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海平面的上升
第八章 海平面的上升
进入21世纪，印度洋重新成为一个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的区域。今天，连美国的领导人都认为印度洋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不输其在大航海时代的重要性。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金奈，这是美国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面对东方。希拉里在演说中讲述了金奈这个孟加拉湾港口城市的起起落落，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讨论印度在其东部地区的领导地位，金奈势必是最适合的地方。”她说，“从这个港口城市，望着孟加拉湾和更远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印度在一个更广阔区域中的历史地位。”她告诉听众：“几千年来，印度商人一直在东南亚及更远的海域航行。”她强调，“印度文化在孟加拉湾留下了印记”，吴哥窟的庙宇“受到泰米尔建筑的影响”，“印度教的伽内什神依然守护着爪哇的家园”。希拉里话锋一转，直接从远古的过去转到了最近的未来，阐述她想要塑造的世界。“今天，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片海域有着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和能源路线，联系着各个经济体，推动着经济持续增长。”孟加拉湾处于“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位置，这让它再次处于全球历史的中心。1今天，孟加拉湾成了印度、中国和美国互相竞逐在亚洲影响力的关键舞台。环境的变迁为这个区域带来新的波动，孟加拉湾周围重新出现的移民在形塑亚洲可能的未来时，势必会发挥不可忽略的核心作用。
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印度是帝国的“节点”。资本、劳工和军事力量从印度分散到整个印度洋。环印度洋的前哨——从西部的亚丁一直到东部的新加坡——可以充作船只的燃料补给站和军事基地，从而确保了英国的统治地位。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在强调“地缘政治的优先性”的同时，把英国势力在印度洋周围的扩张视为保卫印度的必然结果。18世纪80年代，东印度公司移至槟榔屿，是因为需要一个向东的港口，从而让孟加拉的贸易和中国的贸易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权充一路上提供补给和修复的港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更显重要，它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大英帝国在印度洋面临的战略挑战，荷兰和葡萄牙、莫卧儿和亚齐，以及沿海的许多小国都曾遇到过。能够控制海洋的“咽喉”，如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最难维持的。2
许多观察家认为，今天这个区域正在崛起的大国便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当代印度洋军事评论家同时借鉴15世纪中国舰队指挥官郑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或是英国总督寇松勋爵和19世纪晚期的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著作和行动，从中总结出对当今有用的借鉴。3要说这些是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连续性，或许过于简化了，但是历史的回响还是不容忽视：过去曾经重要的地方，现在又变得重要了，其中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被忽略了好多年。想想斯里兰卡的例子。经过几十年的族群冲突和内战，斯里兰卡作为印度洋“枢纽”的战略地位，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斯里兰卡境内两个产生共鸣的地方——一个是前殖民时期的，另一个是殖民时期的——是新发展的核心。
位于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的汉班托特港，几个世纪来都有马来人和阿拉伯人的船只到访。它的名称来自“舢板”（sampan）一词，指的是印度尼西亚水域常见的一种本地船只：汉班托特是舢板停泊的港口。15世纪早期，中国的郑和率领舰队抵达汉班托特港。郑和的*队军**攻打了内陆的康提王国，并将康提的王室成员带到南京；斯里兰卡成了郑和远航非洲东海岸的基地。虽然大概已经被遗忘了，但明朝对锡兰的介入，开启了其后4个世纪一系列试图占领这个位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之间的岛屿的尝试。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唯一遗迹是汉班托特一块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字写成的碑文，内容为祈求神明赐福自由贸易和航行。一直到20世纪，汉班托特还只是个安静的滨海小镇。1908—1911年，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汉班托特地区担任助理政府官员。伍尔夫以他在汉班托特的经历为基础，写了一个偏僻乡村社区的虚构故事，其中几乎没有航海历史的痕迹。他在《林中村落》（Village in the Jungle）美国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消失的村庄和荒芜的丛林中有种奇特的魔力”，不过，“几百年前，它曾经有众多人口，拥有强大的王权和自己的文明”。此时，这片海洋还有蓬勃发展的贸易。4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汉班托特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兴建项目的基地之一；一位美国观察家形容它是“一个大型的疏浚项目，字面意思是，建设一条新的海岸线”。在中国资金的支持下，汉班托特已成为“石油时代的加煤站”，以及中国在孟加拉湾的立足点。5第一艘停泊在港口设施的商船“艾利森太阳号”（Ellison Sun），装载着一家韩国公司在金奈生产的汽车，准备转运到阿尔及利亚，这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新的“南南”全球化的象征。不过这种互惠互利的愿景下还隐藏着紧张的关系：印度担心中国未来会在汉班托特建立军事基地。除了用来建设港口的资金之外，还有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可能用之于购买*器武**，斯里兰卡政府用这些*器武***压镇**了岛上泰米尔少数族群长达数十年的叛乱。6
