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治学与学风*
开场白 治学与学风 [1]
我这次给同学们讲《楚辞》，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先讲一讲屈原的情况，再讲一讲《楚辞》的情况，最后讲一讲从古以至于当代《楚辞》研究的情况。跟以前我讲授《楚辞》，无论从体系来看，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共同的地方，绝不可能完全不同。
我的讲授是概论式的。但是，在概论式的讲授之中，我准备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屈原的研究、对于《楚辞》的研究中比较重大一些的问题，前人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是解决得不好的问题，我就着重地讲一讲，强调一下。关于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情况，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心得体会，有一些探索性的结论。但这次讲授，我不准备去发挥它。如果讲授需要的话，我也只是略略地提出来加以说明或介绍；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专门讲一讲自己的收获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甘苦。
我一贯地有个想法，即讲课必须有逻辑性，才能增强说服力。但是我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话说多了就感到头晕。所以这次讲授，也只能是漫谈式的、“摆龙门阵”式的。
在这一讲中，我想先讲一讲治学与学风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与《楚辞》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打算先给同学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总括起来，是有共同性的。同学们将来书读多了，是能够发现这一点的。因此，我主要谈一谈这些共同性的东西，这对大家今后治学是会有启发和帮助的。
第一，是端正学风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跟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有所创造。
学术研究是带有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又是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所以，我们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读书（不要朝三暮四、心有旁骛）。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突破，往往要花极大的心血，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有的甚至是一辈子，才可能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天道酬勤）。同学们可能知道，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用了几乎一辈子的功夫。他小时候读书，觉得《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同时也发现，这部书存在着许多问题。于是他下决心，研究这部书。他花了几乎毕生的功夫，下了很大力气，写出了《四库提要辨证》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部书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过， 1980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重排本，同学们可以读一读。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德国大文学家歌德写《浮士德》，边写边改，花了六十年时间，直到他去世前才定下来。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修改了十二遍之多。可见，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学术著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下点踏踏实实的苦功夫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下苦功夫读书、下苦功夫钻研学问的精神（一个学者应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
在学习和钻研的过程中，渐渐地确立了一定的方向。当你的研究工作决定了方向，就应该全力以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用毕生的精力去学习和探索 [2] 。在方向还没有决定以前，应该慎重，不要轻率地决定；而在方向决定之后，就要坚持，不能够见异思迁，或者知难而退。问题不在于你绝对不能更改，而在于应该慎重考虑。如果见异思迁，追求“浪头”，追求时髦，其结果必然是一事无成。
那么，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如何决定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应该首先看一看个人的兴趣所在，或者是性情所近，或者是基础专长 [3] 。在西方的科学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研究方向。这话很有道理。人才学也强调要根据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我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以及基础都要考虑，不要偏于一个方面。现在学术界，有的人考虑钻研方向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热门”“冷门”问题。大家都在搞，好，我也去凑个热闹；别人不搞，我搞了则独树一帜。这种现象是很不好的。我认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要过分地想到什么“热门”“冷门”问题。拿文学史来说，对于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或者是对于文学史上带有关键性问题的现象，就是应该花大的气力去考虑、探索和研究，以期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从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对学术研究增添一些新的东西。而不要过多地顾及什么“冷门”“热门”问题。
