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因为出身贵族，屈原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博闻强识，志向远大，为官后也深受楚怀王的赏识，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要职，兼管楚国的内政和外交大事。屈原在政治上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不过屈原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当时秦灭六国已成趋势，他的抗秦主张无异于以卵击石，在国内外的联合打击下，屈原被排挤*谤诽**，先后流放到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时年六十二岁。后来（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通过设坛祭拜、游江、龙舟竞渡、粽子寄情等形式，把端午节和纪念屈原结合在了一起。
屈原画像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 ，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毛*东泽**是湖南人，屈原算是半个湖南人，这并不仅仅因为屈原投河自尽的汨罗江在湖南，更是因为屈原的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影响并深植于湖湘文化中。这种基因溯于先秦，型于两宋，显于近代，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之志，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之气。自清人陶澍、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降，延谭嗣同、黄兴、蔡锷等人以续，承毛*东泽**、*少奇刘**、任弼时等人以接。可谓三千年之沉淀，百余年而喷发。作为湖南人之杰出代表的毛*东泽**，自然是深受屈原之影响的。
年轻时的毛*东泽**就极为推崇屈原，他所创之诗体“楚辞”，毛*东泽**读了一辈子，爱不释手。早在1913年，还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的毛*东泽**，在其学习笔记（讲堂录）的前11页，是他用工整小楷抄写的屈原代表作《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前面，写下了各节的内容提要。字字句句、一丝不苟，无不透露出年轻时毛*东泽**对屈原作品的热爱。1918年春，毛*东泽**在写给同学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就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句。在毛*东泽**看来，湖南人身上有着以屈原、贾谊为代表，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
早在延安时期，《楚辞》就是毛*东泽**的常读之书，新中国成立后，毛*东泽**读《楚辞》就更为频繁了。毛*东泽**在中南海的书房中，一直摆放着好几个版本的《楚辞》。1957年12月，毛*东泽**让身边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有关屈原和《楚辞》的著作尽量都收集来，供他阅读。1957年12月，给毛*东泽**管理图书的逄先知为方便毛*东泽**阅读，特地请来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开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共收录了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50余种。1959年和1961年，毛*东泽**又两次询问《楚辞》版本，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史称南宁会议），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飞机经常侵袭大陆，这天凌晨，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飞来，就拉响了防空警报。为了保证毛*东泽**的安全，警卫人员让他进防空洞，毛*东泽**坚决不去，让卫士点燃蜡烛（灯火管制）继续看书，当时他读的就是《楚辞》，而在他吃下*眠药安**入睡后，胸口上抱着的还是那本《楚辞》。
南宁会议期间，毛*东泽**曾批示印发屈原的《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2*他日**写给“李进”的信中，他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随后，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写到“学楚词（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又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论及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时，列举《离骚》中的“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俈（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指出，“以上是概念问题”；又列举了《离骚》中“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指出，“以上，是判断问题”。
毛*东泽**为什么喜欢读《楚辞》？他在1959年8月16日，对枚乘《七发》所作的批语中，道明了原因：“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首匕**。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然亦有可喜之处。”毛*东泽**的这个批语（全文1000多字）作为文件，印发给了八届八中全会的与会代表。
在毛*东泽**收藏的图书中，对屈原作品的批注和圈阅有很多处，其中在《屈宋古音义》一书中，毛*东泽**对其中的很多段落做了圈记，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 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靰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现存毛*东泽**的书法手迹中，他曾用行书书写《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夫惟捷径以窘步”句，用小楷手书写“帝高阳之苗裔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句。毛*东泽**与人谈话时，屈原的作品也是他经常聊到的话题。1951年年７月７日，毛*东泽**约青年时的同学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谈话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左传》和《楚辞》，他们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之子，据说是屈原的祖先）的世系关系，毛*东泽**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东泽**到南方视察，毛*东泽**带了两箱书（这是他的习惯），到了合肥时，他还向安徽的负责同志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的《楚辞集注》阅读。闲谈时，毛*东泽**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答：“未读过。”毛*东泽**便向他推荐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东泽**甚至还用屈原的诗句与人打趣（他喜欢开文字玩笑）。1950年3月10日，毛*东泽**接见接见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新中国第一批大使，他一一询问，亲切交谈，当他来到*镇黄**（驻匈牙利大使）面前与他握手时，突然问道：“*镇黄**，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镇黄**回答：“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东泽**说：“*镇黄**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毛*东泽**所说的“白玉兮为镇”出自《九歌·湘夫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句。