中国的投资重建了殖民前的汉班托特港，印度的兴趣则是位于斯里兰卡东海岸殖民时期的亭可马里港，英国海军认为它是孟加拉湾最好的港口。日本在1942年对这个港口的攻击，被证明是英国海军在战争中最紧急的时刻之一。亭可马里在斯里兰卡的内战中被隔绝了几十年，如今正在经历21世纪的复兴。它的发展反映出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一种新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精神。对印度来说，现在对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大大超过了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政客所施加的压力，后者要求他们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族群的事业，尤其是印度于20世纪80年代对斯里兰卡进行了灾难性的干预之后。长期以来，亭可马里港的储油设施都是租给印度的兰卡印度石油公司经营。贾夫纳半岛的帕拉里机场（Palaly）也有印度资金投入。一位印度外交事务评论员写道：“印度已经从过去强调论证的力量转向了对权力论据的新强调。”战略研究领域的学者赞同地引用了这句话。7印度和中国在孟加拉湾的战略竞争非但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反而增加了区域国家遏制他们认为有颠覆性的团结能力——跨越边界的团结根源于这个区域的历史，并由散居海外的人形成。
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孟加拉湾。英国工厂的需求引发了对东南亚边境商品的抢购，包括橡胶、锡、矿产和石油，并带来大量的移民。人的流动重新塑造了土地景观，把海湾地区编织在一起，形成大米、劳工、资本和商品的往来流动。21世纪，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为印度洋注入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工业化——是在对于能源巨大的需求下推动的。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能源消耗量在1995年后的10年间翻了一番，预计下一个10年还会再翻一番；中国的能源现在约有半数是依靠进口，而且80%以上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口。对于印度洋航线的依赖，让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慨叹中国的“马六甲困境”。8中国的印度洋政策一直想要通过公路、铁路、管线或运河绕过马六甲海峡，在那里，美国（或许是印度）海军的干预太容易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重启了英国投资者在19世纪后半叶偏好的计划，将孟加拉湾直接和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连接起来。
一位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在2004年提出一份关于亚洲“能源未来”的报告，其中第一次用“珍珠链”一词来描述中国对印度洋的战略；美国和印度的评论家很快就沿用了这个说法。9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对环印度洋地区从阿曼到缅甸的港口设施的投资，似乎是一种协同战略；评论认为燃料补给和港口设施只是开端，紧随其后的则是军事基地。特别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对巴基斯坦靠近伊朗边境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港所投注的资金。汉班托特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中资集装箱港口设施，以及印度洋上星罗棋布的其他岛屿，构成了海岸沿线的其他珍珠。现实似乎更加复杂。10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军事意图；以瓜达尔港为例，它以40年的期限租赁给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尽管最后因为缺乏盈利能力导致新加坡在2013年放弃了它。一位有见地的美国海军分析专家承认，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意图的评论，只是建立在“狂妄的臆测”和“表面的证据”之上，并指出中国官方很重视自己作为一个非殖民（实际上是反帝国主义）大国的形象。11故事是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外交访问时强调郑和是出使印度洋世界的和平特使，尤其是与他之后的西方殖民者相较；这种对于过去的解释，为中国当代的崛起提供了合理性，也为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铺陈了一脉相承的系谱。不过批评中国扩张的声音表示，这位宦官航海家的传奇故事笼罩在神话甚至错误的信息中，最近的一项学术研究声称，郑和下西洋远非和平出访，而更像是早期不那么成功的海上殖民尝试。12
在这种不确定中，对于中国要解决“马六甲困境”的战略以及印度要“东进”的策略，缅甸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近期有一个乐观的说法认为，缅甸是亚洲未来的支点，是“中国与印度相遇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不一定是个舒服的位置：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中，缅甸的与会代表表达了他们对于“身处两大强权之间”的恐惧：“被西方强权统治是可怕的，但被亚洲强国统治更可怕。”13现在，这些恐惧大多已让位于一种机遇感。在缅甸军政府宣布1990年的选举无效，并囚禁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后，西方国家便对缅甸政府实施制裁与孤立，但缅甸却从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中获利。缅甸沿着孟加拉湾的海岸线曾因遭到*锁封**而显得凋敝，现在则重新活跃起来。兰里岛上的皎漂新港位于缅甸沿海的北弧，由中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兴建；实兑的旧阿拉干港也恢复了活力，虽然还有严重的淤积问题；另一个由中国出资兴建的新设施位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海基岛（Hainggyi），还有仰光以南的迪拉瓦（Thilawa）的大型造船厂。14中国和缅甸政府在2009年达成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协议，修建通过缅甸直接连接孟加拉湾与中国云南的输油管和天然气管线。15有了这条输油管，中国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直接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这条天然气管线把缅甸瑞（Shwe）气田的天然气直接输送到中国的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补充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到中国北方的雄心勃勃的陆上管道建设计划。16从军事观点来看，历史记忆具有强大的力量：“北京无疑还记得缅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当时缅甸允许中国取道缅甸前往印度洋，从而维持了中国对日本帝国的抵抗。”17关键在于，虽然中国在西太平洋属于海上大国，但是它对于印度洋却是内陆国家。
