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度经历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排挤、打击和捕杀威胁之后，*共中**在国民*党**第六十军的*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转入长期潜伏。当这支部队被蒋介石诓到东北内战前线时，早已播下的种子在黑土地上意想不到地萌发了。
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少将师长潘朔端率师部直属队和第五五二团（欠第三营大部）在辽宁海城举行了战场起义。
海城起义首开东北战场国民*党**战术兵团起义之端，像一道闪电，撕破了笼罩滇军官兵头上的阴霾，似一声春雷，震撼了背井离乡后苦无出路的三迤子弟即将苏醒的心灵，如一场透雨，浸润了一块将要开垦的灵魂改造的沃野荒原。
潘朔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长安乡一户家境较为殷实的农户，早年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25年初中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次年毕业后，留校任第六期入伍生队排长。1927年春，潘朔端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工兵营任*党**代表，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不久，国共分裂，潘朔端因言行过激被清洗。此后两年，潘朔端与曾泽生等流落上海滩，以帮人开车为生。
就在潘朔端、曾泽生等落魄他乡之时，龙云登上了“云南王”宝座。1929年，为培养干部改造滇军，巩固权力，龙云派卢浚泉赴上海将曾泽生等20余人请回昆明，举办第十三路军军官候补生队，卢浚泉任队长，曾泽生任队附，潘朔端等任中队长。由此培植了一批执掌滇军兵权忠肝义胆的“龙卢家将”。
抗战爆发后，云南组建第六十军开赴前线，潘朔端任该军第一八三师五四一旅一〇八一团团长。台儿庄一战，作为全军前卫的潘朔端团以行军纵队与敌遭遇，被迫在平原地区顽强阻击由坦克引导蜂拥而至的敌寇，为掩护军主力的战役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是役，潘朔端团伤亡惨重，潘朔端也身负重伤。
荣获宝鼎勋章的潘朔端在武汉养伤期间，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共中***党**员苏石泉住同一病房，随后又结识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罗炳辉。推诚相见的交往，使潘朔端对中国*产党共**的政策、主张，有了初步了解。
伤愈归队后，潘朔端参加了武汉保卫战、赣西会战。当战功卓著的潘朔端准备升任第一八三师师长时，却因内部派系之争，赴职遭到阻止，继之，被编遣回滇。在昆明闲赋两年中，潘朔端有个侄子在昆明邮电检查所负责检查、扣压*书禁**、禁刊，从这条渠道，潘朔端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阔了眼界。
1942年，日军自缅甸侵入云南龙陵、腾冲一带，驻军第六旅旅长龙奎元不战而退，所部乘机掳掠百姓，民怨鼎沸。龙云将龙奎元撤职后，起用潘朔端出任第六旅旅长。1944年，第六旅改编为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任师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实现集权统治，先将滇军八个师调往越南受降，随后在昆明进攻五华山，威逼龙云下台，接着，又把在越南的滇军缩编为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两个军六个师。潘朔端于整编期间，调任第一八四师师长。
