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学家研究了罗伯特·科顿爵士的手稿《对某些军人关于对外战争的答复》，但由于研究范围有限，他们认为这些小册子是产生于詹姆士一世政权内部的产物。
据我分析，詹姆斯一世政权的知识经济结构和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似乎是为了宣传和维护现有的政策，以避免遭受所谓的国家批评。
罗伯特·科顿爵士手稿
这些手稿小册子在王国社会精英中广泛传播，每份小册子都有两打以上的手写副本幸存下来。这些手稿小册子以古董商科顿的名义出现，有效地合法化了詹姆士一世政权最具争议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科顿在手稿的形式和内容方面所做出的创新。虽然它被认为是斯图尔特政权内部咨询过程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这份手稿是巧妙的宣传实验， 旨在在王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之间传播答案和论点。
许多学者认为，詹姆斯国王对公众舆论不关心或持有敌意。尽管如此，到17世纪10年代初期，一些政府官员提出了积极培养精英支持观点。
1613年，总检察长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写下了一份议会管理备忘录，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国会议员观点的方法，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影响政府。
这些议员的责任是使用过去的描述，特别是非常修正主义的描述，来传达他们的观点。这恰恰是科顿擅长的领域。 他们通过刻画一个新教徒、爱国者、严肃古板的英国人形象——罗伯特·科顿爵士来传达他们的观点，将其以文本的形式呈现。
一、科顿的经历
罗伯特·科顿于1571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亨廷顿郡家庭，曾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以及短暂的中殿大学接受教育。结婚后，科顿在1590年后期放弃了乡村生活并返回伦敦。在那里他加入了古物协会，参加会议，撰写报告，与他的前任校长威廉卡姆登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硬币和手稿。
科顿在1600年后，开始与亨利·霍华德勋爵建立密切的关系，并参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霍华德是被定罪为叛徒的儿子，也是著名的天主教徒，几十年来一直试图逃避政府的怀疑。
在1603年詹姆斯国王登基之后，科顿和霍华德都积极支持国王。科顿自称与苏格兰皇室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在签署名字时加入了“布鲁斯”作为强调。为詹姆斯的头衔辩护。霍华德被任命为枢密院成员，被封为北安普顿伯爵，并被授予嘉德勋章。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科顿成为了北安普顿“商人”中的一员。他负责审查供枢密院印刷出版的文本，并向枢密院或上议院提交相关问题的报告。
科顿的报告并非仅限于历史方面的内容，即使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古物的案例，北安普顿也要求科顿在报告中提出任何他所发现的理由和观点。
科顿
1607年，北安普顿准备与苏格兰讨论自由贸易，他要求科顿“不仅要写下你自己的理由，还要从你的朋友中获取其他领域专家的建议，无论是学过法律的，还是精通贸易和交通的。”
科顿是一个历史专家，他和北安普顿都十分注重历史数据的价值。然而，北安普顿也期望科顿能够运用他的理性思维，并向其他领域专家请教。科顿并没有撰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而是随时准备提供适当的历史例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无论他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什么角色，科顿的公众声誉都是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的。 尽管他与北安普顿有联系，但科顿在议会中既没有担任政府发言人，也没有被视为政府发言人， 这并不罕见。
正如一位日记作者所观察到的，科顿的主要角色是“一个著名的古董商”，经常被要求“开创先例”并澄清议会程序。
在1607年，政府的官僚集团科顿和温和的反对派古董科顿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明显。 由于对与西班牙的贸易问题感到不满，议会的上下两院召开了会议，并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向国王提出*愿请**。
科顿成为了该委员会的一员。不过，据佩克透露，三周前，科顿为北安普顿撰写了一篇“回应下议院的消息和商人投诉”的报告，试图平息这些投诉。
虽然许多人认为科顿与北安普顿有紧密的关系，但科顿与国际知名的卡姆登之间的联系更为显著。在1599年，科顿陪同卡姆登游览英格兰北部，期间他们广泛向当地学者和绅士请教，这是当时古董实践的核心社交形式。
卡姆登还在他出版的文本中经常提到科顿，并将他的1605年关于英国的遗迹献给了科顿。
在他的古董之旅和他在议会任职期间，科顿是英国省级最高层精英中最知名的古董商之一。这些人最渴望的是地位，科顿在那个时期的信函中经常收到请求，帮助不同家族提升他们的荣誉地位或重要性。
二、战争的痛苦
到1609年春天，科顿完成了一篇题为“对某些军人向亨利王子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的文章，这个标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几乎全文都是一个回复。 科顿坚持认为，战争是糟糕的。军事经验并没有培养纪律和美德，而是让普通士兵习惯于放纵生活和*力暴**，让他们的指挥官习惯于专横霸道。
对外战争无利可图，但代价高昂。而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得对外战争的风险和难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用西尔维乌斯·伊塔利库斯的话来说，英格兰最好的国王总是宁愿和平也不愿得到无数的胜利。
科顿写道，“我认为没有哪个英国人会如此热爱自己的错误，或者如此不热爱自己的国家，以至于建议采取战争这样不明智和不安全的做法。”