前面我讲到兴趣。我要指出的是，兴趣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的。你在没有钻进去之前，对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而当你真正钻进去之后，你就会感到兴趣无穷，乐趣无限 [4] 。而别人则未必有你那样的心情。科研有时真像陆游诗歌所说的那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感到钻不通的时候，真有点无路可走；而当你通过苦苦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结论，则“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其乐无穷。而你对所进行的研究课题的兴趣，也就更大了。
关于刻苦钻研，大家是知道古今中外不少实例的。归结起来说，就是：天才是从勤奋之中形成的，灵机是从钻研之中出现的，机会只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人们往往在某某人有了发现、有了成就时称之为“天才”，但不知道其人埋头科研，含辛茹苦，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人们往往爱说某某人的发现是“灵机一动”，但不知道其人刻苦钻研，所谓面壁十年，偶尔得之；人们往往埋怨自己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但不知道当你学术准备不够时，什么样的机会也不会来找你。
总之，做学问、搞科研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一个勤奋的过程，休想不劳而获，或者侥幸取胜 [5] 。我们都知道，太炎先生是晚清以来的国学大师，他天资聪慧，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他发奋刻苦，则未必人所共知。我曾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在日本时，连下班的路上都在考虑学问上的问题。他下班回家，有好多次是钻进别人的宿舍去了。人家认为是客人来了，和他打招呼，他才恍然大悟。有人说太炎先生奔走革命，又有那么大的学问，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殊不知太炎先生连走路都在考虑学问，这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我还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常常深夜突然披衣起床，拉开电灯，到书架前去翻书。原来他并没有酣睡，还在考虑学问。有一回，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大骂注《左传》的杜预。这些事都可以看出一个学者毕生是怎样地勤奋和刻苦的。读书学习、钻研学问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所以我说：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天才，如果不勤奋，也会变成庸才，最后一无所成。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过去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
我前面谈了“机会只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这也是有不少例证的。发现辐射现象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1903年与居里夫妇一同得了荣誉极高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说在贝克勒尔之前，有的实验员发现铀包在感光纸里感了光。实验员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东西不能放在一起，而贝可勒尔却进一步发现了铀的自发放射性元素，在科学研究中有了新的收获和突破（科学界以其名字“贝可”，作为辐射度量的活性单位）。这说明，机会是以踏踏实实做学问为前提的。为什么那位实验员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科学准备，所以对感光那样重要的现象也放过去了，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个人在研究《楚辞》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机会。我们知道，《楚辞》研究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先秦的资料一共就那么一堆，摆在那里。有的问题别人没有发现，而我却发现了，并得出了新的结论。例如《江汉考古》1981年第一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郭德维根据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物文**，对闻一多同志所说的《天问》里的“顾菟在腹”中的“顾菟”是“癞蛤蟆”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顾菟”就是兔子。而我则根据各种资料，证明了“顾菟”实质上是“老虎”。这个结论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我原来提出的“神话往往以语言因素为媒介而逐步演化”的观点。我之所以能得出这个崭新的结论，是因为我成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现在看到新出土*物文**的拓片 [6] ，心有灵犀一点通，就碰上这个机会了 [7] 。
以上主要谈的端正学风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
