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的分裂长达四百多年之久的时间里，民生困苦，国库空虚。在开皇九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天下，他轻徭薄税，安定民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使经济、政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社会民生富庶，百姓安居乐业，政治稳定，促成了开皇盛世，人们将这段时期称为“开皇之治”。

在隋朝初期，由于经历了南北朝的战乱，民生疲惫。于是杨坚采纳了下属的建议，取消了盐、酒专卖以及入市税，并先后多次减免税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使农业生产呈现繁荣稳定的局面。实际上，隋文帝时期的天下太平、民生富饶就在于其在全国推行了新的赋税政策以及均田制。

当时，由于赋税的加重，所以农民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赋税，而豪强地主少交租税现象更为严重。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了隋朝之后采用了两种措施来督促税收的征收，即“大索貌阅”以及“输籍定样”。“大索貌阅”意思就是根据相貌来检查百姓的户口，看是否有所隐瞒或者谎报年龄的现象；而“输籍定样”便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确定每家的户口数量，并且将其编制为“定薄”，以此来作为收取赋税的凭证。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税收的增加，同时也防止了地方的地主恶霸官宦之间互相勾结、营私舞弊、不缴纳租税的现象。而且，还将豪强地主手里的人口解救了出来，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并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隋朝，对百姓的年龄有着明确地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女孩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小孩叫“小”，十一岁到十七岁的少年叫“中”，十八到六十岁叫做“丁”，六十岁以上的人叫做“老”。当时，国家的赋役征收的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丁”。在隋文帝时期，农夫的赋税政策包括租、调和力。对一对成年夫妇来说，他们必须每年向国家交粟三石，这就是“租”；而对于种桑养蚕的农户来说，由于他们在地方每年交绢一匹，也就是相当于四丈以及三两棉，而种麻的地区则改为交纳布一端，则相当于五丈的范围，以及麻三斤的数量，这两种都叫“调”。除此之外，隋文帝还规定，已经成为了丁的男子，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这就叫服力役。再到了后来，隋文帝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规定，即五十岁以上的人，可以用布帛来代替服力役，这就叫“庸”。可以看出，就在这个时期，租庸调制在隋朝也基本开始盛行了。

在土地的制度方面，隋朝初期已经基本上确立继承了自北魏以来所实行的均田制，并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隋文帝在位时期的均田制规定:每一个成年男子均可以分到八十亩地的露田以及二十亩的永业田；每一个成年女子均可以分得四十亩的露田。奴婢可以和一般人一样分得同样的田地。除此之外，对官员田地的划分从品级的一到九 品，按照职位高低的不同，可以分得一到五公顷数量不等的田地，以此来作为官员的俸禄，而等到不做官之后再将田地上交国家。在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都有一些这样的土地，作为办公费用的支出，这些土地叫做“公廨田”。可以说，这些政策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从另的角度上也可以说，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经济的稳定运转。

均田制不仅增加了税收，还使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得以保证，对隋朝初期经济初期的发展可谓有很大的益处。再加上隋朝通常以关中作为本位来发展，关中地区的粮食短缺严重，需要关东的漕运时常接济，因此隋文帝在洛州等地设立了官仓，专门用来贮存从关东运过来的粮食，并建立了广通渠，极大地方便了关中的漕运，还在民间设立了义仓，鼓励人民捐献粮食，以防灾年。

在地方行政方面，隋文帝鉴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朝政划分混乱不堪、管理无序、支出浪费的现象，在开皇三年便将诸郡一一废除，改为重新实行州县的二级制，渐渐地使国家的行政走向了正轨。

北周时期的官僚体制则是仿效西周的形式，不符实际，内部混乱，于是杨坚便恢复了在汉魏时期的体制，采取了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的形式。其中，三师只是没有实权的名号，三公虽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是也是仅仅属于国家的顾问性质的机构，仍然没有实权。真正掌握实权的五省，包括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以及尚书省。在其下还有六部，即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它们属于办事机构，而六部的长官为尚书。除了五省六部之外，中央机构还有御史台以及都水台、十一寺以及十二府。

对于地方机构，隋文帝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将原来混乱的地 方机构从州、郡、县精简成州和县两级。同时，他还大量地精简地方和中央的官员，将一些郡县加以合并。此外，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维护统治，隋文帝还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们都只能由中央来任免，并且每一年都要由吏部来进行统一的考核，以此来决定奖惩和赏罚，以及官职的高低。后来，又发展到实行三年任期制度令刺史和县令每三年就要轮换一次，到另一处地区做官，以此来防止地方割据专权、对抗中央政府的行为。

实际上，“开皇之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隋文帝善于用人，并大力改革行政，简化地方行政机构的举措。

