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像在某个灿烂的春日，奔驰的云朵突然停止不动了，变黑暗了，密集在一起了；风衰歇了，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在*吟呻**或游荡，漫无目的地寻觅着。
It was as though on some brilliant day of spring the racing clouds of a sudden stood still, grew dark, and massed themselves;the wind flagged, and all creatures on the earth moaned or wandered seeking aimlessly.
一、冰冷的心：丧母的阴霾与疯魔初现
“在这个世界里，母亲是中心，或者说母亲就是家庭生活本身。1895年5月5日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那天过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天早晨，天空蔚蓝，寂静无声，鸽子在海德公园门22号的高耸建筑物上方飞过又静静地落下来，平静、悲伤、终结的感觉笼罩了斯蒂芬一家，世界末日的情绪袭向了家中的每一个人，在那个看似美好、明亮的春天的早晨里，茱莉娅·斯蒂芬去世了。
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母亲更像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而非一个“具体的人物”，她对母亲最初的记忆是“黑色的背景上绽放着红色紫色的小花——这是母亲的连衣裙；当时母亲正坐在火车或是公共汽车上，我坐在她大腿上，所以我能近距离地观赏她身上的这些小碎花。现在这些红色紫色的小花依然在我眼前闪耀，我猜这些是叫银莲花吧”。儿时，弗吉尼亚偶尔会坐在母亲的大腿上玩耍，但这样的美好时光是短暂的、弥足珍贵的，因为“母亲是生活的全部：托兰德小屋的生活全部围绕着她展开，海德公园门的生活也完全围绕着她展开……母亲跟孩子没有独处的时间，因而没有给孩子留下特别的印象。我觉得母亲一直穿着‘生活的盛装’——我爱用这个词——在云端生活，而孩子们则都穿着便装过普通的日子。现在我才明白，母亲要照顾纷繁复杂的人事，忙着你来我往地待人接物，才使得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关注我们。除非孩子生病，或是有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才会关心一下……多年之后，我站在她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渐渐明白她的处境”。
正如前文所述，茱莉娅在寡居的那些年里，就已经开始承担起了各种看护工作，并亲自去访问那些穷苦的寡妇或者为生存而挣扎的妇女。在访问时，她还总是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和铅笔，仔细地、分门别类地、一项一项地记录每家每户的收入和支出、就业或失业的情况等。因此，当莱斯利向她求婚的时候，她的迟疑和拒绝一方面就来自于此。她告诉莱斯利她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我可能会被叫去接连几个礼拜护理病人，或者几个礼拜在自己家里护理残疾人，受到这样的约束，我将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地、时时地看到你。”但是莱斯利是那么爱她，因此给予了她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并认为只要她觉得合适就完全可以自由地去工作：“假如你必须这样，就走几个礼拜好了，去看护病人或者做别的任何事情。我一点也不会抱怨……”在婚后的日子里，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并没有干涉茱莉娅的工作。因此，直到茱莉娅去世之前，不管她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被召唤到病人的床边去，即使是在圣埃夫斯度假期间也不例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茱莉娅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护理经验，因此，1883年她出版了一本专业论述护理的书《病室笔记》（Notes from the Sick Room）。由此可见，茱莉娅对待她的护理使命是严肃而认真的，并不是一时兴起。
除了护理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总是会有很多人向茱莉娅求助，而她天生拥有着圣徒般的无私、仁爱和善良，所以每一个向她求助的人，她都不会拒绝，这就使她总是有安慰不完的上门求助者和回复不完的求助信件。据弗吉尼亚在《海德公园门22号》一文中称，那时家里总会有各式各样的人纷纷前来向茱莉娅求助，哭诉心结——或者是作为佣人被辞退，或者是对情人表白被拒绝，或者是存单不知被谁偷看过了，或者是可怜的延德尔夫人因为失手毒死了丈夫而跑来寻求慰藉，或者是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因丈夫不久前在沃本郡不幸过世而跪地哭泣，又或者是多尔梅奇夫人在絮絮地讲述她是怎么把丈夫和前厅女侍捉奸在床的，等等。对于这些琐碎而繁杂的事情，茱莉娅都会自告奋勇地走上前去，不厌其烦地对当事人进行劝慰。
在她去世之后，弗吉尼亚还曾在抽屉里发现了她在托兰德屋某个上午收到的大量信件，为了回信，她甚至把信件全部带回伦敦一一回复。信件中除了少量来自亲人，大部分都是求助信，来自女儿被爱人抛弃的母亲、失业的看护、和父母吵架的少女，甚至还有写信来借钱的……每个人都希望从茱莉娅那里获得某种帮助和同情，每个人都知道茱莉娅总会找出时间来提供某种安慰和帮助，她总是那么尽职尽责，随时准备付出。在《前尘往事》中，弗吉尼亚描述了一次母亲在破旧的火车或是公共汽车上与检票员搭话的情景。一路上，母亲都在担心检票员的脚是否冻坏了，还询问公司为什么不给他们铺些稻草踩着等问题，同时她还聆听检票员向她诉苦，并给出自己的见解。对于茱莉娅来说，即使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她也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
虽然看护工作和给予别人帮助花费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要承担起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以及“充当相当繁重的家庭事务的管理者角色”，她在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同时，也默默地为丈夫和子女奉献自我。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天使”养育了七个孩子，对于那三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她需要关注他们的成长问题，对于那四个待在保育室里的小家伙，她需要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而第八个孩子劳拉则是个精神病人，“她根本就不识字，她会把剪刀往火里扔，她说话囫囵不清，结结巴巴，可是她还一定要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劳拉总是做出一些让人十分担忧的事情来，所以她更需要茱莉娅给予特殊的看护，她是压在可怜的茱莉娅身上的一个沉重负担。
除了要无时无刻对孩子们奉献自我以外，茱莉娅主要是为丈夫而活。她时时刻刻都要准备着抚慰、取悦、鼓舞、照料，甚至是哄劝莱斯利。莱斯利虽然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品德，但是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他始终没有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尽管他很爱茱莉娅并对她满怀崇拜之意，但是“他对待她却有几分像对待一个仆人，一个应该随时可以得到、随时能够支撑他、随时在为安排他的生活而操劳的人。他对照顾他的女性很苛刻，把一种对女性的理论上的崇敬同实际上的屈尊恩赐和折磨骚扰结合起来，要求对他本人的需求做出完全奉献”。故而，在家庭生活中，莱斯利对茱莉娅的需求更像是一个自私任性的孩子对母亲无限的依赖和无尽的索求。
在茱莉娅和莱斯利结婚之前，莱斯利就曾向她透露过他的缺陷，即他对金钱怀有烦躁不安的情绪，他总是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去承担，他粗鲁、神经质等。在婚后的十七年生活中，情况也确实是如此。在金钱方面，莱斯利总是做无谓的担忧，总是想象自己将要面临破产，杞人忧天，但是这样的事情却从未发生。对于此，茱莉娅却不得不安慰他，费尽心思地打消他的顾虑，甚至还得帮他管理财产。在身体状况方面，编写《英国人名传记词典》所需要的巨大精力使莱斯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编写负担碾压和抑制着他的精神与肉体。在1888年到1891年间，他多次患病，并始终被失眠症和他所谓的“震颤性昏厥”所困扰，对于此，茱莉娅则不得不照顾他、安慰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茱莉娅的健康和他的健康联系在了一起。在工作方面，由于莱斯利自幼就遗传了家族的敏感和神经质，所以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他总是怀有一种无力的失败感和深深的自我贬低的意识，他总是专横地要求别人尤其是女性同情他、恭维他、安慰他。在1893年，他曾这样向茱莉娅进行哀伤的倾诉：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更自信一些……我放弃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行当，结果成了一个杂而不精的人，做成的事只不过足以显示我本来可能做得更好……你，可怜的人，几乎承受了我所有的抱怨：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不能向别人抱怨，而且我当然也不经常向自己抱怨。