1946年4月，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被调往东北内战前线。到达东北后，这两个军名义上归第一集团军司令官、滇系将领孙渡统辖，实际上，却被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分割使用——第九十三军被遣往辽西锦州地区；第六十军被分散配置在“中长铁路”沿线及路东地区，其中第一八二师归新一军指挥，担任“中长铁路”铁岭至昌图段防务，第一八四师归新六军指挥，接替“中长铁路”鞍山至营口段防务，暂编二十一师由长官部直接指挥进驻抚顺，曾泽生军长身边只剩下军部和军直属队。
第一八四师在新六军指挥下，其第五五一团驻防鞍山，师部及第五五二团（欠第三营大部）驻防海城，第五五〇团（欠第一营）驻防大石桥，第五五〇团第一营和第五五二团第三营（欠第九连）驻防营口，全师像铁道钉沿着铁道一线配置下去，分散、孤立。不仅如此，长官部还派来一名姓张的少将参军和一名姓彭的少将参军（兼海城县县长），带着一支39人组成的谍报组，携带一部电台，常驻第一八四师，监视其行动。
让滇军将领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被监视，还有被歧视、被排挤。
第一八四师抵达东北后，在沈阳设立留守处，接收了一栋日本人修建的三层楼房，用以存放不便带往前方的物资，并接待往来人员。可没几天，这栋楼房被《时与潮报》社看中，他们倚仗后台老板梁华盛是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兼沈阳警备司令，不顾阻拦，硬将报社的牌子挂在第一八四师是留守处门口，企图强行霸占这栋小楼。
留守处值勤卫兵“寸土必争”，摘掉牌子，摔到马路当中。
对方恼羞成怒，当晚用卡车运来两个排的全副武装士兵，架上机枪，将第一八四师留守处团团围住，强令交出房产。
那天，正好潘朔端和曾泽生军长都在沈阳。曾军长随即找到梁华盛，“请梁司令查一查”。
此事虽然以梁华盛出面赔不是，化解了，但笼罩在潘朔端心头上的阴云却难以消散。他告诉侍从副官王世臣：“你看，我们在前方给他们卖命，保住后方一个留守处都这么难，这些接收大员还想来占！他们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嫡系不把这支杂牌部队“放在眼里”，似乎随处可遇。
潘朔端在沈阳办完事后，乘装甲列车返回海城，途径辽阳时，下车拜见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谈完公务，吃完饭，廖耀湘派车将潘朔端一行送回火车站。
潘朔端下了汽车，按照国民*党***场官**通行的惯例，让卫士白占云拿出东北流通券1000元，交给了廖耀湘的司机。作为参照，9个月后曾泽生军长为本军阵亡团长徐济民的遗属向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争取来的抚恤金，也只有东北流通券1500元。
潘朔端登上专列正要返回海城，不料，辽阳火车站军代表置“前方战事”不顾，怎么说都不放行。潘朔端火了，当即要通廖耀湘的电话，告了一状，让廖耀湘在电话里骂了军代表一通，然后带着随从，坐上装甲列车，气冲冲返回海城。
一天中午，曾泽生军长和杨炳麟副军长来海城视察部队。曾泽生、杨炳麟、潘朔端当年参加徐州会战时都是团长，交情颇深。曾泽生与潘朔端有金兰之交，二人更是无话不谈。
几个月前，刚升任军长的曾泽生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觐见，并接受了赏赐。回到越南，曾泽生把潘朔端单独找去推心置腹，要潘朔端“看势头，随大流”，并列举西北军被蒋介石解决后，吉鸿昌等将领“不服从中央，最后自取灭亡”的下场，提醒潘朔端“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设身处地地劝说：“孝沅（潘朔端的字），我们都是中年人啦，要为下半辈子打算打算了。年轻时那股革命豪杰的劲头都是血气方刚时的幼稚行为。”对曾泽生的劝诫，当时，潘朔端没说二话。
