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概况从1840年*片鸦**战争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一百年间， 有四类金融机构先后活跃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票号、钱庄、外资银行和华资新式银行。 前两种为中国本土孕育的传统金融机构，后两种是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开始在中国引入的现代金融机构。两类相比，前者有三大特点：资本薄弱、组织简单（独资或合伙）以及责任无限。
一、银行的前身
清代票号，大多数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其业务以汇兑为主，兼营存款与放款。 山西票号大概起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至清末已几乎垄断了国内各地的汇兑业务，并收存中央及各省的官款，放款给地方钱庄，盛极一时。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各省的官银号或官钱局和中央的户部银行相继成立， 大部分官款随转移至这些政府银行（或官银号）存储，由于山西票号之前的业务经营与清政府及其各级官员的关系过于密切，有此变化之后便开始衰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北京的官员纷纷从票号提取存款，票号在南方地区的放款无法及时收回，致使很多票号开始倒闭。另外，票号经理的观念守旧，在其他金融组织兴起的同时，没有做组织上和技术上的改进，也是他们衰落的重要原因。民国以后，票号的势力急速衰减，即使少数仍在继续经营，但它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已很微弱。
钱庄，起源于银、钱等货币的兑换，明朝末期其已发展成兼营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清代各地已经开始有银钱业的行会组织。
组织架构上， 山西票号采取总号与分支号相结合的方式，钱庄则通常并无分支机构，而是采取单一机构制， 配以联络其他钱庄辅助兑换的方式。大多数钱庄的经营活动均限于一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其营业对象也主要是当地的商人。由于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商业界关系密切，且多做信用放款，在清末民初国内贸易加速增长的同时，钱庄的业务也在快速扩张。
民国时期的上海，棉纱、棉布、土布、米行、茶业、糖业、煤业等行业大多要依赖钱庄供给其周转资金，一些行业如茶行，与新式银行的资金往来也不如与钱庄的多。但是，钱庄一般资本规模较小，彼此间联系也不密切，因此，一遇政治动荡或金融恐慌，多数会面临倒闭或停业风险。
1842年依据《南京条约》开始五口通商之后，进入中国的外商渐多，贸易日益扩大， 为辅助外商推广其业务，外国金融势力开始在中国设立银行或分行。
二、第一家外资银行
1847年，英国的东方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 成为上海最早出现的一家银行，也是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在华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包括自身买卖汇票和充当供求双方汇票的中介者。
1865年，汇丰银行在中国香港成立，成为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并以中国的贸易和金融为主要营业对象的外资银行， 20世纪初成为中国金融界最具实力的银行，也是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
至十九世纪末，英、法、德、俄、美、日、意、荷、比等九国均在中国大陆设立了银行或分行。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最初限于商业性质——供给国际贸易所需资金、经营中外汇兑、给予钱庄短期*款贷**等。
但是， 从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外商银行在华经营业务大幅扩展， 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扩展其政治、经济势力的工具。它们对中国政府发放巨额*款贷**，在铁路、矿产、制造业等领域进行直接投资。
此外，它们在通商口岸及其势力范围内发行大量纸币，并吸收国人（尤其是官僚和军阀）的大量存款。外加其资本充沛，所以，多数外资银行实力强大，一开始便远较中国自办的华资银行处于优势地位，旧式的钱庄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不过，由于它们不能在通商口岸之外地区设立分行，因此无法扩张至内地的金融市场。
只有外资银行发行的钞票一项，因为中国自身的币制紊乱，而能在当时国内的一些地区，如东北、西南、福建和广东等地，广泛流通。 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银行的出现比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设立晚了半个世纪。
三、第一家华资银行
第一家华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 1904年清政府仿效日本的日本银行设立了第一家政府银行——户部银行并打算让其成为中央银行，1907年邮电部仿照日本的兴业银行设立了另一家政府银行——交通银行。