在编写《英国人名传记词典》期间，莱斯利的情绪总是不稳定，且喜怒无常，即使是最微小的挫折也会使他大发脾气，他就像《到灯塔去》中那个失败的哲学家要求他的妻子必须给他浇灌生命力一样向自己的妻子茱莉娅不断地索取。“他需要同情，首先要肯定他的天才，然后要让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给他以温暖和安慰，使他的理智恢复，把他的心灵的空虚贫乏化为充实富饶，而且使整幢房子的每一个房间都充满生命——那间客厅、客厅后面的厨房、厨房上面的卧室、卧室上面的育儿室，它们都必须用家具来布置，用生命来充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莱斯利自身就是茱莉娅最沉重的负担。
在照顾家庭之余，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主人，接待访客也是日常生活中必须承担的职责。她们必须要随时准备好跟客人们聊天，绝不能冷场，对她们来说，不论访客是谁，她们都要热情。茱莉娅无疑是一位端庄美丽、温文尔雅、幽默风趣、迷人且极具吸引力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主人的典型代表，她有着清晰的洞察力和明确的判断力，能够从他人最隐秘的表情、最微小的举动中发现真相并迅速而精准地看透他人的真实处境。所以，在她的客厅里，往往是高朋满座，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弗吉尼亚在《往事札记》中曾回忆：
母亲房间里还有好多访客，有年轻才俊杰克·希尔斯，他爱上了斯特拉；还有很多年轻人，乔治和杰拉尔德剑桥里的朋友；也有老年人，坐在茶桌旁边聊天，他们是父亲的朋友，亨利·詹姆斯、西蒙德斯；房间里还有斯特拉的朋友——拉辛顿家，斯蒂尔曼家。母亲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贝亚特丽斯的雕刻画——这幅画以蓝色为基调，是以前一个年迈的家庭教师送给她的。人们在房间里讲笑话，放声大笑，或者嘁嘁喳喳地聊天。……我从百叶窗后偷偷地往窗户外面看，心情焦急烦闷，不安地等待母亲走到大街上来。母亲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路灯都已经亮起来了，而我敢肯定的是，又有人来拜访她了。
所有这一切，使茱莉娅每天都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般。虽然她依旧美丽迷人，但却日渐显露出了憔悴的模样，她变得越发受困于时间和生活，为了尽可能地节省时间，她总是不停地琢磨如何把事情全盘考虑，合理安排，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日复一日的匆忙，使她那本应充分绽放、从容结果的人生全都被压缩了。最终，她的生命在第48个年头时就被消耗殆尽。1895年3月4日，茱莉娅因为流感卧床不起两个礼拜，之后虽有好转，但是留下了后遗症。有医生认为茱莉娅是死于风湿病，具体说法不详，但是据称，她的风湿病其实可以追溯到1879年，那时难产后的她不顾休息，就赶去护理一个发烧病人长达多月，从而留下了病根。但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茱莉娅还是在1895年5月5日，与世长辞。茱莉娅以其伟大的博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众人的赞誉，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堪称楷模的妻子、母亲和慈善家。
在茱莉娅去世那天，弗吉尼亚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还是似懂非懂的，她被吓坏了。当乔治领着她去和母亲做最后告别的时候，她在楼下遇到了正踉踉跄跄地从母亲卧室走出来的父亲，他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弗吉尼亚下意识地伸出双臂想要拥抱父亲，但是父亲却一把推开了她，嘴里狂乱地喊着令她听不懂的话语。这幕情景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断浮现，它象征着从母亲去世的1895年直到父亲莱斯利去世的1904年期间，弗吉尼亚和父亲之间感情的僵滞。之后，来到母亲床边的弗吉尼亚弯下了腰，亲吻了母亲的脸颊，并喃喃自语、自我安慰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时母亲刚刚咽气，脸部还有余温，在孩子眼中，母亲似乎只是在沉睡而已。弗吉尼亚最后一次亲吻母亲是在第二天晚上，那时母亲已浑身冰冷，她亲吻母亲的脸颊，就像亲吻一块冰冷的生铁，那晚的印象使她在今后的人生中，只要一摸到生铁，就会想起当时的感觉。这是年仅13岁的弗吉尼亚第一次真正近距离地接触死亡，死亡于她来说是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虚幻缥缈，以至于当时的她甚至都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感情来面对一切。就像多年之后，她回忆母亲去世时的情景：“全家人都沉浸在极度的悲怆中，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显得不太真实。”
对于弗吉尼亚来说，母亲的死是可能发生的灾难中最深重的。如果茱莉娅的去世带给她的仅仅是一次摧毁性的丧亲之痛的话，那么情况似乎还不会那么糟糕，但是真正可怕的是整个家庭都被笼罩在了茱莉娅去世所带来的阴霾之中。莱斯利时年已63岁，再次丧妻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他想像个男子汉一样努力承担起一切伤痛，但是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还是放任自己沉浸在锥心蚀骨的悲恸之中无法自拔，他无视孩子们自身的情感需求，从而也切断了孩子们对他的同情。于他而言，这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丧妻之痛，到处都是他神情困惑、伤心欲绝的身影以及他幽幽的叹息声、呜呜的痛哭声，他甚至扬言要追随亡妻而去。那时，家中最常回荡的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我死了，我希望我死了——我希望我的胡须会长起来”。而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母亲去世所带来的自然悲伤之外，他们不得不承受父亲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夸张的、难以愈合的绝望、压抑、自觉有罪的阴郁之感。
面对茱莉娅的离世，莱斯利和孩子们的反应截然不同，这一不同反应恰恰代表着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和代沟。莱斯利·斯蒂芬的反应是较早一代人典型的感情放纵，他们将死亡放置于自己人生戏剧的中心，不断地在公开场合予以展示；而孩子们却是以一种现代节制的态度来看待死亡，他们以沉默来回应伤痛。在他们眼中，父亲的过度悲痛是病态的，是装腔作势的，但是在世人眼中，父亲的过度表达却比他们的缄默更加自然、更加常态化。也许，弗吉尼亚正是因为这种外在的期待与她个人内在经历之间的错位，才使她一度对自己在母亲去世期间的感情冰冷耿耿于怀，甚至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她在晚年时曾写道：
那些日子似乎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感觉也似乎变得麻木，可是我们却浸泡在那样的日子里，令我们无法呼吸，令我们看不清世界。要是我们的感觉正常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痛苦地流泪，悲伤地*吟呻**；应该深深地责备自己，表白决心；应该信誓旦旦地宣称要负起责任，承担任务，为他人好好活下去。可是我们对忧伤的感觉已经麻木了，提及死者，已经无法真诚地表达哀伤了。更不幸的是，麻木的感觉不但无法使生者的感觉苏醒，反而使生者和死者的感情都变得模糊起来，真是糟糕透顶了。时间久了，这种麻木埋下了不可原谅的祸根，那就是母亲那真实而鲜活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渐渐消隐，被一个一点儿也不可爱的幽灵似的幻象所代替。