这一次，蒋介石嫡系将领欺人太甚，这满腹牢骚不吐不快。在一个私下场合，潘朔端一腔怨愤脱口泻出：“军座，我们八年抗战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有个康平盛世，让百姓安居乐业？蒋介石把我们骗到越南，再赶龙主席下台。把我们骗到东北，说是为了收复东北失地，实际上是让我们来打内战。这还不算，部队开到东北后，又被拆得七零八落。老蒋分明是耍政治手腕，借内战消灭异己！朔端跟随军座多年，知道军座也是从夹缝中熬过来的，可事已至此，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万云南子弟去做无谓的牺牲吧？这种受人摆布的日子我受够了！军座，我们得替全军官兵着想，要有一个求生存的主意啊！”
听了潘朔端的话，一旁的杨炳麟点头赞同：“潘兄的话有道理，有道理！”
不料，曾泽生却板起面孔，将潘朔端的进言堵了回去：“孝沅，你我都是国军将领，这话说出去要影响士气！退一步说，老长官卢汉只身从越南回滇后，处境也不妙。我们若在东北出现什么差错，卢汉省主席的位置就难保，而一旦滇人不能主滇，势必殃及三迤父老。还是冷静些，看看形势吧！”
潘朔端对曾泽生的态度是不满意的：看看形势？形势就是老蒋企图借内战消灭异己！还冷静？冷静下去就是任人宰割！
不久，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在沈阳召开作战会议，其间，潘朔端向本军反蒋情绪最强烈的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再次倾吐了心中的积怨：“去年在昆明把老主席赶下台的是杜聿明，如今他却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真是冤家路窄！杜聿明根本不信任我们，他把滇军部队肢解配置，分散使用，打的什么主意？不能不防！老蒋嫡系将领骄横跋扈，盲目轻敌，我看前景不乐观，非打败仗不可！倘若曾泽生、卢浚泉两位军长委曲求全，再不拿出对策，我就请长假（即长期请假，暂辞现职）回云南，决不在东北打内战了！”
陇耀一向敬重潘朔端的耿直正派，潘朔端一席肺腑之言也表达了自己心头上的怨恨和担忧，但陇耀对解甲归田，却不以为然：“潘师长，打内战本不是你我初衷。老蒋势大气粗，听他调遣来东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服曾、卢两军长采取对策，不能再听凭宰割，我同意，但丢掉一万家乡子弟不管，只身回云南，何以见老长官卢汉？”
上级军长、同级师长都把部队命运的缆绳交给了远在南国的卢汉，而卢汉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又把它栓在了蒋介石的*共反**战舰上。东北滇军仿佛成了大海中任惊涛骇浪无情拍打的一叶轻舟，在汹涌的波涛中颠簸起伏。
为孤舟掌舵，潘朔端有自己的主意。
早在从越南起航向东北开进途中，潘朔端就经常到船长舱打开船长的收音机，收听旧金山“美国之音”关于中国内战的广播。
师参谋长马逸飞大革命时期加入过中国*产党共**，曾是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大革命失败后，*共中**云南*党**组织遭全面破坏，马逸飞脱离了*党**组织。此时的马逸飞虽然*党脱**多年，但了解*共中**的纲领、政策，他发现潘朔端的爱好后，主动建议：“师座，要做到知己知彼，就应该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
稍事停顿，马逸飞又表示了遗憾：“唉！只可惜我们自己没有收音机。”
“没关系，把美式收发报机拿来用就是了。”潘朔端很痛快地接受了建议。
部队到东北后，潘朔端索性指定侍从副官王世臣每天晚上收听、记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整理成文后，装入机密卷宗，送师部将领阅读。
一次，王世臣正在收听延安广播，被师部参谋主任肖湘贤发现。肖湘贤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举拳向王世臣打去，正好被潘朔端撞上。潘朔端火冒三丈：“肖湘贤！你当着我的面打我身边的人，岂有此理。放肆，放肆！”
肖湘贤急忙辩解：“师座，他收听敌人广播，违反军纪。”
“是我叫他收听的，违反什么军纪？我要收听什么广播，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潘朔端秉持旧*队军**基于旧道德得以畅行的“长官至上”的“情”与“理”，压住了肖湘贤及其强调的*共反**“法统”。