至1911年清政府覆亡之时，前后共成立过17家官办或商办银行，但只有7家还在继续营业 ， 倒闭的比存活下来的数量要多。 中国自办的新式银行从一开始便面临着双重竞争。
对外贸易和外汇方面的业务经营基本为外资银行所独占，华资银行缺乏资本和海外联络机构，因此难以竞争。在国内工商界，它们根基尚浅，难以与钱庄争雄。在其成立之初，信用尚未牢固确立，业务开展阻力重重。
金城银行上海分行吴蕴斋1924年8月致总经理周作民的一份函件中曾就存户类型分析作了分析：“ 沪地之存户不外下列四种：（一）资本家，（二）寓公，（三）中级社会，（四）商铺往来。
第一种大抵自有钱庄，或置地产，或办实业，决无余款存放银行之事，即有之，亦必散存于全体钱庄，每家五千、一万不等，即所谓内盘银子者，银行家多不愿接受之。
第二种非有牵索不得入门。第三种则零星极大，约现在 各银行储蓄存款多是此类。 第四种即现在钱庄所恃以营业者，于金融界而具有重大关系，惟银行家多不愿做此生意。”
但是，中国的新式银行，无论官办还是商办，有一大特点，它们从一开始便和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它们吸存政府公款，而且一部分银行在清朝末期和民国初年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
此外， 它们向政府放款或垫款，获取高额利息，又以相当大的折扣买入政府公债， 买入的政府公债还可抵作钞票发行的准备金（不超过钞票发行准备金的40%）。
银行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造成近代华资银行业的畸形发展，发展迅速但也潜藏巨大风险，然而，银行和政府的这种密切联系的确促进了新式银行在面临外资银行和本地钱庄双重竞争压力下的逐渐兴起。
四、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内， 中国的银行业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都有三种银行在互相竞争，往往也相辅相成。
第一阶段（1840-1895），票号、钱庄和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形成三角关系，每一类机构都掌握了一种专门业务——票号控制国内汇兑、钱庄供给国内贸易资金、外资银行提供国际贸易资金和经营国际汇兑，在这半个世纪期间，三类机构的势力都在扩张，但山西票号扩张最为迅猛。
第二阶段（1896-1927）， 一个新兴集团——中国自办的新式银行——出现于金融界， 同时，在前一阶段中纵横捭阖的山西票号至这个阶段中期以后已大部分销声匿迹，这三十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界的影响力巨大，钱庄仍在继续成长，中国自办的华资银行无论数量还是资产都增加不少，但还几乎无法在其他两个集团的势力范围——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进行有力的抗衡。
第三阶段（1928-1937），华资银行的发展扶摇直上，居于中国金融界最重要地位，同时，外资银行在华势力几近处于停滞状态，为数不少的钱庄在几次金融恐慌中相继倒闭，其力量也难以与新式银行竞相抗衡。
与十九世纪从 外国引进的其他现代制度相比，现代银行制度在中国的引入虽稍显迟晚， 但自1897年第一家新式银行建立至1937年的40年间，中国的现代银行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至1937年，至少有390家新式银行建立。银行机构的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实收股本金、资产总额、年度利润等指标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同时，与新设银行数量快速增长相伴的另一个事实是，众多银行在开业几年之后便纷纷倒闭，未能持续存活下去。 这390家新银行中，只有164家至1937年仍在运营。
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前一段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第二段时期，即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也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黄金十年”。
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这十年的银行业发展状况时总结道：“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零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
同时，两个设立高峰期对比而言， 新成立银行数量在两个高峰期内是差不多相当的， 但第一期内破产停业的银行数量要远远多于第二期，即银行业在第二个高峰期内的发展和稳定性均好于第一个高峰期。
结语
总体来看，这四十年间，停业的银行要比活下来的银行多。这种高破产率的背后，一方面是那个时代的市场环境的缩影，因为， 同样是在不受监管的环境中运营的外资银行，也在以相近的速度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也跟初办银行的中国金融家们鲁莽扩张业务、忽视风险、缺乏经验等相关。 一方面是大量银行在创办开张，另一方面是大量银行在破产清算，这就凸显了评估银行经营业绩及其财务状况的重要性，以便于更进一步的从公司层面分析当时银行业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