在这一时期的斯蒂芬家中，精神之光已被彻底拒之门外，剩下的只有无尽的黑暗和麻木的伤感。“母亲去世后，她费心尽力营造的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瞬间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乌云满天，层层黑云向我们步步逼近。我们好像被囚困在孤岛上，神情悲伤、神色凝重，身外的一切变得虚幻缥缈，我们似乎无力冲破这种禁锢。我们不仅仅阴郁悲伤，精神虚无，而且感觉什么也抓不到，什么也说不出，好像有根手指放在我们的嘴唇上，不让我们说话似的。”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海德公园门22号上空，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茱莉娅的去世，也使家里两个未成年的姑娘文尼莎和弗吉尼亚自此失去了母爱的庇护，“某种限制似乎破裂了”，虽然在这段时期，斯特拉给予了她们成长中所需的女性关爱，但是某种感情上的*行暴**还是发生在了她们身上。作为家中最年长孩子的乔治·达克沃斯，时年27岁，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且慷慨大度，在众人面前是当之无愧的“天使”。平时，在偌大的家庭里边，乔治总是会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体贴入微地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所有亲朋好友的生*他日**都能准确地记住，并按时送上生日祝福。他还总是给同母异父的妹妹们买礼物，为她们安排各种活动，甚至还会陪她们一起去捉蝴蝶，带她们去看哑剧演出……在亲戚朋友眼中，他是一位模范兄长，拥有着天神般圣洁的一面。但是，随着母亲的去世，这位亲爱的兄长却突然变成了妹妹们心中的“怪兽”，先前兄妹之间友爱安慰式的拥抱突然超出了正派的界限，某种出于兄妹之间的纯洁感情最后成了一种淫秽的*欲色**冲动。乔治会在弗吉尼亚上课的时候公然对其进行抚摸，后来乔治的这些行为越发变本加厉，甚至发展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从日间的教室延续到了晚间的保育室。
面对乔治的虚伪行为，两姐妹只能保持缄默，因为她们所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使她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尚和体面，不能出现任何尴尬的丑闻，就像弗吉尼亚在15岁时的某个夜晚听见一个老头在胡乱说着猥亵的话语，但是第二天却被告知那只是一只猫一样。而且，即使她们冒着风险，将乔治的行为公之于众，斯特拉、莱斯利、姨妈、姑妈等所有人也只会感到大惑不解，心存怀疑，他们甚至会认为是这两姐妹忘恩负义，编排故事诬陷她们的哥哥乔治。因此，弗吉尼亚和文尼莎所能做的只能是沉默、回避，甚至还要对她们的*害迫**者表示感谢和赞扬。这也使得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两姐妹提到同母异父的兄长时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厌恶和嘲笑，如同弗吉尼亚在《海德公园门22号》中所描述的那样：
说实话，乔治天性的愚钝也是异于常人。最简单不过的考试他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乔治没有一份工作是靠自己的本事找到的，他所有的工作都是托朋友拉关系才得来的。他那双棕色的小眼睛努力挣扎着想看透眼前的事物，但这对他来讲太难了，他无论如何也难以参透其中的奥妙。之前把乔治的眼睛比喻成猪眼，不只指他愚蠢如猪、贪婪似猪——当然，有人说过，在伦敦所有的跳舞场里，乔治是最贪婪的年轻人——更是指他固执如猪。猪在食槽里找松露的时候，闷着头闭着眼挺着猪鼻子往前拱，不把松露翻出来誓不罢休的样子像极了乔治。
母亲的离世、父亲的冷漠乖戾、同母异父兄长的情感*行暴**、家庭氛围的阴郁黑暗以及弗吉尼亚自身情感的麻木缄默，所有这一切使年仅13岁的弗吉尼亚终于不堪精神重负，遭受了疯魔的第一次袭击，自此这一精神疾病便潜伏于她体内，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向她纵身扑来，残忍而可怕。第一次的精神失常在生理方面的表现是，脉搏跳动加快，快到几乎令她无法承受，同时兴奋和焦虑也到了让她难以忍受的地步，继之而来的则是无法想象的沮丧感。她变得怕人，无法面对陌生人，有时还会出现幻觉，甚至听到一些她所谓的“可怕的声音”。斯蒂芬家的家庭医生赛腾先生为弗吉尼亚进行了医治，要求她停止上课，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并规定其按时进行室外活动。正是在这期间，弗吉尼亚停止了写任何东西，并且首次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创作的欲望离我而去；除了那两年的空白期，创作一直是我毕生不息不止的欲望。”直到1897年初，她才开始逐渐好转。
对于弗吉尼亚的疯狂问题，学者们和传记家们往往认为是与遗传有关。因为，在斯蒂芬家族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敏感、神经质的不稳定因素，这一因素显然具有精神疾病的潜质。莱斯利和明妮的女儿劳拉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举止异常怪异、恐怖，她在21岁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并于1945年死去。也许，劳拉的精神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外祖母伊莎贝拉·萨克雷的遗传，但是并不能排除斯蒂芬家族对她的遗传。因为莱斯利本人的心理也很不稳定，总是情绪波动极大，敏感且神经质，特别是在第二次丧妻之后，他几次经历了“精神崩溃”的危机。对于他的精神特质，有学者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如果事情似乎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会勃然大怒，爆发一阵可怕的、疯狂的怒火，要不然就堕入虚弱无力的自我厌弃……他表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虚张声势和恐慌不安、自责专断和衰弱萎靡。他摇来摆去，一会儿自以为是智能上的万物之主，一会儿又自认为无能得糟糕透顶。
莱斯利的精神气质使他特别害怕面对别人的批评意见，因为这会使他痛苦不堪，弗吉尼亚实际上就遗传了父亲对外界舆论的敏感。此外，弗吉尼亚的堂哥J.K.斯蒂芬本是一个英俊潇洒、颇具才华的剑桥优秀学生，为人亲切、随和，曾写过一些灵巧、轻盈的诗歌，颇受欢迎。但是在1886年，他走访费利克斯托市的时候，遭遇意外，致使头部受伤，诱发精神失常。精神失常后的他常常冲进海德公园门22号的弗吉尼亚家中，强行追求斯特拉，并且还常常在一种极度的疯狂与兴奋中驾驶着双轮马车奔跑一整天。他的疯狂给幼年的弗吉尼亚带来了极大的惊吓和震颤。后来，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33岁的时候去世。两年后，他的父亲菲茨吉姆斯因承受不了爱子发疯并去世的打击，在伤心欲绝中溘然长逝。同时，据说，弗吉尼亚的哥哥托比有一次也因流感而精神失常，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竟从窗户跳出。由此可见，家族的遗传因素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一颗种子深埋在弗吉尼亚体内，而使种子生根发芽的主要诱因则是母亲的离世和之后亲人们的相继去世以及这些丧亡岁月所带来的痛苦重负。
在茱莉娅去世之后，莱斯利由于无法忍受在没有茱莉娅的情况下去圣埃夫斯度假，所以转让了托兰德屋。托兰德屋的转让和母亲的去世一起构成了弗吉尼亚人生中最沉重的苦难，它们标志着弗吉尼亚童年美好生活的终结。所有的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弗吉尼亚生活的精神基调，带给她深重的精神痛苦，使她只能带着一颗受伤的、冰冷的、支离破碎的心久久难以走出丧母的阴霾。她在母亲去世10年之后仍写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夜晚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街上，或者走进房间里，她就在那儿；美丽，有力，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
二、转身隔世：斯特拉的香消玉殒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要遭受折磨，平添烦恼呢？生活的皮鞭任性而又毫无征兆，因疏忽而犯了两个残忍的错误——先是带走了母亲，接着又带走了斯特拉。”在茱莉娅去世仅仅两年之后，死神于1897年7月19日再一次来到了斯蒂芬家，带走了弗吉尼亚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
在弗吉尼亚眼中，斯特拉非常漂亮，犹如一件精美的希腊艺术品。她拥有着苍白但娇柔灵动的容颜、顾盼生姿的明亮双眸和如涟漪般绽放的感染力，这一切使她在举手投足间尽展梦幻般的魔力。在性情方面，斯特拉敏感、谦逊，天性温柔、善良，诚实坦率，从不抱怨，充满着温柔的女性气息和令人心安神定的力量。但是，她并不聪慧，也几乎从不阅读，弗吉尼亚认为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人生。
斯特拉自幼就对母亲茱莉娅极其崇拜，她所有自我满足的成就感都来自她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奉献，她对母亲有一种几乎称得上是病态的依恋。正如弗吉尼亚所言：“对母亲无以复加的依恋和崇拜，消极忍受痛苦的耐性以及毋庸置疑的依赖感。……母亲和斯特拉犹如日月星辰相互辉映。母亲行事积极果断如发光的太阳；斯特拉则是反射阳光的卫星。”因此，母亲的死无疑对斯特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沉重打击，她悲伤得几近绝望，但是对母亲的依恋和她美好的天性，又使她义无反顾地接手了母亲遗留下来的责任。
