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6月26日都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禁毒日，自从*品毒**出现在世界上，人类与*品毒**的斗争就从未停歇，直至今日，*品毒**的暴利仍然刺激着*品毒**贩子们铤而走险，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剧，禁毒工作仍面临着严峻形势。中国长期深受*品毒**问题的困扰，对*品毒**历来实行严格的查禁措施，而这都起源于180多年前那场屈辱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历程中，*片鸦**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品毒**，它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深深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

一、“严禁”与“驰禁”

*片鸦**进入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古时便有它的身影，那时候它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成瘾性的危害也逐渐显现，事实证明，*片鸦**会对人的精神乃至生理健康造成极大损害。

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片鸦**之害已流毒深远，至清代这种情况已相当严重。统治者不是没想过解救之法，既然祸首是*片鸦**，那么立行禁烟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片鸦**战争之前，朝廷就已经围绕是否禁烟分成两派，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论战。主张“驰禁”的认为，反正*片鸦**也是越禁越多，干脆就使其合法化，一方面能让国家多征税，一方面也能节省禁*片鸦**的开支，甚至还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自行种植*片鸦**，增加农民收入，抵御外国*片鸦**输入以避免白银外流。

这种论调在今日看来颇为滑稽，如今实行*麻大**合法化的几个西方国家，*品毒**泛滥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加强，这证明*品毒**合法化的结果只能是制造更多悲剧，可这种说法在当时还是颇有市场，而且受*片鸦**毒害最深的广东地区的官员反倒最为支持此决议，足以说明他们与毒贩利益交葛之深。好在道光皇帝脑子还很清醒，对禁烟一事比较坚决，这才有了后来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二、无法断绝的*片鸦***私走**

可是禁烟真的就如虎门那一次销禁那么简单吗？对于英国方面来说，*片鸦**已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财政收入来源，据有关统计，从19世纪开始，在英印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片鸦**贸易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1800年只占3％，1830年以后就已超过10％，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流入中国，而是通过*私走**的方式。

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片鸦***私走**是如何进行的？当时有两条路：一是靠英国散商在当地行商的庇护下夹带*片鸦**进入广州黄埔，再流入内地。另一条是沿海商人先在澳门购得*片鸦**，然后在外海分批卖给各家船户或直接销往内地。这一度使澳门成为“西方向中国输入*片鸦**最主要的仓储地和转运站”。

第二种*私走**体系曾经因为一次偶然的案件遭遇到挑战，道光元年（1821），有个叫叶恒澍的澳门屯户在广东贩卖烟土被抓，本来只是件普通的*私走**案件，清政府却借此大做文章，不仅断绝了澳门与广州黄埔间的交通往来，而且还加大了对*片鸦***私走**的打击力度。*私走**生意的难度陡然上升，逼得国内的行商们不得不放弃对*私走***片鸦**的外商船只的承保。

可*片鸦***私走**并不因为官府的查禁而萧条，相反蓬勃发展的*片鸦**需求，刺激着许多地方缙绅、富豪，甚至连官府差役们都贪婪地分享起这块蛋糕，他们会使用更加灵活快捷、易于躲避官府巡查的武装商船“快蟹”从伶仃洋的趸船接货并运往内地分销。这样一来，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因为有地方势力的保护，*片鸦**贸易反倒更隐蔽地在地下迅速发展起来，即使官府前来查禁，他们也能提前得知消息进行转移，很快一张结构更加严密、分工更加明确的新型*私走**网络在整个广东沿海遍布开来。

*片鸦**俨然已成为英国从中国获得最大利益的“商品”，对于丰厚的利润，放弃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的倾销才能维持东印度公司的繁荣。

有人认为，英国人并不将*片鸦**视作*品毒**，毕竟*片鸦**类药物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鲜见，所以*片鸦**贸易也应当被视作正常。虽然事实如此，但并不意味着*片鸦**的存在就是合理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许多英国民众可以在药剂师那里轻松获取到*片鸦**这种专卖药，他们在虚幻的快感中麻痹自己的精神。被大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工人们，用*片鸦**缓解着身心的疲惫，贫民窟中无家可归者用它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甚至连贫弱的母亲都会用含*片鸦**的“婴儿保静剂”来减轻育儿负担。