搞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求去发现规律。例如我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就要求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但是，就每一学科本身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则是十分艰难的；加之有时还有外来压力，讥笑，甚至于*谤诽**、*害迫**，工作起来就更难了。在过去时代，不少科学家在政治上受*害迫**，学术上也不被承认。外国的哥白尼就遭到了这样的厄命；还有达尔文，也是一样。此外，例如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被判终生监禁、马丁·路德·金被*杀暗**。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害迫** [8] ，最轻松的也要把你的论点提出来在斗争会上批判一通；不懂也要装懂。要想从事科研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今天当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学科本身的困难总还是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压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我们仍然要提倡勇于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
当然，我们所说的勇于探索，是基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不是草率行事，追奇尚怪，更不是哗众取宠。
在探索的过程中，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说文学创作需要想象力，人们都会承认；而我们说学术研究也需要想象力，有的人就不承认。做科学研究也需要想象力吗？是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需要想象力。爱因斯坦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这句话正是从探索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还有一句话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我们要注意“实在”二字。爱因斯坦的话强调了想象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想象力又绝不是空虚的东西，不是毫无根据、毫无目的、毫无基础的瞎想，而是“实在”的东西，是建立在探索精神上的想象。可以这样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探索力，就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
在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中，都有不少权威。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有权威在那儿站着，这门学科我最好不要去动、不要去摸。我认为这种看法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懂得，再大的权威也不能终结该门学科，科学不会有顶点，也不应该有禁区。不能说某个权威使这门学科达到了顶点。就以《楚辞》研究为例，两千多年来出现了那么多的有名望的学者，那么多的高质量的论著。就以当代《楚辞》学界而言，闻一多同志也好，郭沫若同志也好，游国恩同志也好，姜亮夫同志也好，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但是，是不是说《楚辞》研究就已经到顶了呢？闻一多同志等就已经完满地解决了《楚辞》各个方面的问题了呢？显然不是。你如果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你也一定会取得成就，甚至会超过他们，这是肯定的。因为学术总是向前发展的，关键在于勤奋钻研，勇于探索。1980年5月，*乔木胡**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指出：“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重复过去的答案。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知识的前进，每个时代都要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 [9] *乔木胡**同志的这段话讲得很精采，希望同学们好好领会。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结论，有新的见解。美国学术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就看他有没有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科学体系，这是唯一的标准。最近中国有不少学者到外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据他们回来介绍，会议在接受论文时，对那些只是归纳总结过去的结论，洋洋洒洒数万、数十万言的论文，一本也不要；但是如果你有创见、有突破，几百字的文章也被视为宝贝（重质量而轻数量）。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想在《楚辞》研究中有所突破，但我感到，我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下的是笨功夫，因此我也创造不出大的奇迹。我在不少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再大的突破。我往往是看到了一些新的资料，触发了思维；或者是对旧资料提出一些新的解释。但我还没有真正做到勇于探索，胆子还不大。尽管如此，我在研究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绝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结论，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努力探索，争取为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以上我所谈的，是端正学风的问题。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即学习与思考的问题。