她一边收起眼泪藏起伤痛，设法打破家中死气沉沉的状态，尽可能地安抚和慰藉家人；一边开始操持家政，照料弟妹，陪伴女孩子们，并安排所有社交事宜。在弗吉尼亚1897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斯特拉接管了母亲的壁炉架，给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洗澡，在厄尔伍德照管她们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劳拉，甚至还继承了茱莉娅的社会工作，去探访救济所等。更重要的是，正值丧妻之痛的莱斯利也看到了斯特拉，并把她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紧紧攥在手中，使斯特拉成了他理所当然的靠山。在随后的岁月中，“我们依赖她，就像没有思想的轻率男人总是想依赖自然的力量一样。”斯特拉不得不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家中一切事物，还必须要经常聆听继父的忏悔，宽恕他的过错，并不断地给予他同情和安慰。后者对斯特拉来说是尤其困难的，毕竟莱斯利不是她的生父，他们并没有非常亲近过，而且实际上，她有可能会对莱斯利怀有一种仇视的心理，因为她对母亲的爱是那么强烈，而母亲又是那么心甘情愿地为莱斯利奉献自我。尽管如此，她还是始终保持着沉静的姿态，从早到晚地为莱斯利操心，尽心竭力、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去安慰他，并不顾一切地找人去看望他，甚至为了让他获得心灵的安宁和平静而设法帮助他实现所有的心愿。这一切对于一个年仅26岁的姑娘来说，是多么的沉重而艰难。弗吉尼亚在晚年时回忆道：“是斯特拉，是她帮我们撑起了这片天，让微弱的光照射进来。”但是，“她黯然地拱手让出了她整个生命中最美的岁月，以及享受上天赋予她的各种人生的权利。”
在弗吉尼亚的心中，斯特拉占据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她曾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里，四次重述过斯特拉的故事，分别是1897年的日记里、1907—1908年的《回忆录》里、1936年6月—7月的《往事札记》里，以及《到灯塔去》这部小说里。在所有关于斯特拉的描述中，伍尔夫呈现出的都是温顺、柔和的形象，这一形象所唤起的都是纯洁、纯净、圣洁等意象。“看到斯特拉我就会想起那些硕大的白花，那些花瓣庞大的峨参，峨参六月份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开放。也许是因为母亲有个绰号叫‘老牛’吧，我才想起了峨参花。也许是蓝色夜空里的皎洁的圆月让我想起了斯特拉，也许是那些花瓣透明、层层叠叠展开的白色大玫瑰花。”一直以来，斯特拉都是驯顺、柔和的，对母亲更是言听计从，以母亲的意志为意志，但仅仅有一次，在1894年的夏季，她违反了母亲的意愿，拒绝了她最初的求婚者约翰·沃尔特·希尔斯。在茱莉娅在世时，斯特拉其实有很多的追求者，而她之所以抗拒婚姻，主要原因还是对母亲的依恋。
杰克·希尔斯来自一个极有名望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坎伯兰扎根很稳，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杰克曾上过伊顿公学，是一个坚忍、诚实的人，但是却患有严重的口吃。弗吉尼亚曾把他描述为意志顽强的“硬毛*狗猎**”形象，“所有的命运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可那倔强有力的下巴却依然蕴藏着荣耀与高贵。”他第一次向斯特拉求婚被拒绝了，但是他拒不接受这样的结果，仍然凭借坚定的决心和真诚的信念，永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对此，茱莉娅给予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她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一样，一向善于当媒人，而且还总是年轻恋人们的朋友和心灵导师，因此，在她去世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又成了海德公园门的常客。茱莉娅的去世使斯特拉心灰意冷，任何事情在她眼中都不甚重要了，即使是她的婚姻也是如此。但这时的杰克·希尔斯仍是像从前一样锲而不舍，给予斯特拉细心的呵护、照顾和理解，并全心全意地为斯特拉的一切着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斯特拉对杰克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并对新的生活产生了向往。
在茱莉娅去世快一年之后，杰克又一次求婚了，可是面对求婚，斯特拉又退缩了，她再一次拒绝了杰克，而原因很可能是她对继父的责任心，他和他的孩子们都深深地依赖着她。如今，他们尤其是莱斯利已从斯特拉身上获得了些许的安慰，在斯特拉看来，这时抛弃他们是不人道的，是可耻的，是自私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恰恰再一次凸显了斯特拉的仁慈和善良，她的所有这些品性简直就是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和母亲的身份所创造的，故而，这也更加坚定了杰克娶她的决心。终于在杰克的耐心等待之下，斯特拉敞开了心扉，坦承他对她有着重要的意义。
1896年8月底的一天，杰克第三次向斯特拉求婚，这件事给弗吉尼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前尘旧事》中进行了描述。那天下午，杰克骑着自行车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斯蒂芬一家在亨德海德租借的房子中，并一直待到了吃晚饭，在晚饭之后，斯特拉带他到了外面花园中，并在出去的时候坚决地把身后的大门紧紧地关住。可是孩子们还是以捉飞蛾为由提着灯笼跟了出去，但或许是那晚月亮太亮的缘故，他们没有捉到一只飞蛾，只是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斯特拉和杰克的身影，最终他们不得不悻悻地返回了客厅。在客厅中，只有他们父亲孤单的身影，似乎在坐立难安地等待着什么。后来，莱斯利早早地把孩子们一个个地安顿到了床上，他自己则在屋外阳台上焦躁地走来走去。孩子们则都聚在艾德里安的房间内，睡意全无地静静等待着。那晚，弗吉尼亚感觉“清冷和忧伤弥漫在屋子里，不知怎么让我们感觉特别不舒服……我们觉得挺害怕的，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一些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当看到斯特拉和杰克手挽着手走进客厅时，他们立刻就明白了，她答应了杰克的求婚。
1897年4月10日，在杰克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斯特拉嫁给了他，并于婚后搬进了与海德公园门22号仅3家之隔的一栋房子之中。对于他们的婚姻，莱斯利知道应该祝福他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斯特拉是快乐的，而且他的茱莉娅也一直盼着这件事。
我的茱莉娅（他写道）……本来会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开心；如果需要依从的话，想到她是赞成这事的，我也就会依从了……在任何想得到的情形下，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以更绝对的把握和满意来预期斯特拉的婚姻了。如果有什么事能使我更快乐，这事应该算得上；不过（他不吉利地添了一句），我的快乐迅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但是，事实上，在他内心深处，他是痛恨和嫉妒杰克的，他认为自己遭到了斯特拉的背叛，他总是哼唧着、叹息着，“斯特拉怎么会和这样一个男人结婚呢”，在他看来，“杰克”这个名字“就像是一记鞭响”。而那时的弗吉尼亚对斯特拉婚姻的反应也是十分强烈的，对于刚刚经历丧母的她来说，失去斯特拉就像又一次失去一位母亲一样，所以她把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到了杰克身上。1897年1月1日，斯蒂芬家的孩子们决心开始写日记，而弗吉尼亚的日记在头六个月里写得是很规律的，从她的日记中，便可以看到她当时对斯特拉与杰克婚姻的恼怒和讨厌。
1897年4月9日，星期五
我们一整天除了整理礼物和写卡片等事之外啥都没做——整个上午就这样耗掉了。下午斯特拉和父亲去高门（给母亲扫墓）——最后，到了晚上大概11点，事情多少才有了完结，琼斯夫人带着些内衣裤来了。我们去睡了——不过斯特拉、乔治和杰拉尔德在她屋子里包装东西一直到凌晨2点。杰克整天都在外面——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时间沮丧，但是最后一个夜晚差点儿不欢而散。不过我们（瓦奈萨瓦奈萨即文尼莎，此处保留原译名。为方便读者理解，后统一改为文尼莎。和我）想起自己曾决心做到平静和沉着。
在4月10日婚礼仪式结束之后，斯特拉和杰克去了佛罗伦萨度蜜月，斯蒂芬一家去了布赖顿布赖顿（Brighton）,英国南部沿海避暑胜地。度假。布赖顿相较于圣埃夫斯远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度假胜地，而且斯特拉的婚事又使弗吉尼亚始终处于一种焦虑和恼怒之中，所以当时她一直处于坏脾气之中。据日记显示，4月13日，她“怒不可遏、耍着脾气上了床”，15日她为自己不能坐在海德公园门自己“心爱的扶手椅”上而倍感惆怅，4月21日，她在日记中记道：
父亲带着文尼莎和我出去散步，沿着帕瑞德走到史丹恩或类似的地方——在布赖顿的另一头，靠近帕哥达——我懊恼地说所有的事都跟我作对，我把雨伞折成了两段……
不过，对于他们的婚姻，弗吉尼亚在愤慨的同时也真诚地为斯特拉感到开心，也正是斯特拉和杰克的爱情使她第一次对男女之爱有了美好的想象。在她眼中他们的爱情是如此浓烈深刻、激情振奋，如闪亮、绯红、透彻、浓烈的红宝石般，而且更重要的是她看到某种快乐的源泉再一次点燃了斯特拉。
