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家庭
我家祖籍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清初迁来河南宜阳。据说，当时弟兄三人行至马村北岭休息时议论道：我们逃荒到何处才是落脚之地呢?一位要来白杨，一位欲往南山，另一位因腿脚不灵决定就在西马村安家。临别时，将共用的一口铁锅敲成三片，每人一片，相约将来子孙后代即以此锅片为凭，有此锅片者即为同宗一脉。如今，锅片早已散失，但我家这门人是“打锅杜”的传人则是毋庸置疑的。
严父杜全忠，字贞臣，生于光绪18年（1892年），属龙，卒于1953年2月21日，享年61岁。由于长年患病，六旬的父亲看上去像是年届耄耋之人。慈母刘氏是伊川后邢村人，生于光绪17年（1891年）6月16日，属兔，1961年6月15日卒于三门峡三哥处，享年70岁。她的遗骨于1964年迁回，与父亲合葬于三区清水塘东南约200米处，这里还埋葬着曾祖父杜文奇、祖父杜金。
外祖父系前清秀才，两个舅舅早逝，现在仅能记起大妗子的模样。满堂舅是外祖父的过继子，刘捞则是满堂舅的后裔。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姊妹6人，我排行第五，上面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
长兄名建芳，长我18岁。他幼时，我们家尚属小康，不仅在街上开着“长盛祥”的点心生意铺，而且家中还有几十亩良田、三头骡马，还雇了一名叫铁旦的老长工。至今还记得母亲在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总说：你铁旦伯人老实，在寒衣上写上他的名字再烧，免得恶鬼抢去。大哥遇上的是好光景，可他上学时总逃学，后来竟离家出走，到遥远的亳州跟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干事，母亲常惦念得流泪，过了几年大哥终于回来结婚立户。因他不识字，只能靠挑担运货挣些钱养活家小，于1986年辞世，享年75岁，留下二男四女。如今他若活着，已有人唤他曾祖父了。
姐姐秋云，生于1917年，属蛇，长我12岁，善良温厚，是除父母外最疼爱我的人。她20岁上嫁于本镇东头竹匠李迎年为妻，生有三男三女。长女秀英及三个儿子接连被病魔夺去生命，不久，丈夫又撒手人寰，苦命的姐姐靠闪、珍两个女儿养活到老，于1992年10月病逝，享年76岁。
二兄建都最有出息。生于民国8年即1919年，属羊，长我10岁。他自幼聪慧，本镇高小毕业后就去南留村廷寅叔扛相工（当伙计）。后经本街书法名家蔡天松介绍到洛阳一战区司令部政治部做文书工作。二哥一下肢稍有残疾，但他有非凡的毅力，志向高远，矢志不移，酷爱书法，造诣颇深。后以师政治部主任身份，随挺进第八纵队在辉县、林县等黄河以北地区同日寇交战，在中条山突围战中为国捐躯。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以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旅的兵力*攻围**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卫立煌一战区主力。二哥携三哥及一名警卫突出重围，行至山峦中发现一清泉，三哥干渴难耐下马饮泉，追敌迫近，二哥下马去拉三哥时不幸头部中弹，跌倒在地，警卫赶忙扶三哥上马急驰而去。次日，三哥返原址寻找，却一无所获。可叹二哥牺牲时年仅22岁。二哥在南留扛相公去磨钟山火炎沟讨帐时，结识了一名叫魏玉兰的妇女，两人一见钟情，时常于山洞见面，树下幽会，海誓山盟，定下终身，后由玉兰的大哥魏松林送她到洛阳与二哥完婚。之前，白杨联保处主任乔清廉的一个干弟看中玉兰嫂貌美，仗势逼婚，她与二哥秘密完婚后，乔寻人不着，就把我当人质扣押在联保处，后托人使钱说情才放我出来。二哥知道此事后甚是义愤，但没等回乡教训这个恶霸就为国殉难了。玉兰嫂孤寡无依，改嫁到了乔庄，后生有五女，老伴又弃她作古，临老与小女相依，只得召一女婿养老送终。