据副师长郑祖志回忆：大家凑在一起时，潘朔端总要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大家讨论，诸如我们称*产党共**是“*匪共**”，但老百姓为什么拥护*产党共**？蒋介石发誓要剿*共灭***党产**，为什么*产党共**越剿越大？究竟怎样才能民主救国？等等。
此时的潘朔端只敢发发牢骚，提提疑问。第一八四师是滇军的主力，抗战八年，曾泽生在该师当团长、副师长、师长，袍泽关系十分紧密。潘朔端虽是一师之长，但到任才三个月，根基不稳，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为了集中考虑部队的前途，潘朔端索性将大部分防务工作交给副师长郑祖志，弄得郑祖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天，郑祖志终于忍不住问道：“师座，战事这么紧，你不问防务，不察工事，整天收听延安广播，摆弄地图，找人谈话，万一这仗打不好，我们怎么生存？如何向家乡父老交代？”
“郑兄，我正是为弟兄们寻求一条生存之路呢！”潘朔端回答。
郑祖志抗战时期就是潘朔端的副团长，私交颇好，他似乎察觉了什么，出于关心，好言相劝：“现在形势还看不清，不要偏听偏信，延安离我们还远，杜聿明却在我们头顶上，还是识时务吧！”
“延安离虽远，但东北*军共**就在我们面前呀！”潘朔端的回答让人捉摸不透。
1946年5月，东北国民*党**军向北满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并在四平地区展开激战。为打乱国民*党**军北进部署，配合北满作战，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配属辽南第一军分区保安第二团、第三团，向“中长铁路”南段发起了“鞍海战役”。
5月24日4时，战役首开于鞍山。战至25日晚，守军第五五一团除团长张秉昌带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尽数被歼。
5月28日下午，第一八四师指挥所值班副官禀报：“报告师座，*军共**派来一挂马车，将五五一团的三名士兵送回来见师长。他们说，五五一团全完啦。”
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周启龙等三名士兵被副官带入指挥所后，其中一位上前报告：“师座，*军共**韩先楚将军让我们捎来两封信。”说完，呈上东北民主联军将领写给潘朔端的信。
潘朔端展开信函，几行清晰的字迹跃入眼帘：“……潘将军应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与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内战，这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潘朔端读完信吩咐副官：“带他们下去休息，注意他们的安全，要保密。”
据记载，鞍山战斗结束后，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敌工部李显部长在被俘、投诚官兵中选拔30多人相继派回海城，做守军的策反工作。
此时的潘朔端心情异常沉重。两天前，鞍山刚打响，潘朔端就急电长官部，请求火速增援。按说，鞍山若失，不但海城孤立，沈阳也门户洞开，沈阳城内又无正规部队，这危险，亲临沈阳督战的蒋介石不会不知道。然而，潘朔端等来的却是一道“战至最后一人一枪”的严厉电令。虽然，他被告之，长官部已决定派新一军（欠第五十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欠第五四四团）等部队于5月26日前开赴辽阳集结，增援鞍山、海城守军。但来得及吗？新一军肯出力吗？
战局的进展印证了潘朔端的担忧。
第一八二师是自家兄弟，受命后，迅即收拢部队，在昌图搭乘火车，星夜南下，于26日抵达首山，而后弃车，兵分两路，分别由军长曾泽生和副师长陈开文率领向鞍山疾进。结果，刚进至鞍北大沙河一线，就遭到民主联军顽强阻击。
