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1919年6月10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免去三位亲日派*官高**的职务，他们便是“五四运动”矛头直指的 “*国卖**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说徐世昌“被迫”，是因为他原本只是想趁着社会舆论鼓动，借此制衡亲日的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却没想到五四运动之风却把整个中国民族的“自强”火焰点燃了。在无法收拾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只能惩办这些人，由此便形成了一种“自扇耳光”的局面。
要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要从半年前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讲起。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成为民国元首，但其实他接了一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烂摊子”。
从内部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还在积蓄力量，准备北上讨伐北洋政府。对外则是，山东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青岛一带仍被日本人占据。
不久，“一战”结束，随即巴黎和会召开，开始讨论山东问题，但中国却没有什么发言权。
在这种情况下 ，徐世昌开始了他的布局。
为了制约皖系军阀（段祺瑞为首）对当时北洋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交通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便是“新交通派”的代表，当时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徐世昌认识到，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传统欧美列强并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山东的局面继续下去。一个和平统一、军事政治力量均衡的中国，比一个跟日本人打得火热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明显要对他们更有利。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这是他可以利用的、准备撬动内政与外交的平台。
在梁启超建议下，徐世昌设置了一个由自己亲自管辖的“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注：林长民为林徽因的父亲）。
这一机构设立后，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兼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为其筹集了旅费。
1919年2月，梁启超到欧洲后，开始各方面接触，在会场内外积极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
就在此时，他从外国人口中辗转得知一个秘密消息。
就在前一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订下密约（即《山东问题换文》），以“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作为条件，换取日本的巨额*款贷**。*款贷**的最初目的，是段祺瑞为了对付南方革命军而筹措的军饷。因为此事非常敏感，所以中日双方都决定严守秘密。那时徐世昌尚未成为民国总统。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人便主要以这个条约为理由，拒绝向中国归还山东权益。
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这个消息拍发电报给徐世昌，徐世昌稍加改动，又将电报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稍后，林长民撰文将这一消息又捅到了北京《晨报》等报章，3月22日，消息公开，遂引起社会舆论大哗。
5月4日，听说政府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北京学生，群情激昂，迅速走上街头、*行游***威示**，抗议政府妥协退让，高喊“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国卖**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等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可以说，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徐世昌的目的还只是为了削弱段祺瑞势力对北洋政府的控制，但是随着“五四”的迅猛发展，“民族自强”与“*制抵**日本”的风潮已经成了燎原之势，这就大大超出了他所能把控的范围。
曹、章、陆三人正是与日本人谈判签约的关键人物，此时便成了学生运动的“众矢之的”，成了学生坚持要惩办的“*国卖**贼”。
下面我们看看这三人都干了些什么？
曹汝霖
曹汝霖，1919年时任交通总长。1915年任外交次长时参与谈判“二十一条”。任交通总长后，于1917年通过日本人西原龟三、向日本多家银行借款500万日元。此头一开，便无休止。1918年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不惜抵押山东铁路主权，又多次向日本大宗借款。自1917年1月至1918年10月，曹汝霖共经手十笔借款，总计达1.44亿日元。
另外还有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经手的借款。总而言之，在1917至1918这两年间，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的这一系列外债，统称为“西原借款”，据有关统计，总额超过5亿日元。
“五四”当天，曹汝霖的住宅被学生放火焚烧（即“火烧赵家楼”），因为曹当时不在家中，得以逃过。全面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算是保住了一点晚节。全国解放后，他先后迁居台湾、日本、美国，晚年撰写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为自己辩护。
章宗祥
章宗祥，当时的身份是“驻日特命全权公使”。这个差使不好当，章宗祥也没当好，一天之内向日本签字抵押*款贷**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大量出卖。“欣然同意”日本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他参与签署的一系列对日条约，导致后来山东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并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的渗入。比如：《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山东问题换文》《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参战借款契约》等。
“火烧赵家楼”时，章宗祥正好躲在曹宅地下锅炉房，起火后正准备夺门而出，被学生撞见，遭痛打。抗战时期章宗祥出任伪职，继续当汉奸，解放后碌碌以终。
陆宗舆
陆宗舆——时任币制局总裁。1913～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是章宗祥的前任。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曹汝霖等人一起从始至终参与中日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积极争取日本内阁支持袁世凯称帝。
1917年8月，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成立，陆宗舆任总经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
1918年4月、8月，陆以汇业银行总经理名义，代表日本与段祺瑞政府先后签订“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5000万日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
之后，陆又任币制局总裁，与徐世昌、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来往密切。
1940年，陆宗舆被汪*政府伪**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以*国卖**终老，不得善终。
赵家楼旧址新貌
100年过去了，历史不忍细读。
当年被撤职的曹、章、陆三人，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替罪羊，但是君子毕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下这类明显是丧权辱国的事情来，已经不是说一句“情有可原”或是“身不由己”便可以解脱的了。
历史是一面明镜，我们一边在痛心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时，也在感叹100年的光阴过去，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用出*国卖**家主权和利益来获取发展的机会。
还是那句话，祖国发展才是硬道理。富国强兵，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