在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那里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一样，各国都急于宣称这片海域的某一部分是其国家领土的延伸。无人岛招来了各国竞相宣称主权。对于能源的争夺，更是加剧了各国的占有欲。孟加拉湾不只是中东石油的输油管，它自己就是个“能源宝库”，富含石油、天然气和矿藏。18最近几十年来，孟加拉湾周围的国家一直在争夺它们的沿海边界。2008年，孟加拉国将其与缅甸的海上争端诉诸国际海洋法法庭。孟加拉国向法庭提交的文件宣称：“虽然两国已经协商超过35年，但还是无法对两国海上的边界达成协议。”这关系两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每当有新的“钻探或是其他勘探活动”试图控制海洋资源，都会对上述领域构成挑战。2012年，国际法庭做出了有利于孟加拉国的裁决，从而引发了勘探活动的热潮。19
在孟加拉湾的新国际政治中，印度的反应一直很重要，这牵涉军事战略的重新定位和对印度洋（尤其是东南亚）的外交。讽刺的是，这让某些印度军事分析人士重新把自己视为英属印度在海洋战略上的继承者，因此他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英属印度在20世纪早期对于“东海”的支配。20在印度独立前夕，曾经预言“达·伽马时代”在亚洲历史的结束，并担任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潘尼卡（K.M.Pannikar）写道，一个独立的印度将面临“战略挑战”。他认为孟加拉湾十分重要，“孟加拉湾的岛屿都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保护，在本国海域进行适当的装备和保护，可以让对印度至关重要的那部分海域恢复安全”。21因为邻近地区的纷争和外交政策上的不结盟原则，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队军**都不涉足印度洋。印度海军是一支“黄水部队”，专注于保护印度沿海。现在，印度海军要转型为有能力在环印度洋采取行动的“蓝水部队”(1)，这表明，在印度当权者的想象中，海洋已经发生改变。22
在这里，历史的回声是深远的。印度拟建的果阿“海鸟”（Seabird）海军基地将是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包括葡萄牙安贾迪普岛（Anjadip Island）的旧堡垒。印度军方在科钦这个靠近葡萄牙人第一次登陆的地方不仅维持无人机，也提供维修设施给美国海军（现在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印度海军在东海岸的基地是维沙卡帕特南，20世纪早期，有数十万人从那里搭船前往缅甸寻找财富。印度的海军力量现在也越过了孟加拉湾，2001年，安达曼和尼科巴指挥部的建立，巩固了印度散布在位于孟加拉湾中心的岛屿上的军事存在，这些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鲍斯领导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象征性领土。232012年，位于大尼科巴岛坎贝尔湾的巴兹（Baaz）海军基地启用，印度*队军**“密切关注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马六甲海峡”。24除了与斯里兰卡拉近关系之外，印度还与中国竞争缅甸的沿海资源：在外海的天然气田中分一杯羹，并投资建设机场，资助土瓦（Dawei）的深水港建设。与此同时，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快速增长，虽然远远落后于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尽管在国内面临强烈的反对声浪，但印度仍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签署了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协议，让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总额在10年内翻了一番以上，2012年达800亿美元。25
一位学者评论说，印度洋新的国际政治正在“强化印度洋地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它们将“模糊一些亚洲传统次区域的边界，削弱他们的特色”。26从新近军事化的安达曼群岛来看，会发现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边界从来没有这么模糊过，因为它更靠近马来西亚而不是南印度，与中国云南的距离比从云南到北京还近。
各个国家的计划面临一种全新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季风变得前所未有地难以预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写道：“传统的假设是基于过去在水文学上的经验，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状况，但是气候变化对这个假设提出了挑战。”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发生了变化，海洋的化学成分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也发生了变化，并伴随有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因此，这又是孟加拉湾最近历史中的另一个故事了，有别于军事战略家的计算：它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孟加拉湾了。27
世界海洋的变化是极近期发生的。一位顶尖的海洋生物学家写道：“人类的影响不断扩大，使得海洋在过去30年间发生的变化，较诸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都大。”28所以在我们的孟加拉湾传记中，海洋的变化放在最后。人类轻易横渡水面之后，也改变了地貌。资本的力量使原始森林变成了种植园。商业的需要让城市沿着河岸、河流的入海口兴起。从这种种改变看起来，“海洋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相比之下，水面上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这种对比现在已经不再成立。29大约从20世纪50年*开代**始（并在70年代加速影响），一连串变化改变了海洋的本质：人口快速增长，大型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并持续扩张；商业化拖网捕鱼推动捕鱼业向深海延伸，曾经处于欧洲殖民统治的地区经历了巨大但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推动了农业生产；该地区对于化石燃料的欲望也变得无法满足。
现在正在扼杀孟加拉湾生命的力量，开始于国家和人民在新世界中所做的选择所带来的意外的、最初看不见的后果，这些选择产生于战争的废墟和帝国的残余。这只是一个对于结果视而不见的故事，或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傲慢。30最终“将人类的统治延伸到海洋”的政策——确保粮食安全的计划，提供就业的工业化方案——代表人类在孟加拉湾沿岸自由的进步。这些政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反应，帝国世界中的生命如此廉价：为了欧洲农场主的利益，劳工被赶出家园；移民劳工从未受到人道的待遇；殖民政策让数百万人忍饥挨饿。孟加拉湾的帝国世界和移民经过专门化之后，创造出了自己的自由空间：为了追寻财富而迁徙的自由，或者至少是为了避免家庭灾难的自由。这些空间在20世纪30—40年代变窄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一种不同的（许多人认为是更大的）自由：自由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以及这些新国家将提供的生计自由。孟加拉湾的政治和经济分裂，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只有在回顾时才看得清楚。由于移民和跨区域贸易的渠道被新国界*锁封**，唯有大幅增加国内的农业产量才能够维持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当他们决定从海洋贸易回归时，沿海城市发展迅速：港口城市转向内陆，成了工业中心。孟加拉湾最终被圈占，海洋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便利了对其作为一种资源的过度开发。
