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公元前665年，楚国令尹子元(楚文王的弟弟)强占王宫意图不轨，楚国大臣们计杀子元后推子文为令尹。子文见国家孱弱，就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来振兴楚国，此为“毁家纾难”的最早出处。
自楚成王八年(前664年)起，子文在令尹位上曾两起两落，弹劾者的说辞无非都认为他私心图谋，对于这些谣言惑语，子文始终泰然处之。
后世均以“毁家纾难”来赞誉那些真正无私的爱国者，然而时隔两千年后的晚清期间，一些政治投机势力又在借“私心图谋”去攻击那些为革命毁家纾难的爱国商人及华侨们；为保护既有的革命成果，这些爱国华侨们被迫跟那些投机势力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辛亥革命在他们的无私支持下终于获得了成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中山也难为没有经费来源的革命
自决定踏上革命之路后，孙中山在宣扬革命理念之余、奔波最多的事情就是筹集革命经费。1895年，孙中山的兄长孙眉贱卖家产为其筹得4612美元的第一桶“启动资金”，可是这区区数千美元，是够孙中山往返中美间的路费呢还是够他买多几杆枪？
在各地成立兴中会后，孙中山一开始是指望那些会费、债券(革命股票)什么的，甚至还为此大做广告，大意是说“买革命股票，远比从清政府那里捐官买红顶更为有利可图”。
这广告附加在香港《兴中会宣言》第8条之后，其中“能获10倍收益、兼为股友生财捷径“的宣扬无疑充满了利益诱惑，此举很快就为兴中会筹集到了一万多港币。
后来，同盟会也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等多种债劵在世界各地销售，由于革命屡遭失败，这些债券上承诺过的一切都无法兑现，因而招致了投机者们的非议：“我们买你债券是为了获利，一次又一次的毁约算咋回事呀？”
孙中山对此也非常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但为了筹措资金，他唯有“出此下策”；对于旁人的责难及引起的相关内讧，孙中山曾痛心地说：“从事革命十多年来所破费的资财，多是我兄弟二人任之，如果说是为图利计，我们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抛弃了自己的资财，耗尽了兄长的家产呢？”
饱受债券之困后，爱国华侨们的义捐成了最大的革命经费来源
所幸的是，购买革命债券者有很大部分都是国外的爱国华侨，他们虽然多不富裕，不过在购买之初就从不是为了获利。在经过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感召后，这些华侨们有钱的就出钱、没钱的就积极组织义捐，有些华侨虽然所捐不多，却也因此已荡尽自己身家。
据后来的统计，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中，华侨资金占比高达79%，这部分经费的捐助者实际上从无考虑过“获利”，因而对孙中山发难的只是占比不到20%的那部分投机商。
不过，这些人既为投机者，自然会拥有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渠道，于是他们通过这些渠道不断诋毁革命、所造成的各种内讧确实曾给孙中山的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孙中山谈及1910年广州起义的失败时说：“此次之失败，实因于年底缺款五千”。在起义前夕，由于不少有投机心态的机构曾许诺过的资金到最后都没能兑现，这确实打乱了起义计划、同时导致了一些泄密现象的发生。
孙中山还以“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道出了他对华侨力量的感激，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债券及投机者的无奈。
1907年时，章太炎和陶成章就曾因经费的问题与孙中山撕破过脸。由于捐款华侨多来自两广地区，陶成章却认为孙中山将革命重心放到南方是私心之举，于是在媒体上大肆进行攻击，一度使同盟会处于分裂状态。
毁小家纾大国，“毁家纾难”者们肩负着辛亥革命背后的无硝烟战争
经过无数挫折和教训后，孙中山开始更多地倚重一些华侨富商的力量，一场无硝烟的“反分裂、反经济*锁封**”战争由此打响。
孙中山与陈少白等“反清四大寇”合照
孙中山在香港的拍档陈少白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铺垫，辛亥革命前夕，香港著名的“三李富商”开始成为孙中山最大的革命经费来源。
这三人当中，李纪堂(新会七堡人)、李煜堂(台山人)、李自重(李煜堂儿子)均为陈少白(新会外海人)的四邑乡邻，其中李纪堂为革命散尽家财并一度入狱、李煜堂父子(电影《十月围城》李玉堂角色原型)则一直源源不断为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莫大贡献。
除上面三人外，陈少白还在香港认识了杨西岩(新会崖门人)，杨西岩创立的四邑工商总会不但在美国为孙中山筹得巨额经费，辛亥革命后，他还担任了广东军政府的财政厅长。很多人都不知道，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地块也是杨西岩个人捐出的。
在清政府联合各方力量制造内讧、对孙中山进行“经费封杀”之时，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是辛亥革命得以推进的关键力量。
1908年时候，李纪堂在香港的益隆银号已宣告破产，"三·二九"广州起义中的枪械却是李纪堂利用他跟军械商的关系“贷”来的；正如电影《十月围城》里说的一样，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遭遇清政府的高压*锁封**与抓捕，正是李煜堂父子以身家性命为他们提供了栖护、保障了革命计划得以秘密推进。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述：“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李纪堂因而获得了民国“毁家纾难第一人”之称。此外的李煜堂父子、杨西岩、旅美台山华侨陈宜禧等，都在背后默默付出过不计其数的资金，这一切，都跟投机、获利等没半点关系。
为国纾难“泰然处之”、为家历尽艰辛的昔日富豪们
这些富豪们在付出巨额资金时拍胸口泰然处之，但他们在背后所遭受的种种艰辛却往往被人忽视了。
1908年李纪堂的益隆银号破产时，他就因此入狱了五个月，出狱后回复清贫的他在香港青山经营农场时却依旧不忘参与枪械运输——这不是要钱、而是要命的事情；南洋商人陈楚楠就因资助革命耗尽了自己的公司股份、最后导致兄弟分家、官司打上了法庭；
还有陈宜禧，他通过自己经营的新宁铁路公司前后为孙中山输送过数十万资金，最后，公司却因资金断裂债台高筑、无奈将铁路的经营权交给了国民政府——这铁路是陈宜禧毕生的心血，不久后，心力俱竭的他就在乡间潦倒病死了。
陈宜禧和他的新宁铁路公司也为革命提供了巨额资金
由于孙中山的革命是在南方发起，表面看来，众多“毁家纾难”者都来自两广地区(更多是陈少白的四邑乡邻)，其实当时还有张静江等大量江浙富商也是同盟会的坚定支持者。
孙中山以一介平民身份举义、一无钱财二无兵力，靠的就是背后大量无私爱国者的支持。当有人曾在香港的青山农场看到穷困潦倒的李纪堂，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曾为民主革命独力捐资达六十万之巨呢？
在那场没有硝烟的“金钱战争”中，大量曾以投机心态表态支持革命的机构虽曾许诺过高达数亿资金(如日本的梅屋庄吉家族)，不过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账面数字实际上多未能兑现，最终的中坚支持力量还是来自那些爱国人士。革命不是生意，以投机心态去“投资”革命，这算盘本就打不起来！
革命是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是投机生意
辛亥革命后，昔日付出至巨的爱国富豪们从没表态过什么，那些在投机中受损的人倒是先唱开了：“一生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孙中山对此也许确有难言之隐，虽说“革命尚未成功”，不过封建王朝终被*翻推**、这已是两千多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了，他这“国父”之尊永远是不该遭人非议的！
国庆70周年即将到来，这些垒就共和国的基石多数依旧默默无闻，谨以此文对本文中提及到的崇高乡邻(我也是新会人)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