新一军是蒋介石苦心经营起来的“五大主力”之一，军长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正春风得意，不服杜聿明指挥，接到增援命令，他直赴沈阳求见蒋介石，以新一军“刚刚攻下德惠，全军将士疲惫不堪”为由，请求“休整三日”，得到蒋氏应允。叫苦不迭的杜聿明只好再次电令潘朔端“死守”海城。蒋介石对嫡系的“特别关照”，为民主联军再战海城提供了宝贵时间。抉择命运的时刻，始料不及地降临在潘朔端面前。
5月28日黄昏，民主联军对海城守军的外围防御阵地发起进攻，19时，攻取海城东北的双山子高地。次日，弃守双山子的第五五二团二营五连连长赵授周被枪决。
对这件事，有文章认为是潘朔端尚在负隅顽抗，有文章说是潘朔端慑于长官部督战官的严令和监视，还有人著书把这事演义成潘朔端借机除掉“特务”的壮举。据马逸飞回忆：赵连长放弃双山子阵地逃回城内的消息是次日早晨传到师指挥所的，潘朔端和郑祖志闻讯后都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将赵连长枪决。此时，督战官们并不在师部。督战官们是下午才涌到师部来的。
潘朔端此举，实际上展示了战争年代的残酷现实：杜聿明的一道电令，将潘朔端置于与海城共存亡的绝境。潘朔端则以赵连长的首级血祭督*刀战**，毁掉了所部各级带兵长官的所有幻想，并把他们也推上了退则杀、战则死的绝路。由此，才奠定了随后各级带兵官长共同于绝处求生的认识基础。
29日下午，城东玉皇山告危，一部分民主联军已兵临城下，城内异常混乱。这时，沉默多日的潘朔端将担负实际指挥的副师长郑祖志拉到一边，趁四下无人，悄悄说道：“这个仗不能打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趁此起义，投*产党共**！”
郑祖志大吃一惊，忙追问：“在越南时，你和曾军长他们商量过没有？”
“只是一般的讨论，没什么明确决定。”潘朔端如实相告。
郑祖志犹豫了：“我们现在单独干，会不会给曾军长他们带来不利影响？”
潘朔端决心坚定：“现在情况变了，杜聿明叫我们在铁路线上给嫡系站岗，弄得军长不能指挥三个师，师长不能指挥三个团，撤不能撤，守无法守。我们没别的路可走，不必考虑他们！”
郑祖志很为难，师长和军长都是自己的老长官，“背主求生”即便正义也为旧*队军**的旧道德所不容，于是，顾虑重重地说：“怕对不起军长。”
潘朔端把郑祖志肚子里的话听出来了，他虽不情愿，但已同意自己的决定，只不过在道义上缺少一个能减轻情感重负的理由作台阶。于是，补充一句：“过了此山无鸟叫。这是个机会，我们先干，给他们闯出一条路，再慢慢争取他们走我们这条路。”
这样一说，郑祖志同意了：“既然如此，干就干吧！”
潘朔端见郑祖志表明了态度，马上提议：“你去和参谋长、团长他们谈谈怎么样？”
决定起义，郑祖志本来就勉强，如何再去劝说别人？他坚辞：“你是一师之长，由你去动员他们比较适宜。”
回到作战室，潘朔端劈头就问参谋长马逸飞：“如果玉皇山失守，如何办？”马逸飞从陆军大学毕业归队才两个月，与潘朔端互不摸底，只能按军事常识回答：“玉皇山顶距城内师指挥所仅一千米，炮火够得着。玉皇山若失，则海城不能守。若要守，就必须夺回玉皇山。”
这话，显然不是潘朔端愿意听的。
见师长沉默不语，马逸飞到译电室翻出两份杜聿明发来的电报，摊到桌上，一份要潘朔端“死守待援”，另一份告之“明日将从辽阳派出援军四个团”。然后，为师长分析出路：“就算陈开文率援军准时抵达首山堡，他得先攻取鞍山，才能与我们会师，这至少要三天。而玉皇山一旦失守，海城一天都守不住。若突围，一部分人也许能突出去，但从长官部对咱们滇军的一贯态度来看，既要你死守至一人一弹，若弃海城而走，则师座罪责难逃。这叫既不能守，也不能走！”
马逸飞分析的利害得失，久历沙场的潘朔端早已掂量过了。潘朔端紧追不舍继续发问：“可有第三条路？”
“有，你自己决定！”马逸飞的回答，既坚定，又含蓄。
接下来，是做第五五二团团长魏瑛的工作。在海城，没有实力派魏瑛的首肯，就是停止抵抗也难。魏瑛被请到师部，一进门，潘朔端就给他一个咄咄逼人的发问：“仗打到这个程度，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一向视死如归的魏瑛扯开嗓门吼了起来：“要打就拉出去打，几个团都到牛庄集结，拼个你死我活。蒋介石、杜聿明排斥异己，把我们当作交通警察沿铁路布防，指望新一军来援救我们？靠不住！他们巴不得我们早点被消灭。守海城就是束手待毙！除了我这个办法，难道同*军共**说不打了？”
