，总是认为这是古道衰落的结果，所以它们常以复古为药方。甚至对待一些具体问题，如制度、措施等也是这样。产生于南宋时代的永嘉学派，就是这样。它们研究存在于经史中的古代的优良的制度，希望用之于当世。他们认为：“今人之心，可即古人之心”，“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②”。清代诗人龚自珍有句云：“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③”，是说自己的对策中，运用了王安石上仁宗书的思想。这里又可以看出古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不同。是不是古人思维方式一定就不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一定是对的？我想，不能简单地说孰对孰错，或许都有它们的道理，最好是将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也许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总之，我们今天谈传统文化，首先就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纯粹的复古当然是不对的，但一味的趋时就一定对吗？我们这些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是有责任将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一点的。
二
现代的大学教育制度，来自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古代官方有太学，民间有书院制度，也与我国现代大学有渊源关系。京师大学堂可追溯到太学，而清末各省兴建的大学，也多从书院转化而来。我国在最初开办高等教育的时候，有些高等学校仍用书院之名，如浙江的求是书院，就是后来浙江大学的前身。有的是直接从旧式书院改造过来的，如钟山书院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大学堂，广雅书院改为两广大学堂④，香港的中文大学，更是在现代大学里实行书院通识教育的理念。现在的中文大学，即是由崇基、新亚、联合、逸夫等4所书院组成。其中钱穆创建的新亚书院，“上溯宋明书院的教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的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福利”。其宗旨希望将现代大学制度与古代的书院的教育制度、教育精神相结合。可见，中国现代的大学，与中国古代的太学与书院，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更重要是，中国古代虽无现代形式的大学，但却具有大学的教育理念。这就是《礼记·大学篇》所阐述的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⑤
关于《礼记·大学》的“大学”一词的内涵，古今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孔颖达《礼记·大学第四十二》疏云：“案郑《目录》云：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孔据郑说疏云：“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者，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⑥。”据此，则大学者，大人治国平天下之学。但所论据“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可知《大学》虽以大人治国平天子为旨，但是其所提倡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道，却是适合于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所以，这里所阐述的教育理念，是具有普适性的。宋儒特重《大学》，将它作为“四书”之一。其对大学的释义，又有新说。朱熹《四书集注》引“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⑦。”朱注又云：“大学者，大人之学⑧”。而其《大学章句序》则进一步发挥，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教人之法也⑨。”并且阐述古代学制，认为“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他认为古有小学，有大学，各阶层的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⑩。”南宋时代，永嘉学派提倡经制之学，研究经史中的古代理想制度，试图作为现实政治的模本。朱熹的这番考证，其实也是一种经制之学。他认为《大学》是古大学教人之法，并非毫无根据的推测。当然他在这里的将古代的教育制度理想化了。
无论如何，《大学》所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最高的、也是最根本的教育理念，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它所阐述的“大学之道”，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大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即大学是修身为本，学成而服务于社会、国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这个大学之道，我想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三
《大学》及《中庸》奠定了中国古代关于“学”及“学问”的基本理念，为后来历代儒家所遵循，与我们今天关于“学”“学问”的理念是有所不同的。简要地说，中国古代的“学”，是以人为本，由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端构成的。而我们今天的“学”，是偏向于知识性的，也就是它所注重的主要是“道问学”这一端。《大学》是以修身为本，但修身所要求的正心、诚意，来自于格物致知。可见古人既重视“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道德情操即为人之本的重要性，同时也重视各种客观知识的获得。这样的教育理念，当然是比较全面的，值得我们借鉴，提倡。
学问二字，现在基本上指客观的知识。这样的理解学问，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并不一样。中国古代之学问，是通识与知识的结合，是以人为本的。学问之二字，出于《中庸》，原始的意义，讲的是为人处世的诚明之道：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也，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也，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也，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也，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11
这样的学问之道，当然有别于我们今天大学的专业分工明确的治学方法，但是它也包含着各种专业的学问在内的，只是它更重视以人为本的学问。其最高境界，则如《中庸》所揭示：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2
何谓尊德性？何谓道问学？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主体的精神修养与客观知识、技能的获得，是否截然两事？科学家的精神世界与专业知识、科学创造，是不是就能截然分开？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对此有过论辩。这也反映了我国的学术，到了南宋时代，知识化的倾向开始明显起来。从南宋到明清，实学兴起，知识界对客观知识的要求越来越明显，但并没有忽略主观世界修养。宋明学者在论到学问之事时，也都是以主观世界的修养为主，客观知识的获得，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有益于主观世界的修养、主体能力的获得：
学以尽性也。性者存发而无内外，故博文约礼，集义养气之训，孔孟之所以教万世学之者。13
今天的大学教育，完全变成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德性的培养，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完全的学问。当然，我们不提倡再像古代的理学家、心学家那样，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所谓的悟道、修心养性，乃至走上空疏一途。但是讲明学问之道，首在修养道德，究明心性之理，然后再博文约礼，从事各种专门的知识领域的探索。我想，古人所说的“大学之道”，在今天并非过时，是值得认真地弘扬。也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才会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精神。
①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十，中华书局1987年，第672页。
②叶适《温州新学记》，《水心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③龚自珍《己亥杂诗》，《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十六，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367页。
④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172页、179页。
⑤郑氏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⑥同上。
⑦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2011年，第4页。
⑧同上。
⑩同上。
11《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本》第1632页。
12同上书，第1633页。
13孙应奎《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86页。
（作者籍贯乐清市白石街道，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