三兄建明，生于民国16年(1927年)，属兔，长我两岁。性情温和，聪颖勤快，学习用功，生活俭朴，孝顺老人。长大后成为水电职工，先工作于三门峡，后辗转到四川定居，并辞世于乐山，享年65岁、留下二男二女。
五弟建来，生于1931年，属羊，幼我2岁，为人忠厚，踏实肯干，一直在白杨务农(*跃进大**时到内蒙修过铁路)，现身前有一儿三女，每逢春节还做些小本生意。
第二章 幼年时光
我出生于民国18年(1929年)农历11月13日，降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姐姐看我饥饿哭闹得可怜，常抱我到街坊邻居寻奶吃，吃石良妈和竹兰妈的奶水最多。
约摸到了三、四岁，父亲带我到街上陪他睡店铺，白天与街上的小伙伴做游戏，晚上一上床就睡。父亲用一只大塘瓷缸做大米饭，用另一只小些的热菜，不时还有蒸肉、饺子之类令人垂涎的吃食，往往是在梦中被父亲拉起吃的，吃完了还接着做原来的梦，第二天早起父亲问我夜间吃了啥，我答对的机会自然很少。
三、四十年代，白杨树街是豫西远近闻名的大镇子，街上店铺林立、甚是热闹，特别是很多卖烧鸡、油茶、卤猪肉、芝麻糖的惹得小孩眼馋，我也常哭闹要父亲给钱去买，遂愿的机会自然不多。一天，南留尚老汉给父亲送来二块老袁头银元，父亲正忙，便随手交给了我，我立即飞跑到街上买了很多平时想买而无法买到的心爱的玩具和喷香的吃食。父亲万没料到我竟如此胆大，气得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当晚我哭到半夜才睡着。
母亲也很喜欢我，走里串亲总忘不了带着我。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乘牛车去南留串亲戚，酒席刚一摆上，我就将平时最喜欢吃的海带汤端起独吃(误以为桌上摆的是人各一碗)，惹得满屋客人哄堂大笑。回家路上，母亲告诫我：以后坐桌吃席时，不能想吃啥就端啥，应学大人们如何吃，以免叫人笑话。
大约五、六岁的光景，一个闷热的午后，我赤身与几个小孩玩耍，每人拎一个小桶，下沟底到我家菜地的井里提水。这井原是长方形，平时水深三、四米，水面距井口亦有三米左右，由于连降大雨，当时水面距井口仅一米余。我站到井口木板上去取水，刚一弯腰便连人带木板落入井里，虽喝了两口水心还不迷，赶忙用力抓住井沿的石板往上爬。谁知由于下雨石板下的泥土疏软，再加上我用力过猛，石板突然滑脱，再次将我砸进井里(若非井里水深肯定会被砸扁)，喝了一顿水后便失去了知觉。千钧一发之际，（我感觉）一只纤细白皙并戴着银镯子的手，托住我臀部将我托出水面。闻小伙伴呼救声赶来的母亲得知事情原委后，次日上午便专门炸了贡品带我到井上还愿。时至今日，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恍如昨日。自信教后，方悟到那是上帝派天使拯救了我，否则我幼小的生命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三章 步入学堂
1938年正月，已满8岁的我随三哥第一次跨进母校——白杨阁安小学的校门。
三哥带我报了名，交待我不要乱跑，等放学他来喊我一齐回家后，便自去二年级教室上课了。我和新入学的十几位小同学在校园一角的石条上坐下，老师过来说：这里的小朋友都是幼稚生，每天得识两个字。接着，发给每人一个方块字，问大家这是什么字?我们都好奇地瞅着老师手中的大方块字，但没人能回答出来。于是老师和颜悦色地告诉大家：这是上学的“上”字，今天上午咱们就学这个字，学会了下午来再发给每人一个方块字。大家都很兴奋，午饭后都聚集在原地等老师来。
我将认识的方块字一块块很珍惜地放进一个小匣里，春去秋来竟装满了。
过完1939年春节，我报名上了一年级，学费书费一共收了一元。领到新书我高兴极了，看到书中拍球的小学生们穿着极好看的衣服，如同天上的神童一般，他们的衣着我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穿了。可是，没过多久这本漂亮的书就变得破旧不堪、面目全非了，书皮又脏又烂，书角或皱或折，书中图案亦十有八九被涂得一塌糊涂。
我学习马虎，可玩劲倒十足。一年麦天清早，母亲喊我随三婶去拾麦，我睡意正浓，不管母亲怎样喊就是不起来。夏鸡(一种鸟儿)仿佛故意起哄似的叫个不停，我用石块扔它，它反倒叫得更欢了，气得我光着屁股上树捣了它的窝。母亲报怨说:“夏鸡是神鸟，以后再莫这样做了，快去拾麦吧，过几天再想拾也拾不着了。”并非母亲不娇惯我，实在是我们家那时已十分贫寒了。
