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重新穿上军装时留影
我是“雪枫团”的一个兵
文/武 将
1962年6月中旬，山西省临汾师范学校三年级的毕业考试正在紧张地进行。我和同学们一样，复习考试之余，憧憬着毕业以后的新生活。我上师范学校这3年，正是国家遭受严重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乡汾西县和平公社瓦岭坪村，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在灾害的打击下，更是雪上加霜。
上师范学校的零花钱要家里拿，我每个学期所需要的一二十块零花钱，都是靠父亲割编筐子的荆条和母亲给人家纺线织布挣来的血汗钱。我们村周围的山坡上，遍地都是灌木丛。一到冬天，父亲就操起镰刀上山进沟，每次出去都能扛回百八十斤荆条。一个冬天下来，父亲割的荆条就在院子里堆成一座小山。然而，一百斤荆条只能卖四五角钱，那一座小山全卖完，也不过二三十块钱。这就是我上师范学校零花钱的主要来源。
母亲多次对我说：“你爸为了供你念书，把割荆条用的对节木镰把都握出指头印子来了。”我见过那镰把，它是一根坚硬的枣红色木棍，像竹节一样微微凸起的木节有七八节，每一节都有两个白色的圆点相对称，在那被手握得脱了皮的地方，的确能看到父亲握出的四个指头印子。每当想起母亲的话，我脑海里就浮现出父亲那苍老的脸，粗糙的手和那根镰把。“毕业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
其实，仅仅靠父母的力量，我是不会念到师范学校毕业的。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免缴学费并享受国家的助学金，上师范以后又不用交纳伙食费。我深知是在*产党共**、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己才能上学，才能师范毕业，并且毕业以后肯定会有一份工作——当小学老师。尽管第一年的工资每月只有28.5元，但每个月的伙食费只需十来块钱，参加工作以后我就有能力接济父母了。“工作以后一定要报答*党**、报答毛主席！”这也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
就在我一面迎接毕业考试，一面憧憬新生活的时候，一天，从广播里听到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企图*攻反**大陆，*党**和政府号召适龄青年应征入伍，并且破例从应届师范学校毕业生中征兵。我是校团委会的宣传委员，学校领导动员以后，没有跟新婚妻子、与我同届毕业的景冬亲商量就立即报了名。
景冬亲是校学生会主席，我想她肯定会支持我这个决定。很快，应届毕业的7名同学被批准入伍，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我代表应征入伍的同学登上学校小操场主席台，面对上千名老师同学表决心，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响应*党**的号召，保卫祖国，为母校争光的话。
6月30日，就到新兵集结地穿上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第二天是*党**的生日，也是临汾入伍的300多名新兵登车开赴军营的日子。临上车之前，冬亲把结婚时的照片送给我，照片背写着“送郎参军留念”。冬亲是临汾县人，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汾城关解放路小学任教。
景冬亲以结婚照送郎参军
一列闷罐车把从晋南地区征召的一千多名新兵接到塞北古城大同。部队处在一级战备状态，没有进行新兵训练，就把我们直接分到战斗连队。我被分到21军61师184团3营7连1排2班，列兵军衔。到了连队，第一件事是举行授枪仪式。我领到1支半自动步枪、500发*弹子**、4枚*榴弹手**，以及圆锹和干粮袋等装备。连长刘风顺讲话：你们今天领到的装备都要随身携带，时刻准备上战场。
就在我整理*器武**装备的时候，副指导员江自然拿着一本《解放军歌曲》找来了。他说：“听说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一定会教歌，过一会儿你就教咱们全连唱这首《上前线歌》。你知道这首歌是谁改写的歌词吗？就是咱们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学校所在地的老人们说，红军东征时，有一位叫萧华的大干部带领部队到过汾西、隰县一带，但我当时不知道萧华是什么样的大干部，听了副指导员的话，不禁对这位到过我们家乡又会写歌词的上将肃然起敬。副指导员走后，我把这首改了歌词的苏联红军歌曲先唱了几遍。它的第一段歌词是：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胜利在召唤/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杀敌上前线/用我们的*刀刺**枪炮头颅和热血/用我们的*刀刺**枪炮头颅和热血/勇敢对敌去作战
