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三国后)
禁酒往往官私皆禁，取缔一切酿酤行为，甚至连酿酒工具也不得保存。《三国志·简雍传》记载，蜀国旱年实行禁酒，对违禁者处罚相当严厉，有酿酒者处死。有吏从一人家搜出酿酒的工具，以造酒同罪准备处死。简雍觉得不对，就设法制止。简雍为昭德将军，随从先主上街，看到前边有一男一女行走，简雍对先主说:“这个男人要强奸这名妇女，马上把他抓起来。”先主很奇怪，说:“你怎么知道?”简雍回答道:“他带有犯罪的工具，和保存酿酒工具的同罪，所以应当按强奸罪论处。”先主醒悟过来，大笑，下令释放了那名存有酿酒工具的人。简雍的机智，在中国酒文化史上传为美谈。
两晋时实行税、禁交叉，废榷酤。南朝齐梁以征税为辅，主行榷、禁。东汉至唐初，除灾荒年禁酒外，榷禁不严。
唐朝时虽无禁酒，但临时性、地方性的禁酿、禁酤仍时而有之。《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宴蕃客，不御酒。”“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醨薄，私酿者论其罪。……”但一般是人亡政息，新官上任禁酒废弛。
元代实行休民轻赋政策，酒征税，但为节约粮食也多次禁酒。有时相当严厉，《元史·世祖纪》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下令禁酒，民间不得私酿，“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子女没宫。”
元成宗铁木尔下令重申禁酒，而且对京畿地区特别严厉，处罚以笞杖、配役、抄家直至处死。因为蒙古族人喜饮酒，贵族犯禁颇多，屡肇事端，武宗海山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只好“弛诸路之禁”。
明朝初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朱元璋在其统治区颁令:“因民间造酒，糜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后来又收回禁令。明代对酒业政策比较宽松，大体是税酒而薄赋敛
清代也不断有禁酒令，如清乾隆二年、五年都发布过禁酒令，但难以贯彻，禁而复行。同时，清代禁酒与前代不同，主要是禁烧酒，不禁止所有酒类的生产，“黄酒本无禁令”。康熙皇帝曾颁诏:“蒸造烧酒，多费米谷”，必须“严行禁止”;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再次颁谕:“著令严禁，以裨民食”。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考》记载，当时苏州一带的粮食，“大半用于酿酤”。当政者深知，酒禁实际行不通，酒税是国库一大收入。所以，清朝中叶以后，政府再也不提禁酒。
二、榷酒(隋以前)
由于酒业的发展，以及酒在人们饮食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酿酒业的利润可观，从汉朝起，各朝开始时断时续垄断酒的酿造与销售，实行榷酒，即酒类专卖。榷酒利归官府，酿酤受限制，由官府掌管，即便有征收酒税的政策，也是向特许的酒户征课;官府取缔非特许的经营，有严厉缉私禁私(酿酤)的法令，酸酤业完全在官府控制之下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创榷酒制，由负责财政的官员兼任。《汉书·武帝纪》:“(天汉)三年春月，初榷酒酤。”注引应劭曰:“县官(政府)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颜师古解释“榷”字:“禁闭其事，总利其官，而下无由以得。”即禁止民间酿酒贩卖，由官府独擅其利。酒的专卖即始于此。
当时，汉武帝为了解决北伐匈奴的巨大军费开支，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宣布实行酒专卖即榷酒法。榷酒法的实行，保证了卫国战争经费的开支和粮食的供应，解救了国家经济危难。
汉代榷酒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官府经营的酒坊直接生产销售，国家完全控制;一种是国家不完全控制，酒的生产由私营酒坊经营，官府只对销售实行专卖，私营酒坊生产的酒交给官府，在官卖店出售，即“吏坐市列，贩物求利。”
汉代榷酒政策实行了三十多年，对后世的酒业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莽当政时期，为了摆脱财政困难，积极推行酒类专卖，并大规模开设官营酒坊。榷酒制度有所发展，官府设置了专职榷酒官员，叫做“酒士”，“郡一人，乘传专督酒利，”有专管官员负责酒榷事宜，控制更为严密。王莽的意图虽未完全实现，但官营酿酒、实行酒类专卖有大利可图的认识，在统治者内部趋于统一。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官酤”运转不绝，并且逐步完善。
隋朝的建立，民族的大融合和国家的重新统一，给隋唐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俗带来了清新的气息。这个时期饮食文化得到了丰富，婚丧习俗与以前也有所变化。
隋朝免酒专税，仅征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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