“对，就是不打了！”潘朔端心中虽然七上八下，但仍然以平静的语气接上了话茬。
魏瑛愣了，半晌，回过神来，压低嗓门问道：“想定了没有？”
“想定了，走高树勋的路！”
“那得赶快和*军共**联系！”
当日18时，众将领统一认识后，潘朔端亲自写了封短信：“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勋鉴：贵军倡导民主，实为潮流所需，我滇军健儿，远涉数千里，为黩武者牺牲毫无价值。贵军如能谅解，愿步高树勋将军后尘。潘朔端”
信写完，由马逸飞负责通知玉皇山守备分队停止射击，并派人与民主联军联系起义。但晚了一步，玉皇山一个加强连的守军在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旅二十八团第二营一昼夜的反复攻击下，已经被歼灭了。
这时，魏瑛提议：“政训处小张很钦佩毛*东泽**、周恩来冒着风险赴重庆谈判，还说过蒋介石打内战不得人心。让他去。”
谁知，这小张纯属“叶公好龙”，一听说要起义，顿时吓瘫了。气得魏瑛狠狠踹了他一脚：“呸！亏你还是一个当兵的！*他妈你**的靠边站，不准乱动，要是乱动，老子一枪敲掉你！”
魏瑛派人把小张看起来后，又向潘朔端举荐了机枪二连连长高如松和运输连连长陈正富。
“这两个人怎么样？”潘朔端还是有点不放心。
“他俩好赌钱，胆子大，没问题！”魏瑛脱口而出的两条执行政治任务的用人标准，在今天看来，似乎荒唐。旧*队军**就是这样，不需要什么觉悟，好汉不怕死，义气走天下。赌徒通常都是胆大妄为执着信义之辈，凭这两条，长官就敢派他们出生入死，赴汤蹈火！
众将领同意后，魏瑛喊来两位赌徒：“老蒋南兵北调，让我们打内战、当炮灰，为他卖命。这样下去对不起家乡父老。老子不干了，要*你干**们干！”
两位连长互相对视了一下，赶快接上了嘴：“团座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要去当八路！”魏瑛说。
“我们也当八路！”二人附和。
“我不信！”魏瑛豹眼圆睁，投射出两束犀利的目光。
这如刀似剑的目光，直刺得两位连长心里发憷，“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团座平时对我们这样好，我们如果说假话，就叫冷枪打死我们！”
两位连长一赌咒发誓，魏瑛放心了。找来一床白被单，一撕两半，每人一块，做联络旗。然后，帮他们换上便衣，带到师指挥所。潘朔端师长稍做交代后，将写给民主联军前线指挥员的信交给陈正富，再由魏瑛亲自把二位送出城外。据陈正富回忆，出城没多远，跟在后面的高如松就不见了，于是，坐在一块大石板上等候。一连抽了三支烟，还不见人影，只好一人提着二十响驳壳枪“顺着狭窄的山沟”往一座“闪着半明半暗灯光的小山村”方向摸去。在接近村子时，被民主联军哨兵发现，这才见了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和参谋长蔡正国，面交了潘朔端的亲笔信。
第四纵队*长首**用电话向上级请示后，下令停止炮击，按潘朔端信中约定，吹响了联络军号，而后派作战参谋邓东带上韩先楚的警卫员，随陈正富返城谈判。
此时，第一八四师将领已经做好了战场起义的准备，副师长郑祖志负责诱捕、扣押所有可能阻碍起义的人，师参谋长马逸飞负责与民主联军的联络和谈判，团长魏瑛负责掌握部队。
终于，枪炮声渐渐停了下来，黑夜中盼来了战场上难得的寂静。这北国之夜的短暂宁静，瞬间又被一阵清亮的军号声刺破。
“开始行动！”潘朔端下达了战场起义的命令。
一辆摩托车从师部疾驶而出，师部特务连手枪排排长将潘朔端召开“城防会议”的请柬送出。随即，将长官部派来的两名少将参军，以及谍报组、交警总队的军官和骨干五十余人一网打尽。
5月30日晨，按照双方协定，潘朔端率第一八四师师部直属队及第五五二团官兵撤出海城，由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旅二十八团护送，向解放区析木城开进。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把阳光洒在起义官兵前行的路上。
一道电波，刺破长空，将起义通电播向四面八方：“朔端籍隶云南，少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