关于学习与思考，我国古代早有人提出了。孔子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说，光学习而不进行思考，就惘惘然而无所得；光苦思冥想而不学习，就颇有些危险。看来孔子的这两句话很有点儿辩证法。孔子还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孔子看来，学与思的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轻有重的，孔子是把学习摆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学与思的关系是这样的，即要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发挥巨大的思考力，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新发表的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书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王国维先生在信中写道：名家读书的时候，眼光力透纸背。这句话就是说，凡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读书时绝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是独具只眼，能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我们常说读书时要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而名家却可以力透纸背，更深入一层。我们如果把王国维先生的话再引申一下，似乎可以说：如果我们读竹册木简，则应该“入木三分”。总之，一句话，要刻苦读书，更要善于读书，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发挥巨大的思考力。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读书的，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资料，就可以得出超乎我们意料的崭新的结论 [10] 。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我强调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学习的基础上更善于思考。学习，一般人理解为是被动的，而思考则主动一些。善于思考才有收获、有创见。我们应该养成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 [11] 。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是朴学大师。他十岁时才能说话。这说明他小的时候并不是“神童”。但他发奋读书，又善于思考，学问长进得很快，终于成为清代很有名的学者。他读私塾时，私塾先生讲《大学》，讲到朱熹调整了《大学》原书的许多章节，又加了许多注解、说明，使之成为一个体系。例如《大学》“大学之道”至“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一段，朱熹注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这样讲，没有任何根据。而私塾先生当然是依照朱熹的说法去教戴震。戴震问他的老师：孔子、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回答说：是春秋时代的人。戴震又问：朱熹又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回答说：是南宋时的人。戴震说：孔子、曾子与朱熹相隔将近两千年，朱熹凭什么说曾子述孔子之言，门人又记曾子之意？他的根据是什么？戴震的提问，他的老师回答不出，就是朱熹本人还健在的话，他也回答不出。因为朱熹是无根据地推测、想象。虽然当时朱熹的说法是“钦定”的，但戴震却敢于提出疑问，敢于反对朱熹的意见。他从小就有思考问题的习惯，这很了不起。他后来能成为一代朴学大师，与他从小善于学习、更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对于学问，不仅仅是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如果不善于思考，则把朱熹的话背下来就行了。但戴震不是这样。这个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在清代学术派别中，戴震是“皖派”，注重考实、创见，这跟苏州惠栋“吴派”不同 [12] 。
我常常给同学们讲，读书学习的时候，脑子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和“问号”，尤其是“问号”。读书学习是打基础，要一丝不苟。而我们谈到思考的话，则脑子里更应该多打几个“问号”。读书不能马马虎虎，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号”多了，将来可以成为你科研的题目。有些“问号”，你一边读书一边就可以解决；有些“问号”，多年都解决不了，比较难，但只要这些“问号”装在你脑子里，你书读多了，还是能解决一些的；当然有的“问号”，你这辈子可能都解决不了，学术界其他的人也解决不了，那就留给后人去解决嘛。这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到现在虽然只证明到“1+2”，但总是一步一步地接近解决。总之，我们读书学习时，脑子里总要打些“问号”。不善于打“问号”的人，不善于找课目的人，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的。干我们这一行的，我经常讲：在阅读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应当一字不苟；欣赏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感叹号”，在感情上要能产生共鸣；研究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问号”，那就是要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提出问题，遇到问题，就要追根到底，多问几个为什么，否则就会被动接受，不能主动思考。问题提的深度与高度如何，决定了你研究成果的大小。问题提得愈有高度、深度，那你的科研成果就愈大。不能提出问题，就谈不到科研工作 [13] 。
我孙儿小波，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他写的题目是《我的爷爷》。文章说：“爷爷是个活字典。”我看了以后叫他把这句话删掉了。我说，我不是活字典，我认不得的字、解不到的词还多得很，怎么是活字典呢？而且，我也决不愿意当活字典。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多少字、多少词。死记硬背的“记问之学”是不足取的。因为我更看重的是思考 [14] 。爱因斯坦说得好：“‘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西，我都不记。”有一次爱因斯坦去美国，有人问他光的速度每秒钟是多少。他说：“记不得，我考虑的是问题，不是去死记硬背前人的一些结论。”当然，这话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重要的结论还是要记的，但也绝不能以记结论为唯一目的。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即博览与专攻的问题。