她的眼睛灼灼闪耀，苍白的脸颊永远泛着浅浅的玫瑰色红晕。她开怀地笑，有时还会温柔地讲些笑话……她曾经过得那样辛苦，多亏了杰克的出现，耐心地劝慰她，把她带出了惊恐的深渊。他吻她，告诉她许多有趣的事情，让她感受真实而可靠的人生，尽管站在坚实而真切的生活土地上，她的脚还是有些痛……的确，跟她相比，他对生活的愿望更热切，可是她也接纳了生活，并且愿意睁大了眼睛去了解生活，投入生活。生活真美！她再一次张开翅膀，朝更高的天空飞去。
在今后的岁月中，弗吉尼亚常常将记忆中斯特拉的爱情作为衡量一对年轻人是否真心相爱的标准。每当她听到有人订婚的消息，她就会猜想他们的爱情是否可以和斯特拉的爱情相提并论，因为斯特拉的爱情是她见证过的且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天晚上，弗吉尼亚在睡不着的时候，偷偷地对斯特拉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斯特拉温柔地告诉她：“哦，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以后你和妮莎也会这么幸福的。”那时，文尼莎也即将要进入社交圈了，她同样也会品尝到甜蜜的爱。弗吉尼亚也一样，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逐渐步入正轨。
在斯特拉甜蜜幸福婚姻的影响下，由母亲去世所带来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忧郁和阴霾似乎也逐渐消散了，海德公园门22号在那个时期看起来又充满了希望，所有人似乎都相信，噩梦已经远离斯蒂芬家而去。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4月28日莱斯利他们一行准备从布赖顿打道回府的那个早晨，他们收到了乔治的信，信中说斯特拉因寒症卧床不起。等他们回到海德公园门之后，才发现其实情况更加糟糕。29日，赛腾医生诊断后确认斯特拉所患并非寒症，而是腹膜炎。突然之间，护士的身影、医生的会诊、亲友的探望、窃窃的私语等又一次笼罩了他们的生活，唤醒了他们可怕的记忆，一切都好像母亲去世时情景的重现，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这残酷的一切。事实上，从茱莉娅去世后开始，斯特拉就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苍白、憔悴了。在1896年，她曾经被诊断患有内脏风寒。1897年2月下旬，弗吉尼亚曾陪她去找英格兰第一位女医生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看病，当时斯特拉似乎有意要隐瞒什么，她告诉弗吉尼亚她的病症仅仅是由于精神紧张而引起的“烦躁”，但是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却说安德森医生把斯特拉单独留下了很长时间。3月5日，她在日记里再一次记录了斯特拉对安德森医生的拜访，但是斯特拉对其病情仍是避而不谈。或许，那时弗吉尼亚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或许在斯特拉结婚时，她表现出的焦虑和烦躁就已在某种程度上与她的健康有关。
在斯特拉患病的同时，弗吉尼亚的精神状况也一直在恶化之中，这很明显与斯特拉的病情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同时，在那段时间里，她目睹了多起事故：2月25日，她碰巧遇见了一次马车事故；3月26日，她看到一位骑脚踏车的女士被一辆马车碾了过去；5月8日，她在皮卡迪利目睹了两起车祸；5月13日，一匹脱缰的马与一辆四轮马车撞在了一起。所有这些事故都刺激着她的神经，使她感到恐惧而紧张，她当时的日记表明，那时她害怕出门，哪怕是逛一下街，见一下陌生人都使她感到害怕。5月9日，赛腾医生为弗吉尼亚做了检查，并嘱咐她要做适量的户外运动，按时吃药，并且要暂时停掉功课，安心静养，于是她便经常和斯特拉待在一起，相互关照，相互陪伴。斯特拉甚至不让莱斯利带走弗吉尼亚，就让她住在正对着她卧室的那间化妆室里。当斯特拉身体好些的时候，她们便会结伴乘着马车在海德公园门的螺旋路散心。
到了5月下旬，斯特拉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同时她还怀孕了，于是大家都相信她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斯特拉并没有真正恢复健康，随着她病情的又一次恶化，弗吉尼亚的心理疾病也随之逐步恶化。7月13日，在斯特拉家里，弗吉尼亚病得十分厉害，甚至引发了她后来所谓的“躁狂”。斯特拉就坐在她的床边，一直轻抚、安慰她，直到半夜。三天后，弗吉尼亚被乔治裹在斯特拉的毛皮披风里带回了海德公园门22号，临走时，斯特拉亲口对她说了声“再见”。令弗吉尼亚没有想到的是，这声“再见”之后竟是再也不见。7月19日，斯特拉在手术之后，离开了人世。转身隔世，弗吉尼亚临走时经过斯特拉门口的最后一瞥，竟成了她和斯特拉的最后一面。
斯特拉之死对15岁的弗吉尼亚产生的打击不亚于13岁时母亲离世所产生的重创。在《往事札记》中，弗吉尼亚写道：“我现在回想斯特拉去世后那一个月的日子，眼前便会浮现出一片光秃秃的灌木丛，浮现出一棵枯瘦的老树孤零零地站立在漆黑的夏夜里。”在斯特拉去世后的那段时间里，弗吉尼亚一直处于一种悲伤、失落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之中，她日记的笔迹凌乱而潦草，正好与她那时的心境相符，而且她写下的大都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事情全是一团纷乱……绝望而古怪……非常怪异和不幸……一切都悲惨而孤独……一天和另一天是那么相似，我根本不想写它们……”1897年9月，她在日记中甚至透露出了死亡的意愿，“这本日记的确是越写越长，不过死亡会是短暂而不那么痛苦的。”到了10月和11月，她已经基本放弃了记日记，没有写下一个字，只留下一片空白和尘埃。直到1898年1月1日，她在日记中回顾了过去的一年，但却流露出了对生命前景的畏惧与绝望：“这一卷极为剧烈的生命记录（我一生首次真正生活过的一年），就此结束封存，放在一旁。而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年头还将接踵而至。啊，天哪，它们是非常漫长的，而我在瞻望它们时总是变得十分畏怯。”
然而，弗吉尼亚因斯特拉之死所导致的精神疾病并没有彻底击倒她，就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她战胜和超越灾难的坚强意志要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想象，因此，她逐渐好转并恢复了健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在晚年时记录道：“我像缩头乌龟一样逃避1897年到1904年这七年不幸的日子。这七年里，有多少人摆脱了尘世的负担离我们而去……先是带走了母亲，接着又带走了斯特拉。如果她们在世的话，我们那些年不一定会有多么幸福，但至少会享受正常自然的安宁生活。我现在不是在怀念她们，我是在思考她们两人的去世给我们家庭这些年带来的残忍又愚蠢的伤害。”由此来看，在很大程度上，茱莉娅和斯特拉的死确实对弗吉尼亚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引起了她对男性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和对女*爱性**的不断渴求，并导致了她精神崩溃的恶性循环模式。
在斯特拉去世之后，家里三个男人便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折磨两个年轻的姑娘。首先是莱斯利，他又一次“像一头狮子寻找着他能够吞噬的对象”一样，开始着手盘剥他的下一个牺牲品——文尼莎。对于斯特拉的死，莱斯利虽然悲痛，但是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因为他能够承受这件事，他有了新的依靠，他的大女儿。家务事的重担从此落在了文尼莎身上，她不得不每天早晨站在台阶上挥手送艾德里安上学，不得不走进漆黑的地下室和索菲安排一天的膳食，不得不每天夜里端着热牛奶给父亲送去……莱斯利曾对女儿文尼莎要求，当他悲伤时，她也应该悲伤；当她向他要支票时他生气，她就应该哭泣。晚年时的莱斯利，在接二连三的丧亲打击下，变得越发孤独、乖戾、暴躁、野蛮，而他的女儿们在不得不忍受他的同时也努力地进行着抗争。
同时，作为此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杰克，也同样折磨、玩弄着两姐妹的感情。弗吉尼亚曾在《往事札记》中回忆了斯特拉去世一个月后，她与杰克坐在一起聊天的情景。
他把我的手紧抓在他的手里。他*吟呻**起来。他*吟呻**着说“它把人撕裂了”。他精神痛苦。他抓住我的手，这样才能使他的痛苦可以忍受；仿佛他处于生理性痛苦的折磨之下。“不过你是不能理解的。”他突然这样说。“能，我能理解。”我喃喃地说。在潜意识里，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指他的性要求把他撕裂了，还有他因她的去世而经受的痛苦。两种痛苦都在折磨着他。而那棵黑暗的花园外面的无叶的树，在我看来便是她的死亡使他承受的刺骨痛苦的标志与象征；还有我们；所有的一切。
目睹着这样的悲哀，弗吉尼亚和姐姐自愿做出了牺牲。为了安慰杰克，使他高兴，她们去他父母在卡莱尔的考贝城堡待了一星期。杰克父母家的那栋房子非常壮观漂亮，设施也异常豪华，房子附近的伊甸河环境也是浪漫迷人，但是弗吉尼亚并不喜欢待在那里，尤其是杰克的父母令她十分厌恶。更糟的是，她们的这种牺牲似乎并没有对杰克产生任何安慰和帮助，他对她们的努力一无所知，视而不见。弗吉尼亚在她的日记中记录道：“极冗长的晚餐。每件事情都豪华且陌生。杰克闷闷不乐。老希尔斯傻乎乎的。希尔斯夫人讲个没完，相当让人讨厌，苏珊·卢辛顿也喜欢唠叨，但很讨人喜欢。VS和AVS是安静的，流露了痛苦……一切都是让人痛苦的、孤独的。究竟为啥我们要来这儿？”对于杰克的痛苦需要，弗吉尼亚时而还会表现出拒绝和反抗，但是文尼莎却被杰克短暂地吸引进了一种毫无结果的亲密关系之中。
