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人群之间或组成国家、或组成生活实体（如城邦、部落），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血缘关系或习俗上的相近性而实现的。
在西欧，直到拿破仑成就他和法国的历史功勋时，民族概念与政治并没有太大关系。
欧洲的人们，常以基督徒、语言相同、来源相同或居住地相同而进行个人身份的认同，也有以撒克逊人、盎格鲁人、高卢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西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拉丁人、希腊人自称的。
而作为比较确定的以民族认同决定国家认同的习惯，主要与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所引起的法国的国家荣誉感和其他国家人民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心有关，也与西欧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后以国家名义分享社会权力有关。
在这一时期，西欧人渐渐感觉到，国家不再是国王的国家、国王的领土，而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和共同的领土，而在战争中所需要的对国家的忠诚，为加强这种忠诚而对语言同一性的要求，以及以统一的种族概念强化个人对国家的热爱等，都使西欧各个君主国的公民加强了心理认同和共同责任，以共同语言、共同渊源、共同文化遗产和共同生存责任为依归的民族主义，开始超越人们对宗教、国王和地区的认同所承担的传统义务①。
这样，一种被德国人赫尔德、费希特等宣称的每个民族都有的民族性、不可磨灭的民族精神、不变的民族性格，作为抵抗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欧洲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就发展起来②。
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开始以民族为单位组建众多单一民族国家，人民主权，开始成为执政者获得合法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其目的是籍由这一权力来做
民族的守护者。
这种国家概念，使其逐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概念有了重要的不同。如中国的国家概念建立在不同民族的人民对国家统一性的高度认同基础上，国家不仅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更重要的是一种文明的载体和代表，国家权力的来源并不基于单一民族国家的那类人民主权，还基于文明的传承和对文明的守护。
这种不同，既反映了不同文明体系对国家概念理解的不同，也为欧洲殖民者瓦解、瓜分世界，提供了他们认为是站得住脚的理由，即他们认为，每一单一个民族，都有像欧洲人那样去建立属于本民族之国家的权利，而这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建立一个国家，取决于这个要建立国家的人民的授权，一个要独立的民族的全民公决，就这样成了一个新国家诞生的工具。
另一方面，欧洲人认为自己有权去为殖民地人民划分国家的边界。英国殖民者撤退印度次大陆时，将其人民按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一分为三，并留下克什米尔地区让他们去争抢，就来自于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理解；更可恶的是，在离开印度之前，在中国的藏南地区，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将殖民者的罪恶毒素留在了印度和中国之间。
【本文完】
注释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第 532 页。
② [美]R.R.帕尔默著，现代世界史，第 344－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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