所谓“博览”，是指读很多的书；所谓“专攻”，则是指在学术上潜心钻研的方向。这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博”与“约”的问题。古人云“由博返约”，是说首先要大量读书，然后回到专攻的研究课题上来。我觉得，单单提“由博返约”是不够全面的。我的提法是：在“博”的基础上走向“约”，又在“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博”的范围。同学们正在打基础，但是，能否说经、史、子、集全部读完了才叫“博”呢？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书浩如烟海，你一辈子也读不完。同学们正在努力地读书，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将来专攻的课题，所以，“博”绝不是泛滥无归，而是为了专攻服务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既不要放松专攻方向，又要不断地扩大博览的范围。这种读书方法，才是可取的。
清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章学诚，写了一本《文史通义》，很有名。其中专门有一篇《博约》，论述“博”与“约”的关系。他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故在该书的《假年》篇亦复论之，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意思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与自己研究有关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漏掉，而与自己研究无关的东西，可以根本不顾及。这话有些道理，但讲得太绝对了点。因为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与自己研究的对象无关，但是如果你深入钻研，细细思考，你也许会发现，这些材料会大有用处；或者这些材料现在暂时没有用，但今后对你的研究会大有用场。我们说章学诚的话有点绝对，原因就在这里。不过，他另有两句话，说得却很好：“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博约下》）这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的。
就拿《楚辞》研究来说，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都应该读，要力求广博一些。古人有“不通群经，即不能精一经”说。但是不能杂乱无章，漫无目的。因为你的研究有你自己的角度；对上述学科的学习，也不可能平均用力，一定要有重点。《楚辞》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有个叫萧兵的年轻人，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不少创见。他主要是从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的角度去研究《楚辞》，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虽然有些文章还有些粗糙，但创新的东西也很不少。萧兵同志研究《楚辞》的方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很注意角度。日本学术界研究唐代文学，有人从宗教的角度着手，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唐代道教盛行，佛教也很盛行。文人学士多受其影响 [15] 。你研究唐代文学，不注意这一重要事实能行吗？
而且，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还应该懂得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在这方面有切身的体会。如果我能更多地懂得一些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研究的话，我的那篇《历史*物文**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索》将会写得更好一些。
现在，在国际学术潮流中，大量出现了所谓的“边缘学科”。前不久，我听一位从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的同志说，美国有一门叫“医学工程学”的新学科，将医学与工程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医学研究中的一些新问题。在国外，学科是没有分得那样细的，跨学科、跨系别，这一势头还在发展，形成了不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据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基础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交叉学科方面的知识就差一些。这与我国教育体制、教学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而我们当研究生的，则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加强交叉学科方面知识的学习，并在科研中运用这些知识。学科越分越细，细了才能深；但知识越广越好，广了才能新。
总之，博是为了约，约时更加博。我强调的是既要“博”，又要防止泛滥无归。不要当“万金油”，不要当“百事通”。因为说穿了，“百事通”实际上是百事不通，一无所成。荀子曾说：“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我前些天曾把这句话写成条幅送给小波。告诫他在学习时，要注意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否则，就可能成为终身读书而一无所成的失败者 [16] 。
第四个问题，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对于前人留下来的遗产，我们当然要继承，但是更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过去爱谈这样几句话：搞科研的人，搞学术的人，应该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当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在学术的高峰上添一撮泥土，或者是半撮泥土。我们不能只喝真理长河中现成的水，不能炒现成饭吃，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北京做报告时说：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就够了。要针对别人的弱点去做自己的工作，一旦有所突破，就能使这门学科向前推进一步 [17] 。李政道先生的这段话是很有体会的。
