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 朱琪 高兴 江思佳
编者按:

2020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5月6日,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首任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后为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同志,应邀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围绕"四史"主题教育,回顾浦东开放开发三十年发展史,以"浦东开发的思想历程——浦东开发的'软成果'"为题作讲座。讲座实录编辑整理成文:
浦东开发,走的是特殊背景下的特色之路
浦东开发是实践的过程,也是思想的过程。我们取得的成就有两种:一种是硬成果,即形态可见和可用数字表达的,比如一栋楼、一条路、一座高科技工厂、东方明珠,又比如GDP、引进的外资、进出口总额;另一种是软成果,即浦东开发中实践证明成功的思想、思路、方法和经验,这往往被忽略。

我曾被问及,浦东的开发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编者注:"亚洲四小龙"是指从20世纪60年*开代**始,亚洲的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的发展模式有何区别?
在很多人看来,"亚洲四小龙"也是引进外资,也是经济区和开发区,最初也是来料加工两头在外,当年"四小龙"的增长率也不比浦东低。我认为亚洲四小龙区域相对不大,便于整体开发,共同进步;而中国是中国*产党共**一个火车头要拉着31节车厢一起走,有的车其实跟不上,有的车其实能跑得更快。所以,这决定了中国必然是选择少数地区做试点,先行先试,再做推广复制,浦东作为深圳等特区后的首个新区,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必然有更多不同。
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种质疑,上海因临海而享交通便利,如今又享免税等优惠政策,这对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来说,是否不公平。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问过我类似问题。我的回答是:比方100斤种子给黄土高坡,由于环境因素,只能收获150斤粮食;100斤种子给上海,因为天时地利,可以收获250斤粮食,上海把多收获的粮食再投入循环发展,把经验和人才传输给各地,不好吗?
公平不等于平均。因势利导,在合适的地方,在合适的时机,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再分享成果,这也是公平。
"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得到了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但浦东的发展却面对着西方厚重的警惕心态。如果深究浦东和"亚洲四小龙",乃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我想不得不提"软成果"。
浦东开发的"软成果",第一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有克服困难的决胜信心。我们经历过抗美援朝、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专家撤退,尤其经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种种制裁。这种情况下,我们宣布浦东开发意味着什么?就是向世界表达中国没有从改革开放的前行中后退,更不会走前苏联的道路,希望世界正确认识到中国对发展的强烈意志和渴望。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同一时期,东欧政局已开始动摇,有的说民主集中制要放弃,有的说无产阶级*政专**要放弃……1990年12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东欧剧变,同年12月苏联解体。国际社会普遍以为中国也会跟着解体,但中国风雨屹立,并开始了浦东开发等更全面的改革开放进程。如今回望历史,才更明白这个历史性决定的正确性。

图说:1993年赵启正(右一)陪同基辛格参观浦东发展模型。
当时我们坚定信心,相信*小平邓**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定会结出实践的成果。但彼时的西方,仍对我们持嘲讽态度,觉得我们这种处境下还搞开发,完全是政治口号。
基辛格博士那时担任几家美国大公司的中国问题顾问,经常往来浦东,我们也就常有机会相见。他第一次来,看到的是浦东开发地图;第二次来,看到的是规划模型;第三次来,看到的是浦东遍地的起重机。据当时世界银行的报告说,浦东开发建设期间,一度云集了全球17%的起重机!
浦东开发,站在地球仪旁也站在舆论场中
第二条"软成果"是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我们把这句话做成标语,挂在食堂的墙上,每天吃饭的时候警醒自己。
为什么要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我们说国际化就是全球化的趋势,但很多人片面认为全球化只是发达国家的掠夺性手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发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这个"之一"是要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并列的。因此,浦东不是要搞成一个主题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者科技园,甚至都不是一个经济特区;浦东一开始就定位于"新区",这个"新"字的背后应当有更高的标准。
我们当时对外国投资者这么介绍浦东:从地图上看,东京阪神地区经汉城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台北、香港、新加坡,这必将形成日益兴旺的"亚太经济走廊"。其中的这些节点城市,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明灯,一路光辉。如果在上海投资,站在浦东面对太平洋,左手联结东北亚,右手联结东南亚;这样的投资意味着既进入中国又进入亚洲。许多投资者对此观点颇为信服,当即决断登陆上海。
上海*党**史办近年来有项很值得称赞的工作叫"口述上海",还原历史就是要用当时的语境描绘当时的情形。
我们当时提出的"亚太经济走廊"概念觉得不错,但如今回头看,与现在一带一路的设计相比,还是有局限性。
1996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记者采访我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该怕中国吗?》(Should we fear China?)。

作者说,我介绍的浦东开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如果实现这个规划,中国将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还会成为经济大国,我们该怕它吗?文章还配了漫画,画面上是一双硕大的筷子夹着几面美国*旗国**当菜肴。
这大概是我所见最早的"中国威胁论"。
我给总编辑去了封信表达我的意见:1995年是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50周年,我们曾是盟国,此刻理应提升中美关系,怎能发表如此一篇文章?这张漫画我也不赞成,中国没有把外国当小菜吃过,而是世界列强多次欺负过中国。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不满也发表在贵报。