也许是文尼莎那时正处于与斯特拉曾经相同的处境，所以她成了杰克的盟友，他们经常一起哀悼斯特拉的去世，并在谴责莱斯利方面，拥有着共同的话题。那时，杰克总是会关心文尼莎，就像他曾经关心斯特拉那样，“你看上去很疲倦啊，妮莎。我敢肯定你操劳得太多了。”“你不应该担起所有这些事。你父亲把太多的责任交付到你头上了。过去对斯特拉也是这样。”他们的相互理解、相互安慰和相互同情似乎在逐渐转变成一种更加热烈的情感，文尼莎爱上了杰克，而杰克似乎也并不是不愿意接受这份爱。
此事逐渐引起了乔治的恐惧和不安，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男人是不能娶他过世妻子的姐妹的。于是，乔治以防止丑闻出现为由，私下鼓动家族中的女性亲属来责难文尼莎，其中以玛丽姨妈为主，她偷偷写信向文尼莎当时就读的学校告密，这使文尼莎恨透了这位姨妈，即使在街上碰到也视而不见，装作不认识。这种行为遭到了托比的责备。我们不能确定托比对正发生在姐姐身上的事情了解多少，因为那时他在读大学，与家庭生活有些脱轨，凡事都置身事外，但是他始终坚称姨妈就应该获得作为姨妈该有的尊重。此外，乔治还曾说服弗吉尼亚去规劝文尼莎不要和杰克单独见面，甚至还把他的顾虑告诉了莱斯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莱斯利表示他不会干涉文尼莎，而弗吉尼亚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文尼莎站在一起的。最终，这件事情并没有发展成像乔治所担心的那样，文尼莎和杰克的这次恋爱逐渐枯萎了。1897年到1898年的冬天，杰克在和斯蒂芬家一起住了好几个月之后，搬离了海德公园门22号，住进了格罗夫的维多利亚路14号。
第三个对姐妹两人进行情感折磨的男人就是乔治。在茱莉娅去世后，乔治就已经对她们做出了很多超出正派界限的事情，而现在，在没有任何女性长者庇护的情况下，一切约束似乎都已不复存在，不管在何时何地，她们都不得不一次次抵抗乔治那热情的拥抱和诸多无理的要求。在随后很多年里，她们都不得不屈服于乔治的淫威之下，就像弗吉尼亚回想起多年前乔治因晚宴着装而挑剔、羞辱她的情景时所说，“那年乔治36岁，我20岁；他年收入一千英镑，我五十英镑。所以那天晚上我很难与乔治对抗。”那时的她们所能做的依然只有隐忍与接受现状。
早在斯特拉去世之前，文尼莎就已经亮相社交圈，但斯特拉的离世，使乔治成功地介入了文尼莎还有随后弗吉尼亚的社交之路。乔治很自然地承担起了如果她们的母亲还在世才会做的工作，带她们去社会上见世面，但不同的是，乔治只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把她们作为满足自己社交野心的牺牲品，到处向外人炫耀她们，推销她们，并且只带她们去他认为有价值的和他希望她们去的地方，迫使她们接受他的观点、他的信仰。在乔治眼中，带妹妹们出来社交，并不是为了让她们开心，而是为了从事她们的职业，即找到一个地位卓越并对自己家族有助力的丈夫。起初，乔治送给文尼莎很多礼物，比如女孩子们都喜欢的扇子、项链、礼服、鲜花、阿拉伯牝马等，文尼莎乐于接受并且也喜欢被带出去参加舞会。但是不久，她的情绪就变了，她讨厌乔治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沉闷、乏味、无聊，她跟他们无话可说，社交舞会对她来说开始成了一种折磨。更糟糕的是，她发现乔治本身就是那个最令人厌烦的家伙，他总是以审查员和监护人的身份自居，以他的标准来评判她身边出现的每一个朋友。很快，文尼莎就开始反抗，而乔治一开始会假装可怜地再三恳求她，甚至会以大哭来威胁她，但文尼莎始终无动于衷，最后，乔治在盛怒之下动员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谴责文尼莎。因此，在所有的亲友眼中，文尼莎就成了傻气、顽固、无情且忘恩负义的怪丫头。
大约到了1900年，当乔治被文尼莎的反抗弄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便把目光转移到了弗吉尼亚身上。他送礼物给弗吉尼亚，为她置办服装和珠宝首饰，并央求她大胆涉足上流社会。那时的弗吉尼亚已经在剑桥大学参加过一次“五月舞会”，并发觉它十分有趣，所以她想也许文尼莎的抱怨只是夸大其词，她想尝试一下，所以很快答应了乔治的请求。但是，当她真正踏入伦敦上流社会圈子的时候，她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如果文尼莎只是觉得厌烦的话，那么对她来说，这变成了一种恐惧。在舞会上，她总是会说出一些糟糕的、骇人听闻的话语，有一次在张伯伦夫人家里参加舞会的时候，她和身边一位胖乎乎的年轻军官谈论演讲技巧方面的问题，当那位军官谈道“大家都说这个宴会的主人演讲得非常好”时，她却胡言乱语地强调了一番狂欢的罪行比偷盗更甚。还有一次，当杰弗里·杨格彬彬有礼地问候她“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时，弗吉尼亚却劈头盖脸地对他说“我不喜欢跳舞”，她的这番回答，使杰弗里直接扭头走掉了。
有时，弗吉尼亚也许只是为了向乔治证明，自己是擅长交谈的，所以才会说得太多，以至于忘乎所以地将她的听众抛在了脑后。据她回忆，一次乔治带她参加卡纳文伯爵的遗孀卡纳文夫人的晚会，当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时，她却向卡纳文夫人和波帕姆夫人大谈起了人类为何需要表达情绪的话题，并询问对方是否读过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她满心以为两位夫人会对她的大胆举动钦佩至极、羡慕不已时，她才从乔治满脸通红的窘迫中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不堪的错误。因为，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里，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是不应该有自己的见解的，柏拉图或者是人类情绪表达等话题是完全不适合年轻女性的。更夸张的是，她有时还会在舞会上拉着年轻小伙询问吊袜带的事，而踩伤舞伴的脚这种事对她来说更是屡见不鲜了，她总是跳得糟糕透顶，之后便再也找不到舞伴，一个人在舞会上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我记得在舞会的时候我孤零零地背靠墙站在那儿，无人问津，无人理睬，耻辱感油然而生。我不会跳舞，这让我感到耻辱；我不会跟年轻男士聊天，更让我尴尬不已。”在舞会上，“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没法在社交圈里一鸣惊人。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坐在角落里，就像渴望葬礼的职业送葬人。不过，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我所听到的而言，下次不会有人邀请我跳舞了……”
不过，对于伦敦上流社会的社交舞会，弗吉尼亚在抗拒的同时，又总是会被其中的某些诱惑所吸引。成为聚光灯的焦点，在众人瞩目之下大放异彩，认识那些执掌大权的重要人物，融入那个纸醉金迷的盛装世界……对于这些东西，她从来就不可能无动于衷。她是一位浪漫的势利之徒，她总是带着迷恋之情记下宴会的点点滴滴，并一直试图了解其中的浅薄之处。她发现在那些宴会的虚伪表象背后，也掩藏着它真实的一面和内在的深度，就像她笔下的达洛卫夫人所想：“她每次设宴请客，都有这种超脱的感觉，并且感到，每个人一方面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要真实得多……在宴会上，可以谈些在别的场合不能谈的话，这种谈话得费点劲儿，但比平时可能深入得多。”
在承受上流社会的社交所带来的痛苦之余，弗吉尼亚还不得不一次次抵抗乔治那“猛烈狂风般的激情”拥抱。1897年到1904年间，乔治的所作所为似乎比早期杰拉尔德在圣埃夫斯对弗吉尼亚的侵犯所造成的阴影和伤害更加巨大。在1921年，弗吉尼亚在为“记忆俱乐部”所写的《海德公园门22号》中，描写了乔治在夜晚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将其揽入怀中，告诉她不要开灯的情景，并以一段大胆、夸张同时又极具争议的文字谈道：“是啊，那些住在肯辛顿和贝尔格维亚的老夫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乔治·达克沃斯不仅是可怜的斯蒂芬家姑娘们的衣食父母、兄长，他还是她们的情人。”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资料显示，乔治确实对弗吉尼亚和文尼莎做出过令人恶心的猥亵之举，但是昆汀·贝尔在其后期著作《我的长辈们》（Elders and Betters）中更改了其对达克沃斯兄弟的谴责之词，并认为不管乔治的欲望膨胀到了何种地步，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强奸弗吉尼亚和文尼莎。与此同时，奈杰尔·尼克尔森通过与乔治的儿子亨利的沟通求证后，在其《伍尔夫》一书中指出，“乔治的本能是想发生*伦乱**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一个如此保守传统的人不可能冒生下私生子的危险。弗吉尼亚在回忆中将这件事戏剧化地夸大了。”
但无论如何，乔治对弗吉尼亚姐妹造成的伤害是不争的事实。“斯特拉和母亲虽然已经过世了，（乔治）却依然指挥着我们的生活。”面对乔治的暴君式统治，弗吉尼亚和文尼莎一方面必须服从，因为他比她们年长，比她们富有，更有整个传统和整个男性权威在背后为他撑腰；但另一方面，她们也质疑他的权威，在内心深处拒不屈服。据昆汀·贝尔在《伍尔夫传》中记载，弗吉尼亚曾写过一篇《达克沃斯家史》：
当威廉·鲁弗斯在新森特狩猎时，他猎到了一只鸭子。它掉进了池塘的中央，没法拿到手；但是一个敏捷的小听差蹚水追回了那只鸭子。国王拔出他的剑，轻触那个小伙子的肩头授予他封号：“听封，达克沃斯爵士，汝确实值很多鸭子。”
这一小段俏皮话很明显是弗吉尼亚以斯蒂芬家族惯有的犀利作风在嘲讽达克沃斯家族，表达了其对达克沃斯们的憎恨和不满。