我们应该看到，继承往往是有限度的，而创新则是没有限度的。任何学科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因此，所谓“标新立异”，应该这样理解：如果是某人在这个学科的研究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说他“标新立异”，也可以。他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是为了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为了探讨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当然，如果胡说八道，那就是歪门邪道，而不是“标新立异”了。例如在《楚辞》研究中就有人搞歪门邪道。胡适“研究”来“研究”去，得出的结论是本无屈原其人。跟着他跑的有一个叫何天行的人，写了一本《楚辞作于汉*考代**》，不承认先秦时有屈原其人、有屈赋问世。这种所谓的“研究”，就是歪门邪道，因为它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但不能搞歪门邪道。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严肃的东西，绝不允许胡说八道。
我觉得，判断你的观点是不是创新，有这样几种情况：某一个问题众说纷纭，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而你提出了一个新的答案，这当然是创新；也有大家都没有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值得争议的问题，理所当然，自古如此，而你却大胆地提出了新的结论，这也可以说是创新；还有，前人提出了某些问题，但不成熟，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而你有许多的证据证明其说可以成立，并使这个初露端倪的观点成为定论式的结论，这算不算创新呢？我看也可以算创新。例如对于《尚书》，我们知道《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是假的。这一点清代以前就有不少人提出过一些证据，怀疑《古文尚书》。而阎若璩用了大量的材料，条分缕析，充分证明了《古文尚书》是伪作，遂成千古定论。他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一直被学术界视为极有创见的名著；梁启超先生称他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五个问题，是个别与整体的问题（亦即宏观与微观问题）。
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所谓大处，是指某个学科整体性的东西，带规律性的东西；所谓小处，是指该学科局部性的东西，细节性的或个别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作论文时，如果论题范围太大，总感到容易流于空泛；而论题小一些，就容易做得深入一些，细致一些。当然，这二者又不可割裂。我们当然要注意研究整体性的问题，探讨规律性的结论；但如果从小处着手，所得的结论往往可以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使科研向纵深推进 [18] 。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1980年7月在东北长春召开，北京大学的林庚同志有个书面发言，大意是说：只有从无数的点点滴滴的具体成果当中，才能认识到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我很欣赏他的这句话。我们搞科研的，应该从无数的具体问题出发，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得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结论。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你不具体地分析、研究科研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科研工作，我建议同学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读一些马列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论方面的书。姜亮夫先生1979年受教育部的委托，在杭州大学举办了个全国高等院校讲师以上的“《楚辞》进修班”，他就要求学员们读一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马克思很欣赏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个意见我很赞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文学研究，一定能大大推动我们的科研工作。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科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第一，我认为在科研工作中，要以理服人，不要盛气凌人。在“百家争鸣”时，你如有道理，有根有据地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就行了，切不可盛气凌人。前不久我针对王力同志的《楚辞韵读》一书，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我力求做到平心静气，以理服人。是不是在文章里无形之中语气陡了一点？我自己觉得是心平气和的，把自己的理由讲清楚就行了。同学们写论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19] 。
第二，要谦虚，不能够狂妄自大。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摆门面、做样子，故作姿态。同学们书读多了就会体会到，宇宙是无穷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智慧、能力则是很有限的，绝不应该狂妄自大。单就中国古代文学这个比较小的研究领域而言，我们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文学古籍多得很，谁都读不完。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事实。欧洲有一位科学家说过：我的知识的贫乏的一面，与我的知识的丰富的一面同样地惊人。另一位科学家也说过：很难懂的东西，我把它搞懂了；但是最一般性的东西我却一窍不通。他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狂妄自大是很幼稚的，很无知的；而谦虚谨慎才是符合做学问的实际情况、符合客观真理的。
