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向松祚:改革开放40多年,该给农民“还债”了
2023-07-07 北京 著名经济学家

《如此打工30年》这一篇文章很多人都读过,像我这样从偏远的农村通过上大学进入城市的人,感触更加深切。
中国农村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尽管如此,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最尖锐也是最痛切的问题。以前有一个说法: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对农村、对三农问题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
为什么今天依旧面临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这三个问题呢?

农民最苦
不用讳言,无论统计数据,还是日常观感。农民依旧是平均收入最低的社会阶层,也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我本人就是从湖北省秭归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走出来的,每年我都会回家乡至少一次。农民、农村,说白了,除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外,是没有多少财富的,更不用说存款。今天城市的中产阶级,经常在谈论理财:买股票,买债券,怎么做投资,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对于农村的生活的人来讲,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理财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多少存款。在农村,一个家庭能有几万块钱存款,五万、十万块都是难能可贵,是让人羡慕的。如果说一个农村家庭拥有几十万的存款,那就是很富裕的农民家庭了。农民除了财富存量很小,收入水平处在社会最底层以外。社会各项保障,包括我们通常讲的社保、医保,还有其他的保障,对农民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低的。
这些年,中国各级政府下了很大决心,付出了很多努力,为农民落实了一些基本保障:比如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对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特别是经过精准扶贫之后,最底层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客观来讲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保障水平依旧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以医保来讲,农民的平均医保每年只有900块钱,城镇职工的医保平均水平是5600块,差距非常巨大。这样的医保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根本不足以让广大的农民在60岁以后,甚至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享受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
无论是财富存量水平、收入水平、还是各项保障的水平,农民都是最低的。很多农民在城里打工,他们干着最苦、最累、最脏、最重的活儿,但是他们拿的工资却是最低的。

农村最穷
到农村去看一看,就会有很直观的感受。在我家乡,农村人的家里除了一些最普通的家具之外:床、破旧的被褥,个别的家庭还有一个早快淘汰的老式电视机,几乎没什么可以让人瞧得上的物件了。
除了物质的贫穷,农村也缺乏商业文化设施。城里的Shopping Mall、综合体、娱乐中心,游乐园甚至夜场,在绝大多数农村是没有的。看产业,有些地方毗邻大城市、工业城市,一些产业转移到郊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发达的产业,偏远一点的农村一般没有什么产业。我们讲的这些现代化产业、先进产业,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三四线城市都少,县级以下的地区就基本上没有了。
也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农民而言,他们谋生的手段还是传统农业,靠种植、畜牧:种田,水果、蔬菜,养猪等等。他们参与现代化大工业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欠缺致富的途径。即使是到城里打工,因为教育程度不够,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也与现代化工业体系关系不大。
农村的医疗教育也是问题:很多人看病优选三甲医院,三甲医院基本都在地级市以上,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县级地区很少有三甲医院。县城最多可能有个二甲医院已经很了不起了。学校更不用讲,现在县城也没有好一点的学校了。有名的中学、小学,基本上都在中心城市,至少在省会城市或者地级市,县级市都是很少的。

