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们简单看了一下《左传》中预言的种类，并分析了一下在东周时期这种社会意识产生的原因，今天我们着重讲一讲《左传》中“预言”的特点。
下一期，我们将分析一下与《左传》成书时期相近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预言”文化与其特点。
《左传》中预言的特点
1、贵族立场
《左传》中出现了大量的预言，虽然种类形式多有不同，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预言几乎全是与贵族紧密相关的，所记载的预言无非是某某贵族或其家事如何，或者是某某国将如何，而其所谓某国兴亡，也不过是代表该国的贵族政权的兴亡，对于社会中其他事物，尤其是民生、生产生活明显关注较少。
这与之后史书的谶纬要素有明显的区别，拿《史记》举个例子，史记中出现了大量的谶纬，但其关注点并不单单放在贵族社会，而是将谶纬应用于社会各个方面。
比如刘邦见异象而标志其天命所归，出现了某天象、某地灾害增多，使得皇帝当进行躬省；甚至还出现了“人造谶纬”，如陈胜吴广起义时的鱼腹藏书。
如此等等，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秦汉之后的文字材料中涉及的谶纬、预言类信息，越来越关注百姓和底层，和实际的生活生产关系越来越密切。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董仲舒对这种延续下来的迷信思想的改造，儒家思想和民本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更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组成人群由单一的贵族变成越来越多的农民士大夫等等非贵阶级，也在于著作者本身的阶级属性和立场发生了变化，这更能证明左传作者的身份和当时社会的实际面貌。
前面提到，《左传》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到公元前360年间，这个年代与所谓的左传作者——左丘明生卒年代不同，这意味着《左传》实际的成书年代比我们认为的左丘明生活的年代要晚。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左氏作了该书后，最后成书版本是由后人整理修改所得。
但无论如何，《左传》这一本书的作者和修订者一定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底层贵族阶层或依附于贵族存在的平民阶层，而不是新兴土地所有者阶层，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流的文、史文化还是依附于贵族阶级而存在的。因此，之所以《左传》中所记载的预言内容大都是围绕贵族进行的，正是因为作者的阶级立场是依附于此时社会中的贵族。
2、“教化”性
《左传》预言中出现了大量有关“人为”结果的预言，其中不乏对某些不义现象招致报应的预言，在这里，作者就对社会中的行为和现象作出了价值判断和选择。在预言中，作者添加了很多有关道德和伦理的内容，如民谣中反映的失德之君的预言，违反天意的立储行为的预言等，这样的预言与《左传》与《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思想契合，形成了在文本中寓诸褒贬的特点。
3、预言之“灵验”
《左传》中大部分预言都神奇的应验了，那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些序言的真实性，是否当时真的出现了这些预言。
关于这个问题，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这些预言是左氏所编，有人认为是左氏所采史料撰写者所编，有人认为是后代增益者所编。我们假设当时是有预言，那么预言应该分准与不准两种，无论是准与不准都应该对实际起到了影响，都应该在记载中出现，好比预言某某国君死掉，但他仍然活着，这是不验的预言。
王和教授对《左传》中预言的真实性问题有过分析，证明了其中的预言几乎都是应验的，那么既然没有不应验的预言，那我们可以猜想，这预言要么是编纂者或增益者所编，要么是经过其挑选，为达到其某种目的而记录的，否则，预言的正确率不会如此之高。在巫祝和神秘学思想氛围浓厚的战国时期，这样的行为是能够被社会接受的。
4、“天人感应”的概念
在《左传》中出现了大量有关于自然现象的预言，可以体现作者以及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模糊的认识，即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神秘力量，能够影响并作用于人类社会，他们把这种概念寄托在“天”上，给“天”所代表的自然赋予了人性色彩，其本质还是一种人类将自我的感情和意识寄托在超然的事物中，借自然体现人为的行为。
5、共同性
从《左传》的预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左传》是鲁国的国史之作，但却记载了各国之事，而预言体现的“义”之规律，却不分国别，适用于各国，也就是说，这种预言在中国古代是适用于整个“天下”的，这体现了自中国古代便存在的“天下观”。
6、敬畏色彩
前面提到，在这些预言中，无论是有关自然现象的预言，还是有关梦现象、异怪现象的预言，都是通过人，尤其是巫祝官员，对这些现象的解读而发预，并非这些现象直接告诉人们会如何。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这些神秘力量的敬畏之心，人们是以一种仰视的角度看待这些神秘力量，同样的，所作的预言也是通过普通人的解读进行，是站在低姿态对神秘力量的一种认识。
7、具体性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所记的这些预言绝大部分都被人所解释的十分明确，有些甚至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也就是说，《左传》中的预言十分之具体。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预言不同，是中国古代预言的一个鲜明特征。
感谢大家的阅读！下一节内容请关注账号！
爱好文史，原创分享！
内容均为原创，创作不易，剽窃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