总之，不管是莱斯利、杰克还是乔治，他们所施加在弗吉尼亚和文尼莎身上的情感*行暴**是真实、可怕且令人痛苦的，是茱莉娅和斯特拉生前绝不会使之加诸这姐妹俩身上的。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妮莎和我（弗吉尼亚）一道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同谋关系。在那个有许多男人来来去去的世界上，我们形成了自己私密的核心。”正是在此之后，弗吉尼亚逐渐表现出了对女*爱性**的渴求，她开始和一些女性建立起密切亲厚的感情。
在这段时光中，除了姐姐文尼莎之外，最早给予弗吉尼亚热切安慰和情感庇护的女性就是埃玛·沃恩和玛奇·西蒙兹。埃玛是弗吉尼亚的姨妈阿德琳和亨利·海弗德·沃恩最小的孩子，她很早就失去了双亲，或许是同病相怜的原因，她和弗吉尼亚的关系相当亲密。早年，她们之间经常通信，很多信件都被保存了下来，信件的内容大都是充满私人笑话和飞短流长的家庭琐事，不过读起来却十分生动有趣。
沃堡艾教区长宅第
沃堡艾
亨廷顿郡
1899年8月12日
我深爱的蟾蜍：
今天上午我们收到了苏珊·卢辛顿的来信，她星期一大概十二点半到亨廷顿。我估计，我们中的某些人必须到那儿去接她，这就意味着我们直到一点半才会回来——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如果真来的话），但是我们期望能和你一起共进午餐；因此让我说得扼要明确些：万一你到的时间远远早于一点半，如果你到达的时候我们没有都来迎接你，恳请你千万别觉得受到了怠慢，而要随心所欲——到撑船上玩玩——喂喂海鸥——拜访一下赛马训练场——看看照片——还可以占领我们的卧室和它们的附属物。我担心苏珊·卢辛顿会以某种方式耽搁我们的下午，不过她肯定是心情释然的、处于休息和写信状态的；另外她还是个可爱的人儿，能完美地弹竖琴。某些别的人——我该说就是蟾蜍们——肮脏的黏糊糊的爬行动物——认为她们也能弹奏——啊咳！
……昨天我们骑脚踏车去了亨廷顿——拜访我们的亲戚（斯蒂芬夫人和她全家）。回来时我们忘掉了自己所有的牵挂——（牵挂是很多的——文尼莎和我各带着个网兜，里面装满了不停地磕碰我们膝盖的甜瓜），当我们凝视着——领会着——并渐渐融入——那种天空。你只有住在这儿才会看到那样的天空。我们不再是大地上的居民。我们真的是由云彩构成的。我们是神秘的，梦一样的，在簧风琴上演奏着赋格曲……
这些话都是不由自主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本来只想说得简练、有条理。可怜的蟾蜍——当你来时我会问你——你读了我的信吗？你会承认你在路上已经读了一小段了，而且你确实打算在回去的路上再读上一点，你只不过在等待一个雨天去读完它。奥古斯塔认为这对你的视力有害，玛妮已经发了电报说“禁止你读弗吉尼亚的信件”。今天下午我有点疯狂。这是我生平遇过的最热的一天，我读完了一整部长篇小说，从今天上午的早餐时开始，下午四点读完。
现在是喝茶的时间了。（［有两个词无法辨认］公蟾蜍说）
我很抱歉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不过我会用很深的墨水写个摘要，弥补一下。
请代我向亲爱的玛妮以及我所有的外甥和外甥女致意。
你永远的公山羊
另一个对弗吉尼亚来说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玛奇·西蒙兹，她是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7岁的时候，玛奇曾在海德公园门待过一个冬天，还被孩子们戏称为“酋长”。玛奇在弗吉尼亚眼中是一个具有梦幻和想象色彩的传奇人物，因为她成长于瑞士群山的自由氛围之中，是一名作家，十分热爱艺术，喜爱冒险，且具有审美趣味，相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女性，她身上弥漫着新女性的摩登和与众不同。不过在1893年，她父亲的去世对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后来她嫁给了埃玛的哥哥，弗吉尼亚的表哥威廉·沃恩。在昆汀·贝尔的《伍尔夫传》中，他认为玛奇是第一个捕获弗吉尼亚芳心的女性，亦是弗吉尼亚第一个爱上的女性，而弗吉尼亚也曾宣称“她在那一刻对玛奇的情感是她所感受过的最强烈的情感”。不过，这种情感是纯洁的，是不夹杂任何欲望的真挚情感，是一个失去家中年长女性庇护的年*女幼**孩对一个朝气蓬勃的较年长于自己的女性所怀有的激情。事实上，玛奇就是弗吉尼亚的名作《达洛卫夫人》中的萨利·塞顿的原型。
同时，基蒂·麦克斯和维奥莱特·迪金森也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文尼莎和弗吉尼亚的生活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基蒂·麦克斯在出嫁之前是拉辛顿小姐，她聪明、机灵、漂亮且迷人，是那种娇巧精致的女子。她的母亲弗农·拉辛顿是茱莉娅最好的朋友之一，两家人之间拥有着亲密的关系，基蒂和雷奥·麦克斯的婚姻正是茱莉娅在圣埃夫斯撮合的。基蒂对茱莉娅满怀感激，所以当茱莉娅和斯特拉不幸先后去世后，基蒂出于同情和感激，接手了斯蒂芬家的女孩们，她以一种准母亲的姿态对待两个年轻姑娘，对她们提供了真诚的帮助，尤其是在使文尼莎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乔治所强加的方式）进入社交圈这一事件上提供了真正的帮助，因此，在那段时间里，她成了文尼莎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不过，弗吉尼亚与基蒂的关系就远没有文尼莎与基蒂那样亲密了。虽然她一直告诉自己基蒂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是一个比乔治好千百倍的社交圈领路人，但不知是出于嫉妒基蒂与文尼莎的亲密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在遇到基蒂时永远会表现出一种往后退缩的姿态，她不喜欢基蒂·麦克斯。
与基蒂·麦克斯不同，比弗吉尼亚年长17岁的维奥莱特·迪金森真正满足了弗吉尼亚的情感需求，为年轻且处于丧亲之痛中的她提供了真正的同情、理解和爱。维奥莱特·迪金森小姐生于1865年，出身名门，是萨默赛特郡一位乡绅的女儿，也是奥克兰勋爵的孙女。她们家与达克沃斯家是朋友，她曾是斯特拉的闺中密友，当她的母亲在1893年去世的时候，茱莉娅作为保护人一直照顾她，给予她关爱。维奥莱特个子十分高大（身高约6英尺），性格直率，极富同情心，在众人的眼中，她是那种给人以温暖和舒适的女人，正如莱斯利所说：“她非常喜欢女孩们，她们整天和她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学和其他事儿——D小姐对我说了关于她们俩的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大大称赞了弗吉尼亚的才智。”因此，当斯特拉死后，她很自然地融入了斯蒂芬家女孩们的生活中，并给予了她们无私、慷慨、深切的关爱。
如果说玛奇的出现使弗吉尼亚首次感受到了芳心初动的滋味的话，那么在昆汀·贝尔看来，维奥莱特·迪金森的出现，则似乎使她感受到了恋爱的滋味，当然这种恋爱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天真的迷恋与依恋，是一种“浪漫的友谊”。正是维奥莱特的出现，使弗吉尼亚在1902—1907年间的生活平添了几分色彩。弗吉尼亚和维奥莱特之间经常通信，她总是在信中称维奥莱特为“我的维奥莱特”，她们的信件内容迷人、有趣、充满热情但同时又让人尴尬，信件中总是充满着私人笑话和表示爱慕的语言，“难以置信，你竟能深深触动这个完全冬眠着的小麻雀（弗吉尼亚在信中对自己的称呼），那感觉如此强烈，如火山熔岩般炙热。”正是从这些信件中，昆汀·贝尔认为弗吉尼亚在恋爱，而且是得到了回应的恋爱。但不管这种恋爱关系是否真正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维奥莱特·迪金森和玛奇·沃恩一样，满足了弗吉尼亚对女*爱性**的渴求，正如林德尔·戈登在其《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所写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寻求抚慰与钟爱的强有力的女人当中，她是最初的也是最和蔼的一个。”
斯特拉之死和她死后的那段日子，对弗吉尼亚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是深重且漫长的。多年之后，当她试图回眸凝望曾经的丧亡岁月时，她写下了：
我母亲的死是个没能完全感受到的潜藏的痛苦——在13岁时我还不能把握它，正视它，对付它。可是两年之后斯特拉的死则打击在一个不同的本体上；一个特别没有保护的、未成形的、无防护的然而又是敏锐的、易感的、充满期待的精神组织和生命组织之上……我记得她死后我曾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能像这样。”——这个打击，第二次死亡的打击，沉重击打在我身上；我浑身颤抖，视线蒙眬，翅膀仍然粘在一起，坐在我自己破碎的蝶蛹边缘上。
岁月如梭，韶光易逝。蓦然回首，总会有些人成为心头之殇。在兜兜转转的岁月长河中，弗吉尼亚总是忍不住回望过去，以各种形式寄托她对斯特拉的怀念。30年后，她在《到灯塔去》中重现了斯特拉的形象，再现了她短暂的一生。在作品中，拉姆齐夫人的大女儿普鲁·拉姆齐就是以斯特拉为原型创作的，普鲁在婚后第一个夏天就因难产而亡，被弗吉尼亚比喻为“转瞬即逝的春天”。
三、永远的伤逝：父亲的离去
弗吉尼亚终其一生都对“我父亲那个老可怜人”保持着强烈的迷恋。她对父亲的感情既矛盾又复杂，既满怀爱意又充满愤恨，既能“像一个孩子似的谴责着”，又能“像一个58岁的女人似的理解着”。在她整个一生中，她对父亲的感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爱，痛恨，爱恨交织后的和解。