第三，我们应该牢记，科研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祖国的文化建设。因此不能垄断知识、垄断资料。学问、学术乃天下之公物、公器，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怎么能由一个人垄断起来呢？我这番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的。例如，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近年来不断出土新的*物文**，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提供了不少新的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完全可以利用来解决一些新老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但是这些*物文**出土之后，有的人硬是将它垄断起来，一个人搞“独家新闻”。打个比方：这个东西好像一块肉骨头，该由我一个人来啃，别人是没有资格的。等到他啃不动了，认为没有什么油水了，才抛出来。殊不知你自己啃不动，但别人只要学术水平比你高，还是可以啃出油水来的，超过你的水平，发现新的东西。
现在有些人学术风气不正。我自己的论文有时真不敢投稿，生怕有个别人偷自己的论点。这种事情出了不少，还打过官司。这使我想起了达尔文的一个小故事。他写的《物种起源》一书，还没发表时，有人寄给他一篇华莱士的文章，其见解竟与自己不谋而合。虽然达尔文的文章是十四年前就已经写好的，但读了华莱士的文章之后，便打算（“放弃发现的优先权”）不发表自己的东西了。人们劝他说：你的文章是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写成的，比华莱士的文章要早多了，为什么不发表呢？结果两个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在一家杂志上。达尔文的气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我们有的人却不是这样。前不久报纸上登了，湖南有人根本没有参加论文的写作，却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不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应是学者的最基本准则），而且还要署在前头。这种人和达尔文相比，应该感到惭愧。
第四，我想谈谈，我们要提倡忠诚老实，反对抄袭剽窃。我们在写文章之前，应该尽可能地把有关的文章都摸一遍，看看有没有和自己一致的。若有，自己的文章就可以不写了；写了也不要拿出去发表。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自己并不想抄人家的文章，但文章写出来，与人家的观点相同。这只说明你的见识不广，与别人雷同了，这不是抄人家的，而是你见识不广。但也有的人则是把人家的东西东抄一点，西偷一点，那就是学术道德问题了（“道德”比“文章”更为重要）。我们晓得，清初顾炎武氏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他的《日知录》，条条都是他自己的心得。成书时，如果发现别人已有类似的观点，即使其比自己的晚，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删掉 [20] ，这说明顾氏的学术修养、学术道德是很高的 [21] 。而我们现在，抄袭之风还时有发生。我看到杂志上经常在“编者的话”中，希望不要抄袭。编者有编者的苦衷，他看到一篇文章很好，就发了稿；但不知道是抄袭的。编者不可能将有关的资料都读完，不容易判断出这类文章抄袭了别人的论点。
至于投稿时开后门，拉关系，托熟人，都不行，都是要不得的；而行贿赂，更要不得。有时限于编辑水平不高，看不出文章的高低，就发了稿。例如《九歌·国殇》有“埋两轮兮絷四马”的句子，“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有人根据《孙子兵法》解释成：为了表示誓死不退却，所以埋住车轮，拴住战马，决一死战。而最近又有人写了这样的文章送到某杂志社，杂志也发表了。又如《史记·屈原列传》有“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人写了文章，认为不是上官大夫去抢夺屈原所造宪令之草稿，而是想定夺、修改宪令。这是一个新的论点。而最近又有人用这一观点写了文章送到某杂志社去，也发表了。做一个编辑很难，但作为一个作者，一定要有学术道德，不要抄袭剽窃。如果你的文章某一个地方需要引用别人的论点，你也应该说明才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意见。
当然，我这儿是指科研论文，不是指概论式的小册子，或者教材。概论、教材是允许抄（借用）的，因为它要反映科研的成果。我是说学术论文，在于创新，不要抄袭别人的成果。
第五，谈一谈选拔研究生的标准问题。我听人介绍了美国学术界选拔研究生的标准：一是基础好，二是有主动性，三是有责任感。我觉得这三条，第一条讲基础好，是指有较为广泛的知识基础。现在文史分家，分中文系、历史系。我们过去常说“文史一家人”，而现在分家了。古今也分家了，一个古代文学教研室，一个现代文学教研室，范围愈加狭窄了。中外也分家了，一个中国文学，一个外国文学。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也分家了，你讲文学史，我讲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也分家了，你搞古代文论，我搞古代文学。如果从学科专门化来说，这样分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你的知识应该较为广泛一点才对。知道点“古”，也知道点“今”；知道点中国文学，也知道点外国文学。总之，我们所说的基础好，是指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知识层次要复杂一点，要多层次。第二条说要有主动性，讲得具体一点，是要求善于思考，肯动脑筋。第三条是要求有责任感，就是说对自己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肯下功夫去探索，去钻研。不然的话，老师出个题目，你写篇文章，混毕业，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创获。除了上述三点，我认为还要有第四点，即要有学术道德，要热爱祖国文化，要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以这种精神来研究文史这行道，就不会有责任感。
最后，我略略谈一谈《楚辞》课程的问题。
同学们不都是研究《楚辞》的。大家研究各代作家作品，因此，我的讲课，不同于给专门研究《楚辞》的人所讲的课。我的想法是通过我的讲授，对同学们研究各代作家、作品有点启发性。我研究《楚辞》有一些体会，我就给同学们谈谈这些体会，希望对同学们做研究工作有一些启发。