据记载，在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下，在隋朝初期的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地方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近四分之三，全国在行政上的经费仅仅是南北朝时期支出的三分之一。

在法律上，隋文帝也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北周时期的法律残酷而又混乱不堪，杨坚在掌握政权初期就曾经做过改革，但是成效并不大。在隋朝正式建立之后，杨坚下令制定了《开皇律》，将原来残酷的枭首、车裂等刑罚一一废除，同时只保留了五百条律令，并且将刑罚分为死、流、徙、杖、答五种，既使人民有法可依，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刑罚，即使最残酷的死刑也只是绞刑和斩刑，显示出了隋朝对人民的宽大仁慈。后来唐朝的法律制度便是从隋文帝的《开皇律》继承和延续下来的，可见，隋文帝对于我国的古代刑法制度的建设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货币流通政策方面，隋文帝与秦始皇一样，还进一步统一了币制，废除了其他的混乱的古币和私人铸造的钱币，以五铢钱作为替代。度量衡也在这个时候得以重新统一。在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钱，并 且规定每千文的重量为四斤二银两，并作为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同时，隋文帝还开创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根据成绩的优劣好坏来选拔和重用人才。在隋朝时期，科举制度包括秀才、明经以及进士等十科，并且每一科目考试的内容都不尽相同，选拔的官吏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比如进士科以诗词歌赋为主，文辞优美的人才可以做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门第作为标准来进行官员的选拔的，因此只有一些名门望族才有进入朝廷做官的资格，而杨坚所创立的科举取士的制度，无疑等于是开辟了一片新的壮举，使得贫民士子也能够入世为官，开辟了选拔官员的先河。可以说，这种重视才学而不再重视门第背景的选拔官员的标准，极大地削弱了门阀大族们世袭的特权，进而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制专**统治基础，同时也使得大批的下层百姓得以安抚，为了将来能够获取官职而一心读书，对于社会安定团结也大有裨益。

隋文帝对百姓实行“亲民”和“宽仁”的政策，减轻徭役和赋税。在隋文帝统治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结束了东汉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他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开科取士，进一步奠定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同时对行政机构实行行之有效的改革，创造出了一套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制度。他所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和精简机构的举措为历代所传承。他通过以身作则、严肃官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他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生产耕作的紧急性。他削减农民的赋税，这对促进经济和加强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隋文帝杨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功名显赫的开国帝王。

在用人方面，隋文帝也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方法。隋文帝重视官员的人才选拔，善于使用人才，并且在用人的制度上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有很 多值得后人们学习和效法的地方。

唐太宗将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实际上，隋文帝也有自己的一个对于“镜子”的比喻，只不过，隋文帝的比喻跟唐太宗的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统一天下之前，隋文帝就非常注重四处搜罗人才，为自己招兵买马，争取夺得天下。比如，隋文帝对高颖的重视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高颖身世背景显赫，并且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喜好研究军事方面的谋略。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北周灭北齐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了优秀的战绩。当时，杨坚还没有统领天下，只是北周的一个宰相，他看重了高颖的才华与能力，于是便招致自己麾下，为自己出谋划策。而事实也证明，杨坚的确没有看错人，在日后杨坚建立隋朝的过程中，高颖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杨坚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便对高颖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然而，谦虚的高颖却认为自己资历尚浅，如果一开始就位居高位，恐怕会令群臣有所不服。于是，高颖辞去尚书左仆射一职，并推荐苏威来担任。此时，隋文帝用人的高明之处就开始体现出来了一—他并没有对高颖的拒绝有所不满，而是坦然接受了他的辞呈，顾全了他的想法。但是接着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他的尚书左仆射的职位。对此，隋文帝是这样解释的:“自古以来，善于向君主推贤纳谏、举荐人才的人都要受到奖励。今天高颖能够向我举荐人才，毫无私心，说明他竭忠尽节，能够为我所想，为百姓所想，因此也可以说明，高颖是足以胜任这个职位的。”随后，隋文帝还加封高颖为左卫大将军，统领禁军，名正言顺地将重权交给他。

由隋文帝任用高颖的故事可以得知，他有一条自己独特的用人的技巧——通过巧妙的借口成全下属，顾及下属的名声和面子，使其树立起威 望，进而再重用他，既可以表现出领导者的诚意和决心，也不至于埋没了人才。