每年流进孟加拉湾的污染物约有4/5来自陆地。它们随着几条汇入孟加拉湾的大河流入孟加拉湾，包括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哥达瓦里河、高韦里河、克里希那河和萨尔温江。这些慢慢流进海里的垃圾来自几个大型沿海城市，在航海和蒸汽动力时代，曾有数百万次旅程从这些城市出发，现在这些地方人口膨胀，并被全球化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撕裂。孟加拉湾是“有机和无机废物的沉淀池”。由于流进孟加拉湾的河流数量很多，流量很大，其沿岸的人口密度也很高，因此“流入孟加拉湾的营养物质总量……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孟加拉湾每天都吸收各种有害的混合物，如“有机物、滋养物质、代谢药物、医疗废物、细胞毒素、抗生素和类似激素的物质、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洗涤剂等化学物质和大量沉积物”。31洪水和风暴潮移动了污染物，把它们带到很远的地方。一堆塑料漂向大海。河流本身已经极不健康。这个世界上80%的人口居住在人类用水安全和河流系统生物多样性不断受到挑战的地区。32在流入河流的过多营养物质中，最有害的当属农业肥料及来自汽车和工厂废气中的氮造成缺氧的“死亡区”，虽然相较之下，孟加拉湾比起臭名远扬的墨西哥湾或日本周围的水域没那么严重。3319世纪早期，约翰·克劳福德在孟加拉湾东南隅观察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里更盛产优质鱼类。”34然而，两个世纪后，这些鱼正在消失。世界上有近85%的鱼类资源已被“完全开发、过度捕捞或赶尽杀绝”。35
海岸线一直在移动。森林砍伐和水产养殖侵蚀了红树林沼泽，这些沼泽可以为沿海地区提供最好的自然防洪功能。随着深海渔业的收益越来越少，水产养殖业不断扩张。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写道：“红树林是植物王国中远走的移民，它们的年轻时代，永远都在建立开拓者的聚居地。”自从她在1955年以抒情的文笔写下这段文字，不论在哪里，她所钟爱的红树林一直在后退，它们的“聚居地”消失了。红树林擅长“在曾经是海的地方创造陆地”。随着它们渐渐被工业化的（通常是国家补助的）养虾场所取代，土地退化了，因为失去了“拦截和黏住沉积物从而让海岸线保持稳定”的“复杂的根茎基质”。36
图18 泰米尔纳德邦海岸的皮查瓦拉姆红树林。皮查瓦拉姆是世界上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孟海拉湾海岸的红树林已经迅速消失（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海岸线变得如此不稳定，以至于世界上有许多河流三角洲正在下沉。有一种说法认为，养育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三角洲的下沉速度，是海平面上升速度的4倍。过去10年间，每年就有超过1000万人因为风暴潮蒙受严重的洪灾，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亚洲沿海地区。由于人类的干预，到达河流三角洲的泥沙比自然形成的要少许多，这些泥沙是三角洲自我维持和供养所必需的。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大型水坝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发挥了主导作用。水坝对泥沙的拦截效果远远超出土地的清理和建设对泥沙的置换作用；相反，它绕过了“一个自然的重要过滤系统”，风暴潮和洪水直接把泥沙带到海里，而大量泥沙会被水库拦截。试图把注入大河的小支流引开的努力，打破了“河道与泛滥平原之间的重要联系”，“使三角洲系统缺乏足够的泥沙”。水库让河流的蓄水量增加了600%或700%。37
图19 皮查瓦拉姆一块鼓励保护红树林的广告牌（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亚洲各国政府都热衷于兴建水坝，虽然他们必须为此付出许多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而且因为有这么多亚洲的大河都流入孟加拉湾，因此这里所受的影响更大。38由于大量河水已被分流用于灌溉，所以像高韦里河等河流在汇集支流流进孟加拉湾时，已经只是涓涓细流。另一个造成三角洲沉降的原因是，城市和农业用水需要而过度开采地下水，使沉积物变得紧实，这是印度和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此外，这与从三角洲底层沉淀物中抽取石油和天然气也有关系。孟加拉湾愈发下沉的三角洲，特别是北部盆地周围，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那里的海底钻探才刚刚展开。未来的几十年，将有5亿人口面临更大的洪水危机。39地质学家认为，世界河流三角洲目前的状况，“代表着自然历史、人类决策和海平面持续上升的遗产”；未来环境史的任务之一，是要完全解释这个过程，然而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40
孟加拉湾接收了印度东部大片地区的废弃物，以及亚洲大部分大河排放的垃圾，也接收了世界上的废弃船只残骸。孟加拉湾北缘的孟加拉国港口吉大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废船拆卸厂，这里曾受阿拉干王国统治，也是19世纪移民前往缅甸的港口。这个行业起源于一次气候意外：20世纪60年代孟加拉湾一场最骇人听闻的龙卷风，把一艘2万吨级的油轮吹得偏离了航线，搁浅在了吉大港的海滩。当地人运用聪明才智回收了这艘船的零件，拆下最有价值的部分，并让投资者对这个新的机会眼前一亮。一艘油轮平均可以回收5万米长的铜电缆、3.5万千克铝以及2万千克锌。世界上80%的拆船业位于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仅在吉大港，就有约3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拆船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年轻小伙子，甚至只有10岁的男孩，要费力挣扎穿过有毒的油污拆解船只。工人每天都在吸进危险的化学物质，包括铅和石棉。对于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来说，拆船这份工作的薪水很好，很多人还对希望监管该行业的环保和劳工活动人士的介入表达了不满。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镜头下的孟加拉国拆船厂见证了全球化过程中遗漏的真实，他看到了这大片海滩（船只的坟墓）的美丽与恐怖。41虽然拆船业已日渐发展为全球性的产业，但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猫的桌子》（The Cat’s Table）伤感地反映出内维尔先生在20世纪前半叶作为一名拆船工人的人生：“在拆船厂中，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可以有新的生命，可以成为汽车、火车车厢或铲子的一部分而重生。你接手了一个老旧的生命，然后把它导向一个未知。”42