在讲授方法上，我不打算一章一节地讲，而只是指出一些老大难的问题，讲一讲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的问题。至于概论式的东西，各种“文学史”都有《楚辞》专章，还有好几种《屈原》的小册子，讲得头头是道。我的讲授是专题式的，专讲《楚辞》研究上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即从几个方面分别提出一些难题来讲一讲。另外，我写了一本《屈赋新探》，快要出版了，到时候同学们可以读一读，这里就略讲，而我还没有发表的东西，我就讲详细一些。
总之，通过这种讲授，使同学们对《楚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楚辞》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有一些了解，对你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引一个路子。
[1]. 本书脚注皆系整理者（汤序波）所加。——编者注
[2]. 汤炳正很欣赏陈省身“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专一精神。
[3]. 汤炳正曾在给王利器的信中说：“做学问，趋热门固然不对，寻冷门也未必是，而当以情之所钟，性之所近，人类之所需为准。”
[4]. 汤炳正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兴趣的产生，必须是对某一学科深入钻研，并且钻了进去。如果只是走马观花，或被迫学习，那就不会有什么兴趣。”
[5]. 汤炳正曾说：“读书做学问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
[6]. 即曾侯乙墓箱盖上“近虎而似兔”的兽形图像。汤炳正认为它保存了“由兔变虎的过渡形象”。
[7]. 何新先生认为汤炳正释“顾菟”为“於菟”，即老虎，“极为正确”；龚维英先生认为汤说“实乃卓识”；而钟仕伦先生则认为汤“考证确凿”。
[8]. 汤炳正就因其语言起源于“容态”与“声感”说，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左，而被大批判，甚至被打为“反革命分子”。
[9]. 胡氏的讲话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后收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乔木胡**文集》第三卷中。
[10]. 汤炳正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的成功破解，当也是得益于此。
[11]. 但数年后，屈学界颇有放松扎实读书、学人或凭主观想象“定案”时，汤炳正又提出“学思并重，以学为本”的观点，即倡导把脚踏实地的学习放在首位。由于时势不同而各有所重，其纠正学风之苦衷，又隐然可见。
[12]. 据我所知，汤炳正一生最佩服的前辈学者，一是戴震，一是顾炎武。而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其师太炎先生。
[13]. 汤炳正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你来信说，平时看书，不善于提出问题。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我认为能否提出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独立思考。如果一个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则在看书或看问题时，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分辨是非。如他人的论点‘是’，当然应该接受；如他人的论点‘非’，则你不仅不接受，而且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不能接受’，就是‘提出问题’；而又有自己独特见解，这就是‘解决问题’——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这样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14]. 汤炳正应我所请开列的“楚辞学”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目时，要求我“在读的过程中，固然要记住；但更重要的是会思考”。
[15]. 如王维就享有“诗佛”之称。
[16]. 1983年2月，当谈到读书时，汤炳正曾对我说：“每个人的阅读都是有限的，读书也像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需要取舍的智慧。”另，他曾在1988年9月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学习有了目的，还要讲求方法。你这些年主攻散文，总算有了目的。至于方法，首先是‘博’与‘约’的结合。一方面是博览群书，一方面是专攻散文；而在博览群书之时，一刻也不要忘记专攻散文这一最终目的。”
[17]. 朱光亚院士在讲到李政道治学特点时曾说：“对于自己每项研究，他都从基本的原理和假定出发，推出所有必要的公式；对于别人的工作，他则着重了解其中的未知与未能之处，并常以别人尚不知或不能的难题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面。所以，一旦进入一个领域，他便能不受已有的方法的束缚，常常很快得到别人没有的结果，从而彻底改变这一领域的面貌。”转引自杨健《物理是我的生活方式：李政道学术生涯小记》，载《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0日。
[18]. 汤炳正曾说：“先由个别概括出整体，则整体的理论才能生根柢；再从整体指导个别，则个别才有判断。”
[19]. 清钱大昕在《答西庄书》中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切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20]. 汤炳正同样如此。他的《楚辞类稿》收175条札记，在《自序》中他说：“凡古人或时人已‘先我而有者’，则‘必削’之无所惜。”
[21]. 《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则《郑玄欲注〈春秋传〉》的故事，讲的是郑氏虽与服虔素不相识，但当他偶然听到服氏与人说其“注《传》意”与自己的观点多同时，竟把所注好的那部分稿子全部送给了服氏，遂成就了服氏的《春秋左氏传解谊》。另，高梦旦研究十余年“四角号码”检字法，后发现王云五也有兴趣，便把所有原稿都提供给王氏参考。王云五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终于在1926年获得成功。《四角号码检字法》要出版，高梦旦为其作序，让稿一事，序中只字不提。高梦旦信奉“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