隋文帝不但对人才加以重用，还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公元589年，隋文帝讨伐陈国，精通军事谋略的高颖被任命为最高统帅，带领*队军**南下征讨。高颖在前线作战时，朝廷上嫉妒他的大臣便伺机去拉拢和收买高颖身边的人，并试图诬陷高颖有谋反之心。隋文帝听说了以后，二话不说，便直接下令把这个诬陷高颖的大臣斩首了。群臣见状，再也不敢乱说话了。可见隋文帝的爱才之心、对高颖的充分信任以及用人不疑的决心。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高颖所率领的五十万大军在外征战沙场，手握大权，一旦高颖真的有谋反之心，调转枪头对准隋文帝，那么局势将会很难控制。而隋文帝杀了诬陷高颖的大臣的用意，就是要让高颖明白，自己对他是完全放心的，希望他不要再有任何的顾虑，一心一意为自己卖命。

在高颖征讨成功，攻下了江南回朝以后，隋文帝亲自召见了他，并对他说:“你在外征兵打仗的时候，在朝廷之内一直都有对你不利的流言还有的人竟然诬陷你要谋反。他也不去想一下我们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想试图离间我们，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而且这个人已经被我当场斩首了，你可以放心了。”这一段话，表面上看是在表明自己信任高颖的心意，实际上却也是隋文帝在暗示高颖不可有谋反之意。而高颖非常聪明，听到隋文帝的这番话也是心知肚明，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自己手握军权，重任在身，稍有差池就有可能牵连性命，还不如急流勇退。于是高颖便请辞回家，隋文帝也很通情达理，隋文帝的本意只是想要警示高颖，并没有辞退他的意思。虽然高颖的态度非常坚持，但隋文帝还有自己的高招—他先是下诏书极力地挽留他，然后表彰他的丰功伟绩，仍然让他继 续担任职务。

此后，虽然还是有大臣嫉妒高颖受宠，想方设法地在隋文帝的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是隋文帝始终不为所动，而是继续信任高颖，并一一治了这些人的罪来维护高颖。他曾经对高颖说:“你就好比一块铜镜，而那些小人们对你的诬陷就是在不断地擦拭你这块铜镜，这样只能使你越来越耀眼，越来越光彩照人。”高颖听了之后，感动不已，更加效忠职守，不负隋文帝的期望，尽职尽责地辅佐他，协助隋文帝进行法制建设，大力举荐人才，共同缔造出了一个天下安宁的盛世。

隋文帝在对官吏的选拔上，不仅非常注重法治管理，还奖惩有度、赏罚分明。

在开皇元年，也就是581年，隋文帝下令表彰岐州的刺史梁彦光，此后，这种类似表彰官员的行为接连不断地出现，成为隋文帝鼓励官员的一个经典手段。比如，汴州的刺史令狐熙在吏部考核中名列第一，隋文帝便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州刺史，赏赐给他三百匹帛，并布告天下，对他进行表扬和赞颂。即使是地方的小官，隋文帝也是奖赏有加，毫不吝惜。在齐州有一个地方小官名叫王伽，因为秉公执法、认真负责、爱民如子而深得齐州乡民的爱戴，他还曾经使得回家看望生病父母的罪犯如期回到了齐州报到。隋文帝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深受感动，便立即下令召见了王伽，以表示自己的恩宠，同时还宣告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以王伽为榜样，以诚待民。

在这些受到了奖励的官员之中，最有名的要数房恭懿了。当年，房恭懿在苏威的举荐之下，成为新丰县的县令，因为他治理有方、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的认可，并且他凭着自己的才学，在任期的第一次考核中就被评为第一名，隋文帝非常高兴，马上赐予他四百匹布，结果房恭懿在接到赏赐之后便马上将它们分给了穷人，之后隋文帝又赏赐给了他三百石米， 也很快地被房恭懿不声不响地发放给了穷人隋文帝得知之后，不但没有怪罪于他，反而夸奖他廉洁爱民，并将他提升为德州的司马。结果，在年终考核的时候，房恭懿又名列前茅。隋文帝欣喜异常，号令天下官员向他学习，召集了京城的官员，对他们说“房恭懿勤政爱民，志存体国，他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我并帮助我的人，对这样的贤能之人，我怎么可以薄待他呢？他应该担任刺史，不能仅仅管理一个小州郡那么简单了，他是天下人的学习楷模，你们都要学习他的态度和精神。”之后，隋文帝便提升房恭懿为海州刺史。可见，隋文帝不只是提拔优秀官员，还将有着典型优秀事迹的官员公告天下，既表明自己是赏罚分明的贤君，同时也树立了人人学习效仿的典型，鼓励官员勤政奉公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隋文帝非常懂得激励法，他不断地树立榜样，不仅对有功的大臣进行奖赏和提拔，还昭告天下，以一种精神激励的方式进行宣扬，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州县的官吏大多奉公守法，勤政爱民，因此呈现一片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