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单位里一位要好的姐妹拿来一种叫“大米嘎巴”的小食品，说是自家哥哥做的，给同事们品尝。多少年没能吃上这种小时候最为常见的“间食”了，从办公室里飘出的大米嘎巴的糊香经常使我沉浸在一种近乎“原始”的记忆里：那是一种饥饿迅速被消除的生物快感衍生的幸福感，是一种成长记忆中难以泯灭的恬适的习惯。
小时侯，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零食，而又有大片的广阔天地供我们疯跑，跑饿了，回到家里，爬上锅台，熏黑的盖帘上那被折起来的大米嘎巴是最好的“救星”，掰下一块黄黄泱泱脆生生的大米嘎巴，迅速化解了饥饿，补充了能量，这成为漫长的童年里素淡的三餐间最令人难忘的快乐音符。
邻家嫂子由于孩子多，主食经常是玉米面大饼子。那时候我和妹妹最怕她带着小六（邻家嫂子最小的女儿）来串门，因为每次来只要盖帘上有嘎巴，小六虽小，却立即就能装出饥饿难耐的样子，扯着妈妈的衣角不停地哭闹：“妈，我饿，我饿……”这时母亲就会把嘎巴掰去三分之一给她，尽管我和妹妹没少背着大人抢白她，可她从来没改过她的“恶习”。现在想来，妈妈盖帘上那黄泱泱的大米嘎巴也一定是小六童年里不灭的痛并快乐的记忆。
而有那么两三年，盖帘上的大米嘎巴不见了，而变成了饭盆边上的一个小小的嘎嘎团儿。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那几年收成不好，会过的妈妈为了省点粮食，每餐都少烧了一把火。而老天总是公平的，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在那年秋天，来了修国堤的民工（那时叫工人），隔壁的三娘家由于是四间屋，被安排作伙房，三娘家的八印锅也换上了十二印。为工人做饭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个子矮矮的，还有些发胖，脸宽宽的，有些发黄，说话时嗓子总是嘶哑的。母亲和三娘总在背后议论说：不象姑娘，象媳妇。可是大姐心眼却好使，深得两位母亲的喜爱。每次大姐用象小铁锹一样的大铲子将大锅里的饭戗到上尖一大钢盆后，又喘息着去戗嘎嘎时，我、妹妹、小六之类一群孩子就不请自来，围着大锅。厚厚的发黑的的大米嘎巴会被整张撬起。孩子眼里，别人的东西总是最好的，大姐戗起的大米嘎巴似乎别有一种香味。当着工人的面，大姐就会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小块。等工人吃过饭，下午出工了，大姐就会悄悄地把我和妹妹叫来，一人再给掰一大块。
可是，美好的日子总是那样短暂，当母亲和三娘经过仔细观察并确认做饭时经常“拔气”的大姐是气管炎时，就再也不许我们要她的嘎嘎了。可我和妹妹还没有理智到能管住馋嘴和忍住饥饿的年龄，就只能背着大人偷偷地跑到大姐那操起一块糊嘎嘎跑到坝外去吃。母亲和三娘既不愿孩子被传染上疾病，又顾及有情有义的大姐的面子，我和妹妹为了吃到嘎嘎，与大姐来往从来都是小心翼翼，也从没出现过什么破绽。 直到有一天，工程完工，有人来拔锅，大姐就要走了，我和妹妹傻眼了，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大姐却是笑着走的，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大姐那缺少血色的黄脸和说话费力的哑嗓子连同大米嘎巴焦糊的香味在我的记忆里还清晰可见。
再后来，家里的生活渐渐富足了，大米嘎巴的治饿功能似乎也渐渐弱化，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玩耍之余的一种牙祭，就如瓜子饼干之类，我们吃它并不是因为它有多香，也不是因为它能顶饿，吃它只是消闲罢了。可别小看了这消闲，试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瓜子、饼干，没有了茶叶和美酒，那我们的生活该缺少多少滋味啊！对了，这就是牙祭。
暑假里，我和小伙伴最常做的事就是一边单腿骑着自行车，一边手里纂着一大块嘎嘎，边练边吃。我的嘎嘎里还夹了一根葱，一边练着单腿驴，一边啃着嘎嘎，好不悠哉！这时忽听小六喊：姑，你班同学来了！我透过后门看见，可不是嘛！我班学习最好的男同学！不知从哪来的智慧，我以不被人知觉的速度迅速将手里的大米嘎巴卷大葱扔进了房后正在施工的自来水坑道。不用说，在那种特定的情境里，如果要我在面子和嘎嘎之间选择，我一定是选择了面子，与背着妈妈偷着要人家的嘎嘎的时候不同，生平里第一次有了比嘎嘎更重要的东西了。
我相信世间万物是有定数的，自从大块嘎嘎被我扔进坑道，除了小六对我扔嘎嘎劣迹的不停的揭发，我就再没有对嘎嘎的记忆了。因为那年秋天，我转到县城的姐姐家就读，为了省去姐姐起早为我做饭的麻烦，哥哥特地给姐姐买了刚上市不久的三角牌电饭锅，从此我也就再与嘎嘎无缘了，与乡土乡风无缘了。二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深夜加班，面对一包包精致的糕点和小食品，我都食欲全无，眼巴巴望着回家的方向，真想有一口香喷喷的大米饭，有一张或黄泱泱、或厚实实的糊嘎巴！每当下乡采访到了老乡家，恰巧有老妈妈在煮饭，真想她能对我说：“闺女，在这吃吧，大妈给你用大锅做饭，包嘎嘎！”
我想“大米嘎巴”食品的开发者也一定如我，是出于对乡下煮饭的妈妈的怀想吧！
米粒经过水煮、黏结、淬火成了嘎巴，使我曾有的生活充满了风情和滋味，城里人有了电饭锅，没有了淬火的过程，所以城里人的生活总是缺少一些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