为了证实这些判断，科顿构建了一部英国历史编年史，它在某些方面与通常描述的英国过去新骑士主义、军国主义记述相反。
他大量引用了金雀花王朝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按照惯例，英国国王哀叹基督教的鲜血流出，声称对和平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将他们发动的任何战争都归咎于法国的不妥协。
对于科顿来说，明智的英国国王只是不情愿地开始了军事冲突，并将贿赂甚至丧失领土视为避免或结束战争的合理代价。因此，他没有提及英国在法国的征服历史，而是对英国君主为维护和平而向法国人支付贿赂的行为进行了分类和赞扬。
这些贿赂是轻负担，因为实际发动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
科顿声称，在伊丽莎白与西班牙交战之前，威廉·塞西尔爵士通过残酷的经济手段成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伊丽莎白时代的财政部门因挪用公款而举步维艰，因此提到的确切数字可能是言过其实的夸张之词。
无论如何，科顿继续说道，战争到来时的成本上涨非常迅速，以至于几十年来积累的节俭盈余在短短三年内就耗尽了超过两倍的数额。
伊丽莎白因战争花掉了她的盈余和另外280万英镑的议会补贴，转让了她的土地，卖掉了她的珠宝，并留下了巨额债务。
同时，海战所带来的利润被认为是虚构的，例如1596年对加的斯的攻击，其花费高达64,000英镑，超过了战利品的价值。
即使在1588年至1592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皇家海军在最有利的时候也只能收入200,000英镑，而成本则更高。 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反抗，英国内部的不满者往往会寻找法国的支持，他们随时准备在英国煽起叛乱的火花。
英格兰的一些国王因为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而声名狼藉，这其中包括男爵对约翰的叛乱、贵族对亨利三世的叛乱，以及理查二世的被*翻推**。这表明那些最好战的国王通常也是最愚蠢的。亨利三世曾经想征服西西里岛，但这个疯狂的想法在教皇的煽动下激起了反抗。
科顿在回答中总结道，当今的地缘政治形势特别不适合战争。为了在欧洲大陆投射力量，英国一直需要盟友。
并非所有同盟者都同样有用，更偏远的内陆国家，通常提供的军事优势很小。。历史经验表明，布列塔尼公爵、热那亚市、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帝国和勃艮第王朝是最有价值的盟友。然而，现实情况是，其中一些盟友已被大国吞并，不再对英国构成可靠的支持。
勃艮第家族一直是英国的盟友，现在西班牙国王上台，可能成为新的合作伙伴。这可能有助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发展，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因此可以期待合作顺利。
然而，西班牙曾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对后来的战争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西班牙也许难以像过去那样平等对待盟友，因为它的目标是统治整个世界。
科顿认为，更普遍地说，欧洲的宗教分歧，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内部，使得与天主教敌人的战争特别危险。
科顿总结道，在当前形势下，英国最安全、最光荣的做法是“保持中立，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
然而，仍有批评者继续坚持认为和平代表着腐败、女性化、军事活力的丧失和对宗教的背叛。
因为戈格斯在对待和平方面与科顿大相径庭。科顿将和平视为绝对的好处，而戈尔赫斯则担心“我们在国内外享有的幸福和平”最终会减少英国的财富，削弱其军事力量，并败坏其道德。
戈格斯写道，这种“有缺陷的”和平并不比战争好多少。他判断，“王国不能长期继续这种*力暴**过度而不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
当其他国家抓住欧洲和平来重建他们支离破碎的财政时，在英国，“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变成了“享乐和挥霍”。
一方面是军事美德，另一方面是导致道德和财政疲软的宫廷奢华之间形成的对比深深植根于古典和早期现代文化。这种联系在早期现代作品中再次出现，从政治论文到建议手册和布道，再到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著名的开场独白。
科顿对战争的看法虽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甚至在那时他收到了深深的处罚，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世理解当时的背景有着很大作用。
三、笔者认为
罗伯特·科顿爵士作为北安普顿的助手，无疑参与了詹姆士一世政策的制定，但答案和论据可能不像学者们所设想的那样，他的观点是赞扬和平而不是战争。
他扮演过许多角色：古物学家、历史学家、收藏家、霍华德家族的顾问和国会议员。
在17世纪20年代，他被卷入了约翰·艾略特爵士和约翰·塞尔登的新兴对立政治，并因传播煽动性手稿而被短暂监禁。
然而，科顿实际上是针对王子和政治家提出忠告，为已经到位的政策道歉。他的目标是为政策提供支持，即使该政权不愿以官方的方式表达这一观点。
在1609年，科顿正在起草他的《安特卫普休战协定》时， 许多批评性小册子涌现在联合省。 这些小册子主要是对协定的批判。
1613年，当科顿撰写他的论据时，法国正面临一段严重的动荡时期，这让人质疑摄政政府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解的政策。在许多地方，新的国际体系引发了一种爱国主义的反应，要求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军国主义外交政策。
而在科顿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用英语写成的文本，以手稿的形式分发给相对较少的读者，但这些文本仍然是在回应欧洲新形势下产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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