下连第一天，我教全连战友学会了这首歌曲。从此，我就成了7连的教歌员，在行进的队列里，在*会集**的操场上，我们连唱歌的时候都是我起头或打拍子，唱得最多的就是这首《上前线歌》。嘹亮雄壮的歌声，唱出了全连热血男儿以身许国的豪情，战友们越唱斗志越旺盛。
连队生活，充满了备战气氛。走队列、练瞄准、投弹、刺杀，班进攻、排进攻、连进攻，摸爬滚打。紧张的战备训练进行了5个多月，一道命令下来，我们61师作为齐装满员的战备值班师，奉命开赴青海省西宁市附近（我们团驻在多巴镇），准备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在战前高原适应性训练中，为了鼓舞士气，团政治处从各连抽调人员组成战士业余演出队，排练主要由自己编写的节目，我成了其中的一员。
在演出队排练节目，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比在连队多。我就抓紧时间学习写小说、诗歌，也学着为演出队写节目。在临汾师范学校上学期间，我受语文老师、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杜广狮（笔名杜曙波）的影响迷上了文学创作，参军以后，还把习作寄给杜老师批改。就在多巴，我收到杜老师的一封信，随信寄来的有我寄给他批改的短篇小说《虎才父子》，还有他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队军**作家和谷岩的短篇小说《枫》，以及著名作家茅盾关于《枫》的评论文章。
杜老师在信里说，和谷岩的小说写得很感人，主要原因是他生活底子厚，有激情。你今后也要注意积累部队生活，像和谷岩那样写部队里的人和事。杜老师这封信不仅给我介绍了一位学习的榜样和谷岩，还为我指明了业余创作应走的正确道路。
在多巴驻训一个月，兄弟部队在前线打了胜仗，要回撤，我们部队又奉命班师回到大同。年终总结时，我被评为7连新兵中两名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之一，受到团嘉奖。
1963年夏天，团里又把战士业余演出队组织起来，迎接师里组织的会演。会演结束后，师文化科科长任一叙要我留下来改一个节目。这是一个名为《钢刀与梭镖》的对口词，内容是部队野营到平型关，发现当年抗日军民用过的钢刀和梭镖，大家很激动，纷纷向老前辈表决心等等。原稿写得比较简单，口号多，没有具体人物和情节。任科长要我改，我觉得应该编一个完整的故事，既然是对口词，还要押韵，最好一韵到底。任科长同意这样改。我用将近1个月的时间改完了这个节目，交给任科长，就打起背包回到连队。
当年，我们师战士业余演出队参加北京军区会演时演了这个节目，获得演出二等奖；北京军区文艺作品评奖时也得了二等奖。1964年3月24日《山西日报》《汾水副刊》和12月31日《战友报》《文艺增刊》，分别发表了这个对口词。
1963年11月，61师在石家庄高级步校举办班长集训队，我参加了集训并在集训队加入了中国*产党共**。离集训结束还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被调回团政治处宣传股担任见习干事，提前离开石家庄返回大同。途经北京时，利用中转签字后等车的间隙，到日夜向往的*安门天**广场，以*安门天**城楼为背景照了一张相片。照相以后，身上分文不剩，饿着肚子回到大同，不仅没有感到难受，反而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上等兵武将调184团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后在*安门天**前留影
到了团政治处，我的主要任务是跟着新闻干事刘世浩学习搞报道。从团长、政委到政治处主任、副主任和各股股长，对我都非常关心。我的军衔很快由上等兵到下士，又由下士到中士，这年年底，就晋升为上士。所有的领导都叫我“武将同志”，而不叫“小武”。宣传股长杜文炳则把我当成*弟弟小**，经常叫我到他家吃饭。他告诉我，184团是彭雪枫将军于1938年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创建的，所以又有“雪枫团”之称，战争年代还获得过“老虎团”的美誉。这让我体味到，作为“雪枫团”的后来人，既享受荣耀，也肩负责任。
对于我的工作，杜股长说想让我跟他搞教育，报道就让刘干事一个人搞。话虽然这样说了，但实际上还是让我以主要精力搞报道。除了向刘干事学习外，我还有机会直接向军里的新闻干事吴新华、李旭翔，师里的新闻干事陈正元学习。他们对我不仅关心爱护，而且非常信任。
到团政治处不久，他们就让我一个人到北京，把军师团三级新闻干事合写的稿件送到解放军报社和战友报社。这两家报社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但所送稿件很快就见报了。这一切，使我感到部队这个大家庭非常温暖，工作和学习的劲头也与日俱增。
如果说连队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我完成了由老百姓向军人的过渡，那么，到了团政治处以后，我又从团*长首**和机关干部身上学到了部队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努力干好工作。这年，在老同志的带领帮助下，我们合作的稿件在《战友报》用了一二十篇，在《解放军报》用了两篇。