滥用*片鸦**的情况如此严重，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力暴**、自杀事件屡见不鲜，犯罪率不断提升，社会秩序混乱。这自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的谴责，英国人自己的报刊上都将*片鸦**贸易称作：“ 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 ”，“ 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 。”

显然英国人也明确地知道*片鸦**是一种易使人上瘾的*品毒**，但为了远东的财富，他们可以蒙住上帝的眼睛，在利益的驱动下毫无顾忌地对外倾销。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上流贵族议员的参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宁愿与这个看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开战，也不愿意放弃*片鸦**贸易。

那么既然*片鸦**贸易如此的不道德和卑鄙，那么中国方面是否做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以应对*片鸦***私走**呢？答案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官方一直秉承打击*片鸦**贸易的意图，但之前为*片鸦***私走**商人承保的行商具有官方背景，之后参与其间的各路人马背后也不无官府的影子，至少很多能从*片鸦**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官员是对查禁一事持消极态度的。*片鸦**在民间的大肆泛滥，足以显示清政府基层吏治的腐败与薄弱。

最为讽刺的是，这*片鸦**居然是越禁越多，1821至1827年，年均输入量9708箱，1828至1835年，年均输入量18712箱，1836至1839年，又增至35445箱，几乎每隔几年就翻一倍，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道光十九年（1839）初，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片鸦**，并颁布《钦定禁*片鸦**烟条例》，试图通过断绝*片鸦**来源与销售，来遏制*片鸦**贸易。林则徐下令严厉打击*私走**和偷运活动，并迫使英美商人交出了外洋趸船上的2万余箱*片鸦**，最后在虎门将其全部焚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虽然看似振奋人心，但实则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广东的*片鸦**供应量很快便恢复至以往。因为清政府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几个远渡重洋而来的夷人，而是一个遍布整个东南沿海的庞大*私走**网络，这种情况下只抓几个贩卖*片鸦**的商人、销毁一点*片鸦**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片鸦**的*私走**和运销体系仍然存在。

三、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体系

猖狂的*片鸦**贸易和*私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英贸易的格局，中国在短时间内从贸易出超国转为入超国。到道光十七年(1837)，中方的贸易逆差甚至已达到了800万两白银。而且更多的白银是由*片鸦**贩子*私走**运走的，没有纳入官方统计，两者加起来估计1833年以后中国每年白银出超在1000万两上下。

白银的大量流失带来了银钱比例的失衡，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本来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一般都以铜钱作为交换中介，而向政府交税时，再 把铜钱按照银价折算成白银缴纳 ，现在白银数量的迅速减少，显然就会导致银价上涨，银贵钱贱。19世纪初，1两白银能够兑换1000文铜钱，到19世纪3O年代，1两白银已经能够兑换1700文铜钱，银价上涨幅度达到了惊人的7O％。之后更是常年保持在1两兑换1800文以上的水平，损失最大的就是广大普通民众，等于大家的赋税负担无形中大幅上涨，大批平民难以承受，陷入贫困之中，“银荒”变成了“民慌”。

普通民众面对生存压力会做出怎样选择？洋烟昂贵，本土*片鸦**市场又几乎没有供给，大多数农民都吸食不起，只能选择自产自销。所以大批农民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粟罂**，造成了*片鸦**流毒愈加严重的恶性循环。

土烟不征关税，且运输便捷，价格能比进口洋烟便宜一半，因而迅速扩大了市场，甚至得到了各省官员的支持。面对*片鸦**的高额利润，连林则徐后来都慨叹到：“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粟罂**，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后果就是，大量土地被*粟罂**侵占，那些终日吞云吐雾的瘾君子们哪里有劳动能力，这又加重了本就严重的人地矛盾和粮食危机，激烈的社会矛盾汇聚在一起，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文史君说

正如林则徐所言，若不对*片鸦**立行禁止，就会“ 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显然禁烟已成为不得不行之策，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在真正实行的过程中却屡遭困境，特别在第一次*片鸦**战争之后，禁烟的过程变得愈发艰难。此后*片鸦**成为英国对华输出的重要“商品”，其流毒之深远，贯穿清末最后70年乃至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发动雷霆般禁毒行动，才在短期内肃清流毒，还百姓以安宁。

参考文献

费正清：《在中国沿岸的贸易和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马士：《中*帝国华**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2006年。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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