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回家后我都直接把东西都扔在书桌上——当然不是像《穿普拉达的女王》里米兰达那样带着点无名怒火般直接将外套包包砸过去，而是细碎铺开一天下来生活的痕迹，信用卡的票据，新衣服的吊牌，寄到单位的书……久而久之，桌子变成一张小型的展台，甚至难以挤出一台电脑的空隙，阿姨来我家有时也会叹气，忍不住多问一句，桌子怎么收拾？
我说，随便擦一擦就好，东西不用动。
那时候也不会想到，家里的书桌，竟然会成为这一年开始最常停留的地方。
于是很想知道其他人尤其作家们的书桌都是什么样的。
村上春树的英文网站里有他书房的照片，桌子不是很宽，长长一条摆过去，放着苹果电脑，在瑞士旅行时买的马克杯（作家说红色很容易被发现），一盒削好的铅笔，养乐多燕子队的球员人偶，旅行的纪念品，打印机，iPad，笔记本，书，纸张等。沿墙是上万张唱片，大部分是爵士乐。书桌面前，还有一张三人座的沙发和一把椅子，看上去都很舒服的样子。
村上春树的书房，图片来源：harukimurakami.com
2004年夏季号的《巴黎评论》刊登了村上的访谈，约翰·雷在位于东京青山的办公室见到了当时的他。大小适中的套间，摆着纯木柜子、转椅、铺着软玻璃的写字台等“办公家具”，这里更多是处理商务事宜的场所。 那段访谈中，村上说起自己刚开始写小说时，用午夜过后的时间在厨房的桌子上写。等后来成为作家，他会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干别的，只写小说，早晨四点钟起床，工作五六个小时，下午跑十公里或游一点五公里（或者两样都干），然后读一会儿书，听听音乐，晚上九点钟就寝。这样看来，官网上这张照片，确实更接近他工作时的场景。
海明威故居
2019年一月，因为在迈阿密的假期多出来一天，我租了个车去基韦斯特。除了延绵海上无尽头般的1号公路，另一个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无疑是海明威。从巴黎回来后，他这里住了十余年，直到与第二任妻子波林离婚。
卧室里的猫
海明威的工作间
开了一天的车，到达海明威故居时已是下午，六趾猫趴在卧室里的床上，仍然是这幢小楼的主人。然后我爬上他在房子后面搭建的工作间。当年海明威在厨房和工作室间搭过一个通道，这样从床上起来后，可以直接开始他早晨的写作时间。那个通道在1948年的一场暴风雨中倒塌了，而今只能从一个后建的楼梯上去，隔着围栏，看看他写出《午后之死》《丧钟为谁而鸣》《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的雪》等名篇的地方。
Photos by Rob O’Neal
1938年，海明威搬去古巴。这幢房子在波林去世后连带家具一起出租给了别人，并在海明威自杀后卖给了当地的一位女商人，随后成为了博物馆。
书房的中央摆着一张可以收起一端靠墙而立的圆桌，上面放着打字机，前面有一把椅子，这跟海明威一直以来站着写作的习惯略有出入。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巨大的动物标本，在想，如果没有那些破碎的婚姻没有飞机失事的伤痛，而是一直待在这个终年有阳光照耀的美国南端的小岛，他还会不会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打字机旁的海明威
同样是《巴黎评论》，记录下了海明威在古巴时的工作习惯。他的书桌堆满了杂物，信件、毛绒狮子玩具、装满食肉动物牙齿的麻袋、鞋拔子、书——事实上这里并不是他工作的地方，真正被用到的，是床边的一个书橱，摆着打字机和阅读板，他先用铅笔写在阅读板上，等到进展顺利或是创作较为简单的对话等内容时，才改用打字机。他还会用一张大表记录自己每天的进度，写下的文字数，如果第二天要去钓鱼，前一天可能会多写一点。
海明威说他天一亮就开始动笔，写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停下来，第二天再写。“好像和一个你喜爱的人*爱做**完毕，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心里没事，就待第二天再干一把，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
海明威故居
在我离开海明威故居时，园子里已经搭起了彩灯，摆上白色的椅子。到晚上，这里会举办一场小型的婚礼。日头一点点西斜，洒在白色墙壁上的光开始变得柔和起来。再晚一点，还会有这个小岛著名的夕照，红的金的，涂满半个天空。
除了是座博物馆，你也可以租下海明威故居举办派对
我想象得到音乐响起，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寻找到舞伴，或是独自一人，舞动起身体的样子。我也仿佛看到海明威走下楼梯去往地窖，要找一瓶配得上这个时刻的杜松子酒。他在古巴时对记者说，在基韦斯特的岁月，对他来说是段好时光。
只是当时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你依然要去做出某些选择，在当下看上去相对正确的决定。而生命的幸与不幸，往往来自于那份未知。有时候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你沉浮俯仰，唯求可以抓住任何一根浮木；有时候好风过来，被吹上云端，你却也无处停靠；而更多的时候，你只有怀揣一个看上去美好的梦，牢牢把握住每个过程，才会感受到某种踏实。
石黑一雄说，“现实世界并不完美，但作家能够通过创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抗衡，或者找到与之妥协的办法。” 而我能够做的，只有先照着希望的样子，收拾好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