在下一个世纪，因为全球变暖的缘故，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海岸侵蚀和海洋污染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某些特定的河川和海洋周围的区域，那么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既是全球性的，也是累积性的。它们是大气层中累积了过多温室气体所造成的，也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过于依赖化石燃料所造成的。地球变暖导致海水受热膨胀，冰川融化流入海洋，使得海平面升高。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估，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会上升18—59厘米，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这个预估太保守；如果我们到达“临界点”，让陆上冰川快速融化，这个数字会大得多，以米而不是以厘米为单位。正确地说，“过去约5000年来海洋水量大致稳定的时代即将结束”。43
气候变化的后果之一是，“排放源与对环境发生影响的地区在地理上是分隔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在道德和政治上的难题。44虽然孟加拉湾地区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小部分，但随着海平面上升，这里却是世界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印度有2350千米的海岸线面向孟加拉湾。沿海地区仰赖海中的生物获取营养，也仰赖季风和洋流为远方的东南亚沿海带来机会。这些低洼地区有许多已危在旦夕：1990—2006年，海岸侵蚀导致克里希那河与哥达瓦里河三角洲之间的安得拉邦海岸有93平方千米土地消失，并有近450千米海岸因为海平面上升而面临“非常大的风险”。45孟加拉国可能是世界上因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威胁最大的国家，因为它地势低洼，人口稠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反而只有小岛比较容易受到威胁。46喜马拉雅的冰川融化可能会为孟加拉湾沿海地区带来灾难。喜马拉雅的冰川融化后会注入亚洲的七大河：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萨尔温江、湄公河、长江和黄河，其中有三条河流入孟加拉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声明堪称草率，使得全球变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引发了争议。该报告称喜马拉雅的冰川会在2035年前融化，这一说法随后被收回，但是被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现实的人抓住把柄，冷嘲热讽了一番。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地区的暖化速度确实比全球的平均速度更快。47
气候专家推断，不是只有平均海平面上升，它的极值水平——海面在风暴潮时达到的最高点——预计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频繁、更具毁灭性且更不规律。风暴对孟加拉湾和沿海居民带来的威胁绝对不容小觑，因为孟加拉湾一向是“产生热带气旋的温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孟加拉湾以狂暴的气候为特色：不论对船员和渔民、诗人和先知，以及横渡这片汪洋的数百万移民而言，都是如此。1924年，一份新加坡报纸写道：“比起船员所知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风暴，孟加拉湾的气旋都更令人恐惧。”“如果要说有什么纯粹而混乱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刮气旋时的孟加拉湾更狂暴。”48*乱动**看起来会有增无减。虽然近几十年来，孟加拉湾的气旋总数没有明显的改变，不过强气旋确实越来越频繁。492008年5月，纳尔斯气旋（Cyclone Nargis）从孟加拉湾横扫过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让缅甸沿海地区的人民经历了一场狂暴又极度恐怖的暴风雨。记者艾玛·拉金（Emma Larkin）比较了风暴前后的三角洲卫星影像，说：“就像是提了一桶水泼到一幅水墨画上；（三角洲水路）小心标示出的线条被擦掉了，下面的纸张也弯曲变形了。”将近8.5万人丧生，另有数万人失踪；暴风雨后多达200万人无家可归。因为军政府无法提供适当救济，让这场大灾愈演愈烈。50如果说这可以看作是孟加拉湾未来的预兆，不免让人坐立难安。
地球变暖对亚洲季风的影响是难以预测的。最近的经验表明，季风可能更加反复无常，而且干旱和洪水会交替出现带来灾难，平均降雨量可能会减少，异常强大的风暴发生率会增加。气候学家听到了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警钟：“全球变暖……长期来说会使夏季季风增强，但是在细节上，还有很多潜在的复杂性。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可能会扰乱北大西洋的洋流，并导致该地区降温……这又可能导致亚洲夏季季风的减弱。”51不可靠的季风和极端气候事件相结合，带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预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粮食产量会下降20%以上。52
如果季风的未来不可预料，那么人们因海平面上升而流离失所似乎是必然的。流离失所的人大部分应该在亚洲，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孟加拉湾沿岸地区。在关于气候变迁的政治讨论中，“气候难民”的幽灵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不受管束的移民的恐惧，使气候变化在世界许多地方被牢牢地置于“国家安全”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气候带来的移民并不是新出现的，亚洲每年都有数百万人为了躲避洪水而逃离家乡。但是，这些大多是暂时的短距离移动。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必须永远放弃沿海地区。“气候难民”有地理，但是没有历史。他们流离失所的地方是“季风亚洲”——一个重新流行起来的殖民地术语。他们生活的地方永远处于非常时期，会因大自然的狂暴而遭受冲击。这引起了当权者对混乱的恐惧。一位美国评论家写道：“季风是大自然的写照，这种动荡的景象表明，在孟加拉国等地，环境对生活在日益拥挤和脆弱条件下的人类产生了影响。”穷人因为水灾或是居住环境下沉而被迫离开家园的赤裸裸形象，萦绕在富裕世界的气候变化想象中。