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部《西游记》，让我们对唐僧西行取经的故事耳熟能详，为他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不改初心钦佩不已。在故事里，唐僧师徒四人因为取得真经，在中土大唐弘扬佛教而修成正果；太宗皇帝也因为笃信佛教，多了二十年寿命。虽然这是小说虚构的情节，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的佛教确实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甚至还有唐朝皇帝下令官府不得入寺庙缉拿犯人。

当时所有的佛教弟子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一直对他们礼遇有加的大唐帝国有一天会掀起佛教史上有名的“会昌法难”。

武宗李炎，虽然声名不显，只做了六年皇帝，但他在历史上尤其是佛教史上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推行了一系列“灭佛”政策，尤其以会昌五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最。按当时的规定，都城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其他寺庙全部拆除，每个寺庙只能有10名僧人，共计四十人。洛阳只能有2座寺庙。除长安和洛阳之外的全国其他地方总共只能保留一座寺庙。于是，大量的寺庙、佛像被毁，僧人还俗。

有人将这一事件完全归于教派之争，但仔细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会发现，教派之争只是其中小部分原因。个人认为，会昌灭佛其内在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经济原因。

由于前期的优待，寺院拥有的财富逐渐膨胀起来，直到跟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统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产生冲突。

我们知道，唐初实行的是均田制，凡成年男丁都会被政府授予“永业田”。这个土地分配政策对僧人和道士同样适用，“凡道士给三十亩, 女冠二十亩, 僧尼亦如之。”但是，与普通民众不同的是，寺院享受着免役免赋的特权。

当时寺院的财产主要是以田产为主，其来源不仅有朝廷的敕赐，还有官僚富豪的捐献。甚至，他们还会用信徒捐献、用来供奉佛祖的香油钱去购买田地。此外，在城市里，寺院还进行经营活动，包括用印子钱对民众进行残酷的盘剥。比如会昌年间处于陇州的大像寺，就有“管庄大小七所, 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 长山县 (今山东) 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

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寺院控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和徭役来源。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唐武宗下诏声讨佛害，销毁大量寺院，没收寺院资财，另有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充为两税户，通过这个举措，使得国家财政收入飞快增长。

个人原因。

相对于佛教，武宗更信仰追求长生的道教。道教与唐朝渊源很深，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反隋，就曾得到道士王远知、岐晖的帮助。中唐时期的宪宗、穆宗、敬宗，晚唐时期的武宗、宣宗都热衷于道教金丹之事。他们为了让术士给他们炼制出长生不老的丹药，对金丹术士大加封赏，有的甚至官至公卿。《太平广记钞》中载:

“唐会昌中……时有郭天师, 暨并州女巫, 少攻符术, 多行厌胜, 监军使携至京国, 因缘中贵, 出入宫掖, 遂赐天师号”。

武宗对道教的狂热使他“既鲁莽, 又暴躁, 又执拗”。不仅毁佛灭佛, 而且大肆驱赶异教教徒，他教同被株连。会昌五年 (845)七月, 武宗敕令

“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 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 即送回国。至八月, 大秦穆护、袄僧共计还俗二千余人。”

“会昌灭佛”之后，僧侣从社会的特权阶级跌落到自食其力的平民阶层。

战争负担。

武宗在位期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即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

唐武宗在位仅六年时间，而反击回鹘和平定刘稹叛乱就将近两年之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入不敷出；而且人员伤亡甚多，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还得供养那些不事劳作的僧侣，负担空前沉重。于是大量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使得僧侣队伍更加庞大。僧徒日众而两税户日减，兵丁来源匮乏。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均日趋尖锐，所以毁佛一举正是封建统治阶级为解决当时经济和徭役问题而发动的。可以说，会昌法难实际上是唐朝政府与寺院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斗争。

会昌五年四月一日，朝廷下令：

“年四十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十六日, 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至八月, 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会昌灭佛”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俗的僧侣中有一部分成为两税户，有一部分成为士卒，增加了社会劳动人员。有数据表明，会昌五年，全国税户共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 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 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

武宗灭佛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加强中央的权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太宗时期的玄奘西行取经到武宗会昌灭佛，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王朝虽然对宗教加以利用，但还是严格维持自身的非宗教色彩，并保持对宗教势力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相沿袭的一个传统。

这种传统使中国政治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非常明显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使中国社会免于陷入宗教狂热，更证明了我们喜欢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托付给不存在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