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领风骚数千年的帝国，在仅仅一百年里就沦入悲惨的境地。从天朝大国断崖式跌落至贫穷落后挨打的境况。追溯到近代以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导致中华文明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离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农耕文化无需与外界交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西文明，在工业革命前没有足够的经济科技力量进行彼此深入的交流。然而，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开启了东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直接接触。在1840年*片鸦**战争后的10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发展逐步减慢，社会发展的落后，导致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中国也从此由一个举世无双的帝国，沦为一个国土难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这也迫使着中国各个阶层从思想、价值观方面重新审视世界。有志之士纷纷反思：一是认为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集中与农民贫困；或是认为市场经济小农经济冲突导致混乱与动荡；或归咎于儒家文化，并走向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极端；总之，由于经济制度、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多重原因而造就了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
西方列强的入侵，也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面对晚清深重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以及近在眼前的*片鸦**战争的失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天朝大国”“世界中心”的愚昧自大的心态中觉醒，积极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良策，进而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主要包含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并改革兵制，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兴办实业以及对西方采取宽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度等内容。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生产技术从而创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开始探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展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追求民主与科学。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开创完全意义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追求近代化的脚步，急速而悲壮。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却始终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在这种“千古未有”之“创伤痛苦”的中，郭嵩焘便是当时主张全面学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先觉者和先行者。郭嵩焘继承了洋务派代表人物的爱国经世与思想开放的主张，并在自己的外交实践中，依据其西学新知识使爱国经世与思想开放又有了新发展。他于光绪初年出使英国兼使法国,以清醒和敏锐的目光审视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精神风貌,描述并分析了英国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主张。但却不容于主张用夏变夷的正统士大夫,亦受挤于只知道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大员。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走近第一外交官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亦是一位孤独的先行者。 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知书屋”。所以又被称为“养知先生”。1818年，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835年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等人成为好友。郭嵩焘的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利。1837年，他参加乡试，考中举人。然而，从1838年开始，他先后多次赴北京参加会试，直到1847年第五次考试时才考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办团练，1859年曾去天津助僧格林沁抗击英法侵略军。1863年署广东巡抚，受命当时中西方的前沿阵地，广东期间亲自处理了不少涉外事件，在广东大办洋务，为今后担任驻外公使积累了丰富经验。1875年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署兵部左侍郎。郭嵩焘是当时比较激进的洋务派，思想开放，对西方文化充满了学习的兴趣，而且认为，在外交方面要知己知彼，“以理自处”。他通过“读书观史”和对西方的考察，从对洋务的“茫无所知”变而“确有所得”。洋务新知，帮助他克服了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之气，大胆否定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承认当时中国已是时代的落伍者。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强调学习西方应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的层面上来全面学习，从而使其思想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框架，开启了维新思想的先河。郭嵩焘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洋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这是近代中国理性外交思想的发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先进人物，“难伸经天纬地之材”，前后归隐数次，达 25 年之久。从最初的远大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倒，一生大起大落，壮志难酬，最终落得由于世人无法理解而骂名九州。酿成这一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超前的思想在当时落后的局势中不被理解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因素。