53当你看着地图想象在亚洲沿海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候再说这些地区有其他的联结形式、其他更深层的历史移民，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许多观察家认为，19世纪孟加拉湾地区的人口流动也是由气候驱动的，不是由于气候变化，而是由于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异常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这种波动。英国官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迁往缅甸、马来亚和锡兰的移民潮是因为不宜人居的自然环境，而被“赶”出印度沿海的。好长篇大论的开利开尔代理领事费舍尔写道：季风的强迫作用意味着亚洲和欧洲移民之间没有“相似性”。欧洲移民是一群“自由而聪明”的人，他们的搬迁是出于理性的决定，而亚洲移民却是气候环境的受害者。把南印度的移民视作季风的难民，这让英国官员和橡胶农场主可以正当化他们的海外契约，因为这总比在家挨饿好，而且干旱也让工头和劳工中介的工作变得容易许多。面对1870年的旱灾，有些村民选择背井离乡，有些人则暂时搬迁到一个近距离的地方，还有些人仍然守护着自己的田园，虽然他们的环境也一样绝望，但是没有几位行政官员会问：“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选择？”事实上，19世纪的气候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和今天一样复杂。当移民这个选项是可以想象或可能的时候——因为有当地的经验，有海外联系人和亲戚，可以获得*款贷**（虽然是高利贷）——这类突发的危机才会掀起大规模的移民。19世纪的移民政策在鼓励、容忍、阻止移民之间摇摆不定。政策的迟疑，至今还存在于对移民的国际争论中。
今天，20世纪中叶划分的边界，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复杂。在全球化时代，尽管资本已不再受到限制，但是对边境的管控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印度官员一直说要在孟加拉国的边境筑一道墙，遏制移民。巡守马六甲海峡的海军巡逻队对于“非法移民”的警备，不输对海盗或是敌船的警戒。人们试图要回到19世纪早期，*锁封**各地区“漏洞百出的边界”，巡逻艇和城墙只不过是这一连串尝试的最终结果。54这些尝试不太可能成功。决策者看到的是封闭的边界，而许多当地人看到的是更开放的边界。如果旧日的种植园边界早已关闭，移民们就会被吸引到亚洲经济增长不平衡带来的新边界。这并不令人惊讶。沿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移民塑造的。最容易被环境事件威胁到的地区，也就是大河的三角洲，移民的历史十分悠久。
20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之后，海外移民减少了，国内的移民却增加了。不过，过去的跨区域网络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暂时隐蔽，还在等待机会。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崛起，并重塑了自己。例如，孟加拉国仍与孟加拉湾的东缘保持联系。与缅甸的联系，因为缅甸自绝于世界而中断，商人、毒贩和跨国团体早已跨越了孟缅边界。与马来西亚的联系也从20世纪80年*开代**始强化。20世纪80年代，由于马来西亚的建筑业和种植园兴旺起来，经济发展也为当地的劳工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就业机会，于是孟加拉国移民便被吸引到马来西亚及其邻国新加坡。在孟加拉国的社会想象中，马来西亚和中东一样，是一片充满难得机遇的土地。说泰米尔语的南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联系也恢复了。大量泰米尔劳工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不到20世纪20年代的规模。今天，它发生在印度和新加坡之间日益增长的多元人员流动中，包括软件工程师、学生和投资银行家。
现在也还是和20世纪早期一样，泰米尔的工人阶级移民被排除在俱乐部、社团和报纸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团体构成了现代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现在，就和当时一样，泰米尔工人不太可能从政府代表那里得到领事支持。在最近的一场关于现代东南亚移民劳工的讨论中，政治哲学家谢永平（Pheng Cheah）提出：“如果要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有效提升移民的权利，唯一的方法是在民族国家中确认公民身份或是资格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还进一步主张“劳务输出”国家的政府，“需有强大的谈判地位和政治上的意愿，为他们的工人争取公正的待遇”。5520世纪30年代，这类论点会让许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英裔印度政府官员和泰米尔新闻记者感到合理和熟悉。但是到了21世纪，印度和孟加拉国政府都面临着他们的殖民前任在20世纪30年代隐约可见的两难困境：他们有什么权力以及有多大的成功机会可以干涉“外国”，以保护或促进其海外国民的利益？他们的工人阶级国民所受的苛待，岂不会反映出他们的移民精英的全球野心？
移民工人的矛盾处境——无法从祖国得到保护，又没有权力改变工作所在地——可能直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大多由南亚移民工人担任，他们的工资很低，但还是比在家乡赚得多。许多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这通常是因为雇主在工人抵达时就没收了他们的护照，然后威胁说他们是“非法移民”。从高处坠落导致肋骨断裂甚至瘫痪的工伤比比皆是，而且通常不会被通报。一位经验丰富的新加坡眼科医生告诉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经常见到工人在建筑工地持续受伤，造成部分或永久失明。许多受伤的工人没有保险，虽然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为他们投保。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受伤的工人甚至连最低额的补偿金都领不到，而是被直接送上下一班返国的飞机，才使得事情受到重视。像新加坡这样事事介入和高度发展的国家，虽然会寻求改善、培养和关照全国的人口，但外来务工人员不在其列，他们终究只是一群没有权利的人。
然而，在今天，就像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剥削世界一样，有些工人利用法律成功捍卫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求助不同的机构寻求补偿，包括他们原籍国政府、旅居国的劳工部门，现在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熟知官僚权力如何运作，会善用国家的承诺、国家使用的话语和无处不在的文件来达成他们的目的。维克内什·瓦兰（Vicknesh Varan）的纪录短片《特制通行证》（Special Pass）中，充满魅力又健谈的主人公安东尼萨米·查尔斯（Anthonysamy Charles）16岁开始在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小镇的一家餐厅从事打扫和洗盘子的工作。他20多岁移民新加坡，在当地一家餐馆担任厨师。有一天他被开除了，而且没领到工资，于是他开始了一场运动，为自己和其他同事争取赔偿。查尔斯得到当地一个慈善团体的支持，向各级政府发出呼吁，从不近人情的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到新加坡人力部及各个劳资法庭。他们的案子拖延了两年，两年间，查尔斯和他的同事只得一直待在新加坡，虽然他们有“特别通行证”，但是不能工作，甚至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查尔斯及其同事最后终于回到印度，他们争取赔偿的斗争只成功了一部分，不过他们的故事是孟加拉湾移民新世界中许多日常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56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以新加坡和整个地区的移民为关怀对象，随着这类非政府组织的增多，我们看到了亚洲内部的新移民政治的开始，这种政治试图弥合跨国移民网络与坚定的国家移民政策框架之间的缺口，虽然并非总是成功的。57