渐渐地我也懂得帮家里干活了，可就是不如三哥踏实。记得一年秋假，我和三哥一起去拾玉米，三哥一根根一铺铺按步寻觅，而我则隔三留四地乱寻，突然，我竟发现了整整一铺未掰的玉米，足足有一篮玉米穗，当天受到了母亲的夸奖。以后，又如法去寻，可再也没遇上好运，三哥却总能拾回大半篮大大小小的玉米穗，我只好泄气跟在三哥身后，生怕母亲查问我的收获。
随着我的升级，我的家境也逐渐变得贫寒起来，不仅缺吃的，而且还缺烧的。每天放学回来，母亲总叫我们弟兄去拾柴火。草根、树叶、麦秸、谷杆都是我们寻找的对象。那时，只有极少数富家才能烧起煤，一般人家都是烧柴火的，母亲常因柴湿在做饭时被熏得泪流满面。
1941年秋，我十一岁上三年级时，学校要求每个同学都要着童子军服，学生只需将家织的布交给校方，由校方负责给每人做一套草绿色的童子军服。看着家境好的同学穿起有童子军字样的服装，神气十足地进出学校，我羡慕极了，就逼母亲赶快给学校交布，母亲虽很作难，但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
不久，日军侵占中原，敌机四处扫射，为躲避侵袭，学校迁到村西野外上课。为支援前线抗战，学校组织起抗日募捐队，分成十几个小队，打着鲜艳的旗帜到大龙台古刹会上去宣传和募捐。
大龙台始建甚早，重建于乾隆48年，座基高丈余，全用二米来长的青石条砌成，主体结构呈明三暗五，正殿里面供着青、黄、白三位龙王及夜叉站神，拜殿里有四尊威武的石狮擎起四根大石柱，拜殿前有几十级石阶向下通向石门楼。整个建筑古朴典雅，气宇轩昂，浑然一体。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古刹大会，会期三天，元宵节刚过就有不少小商贩在大龙台周围圈占地方，准备摆摊设点，尤其是那些搭戏台的更是不辞劳苦：挖坑、埋桩、搭木板。据老人们说，先前逢会有三台大戏助兴，我记事起就只有两台了。俩戏班对着唱，生怕输戏丢场，故甚是卖劲。其中有位叫杨四的，在寒风中赤裸上身出台耍猴，把观众几乎全引了来，难为他想出如此妙招。晚上，两台戏分别移到关帝庙和山陕庙戏楼演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二月二上午，古刹会达到最高潮，四乡的神社敲锣打鼓，旌旗飘摇，还有许多民间把戏、高跷、旱船、抬垛等分布其中。垛是一出戏曲故事，分为三节，每节有一人，最顶端绑着的小孩据说是有钱人家的小宝贝，可怜这不满周岁的娃娃在寒风里被冻得直哭，还美其名日：步步高升。那些名门世家竟如此愚昧迷信，实在令人可笑可怜。我们这些学生，摇着小旗，喊着口号，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甚是高兴。会期过后，春节的欢乐气氛便迅速冷落下来，庄稼人都忙着春耕，小学生们也要开学了。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升入了四年级，买了好几册新书，兴高采烈地听牛老师讲课。他耐心细致，诲人不倦，一字一句，讲得清道得明，使我眼界大开，心底豁然明朗，学业日日见长。当年他教的古文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岳飞的《满江红》等至今仍能背诵。
正当我如饥饿的蜜蜂在花丛中贪婪地吸取营养之时，旱魃悄无声息地吞噬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先是秋季歉收，接着是冬麦不能按时下种，强种的或不出苗或出土即枯死。家里几乎揭不开锅，我只好辍学。当我泣不成声向牛老师请假时，牛老师也暗擦眼泪。离校时我走走停停，不时回头张望，很远还能听到其他同学的读书声。失学的苦楚、饥饿的难耐，震撼和荡涤着我幼小的心灵，只觉得头晕目眩，坐在大门口一动不动。夕阳西沉，天起了大风，灰尘弥漫中三哥拖着沉重的步伐背着半袋观音土回到家中。母亲赶紧用榆树皮面和秕谷糠掺进观音土烙成饼，全家人大口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