图说:1994年1月8日赵启正(左一)陪同老布什访问浦东。
后来他们不但刊登了我的文章,还加了个标题:"中国人反对弱肉强食"。也许这只是件小事,但也足见我们发展之初美国就开始诞生了"中国威胁论"。向世界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这是一种必要的舆论博弈。
在基辛格博士介绍下,老布什总统也来了浦东。我给他看陆家嘴的规划沙盘模型,满目的高楼和花园。
老布什刚打赢了海湾战争,他说他对沙盘模型和激光笔很熟悉,鲍威尔将军就是用这个向他讲解海湾战争。我说:"我们可有些不同,我指到哪个楼,哪个楼就长起来了,他指到哪个楼,哪个楼就炸平了。"
他说:"确实,高科技可用于战争,也可用于和平。"临走时他坦言,如果还年轻,他也会来中国投资。
浦东开发,是不断向世界虚心学习的过程
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的开发,还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的浦东开发,必须不断虚心向世界学习。
回头看,有些工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开拓进取;有些工作是广泛听从建议的择优而取,但也有些工作至今仍留有遗憾。
陆家嘴建设之初,我们除了上海的规划团队还请了四家国外公司参加,五个团队分别作了设计方案,博取众长后由上海团队形成最终规划模型,避免"边规划、边建设"的被动局面。据我所知,像浦东这样几乎完全按照规划生生造出一个城区,在国内外并不多见。我们的城市规划慎之又慎,因为一旦确定,子孙后代就很难修改这篇钢筋水泥写成的"文章"了。
浦东开发之初,考虑到地价未来上涨因素,我们提前把学校、医院、公园等基础设施一一规划,1.4平方公里的世纪公园就是这么留出来的。
开发开放就需要建设好的投资环境,我曾问一位德国投资者来浦东有什么顾虑?他说如果他生病了,20分钟内能送到好医院吗?
平心而论,以当时浦东的条件,这一点确实做不到。浦东开发,要求城市功能同步提升,以匹配为社会服务的全面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仍坚持建起现在的东方医院。
在浦东的开发起步期,国内劳动力和土地都有价格优势,我们享受到了这些红利,抓紧了基础设施建设;但在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上,我们却遇到了较多障碍,国外厂家始终不肯转让最新技术。
我在日本考察时,夏普的国际部经理告诉我,今后十年你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显像管生产地,而日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液晶屏供应国。我就明白了,显像管已然落后。那时国内多地引进显像管生产线,也有外商愿意在浦东投资,但我们坚决没要。
坦率说,那时即使先进技术和制造业来浦东,我们也会有所担心:我们有没有足够水平的人才接得住接力棒,继续发展下去。
三十年来,浦东开发不仅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吸收世界的智慧。
上海牌汽车从1957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总共才生产10万多辆,而桑塔纳让我们第一次明白,什么是现代汽车流水线生产和质量标准。一些外国人跟我们谈判,谈起BOT模式和法规(编者注: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我们不甚了然,就请了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专门给干部们上了一课。
有位同志把听课学习笔记整理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同济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后一再称道浦东干部的知识水平。
形态开发服从于功能开发,也是我们一项重要实践心得。当时中国有不少地方提出"筑巢引凤"。但碰到的问题,往往是"筑巢"之后"凤"却没来!
记得有一次浦东新区管委会开会,为了举证一个实例,我请一辆中巴拉着大家到川沙新建的一座商城,大家在里面转了一圈看到售货员比顾客还多。这让我们牢牢记住,可行性论证的重要性。不讲功能开发在前的形态开发,就容易发生难以修正的错误。
我多次讲解一个比喻,如果浦东要盖一座足球场,功能定位是办世界杯还是给高中生练球?不同用途决定了球场设备水平和投资规模。功能评估完成再做合适规模的形态开发,可以避免过度超前的投资造成浪费。
浦东开发,是一流*党**建引领下的一流开发
"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是浦东开发的一个重要口号,"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是这个口号的基础道理。口号有了,道理有了,措施就是*党**性教育"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最后,还得有纪律约束,建立了"三条高压线"。
三条高压线,谁碰谁触电。第一条是各主任都不参加"土地批租",不要询问标底;第二条是各主任都不参加"项目批租",也不要询问标底;第三条是不得给朋友及部下动迁分房开条子。前两条是防贪污红线,第三条是杜绝不正风气。*党**建引领下的口号、道理、措施、纪律,时至今日,浦东同志还铭记于心。
浦东开发是综合的创新工程。要创新就应把谨慎和大胆相结合。大胆而不谨慎,就会盲目,甚至盲动;只谨慎不大胆,寸步难行。大胆和谨慎的结合,大胆去创新才看到成功。
浦东开发要求我们满怀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浦东开发是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和国际化的过程。三种过程缺一不可就是因为我们秉持的宗旨是"造福浦东人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先锋。
浦东开发要重视园区建设,也要带动周边农村地区,还要联动浦西,甚至辐射长三角。开发初期,有的农民说"只听打桩响,不见钱袋来"。这提示我们不能只顾开发,却忘掉尽快提升农民利益。
当时,我们提出了"列车工程",浦东的四个开发区就是四个火车头,要带动周围农村一起前进,这样农民才能支持我们。我们要让浦东的农村实现产业化,要在产业化过程中带动农民教育程度提高,带给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我对费孝通先生说,浦东高速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呼唤社会学"。他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请他开一个课题"浦东开发中的农民问题,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随即请他的一位博士后开展了这项社会调研。他后来回忆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这句话感动了他。

回顾过去,面向未来。30年,是一个节点。新时代再出发,让我们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