今天，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劳工热情参与通过手机摄像头和在线社交网络传播的影像和故事的数字世界。比起一个世纪之前的工人阶级移民，今天的移民更能够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58不过在其他方面，男性移民的社会生活与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或仰光的社会生活惊人地相似。10年前，印度文化评论家巴鲁恰（Rustom Bharucha）描述了他在某个周日走过新加坡实龙岗路的经历，来自南亚各地的移民工人在他们唯一的休息日聚集在那里（现在依然如此），说那是他“人生中最悲伤的经历之一”。他继续说道：
当你在拥挤的人群中走着，不时会听到泰米尔语、孟加拉国语和锡尔赫特语的只言片语——关于家庭、回家的打算、购物中心里的特价、争吵和苦涩的遗憾——你会看到人们在混乱嘈杂的环境中谈论自己的生活。只有在这时，你完全不会觉得新加坡是个了无生机的地方。你必须面对外国工人最深刻的孤立，即使是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话语中，也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59
我一直都知道这个地区。除了真实存在的悲伤和孤立之外，来自不同出身的移民劳工还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们喜欢社交带来的平凡乐趣，以及一种立即确认并超越他们的出生地的团结感。东南亚移民劳工很少显现出受害者的姿态，情况刚好相反。移民的故事通常是自我实现的故事。24岁的马来人司机萨米18岁来到新加坡，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泥瓦匠，他说：“新加坡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在这里你可以过得更好。”60这些故事不是独立的事件，还有许多更古老的移民生活史被收藏在新加坡国家档案的口述历史馆中，在我与当代移民劳工的对话中，以及与几十年前横渡孟加拉湾的老年人的对话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相似之处。
南亚移民劳工向海外迁徙源于农村普遍存在的生产危机，这不能说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但也并非完全无关。许多移民劳工的家里只有小块不完整的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印度没有土地的劳工很贫穷，没有财力进行长距离移民。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孟加拉国的许多地方，气候变化加深了农业危机，这是几十年来忽视和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就算不是大多数，也还是有许多移民设法偿还了他们家庭的债务；他们在海外工作几年后，甚至开始帮家人盖房子、购买土地。那些未能致富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又会因为他们在移民过程中背负的债务而变得愈发艰难。大多数离开泰米尔纳德邦或孟加拉国前往东南亚的移民，一开始就欠了中介或招聘者数千美元；许多移民的家人因为预期他们到了国外后会赚钱回来，会抵押甚至出售土地来资助他们的冒险之旅。这些债务给移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兑现承诺，当他们在孟加拉湾对岸的工作不如预期，或不相信自己能做到时，他们就是移民焦虑的主要来源。推动移民的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代理人和代理机构、“码头*子骗**那伙的”或21世纪的工头。他们又开始做生意了。61
不过，泰米尔工人和孟加拉国人依然觉得在新加坡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改变家庭的命运，只要他们够努力，运气够好。62随着新的财富在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之间流动，对于古老的移民形式产生了新的需求，移民中又出现泰米尔僧人和寺庙建筑师及建筑工人。有时候，这些完全不同的行业涉及的是完全相同的人。吉隆坡一间小寺庙中的一位年轻僧人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待了4年，拿的是“寺庙签证”（一种宗教游客签证）；他最初是以学生身份来到这里的，接着从事建筑工作，其间曾短暂返回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家。他希望能够去新加坡，他有一个兄弟在那里当起货机作业员，另一个兄弟则在新加坡修建体育场。他说：“新加坡是个好地方，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他们都会给你发放退休金、医疗保险。不像在马来西亚，生活很辛苦。”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中，有很多早期泰米尔纳德邦和马来亚之间的劳动力迁移的特征：游移不定的移民模式（有几年在国外，中间回到印度）和职业的灵活性，这个特点更像是缅甸的印度移民。
谈话进行到一半时，我们清楚地发现，这些不仅是相似的，而且是连续的。在这个年轻人的家庭中，可以看到南印度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往来流动只在1950—1975年曾暂时中断。他的母亲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马来亚；她的父母都是农场工人，20世纪早期搬到那里。就像许多因为家庭成员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公民身份而被拆散的家庭一样，他母亲的部分家人在20世纪60年代回到印度，她的哥哥则留在了马来西亚。随着印度乡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经济起飞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家庭重新恢复了在孟加拉湾两岸来回迁徙的传统。63他们的故事十分寻常。巴陆先生（Mr. Balu）在21世纪初到新加坡从事建筑工作，他的祖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在那里洗车；巴陆先生的母亲薇贾亚拉克丝米（Vijayalaksmi）的父亲和儿子都在新加坡工作了40年，她说：“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新加坡，都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国家。”虽然她从来没有到过新加坡。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成了这个家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64