毛*东泽**对于屈原的遭遇，既同情，又“称颂”。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在毛*东泽**看来，屈原如果不是被排斥，被开除了“官籍”，也就写不出传世千年的作品。正是因为屈原的遭遇，造就了屈原的文章，从而衍生出屈原的品质与精神。这些品质与精神，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底层。只有对人民怀着深沉的爱，才能脱离“忠君”思想的束缚，升华出“爱国主义”精神实质——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此外，毛*东泽**认为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东泽**提倡干部要敢讲真话时，举历史人物为例，其中就有屈原。他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应该向他学习。”
屈原的作品，对毛*东泽**诗词创作的影响也很大。如他在1961年创作的《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东泽**在创作这首诗时，采用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毛*东泽**七律诗中“构思神奇、意境空灵、色彩绚丽、格调明快的佳作”。如果熟悉屈原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的创作灵感和手法，让人不禁联想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在毛*东泽**的其它诗词作品中，也能看到屈原作品的影子，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吴刚捧出桂花酒”句，可能出自《九歌·东皇太一》中“奠桂酒兮椒浆”句。《念奴娇·井冈山》中“九死一生如昨”，取自《离骚》中“虽九死而犹未悔。”《七绝·屈原》中“艾萧太盛椒兰少”句，“艾萧”出自《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椒兰”则出自《离骚》“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蓠。”而毛*东泽**最经典词作《*园春沁**·雪》中，“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句中的骚，就是《离骚》的骚。
有资料可查的，毛*东泽**谈论屈原最多、最密集的记载，是和一个外国人。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期间，毛*东泽**首次访问苏联，在中苏两国的最初接触时，因为“废旧约、立新约”的问题，双方谈得并不融洽，毛*东泽**遭受了“冷遇”，因他自己的话说，每天就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当然，这只是用“牢骚话”将斯大林的军。在此期间，有一个叫费德林的苏联汉学家陪在毛*东泽**身边，偶尔充当翻译。这位费德林，对中国文化很是精通，毛*东泽**时常与他谈起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这其中就多次谈到了屈原。
费德林认为，中国的文学史上，继《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推屈原，说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毛*东泽**对此表示赞同，对他说：“这个问题谈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啰。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那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费德林说：“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哪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毛*东泽**并不认为是这样，他接着说：“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费德林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毛*东泽**接话道：“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费德林表示，屈原在苏联也是很有知名度的，他说：“现在我们苏联读者也能看懂屈原的诗了。我们知道，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他的《离骚》向我们说明，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毛*东泽**回答道：“是啊，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从毛*东泽**与费德林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东泽**认为自己是屈原的“后代”，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对于屈原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同样，毛*东泽**对于屈原也有自己的看法：屈原“无私无畏，勇敢高尚”，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屈原的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苦酒”，更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
1958年8月，毛*东泽**在审阅和修订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列举了“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之后，承续其上的是“屈原的批判君恶”。何为“批判君恶”？这是高于中国古代“忠君爱国”思想的精神升华，它脱离了封建道德中“子不言父过，臣不彰君恶”政治伦理，将“忠君”与“爱国”区分开来，忠君者未必爱国，爱国者无须忠君，为国为民者，敢于“批君恶”，“批判君恶”，就是屈原手中握的“杀人刀”。
1961年秋，毛*东泽**再次读完《楚辞》后，写下了一首题为《七绝·屈原》的诗，这首诗拢共四句：“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熟悉毛*东泽**诗词的人都知道，他惯写七律，七绝诗写的不多，现存的七首七绝诗创作的时代很集中，是1955年到1961年这段时间。《七绝·屈原》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对于屈原的评价，异于常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论及屈原，总是打上“怀才不遇”和“悲愤”的标签。《七绝·屈原》特立独行，说他“手中握有杀人刀”。
毛*东泽**经常引用屈原的诗句，1954年10月16日，他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引用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兮悲兮生别离，乐兮乐兮新相知”。“别离”指的是尼赫鲁访问结束，即将离开中国；“新相知”指的是，尼赫鲁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印度元首，是新朋友，且此时他奉行的是泰戈尔倡议的“中印是亲兄弟”对华政策。毛*东泽**在引用屈原诗句后，向尼赫鲁解释道：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民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很显然，尼赫鲁不懂屈原，所以他也不懂中国，不知道屈原身上所蕴含的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怀。不然，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后，毛*东泽**也就不会说：“我想了十天十夜，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搞我们。”
无独有偶，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毛*东泽**送给他的礼物是一部《楚辞集注》。很显然，相较于印度，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毛*东泽**的深刻用意，田中角荣应该是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