千夫所指先行者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外交纠纷。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并答应派使节赴英国道歉。因此任命郭嵩焘为钦差大员到英国去“通好谢罪”。这一天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拖着病残之躯，以清政府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踏上了他坎坷屈辱的西行之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此行的终点站是英国任务是“道歉”和常驻。
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西方）使节，他是在一片冷嘲热骂中步出国门的。这个任务，在当时人的眼里，是个丧权辱国之举，而担任这样的职务，当然就成了如假包换的“汉奸”。试想，大清是堂堂的天朝大国，自有家规国法，岂容洋鬼子在中国内地随便出入?洋鬼子自己不检点，跑到云南边陲去找死，死了不是活该吗?凭什么威胁中国加开通商口岸，逼得天朝派钦差大臣去道歉?郭嵩焘顾全大局，接受任命，就有人作了*辱侮**性的对联，在当时广为流传:“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是站在儒家的道德高地上，讽刺他当汉奸当得“出类拔萃”，不配生活在神州大地，更不能见容于今天如此光荣伟大的尧舜之世。在他的故乡湖南，亲人们也为他蒙受了种种惊吓。当年参加乡试的湖南考生纷纷*会集**声讨郭嵩焘，并扬言要砸烂郭宅。致使郭家老小惶惶不可终日。原本激昂慷慨的郭松涛面对眼前未料的情势，精神上刺激很大。但慈禧太后两次召见，不断加以安抚，致使郭嵩焘最终感而奋发，决意西行。作为洋务同辈里见识、才干高人一头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话讲得太多而备受攻击，体无完肤。在他生前，《出使日记》被毁版；在他死后（庚子事变正盛之际），有人还奏请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除了国人的误解，他还面临英国人的蛮横威逼，致使出使之徒处处布满荆棘，到了英国除了连遭冷遇外，还由于对国际交往知之甚少，闹了不少笑话，英国人的歧视与故意刁难使他深感弱国使臣驻外的艰难。道歉必须觐见英国女王，在礼节方面，他多次派人询问英国驻华公使和内务大臣。但他们都含糊其辞，随意打发了来人，他们想看中国公使的笑话，认为郭嵩焘会对英女王行跪拜礼，所幸郭嵩焘在国内曾详细询问过普安使团与崇厚出使的情况，在觐见女王时从容的行三鞠躬礼致意。道歉使命完成之后，他便留在伦敦，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交涉外交事务，他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成功交涉了江西盐船案、厦门商人枪杀渔民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人的利益，这从当时的中国国际地位来看，实属难能可贵。在外期间，他零距离接触和考察了西方文化。郭嵩焘将其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并撰成《使西纪程》一书。可以说在从未有过现代外交，也没有能够借鉴的前人经验的情况下，作为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尽心尽力。除与英方继续交涉《烟台条约》，并就阿古柏侵略*疆新**一事与英方展开斡旋之外，郭嵩焘趁出国之际，遍访伦敦各地工厂、议员、政府、警察局、监狱等各种机构。出使英国给郭嵩焘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切身体会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之处，这远不是通过读书看报所能体会到的。作为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能单纯的依靠军事，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和科技文化来辅成。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回答了为什么学习西方和怎么学的问题。欣赏、接纳、学习西方政教、文化的胆识和见解，使郭嵩焘跳出了洋务派体用观的窠臼，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为同时代人所不容，受尽同时代人的冷眼与唾弃，但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作为寂寞的思想解放者先驱，注定了其孤独一生的命运。
黯然销魂归故里
1879年3月，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国的郭嵩焘抵达上海后，虽然总理衙门让他“先期回京”，但颇感受伤且仍在愤慨之中的郭嵩焘选择了直接返乡。郭嵩焘的洋务主张不容于当时，哪怕是他原以为可以让他稍息疗伤的家乡长沙，也给他狠狠补了一刀。他还没回到国门，长沙就有谣言说他要改上林寺为天主堂，从而群情激愤。等他快回到长沙，因为搭乘的船只是由洋船拖带着逆湘江而上，而遭到*制抵**。他从草潮门上岸后，也没得到迎接，“自巡抚以下，公然傲不为理”。“郭鬼子”“名教罪人”“汉奸”，归国后，即便谤满天下，郭嵩焘还是不忍不谈洋务，他不能“坐视诸公醉卧覆舟之中，无有醒悟”。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轨道。这一脱轨非同小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它打破了中国正统士大夫赖以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天朝政教。动摇了天朝政俗优于夷狄的精神支柱，也刺破了洋务大员的虚伪与落后。弹劾郭嵩焘的折片，犹如一枝枝射向郭嵩焘的毒箭，射手是那些上折片者，愚昧、偏见和朝廷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是弓弦，见识远出同侪的郭嵩焘成了活靶子。他辩解，甚至奋起抗争，结果是心力交瘁。灰心丧气，看不到希望的他，唯有“引身自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的命运，为千夫所指走出国门，被万人辱骂回归故里，这是一个文明的历史的悲剧，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悲剧，而文明的悲剧需要个人来承担，也需要个人来发泄。他不幸地成为这个承担者与发泄者。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于故乡，享年74岁。郭嵩焘因出使而横被构陷，表明当时朝野保守势力十分强大；郭嵩焘的挫折，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接轨西方先进文明的面对的巨大阻力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