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地区的许多移民来自的地方甚至是家庭，在过去都是流动的。几个世纪以来，商人和船员将纳格尔和东南亚联系在一起，现在纳格尔仍有许多年轻人以签约劳工的身份前往中东和东南亚。其他港口城市，如帕兰吉佩泰，恢复了横渡海洋的悠久移民历史，现代的移民之路位于这些传统中，在20世纪的部分时间里，这些传统被遗忘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讨论“气候移民”若抽离了对孟加拉湾周围移民的广泛讨论，都是错误的。就连亚洲开发银行也承认，“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移民流动”，将利用“现有移民的通路……与过去家庭或社群成员使用的相同”。65也就是说，人们会走老路——他们的姐妹、叔伯，甚至祖父母走过的路。移民不只是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保险和安全的手段，这是个选项，“不再是一种遗弃的行为，而是允许人们留下来的一部分”。有些家庭成员搬到国外之后寄回来的钱，足以让其他家人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维持家园。66不过，视移民为安全威胁的做法将产生效果，这通常包括将移民本身罪犯化，富裕的移民除外。“气候移民”的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的短距离移民，他们的目的地是城市。大部分负担因而落在大河三角洲的超大型城市身上：它们本来就已经很脆弱，已经不堪重负。67
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印度历史学家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这场辩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对历史的规律带来了挑战，历史“存在的前提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人类经验中的某连续性联系在一起”。现在人类成了“地质学上的行为人”，因为我们的行为改变了地球的基本结构，存在于“人类”与“自然”的历史之间的旧的区隔被打破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应该从尽可能大的角度设想我们的角色：作为一个物种。查卡拉巴提正确地指出，历史学家“对他们在人类事务中经过精心打磨的偶然性和自由感感到担忧，它们不得不让位于更具确定性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人类是如何“慢慢确立”其地质角色的，这种“经过精细打磨的偶然性”可能会有帮助；区域间的历史能够阐明一个无意识后果在全球的历史。68
在前文中，我说过数以百万计横渡孟加拉湾的男男女女——橡胶工人、江河领航员、人力车夫和铁路工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的选择受到自然（季风及由它们创造的地质景观）、资本力量、殖民时期的契约法和帝国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以及野蛮*力武**的制约。在这些限制下，这些小角色在现代亚洲历史舞台上的每个小决定，都以他们看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如同前文所讨论的，孟加拉湾用橡胶喂食怪兽，如果说汽车工业的历史在推动我们对于石油的集体依赖方面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个吃油的机械*种杂**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到21世纪中叶，黑色的血液流经了我们躁动不安的文明的每一条静脉和动脉”。69东南亚的河流三角洲开垦出越来越多的稻田，以满足边境地区种植园移民劳工的需要；直到近期，我们才发现稻田是向大气层中排放最多甲烷的源头之一。甲烷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其威力为碳的25倍。无数的小决定和小规模的强制行为，再加上帝国层面的政策推动，造成了具有全球后果的大型迁移。
我们要明确一点：对于人类步入环境危机，欧洲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要负很大的责任。1870年之后，大英帝国的政策将孟加拉湾地区拖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角色达半个世纪之久。帝国和资本的力量，激发了海洋的活力，但是也种下了它慢慢走向消亡的种子。私人利益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对环境的破坏也甚于对环境的保护，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鼓励共产主义的声音和早期环境保护论的迹象。尽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后殖民国家很好地汲取了这些教训，并试图更好地加以应用。殖民国家和后殖民国家都摒弃了公共福利的替代方案，不论各自的政治立场为何，都只专注于“发展项目”。我们不可以忘记人类的苦难和生态破坏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讲述的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时段，如19世纪70年代对于东南亚森林边疆的土地开垦，战时试图在孟加拉湾周围开辟一条丛林小径，这一切都是基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到最大极限才完成的。在集体的记忆中，创伤和地貌的蜕变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20世纪争取政治自由的抗争没有建立这种联系。
就像100年前的诗人、移民、劳工活动家和某些殖民地官员所做的，重新把孟加拉湾视作一个整体，可以让人们对孟加拉湾最紧迫的问题有新的认识。孟加拉湾的海平面上升是出于全球性的原因，但是其影响会在区域层面感受到。这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塑造出帮助陌生人和热情好客的新伦理：储存集体记忆、跨文化理解，以及让人们想象跨越遥远距离的团结的故事，虽然其中许多已经被遗忘，或被埋藏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期战胜了更广阔的政治愿景，但这未必是永久的。共有的水资源极有必要进行管理，这既可能带来跨越边界和地区分歧的新合作，也可能引发“水的战争”。生态学家把这个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的地图，仍然依据区域研究的边界划分。这本书是向更完整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孟加拉湾沿海地带引发了恐惧的生态，不过它的历史也可能产生希望的生态。70
(1) 海军部队可用黄色、绿色、蓝色来形容，分别代表相应的实力，黄水部队属于近海、近岸防御型的，这里的海水相对远海较混浊，所以是黄色。蓝水部队则具有较强的远洋作战能力。绿水部队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