1965年春天，北京军区举办新闻骨干培训班，军里推荐我参加学习。给这个培训班讲课的老师是解放军报社的几位编辑、记者，有韩犁、徐乐天、孙景瑞、宋维、杨子才、龚德等。培训班的课堂就在解放军报社办公楼五层会议室。听课以后，这些编辑、记者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对他们既尊重又羡慕。
在培训班学习期间，我写的一组稿件《夏训准备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在《战友报》二版见报了。这是我跟随杜股长在二机连搞教育的过程中写出来的。稿件介绍了一位代理排长以思想工作开路抓军事训练的3个故事，占了将近一个版的篇幅。事后，我碰到《战友报》一位老编辑，他说这个问题抓得不错。
我只知道“写稿子要不怕失败，失败了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这是刘干事介绍的经验。在刘干事的指点下，我是碰到什么可写的就写什么，处在“跟着感觉走”的初级阶段，并不懂“抓问题”是怎么一回事。这年头4个月，我与老同志合作的稿件有3篇在《解放军报》上见报。6月，北京军区创作室的戈基老师推荐我和他一起到解放军文艺社小说学习班学习。
戈基原来是我们军的文化干事。参军前我就读过他和克扬合写的长篇小说《连心锁》，参军后在业余创作上又得到他许多帮助和指点。我把《虎才父子》寄给他求教，还被评了个军里的文艺创作奖，奖给我一支金星钢笔，上面刻着“奖给武将同志”几个字。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业余创作的信心。
戈基慈眉善目，高度谢顶，有人说他是因为写《连心锁》用脑过度把头发写掉了。他为人和善厚道，像一位长兄，人们都叫他戈老。能和戈老一起到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我是又激动，又有些打怵。因为这个学习班要求学员带上生活素材，学习期间写出一篇可以发表的小说。我想参加学习，但能不能写出可以发表的小说，一点把握也没有。
开学以后，解放军文艺社小说组组长寒风和另外两位编辑具体指导我们学习。我把在连队参加夜老虎训练的情况跟戈老讲了一遍，他鼓励我写成小说。在戈老和寒风两位老师的具体指导下，经过70多天的努力，我的短篇小说《一往无前》改了四五遍终于被通过。交稿以后，经《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推荐，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1965年第11期上刊载。
这一期《人民文学》出版不久，我就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手捧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人民文学》，看到自己的作品刊登在上面，我内心的喜悦无法用语言形容。凑巧的是，这一期《人民文学》最后一篇小说是我的启蒙老师杜曙波的《代笔》。这就像纽带一样，把我们师生之间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进一步连在一起，彼此的心也贴得更近了。我把自己喜悦兴奋的心情写信告诉了杜老师。杜老师给我回信没有评价我的作品，只是要我继续努力。
1966年元旦过后，刘世浩干事对我说：“你想不想到解放军报社当记者？”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刘干事说：“命令已经到了，你被正式调往解放军报社当记者，很快就要让你去报到。”
要离开培养教育了我的团队、离开亲如兄长的政治处、宣传股的领导和干事们，真让我难舍难分。临别的前一天，杜股长做了一桌饭为我饯行，并请刘干事作陪。杜股长爱喝酒，一喝话就多了。在与我碰杯时他说：“我不想让你走，你要是不走，就跟我一起搞教育。现在命令来了，想留也留不住你了。到总部工作，责任重大，你要多加小心。‘高处不胜寒’，你懂吗？”还未等我说话，他就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当时的心情是，既留恋老部队和老*长首**，又热切地向往到解放军报社当记者。杜股长的话令我很感动，但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也没有多想“高处不胜寒”的深刻含义。
1966年2月15日，我穿一身战士服装，背着背包和一箱子书来到八大处北京军区政治部办公大楼，在宣传部报了到。军报驻各大军区记者的供给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军区，只有行政关系在报社。宣传部把我安排在14号楼，与跟我一起调来的记者王奎岩共住一套营职干部单元房。我的提干手续，是老部队后来办理的，定为排长，23级。这年我25岁。