农业最危险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如何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其实它反映的是整个农业生产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业科技待发展、欠发达,种子、化肥等很多农业技术产品是要依赖进口的。这也与我们整个农业制度息息相关。
因为中国农业普遍还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一个家庭可能最多也就几十亩地,一般来讲是十几亩地,甚至几亩地。它无法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没有规模化的生产经营,就没有办法运用现代科技,不运用现代科技,也就没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在这个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这些年我们也探讨了很多解法,比如公司加农户,比如有条件的地方实现集约化的经营,当然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总体来讲,我国农业的生产模式仍然是小农家庭的生产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这样的局面
核心的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原始的、基础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的农业经济和现代化工业经济共存的模式。农业和工业并存这种二元结构是经济学者经常研究的一个核心的话题。很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刚开始的阶段,也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甚至城市的新型工业经济通过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掠夺农民的收入,压低他们的工资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类似的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过,比如说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之后的圈地运动,这在人类历史上非常有名。
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实际上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增加生产收入和利润,积累工业资本。当时英国产生了大量的贫民。英国也出台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救济穷人。毫无疑问,英国是牺牲了一代一代穷苦的农民,才踏上了工业国家的阶段。
今天的印度也同样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印度的大多数农民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那么他们到城镇里打工,多数也就沦为城市的贫民。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式基本上是人类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必经的阶段,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还叠加了另外一层制度安排,就是户籍制度。大家都知道,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是有天壤之别的。拥有城镇户口,拥有哪个城市的户口,无论是在医疗、教育、就业甚至买房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当然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这里暂且不深入介绍,但毫无疑问,户籍制度再叠加二元经济结构,从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中国的城乡差别。
所以我们讲缩小或消除城乡差别,讲了几十年了,每年都讲,但实际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很多人已经提出来完全取消户籍制度,但现在看起来仍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我认为户籍制度,即便在历史初期有它的合理性,随着历史的演进,实际上已经固化了城乡的差别,从客观上造成了三农问题日益尖锐,甚至恶化。
除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和户籍制度,中国的资源配置也不均衡:在中国什么样的城市集中了最好的资源呢?在一个省里面,是省会城市;在城市里,是中心城市。行政权力越大的地方,拥有的资源越多越丰富,行政权力越小的地方,拥有的资源越少越贫乏。
所以广大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就没有任何的资源,医疗、教育、文化资源几乎完全等于零。
客观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再加上不均衡的资源配置结构,这三层结构叠加起来共同造成了今天严峻的三农问题。当下讨论的无论是乡村振兴也好,农民的保障问题也好,土地问题也好,如果不从这三个结构问题入手,是很难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办法的。

三农问题出路在哪
具体来说,经过了40多年改革开放,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现在第一产业农业在中国经济里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真正依靠农村生活的农民数量也已经越来越少,我最近看到的数据,现在在农村依靠种田生活的人口其实已经不到中国人口的1/4了,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已经逐渐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认为相应的户籍制度也要彻底改变。第一个就是,应该逐步减弱,或者果断取消户籍制度,对所有人要一视同仁,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方面应该要一视同仁,也就是国家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区分,这应该是大家要实现的一个目标,也是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起码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中国农业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提高科技的手段,要规模化集约化地经营。首先要在制度上把城乡差别消除掉,让农民和所有的人享受的资源、福利基本一致,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让农民能够自由地转让土地,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中国的农业才可以追赶世界先进的水平。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过去很多人认为不能这么干,农民到城里打工,农村留下的土地还可以是他们的一个保障,他们如果在城里失业了,找不到工作,甚至无家可归,还可以再回到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去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也是必要的。但现在农民的后代。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农村去生活了,绝大部分还在农村生活的已经是60岁甚至70岁以上的人了。所以,所谓的土地还能为农民提供的退休养老保障,实际上已经不成立了。
现在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不要再指望继续保留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保留那一亩三分地就能够为农民提供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不现实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所有的公民应该一视同仁,医保也好,社保也好,都要一碗水端平,大家都要一致。不能对农民和城镇居民区别对待,甚至分三六九等。这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不符合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之上,对农村的土地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才能够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依靠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农民是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因为绝大多数县域以下的农民都是老人了,60岁以上的,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靠他们怎么能振兴乡村呢?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深化改革,深层次的改革,让农业能够集约化经营,让土地能够集约化经营。这样县以下的经济体能够采用现代化的方式,吸引资本、企业家进入,发展新兴的产业。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有效的办法,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有人非常担心,如果这样做大量的农民都要涌入城市,那么城市可能就承受不了 “低端人口”侵占,无法保障城市人的生活权利。
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广大城市已经吸纳了至少5亿以上的农民在城市里打工生活。只不过他们的生存条件、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各个方面和城市的居民没有办法相比。但他们早已成为了事实上的城市居民。
有些人担心说,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享受和城市的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从根本上取消这种歧视性的待遇。

总结
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非常突出,非常尖锐,也是令人痛切的,概括起来就是农村最穷,农民最苦,农业最危险。原因有客观的、现实层面上的原因,那就是二元经济结构,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又叠加户籍制度,再叠加上我们不公平的资源配置的模式,这三者共同造成了今天三农问题的严峻性、长期性和特殊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入手,核心的就是要消除城乡在制度上的差别对待。
要从根本上取消户籍制度,要对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视同仁,社保、医保各个方面要一视同仁,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实现土地、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土地的流转,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才能够让现代资本、现代企业家到广大的农村建立现代化的企业,通过现代化的企业,发展现代化的产业,来让广大的农村成为财富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