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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作为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准则。中原地区从周边地区汲取了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礼制。
礼乐器的器类、器形、组合和使用方式会因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但是礼器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并没有改变。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通过青铜礼器所体现的天命与德行仍然居于中国人政治伦理的中心，它不仅为秦汉时期恢复秩序，最终建立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上层贵族墓葬已经开始使用精美的陶礼器或玉礼器随葬。由于冶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青铜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政治权利紧密结合，被统治阶层赋予了象征权利与地位的特殊内涵。
所以，青铜礼器在礼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礼器难以企及的，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夏代的青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食器仅发现有一件青铜鼎。无论是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青铜鬹，还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青铜斝和青铜盉，均为仿造陶礼器制作而成的酒器。
这种礼器系统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最早以成套酒器随葬来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习俗就出现于山东地区。由此可知，在夏王朝祭祀礼仪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礼器开始作为新的礼器而加以采用。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青铜铃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三号宫殿中院发现有一座年代最早的高等级贵族墓，在墓主人骨架右侧肩部至胯部的位置斜放有一条绿松石龙形器和一件青铜铃。
这件龙形器长度超过70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周围发现多处红色漆痕，原来是粘嵌在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
青铜铃是重要的响器，其功能和性质与陶寺遗址的红铜铃有较深的渊源。在二里头遗址1981Ⅴ区M4、1984ⅥM11、1987Ⅴ区M57等墓葬还常见有绿松石铜牌饰与铜铃共存的情况。这种器物组合应当是祭祀活动中的礼器，表明墓主人是身份等级较高的祭司。
▲ 安阳后岗M3出土的朱书玉柄形器
商代非常重视以酒祭祀的传统，酒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形成以青铜觚和青铜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觚、爵是实行祼酒礼的主要礼器，一般还配有称作“瓒”的玉柄形器。
殷墟遗址发现的玉柄形器有朱书的祖先日名，例如1991年安阳后岗M3出土的玉柄形器书写有“祖庚”、“祖甲”、“父辛”、“父癸”等，表明这种玉瓒应该是象征祖先神灵的“石主”。
将玉瓒插在青铜觚上，用盛满郁鬯酒的青铜爵对玉瓒进行浇灌，预示着天地或祖先神灵在饮酒，这就是祭祀活动中实行祼礼的仪式过程。日本东京长尾美术馆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尊，铭文第一个字隶定为“祼”，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祭祀场景。
▲ 日本长尾美术馆收藏的裸井尊铭文拓片
青铜器是贵族现实身份的真实反映，生前享有不同的等级地位，死后使用不同规格的礼器进行随葬。
商代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随葬的觚、爵套数为标志，觚、爵套数越多表明身份等级越高。低等级贵族墓仅有一套觚爵，这是商代礼制的标准配置。
1976年安阳小屯M5妇好墓出土有十套“妇好”铭文的觚爵，以及还有“后뼺母”铭文的十觚九爵、“亚其”铭文的十觚九爵和“束泉”铭文的十觚九爵。1990年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了十套“亚址”铭文的觚角。
角与爵的使用功能相同，在礼器组合中可以代替爵。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亚址是商王朝骁勇善战的大将，都是仅次于商王的大贵族。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中心的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夏代的礼器系统。
2001年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M1发现有玉柄形器和漆木觚痕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同出的还有白陶爵、白陶盉，以及印纹硬陶器。
这种使用觚形器和玉柄形器举行祼礼的祭祀方式，最早发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和好川文化，例如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卞家山M56、瑶山M9，以及好川墓地M8等。
因此，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仪式和礼器系统实际上是融汇了周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 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M1出土的漆木觚痕迹
周代礼器是以食器为中心，酒器的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以青铜鼎和青铜簋为核心的礼器组合。
周人吸取了商代酗酒而*国亡**的教训，严格规定饮酒的场合，节制饮酒的次数和量，这在传世文献《尚书·酒诰》中讲的非常清楚。
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制度从商人的“重酒”转向了周人的“重食”。周人敬天祭祖，以宗法制作为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祭祀和宴飨活动中，根据地位身份使用不同数量的鼎簋，即“列鼎制度”。
《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按照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九鼎分别盛放牛、羊、猪、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九种肉类食物。
诸侯用七鼎，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再减牛、肠胃。士用三鼎，仅为猪、鱼、腊。最低级的士用一鼎，盛小猪。簋是盛放黍稷稻粱的器皿，奇数的鼎和偶数的簋配合使用。
九鼎八簋是天子使用的祭器组合，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列鼎制度在周礼中占有核心地位，1993年在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三座郑国的祭祀坑，埋藏有成组的九鼎八簋和编钟。
▲ 周代列鼎制度示意图
编钟是祭祀和宴飨场合中，使用的一种成组的打击乐器。周人对音乐的社会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严格规定了各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即“乐悬制度”。
《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宫悬是指天子享用的编悬乐器，可以像宫室一样摆列四面。诸侯要去其一面，使用摆列三面的轩悬之制。卿大夫再去其一面，为摆列两面的判悬之制。
士再去其一面，只能是摆列一面的特悬之制。“钟鸣鼎食”是先秦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周王朝将宗法制度和王权意识渗透于礼乐制度，用来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
▲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的礼器坑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青铜器遗存的出现，开启了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时代。
不同区域之间冶炼和铸造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以及中原地区的技术创新是中国早期青铜器产生的重要因素。“礼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诞生于夏代，完善于商周时期，为此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核心内容是祖先崇拜和社会等级制度，青铜器则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特征。
▲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的乐器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