在军区报到后的第二天，我又到解放军报社记者处报到。记者处朱处长见面后问我是不是喜欢业余创作。我说喜欢。他说，当记者不是不能搞业余创作，但要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处的副处长和谷岩同志就处理得好。他既是军报记者，又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没想到杜老师给我介绍过的*队军**作家和谷岩会是解放军报社记者处的副处长。这可太巧了。我很激动，想见见和谷岩，又想到自己刚来，不能太冒失，只好作罢。
在“雪枫团”当兵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解放军报社记者。有的老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你这可是一步登天啊！”面对这意想不到的转机，我兴奋异常，决心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暗暗勉励自己要干出点名堂来。
孰料风云突变，3个月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8月23日，*反造**派*倒打**总编辑赵易亚，*翻推**了报社*党**委，建立起“红色政权”。这个“红色政权”于1968年4月21日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狂潮恶浪，首先以“小爬虫、赵易亚的小黑爪牙”的罪名把我揪出来关进“牛棚”，9月21日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由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逮捕入狱。1969年11月，我的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两级，*员复**回乡，参加生产。”
我回到临汾以后，找不到工作，先在地区土产公司废品库当了几个月临时工，后来到东关修建队拜师学做木工。1974年10月，我得到第一次平反，恢复*党**籍，按3级工安排工作。1978年9月8日，解放军报社*党**委为我和受*害迫**自杀的食堂会计游道睦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推倒强加给我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在政治上彻底平反。后经总政治部批准，我于11月21日重新穿上军装，回到离别10年又7个月的解放军报社记者队伍中。
我能从苦难中挺过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曾经有过在“雪枫团”当兵的经历。连队的摸爬滚打，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韧劲；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我增添了不屈不挠、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毅力；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常常让我引以为荣。落难期间，每逢“八一”建军节，我都要情不自禁地学着克里木的腔调放声高唱《库尔班大师你上哪》：“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哎，我心理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哎，公社派我当代表，慰问解放军上山岗哎……”唱着唱着，止不住的热泪就从眼眶涌出。
调离老部队以后，我一直没有回去过。1989年5月，我到临潼休假。假期结束后，顺便回21军61师采访，写了该师工兵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息、通讯各1篇。原计划写完工兵营的稿子回184团看看，不料记者处打来电话，要我尽快回京，“回娘家”之事只好搁置。
1990年秋天，我作为军报记者处副处长，带领9名记者到宁夏军区举办理论读书班。一个星期天，在宁夏守备师政委、184团老政委李克勤，宁夏军区教导大队政委、184团政治处老主任魏善芳两位老战友的陪同下，我和记者们一起寻访184团。当晚，我回到3营7连1排2班。这时候，全班战士正坐在小马扎上开班务会。我找了个小马扎和他们坐在一起，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询问班里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口，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涌……
第二天上午，政委姬文战陪我们参观营区，到了文化活动中心，姬政委要我题字留念。推脱不过，只好从命。我用毛笔在一张4尺宣纸上写下两个大字：
想家
落款是：
一八四团三营七连一排二班老战士 武将
我以自己曾经是“雪枫团”的一个兵而自豪。
今日“雪枫旅”
编发||拂晓哨位（ID:fxsw2021）
来源|作者|武将供稿
原题||我是“雪枫团”的一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