弗吉尼亚对父亲所有满怀温情的记忆大都发生在母亲离世前的童年阶段。在她童年记忆中，父亲是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学者，他总是坐在海德公园门22号最高层的图书室中，一边抽着黏土烟斗，一边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思考着、书写着；父亲是一位丝毫没有暴君迹象的慈父，总是在夜晚让孩子们任性地坐在他的大腿上听他朗诵；父亲是一位充满纯真与童趣的可爱男人，总是会用他那灵巧的手指剪出或者画出一只只惟妙惟肖的动物来使孩子们欣喜不已。弗吉尼亚在1906年为F.W.梅特兰的《莱斯利·斯蒂芬的生平和书信》一书写的专文《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印象》中曾这样写道：
在我孩提时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比我们大多少。……我们知道他的兴趣并没有“成年人”的做作，而与我们自己的兴趣一样纯真；因此，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完全平等的同伴关系。每天傍晚，我们都在客厅里待上一个半小时，我还记得，他总有某种办法把我们逗乐。他先是画几幅动物画，这些动物胖得我们都想要，或者用剪子把它们剪下来。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他又花时间来为我们朗诵。
1883年，在弗吉尼亚差不多2岁的时候，莱斯利曾在信中说“她坐在我的膝上看《比尤克》（一本关于鸟类的专著）”，还时不时地把脸贴在他的脸上，要求“吻一吻”。几个月后，莱斯利又在信中说，当他告诉她说他必须要去自己的图书室时，她“把她那小小的身子紧贴着我，然后抬起明亮的眼睛、透过蓬乱的头发凝视着我，说：‘别走，爸爸！’她一直露出十足调皮捣蛋的神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淘气”。从弗吉尼亚与父亲的亲密互动中可以看到，童年时代的她完全沉浸在极具保护性的父爱之中。在莱斯利编写《英国人名传记词典》的早些年间，他常常因苦心孤诣，耗费大量精力而焦虑得夜不能寐，但即使这样，他也仍会在工作的间隙关爱自己的孩子，他甚至还常常从弗吉尼亚的面孔中寻求安慰：“我看见她的眼睛在闪光，她可爱的小牙齿在发亮。”
在莱斯利的所有子女中，幼年的弗吉尼亚显然比家中其他孩子同父亲更加亲近，其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之间那条始终存在的关系纽带——他们作为文人的职业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弗吉尼亚自小就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作，远在成为一种职业以前，就已经成为她的自我特性、自我意识的一个本质成分”，而这似乎也得到了莱斯利的默许和支持，他甚至始终认为“她当然非常像我”。在弗吉尼亚早期的教育和文学培养方面，莱斯利毋庸置疑地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影响作用，他将弗吉尼亚作为其文学写作事业的继承人而进行着细心的指导与鼓励。在弗吉尼亚7岁以前，莱斯利承担了孩子们数学课程的教学任务，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足够的耐心来扮演这一角色，他根本无法理解小孩在面对简单计算时所遭遇的困难，这使得课程往往以他大发脾气而告终，所以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成为想象中合格的老师。
对孩子们，尤其是对弗吉尼亚来说，他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在教学时间之外产生的。他总是会给孩子们背颂诗歌，英国诗人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等人的许多杰作他都烂熟于心。“当他靠在椅子上，双眼微闭，娓娓朗诵出那些美丽的诗句时，我们感到他所说出的不仅仅是丁尼生或华兹华斯的词句，而且是他自己所感所知的东西。在我看来，英国伟大诗人的众多诗作都因此与父亲难分难解；我从中听到的不仅是他的声音，而且是他的某种教诲和信念。”（摘自《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印象》）而有时他还会在夜晚为孩子们大声朗诵文学名作，内容往往是选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在朗诵之后，他还会要求孩子们讨论他们所听到的内容，并要求他们说出自己最喜欢的人物，以及为什么喜欢。在父亲日积月累的文学熏陶下，弗吉尼亚早早地就获得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她最早记得的是32卷的“威佛利小说”，以及简·奥斯汀和霍桑的作品。
在倾听的同时，弗吉尼亚也从父亲那里体会到了阅读的重要并懂得了阅读也可以成为一种行动。“她想，他阅读的时候,好像在为什么东西指引方向，或者在赶着一群羊，或者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不断地往上攀登；有时候，他披荆斩棘，迅速地笔直前进，有时候，好像有一条树枝打着了他，一片荆棘挡住了他，但他决不让自己被这些困难所打败；他继续奋勇前进，翻过了一页又一页。”
那时，弗吉尼亚和莱斯利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异常融洽而亲密的，正如文尼莎在《弗吉尼亚童年杂记》中所回忆的那样：当时在保育室里，她们在洗浴之前正光着身子跳来跳去地玩，弗吉尼亚突然问文尼莎“你最爱的人是谁？父亲还是母亲”，文尼莎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母亲”，可是弗吉尼亚却说：“我总的说来更喜欢父亲。”显然，那时年幼的弗吉尼亚不仅深爱着自己的父亲，而且在父亲的影响下，已经能够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父亲和母亲的性格了。
然而不幸的是，在母亲去世后，曾经围绕在斯蒂芬家上空的所有幸福、美好、色彩和生命等都已萎缩、消散了，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虚假而紧张。如前所述，茱莉娅的死使莱斯利沉浸在丧妻之痛中无法自拔，他不仅不再关心孩子们的需要，而且还肆无忌惮地渴望从孩子们身上索取同情和安慰。面对父亲的各种歇斯底里和无理要求，托比恰好以离家求学的方式逃离了这一切，而文尼莎和艾德里安则在强烈思念和眷恋母亲的同时成了态度强硬的反叛者，唯独弗吉尼亚不得不经受着内心痛苦的撕扯，因为她不能像其他几个孩子那样去谴责父亲。这一时期，弗吉尼亚和父亲的感情进入了僵滞阶段，往昔父女间的美好时光遭到了破坏，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缄默。也正是从这时起，弗吉尼亚开始了在爱与恨这两种力量之间的长期搏斗。
在茱莉娅去世后的1985年到1987年间，莱斯利接手了两个女孩的教育任务，每天用半个上午的时间来给她们授课。在13岁到15岁之间，弗吉尼亚每天早晨准时来到父亲在顶楼的图书室上课。这个充满书香气息的房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她曾在一个自传性片段中描绘道：
带黄斑的木头做成的高高的天花板；英国和法国古典作品全集——20、30或者40卷——都用红色小牛皮装帧；用美洲棉布包起来的摇椅，父亲常常双脚离地躺在里面，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横放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一个瓷墨水台。瓦茨画的米妮·萨克雷的肖像悬挂在壁炉上方，靠着书柜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堆生锈的铁头登山杖。三面长长的窗户俯瞰着从肯辛顿延伸到圣玛丽修道院的屋顶。
在随后上午10点到1点的这段时间里，她往往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父亲从自己的图书室里拿来借给她的书。那些书大都是弗劳德、麦考莱和卡莱尔等人的著作，看起来似乎那时莱斯利在有意识地以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要求引导她阅读。弗吉尼亚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阅读着，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每当读完一本书，她就会迅速回到楼上向父亲换取另外一本书。
我在那会儿看到他，正坐在他的摇椅上摇晃着，嘴里叼着烟斗。他会慢慢地看清我来了。他会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去，把书放回去并和蔼地问我从书中获得了什么教益。我或许正在读约翰生。我们便会谈论一会儿，然后我感到安慰，激励，对这位超脱世俗的、非常杰出的、孤独的男人满怀着爱，重新回到楼下客厅里……
据弗吉尼亚的日记显示，1897年1月1日到6月30日她阅读了以下作品：《英国妇女之三代》（第二卷和第三卷），弗劳德的《卡莱尔传》，克莱顿的《伊丽莎白女王》，洛克哈特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生平》，《纽克莫一家》，卡莱尔的《回忆录》，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教会史论文集》，《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J.R.洛威尔的《在我的书籍之中》和《我书房的窗户》，查尔斯·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和《双城记》，乔治·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和《织工马南传》，詹姆斯·戴克斯·坎贝尔的《柯尔律治生平》，安东尼·霍普的《奥萨王子的心》，塞缪尔·佩皮斯三卷册的《佩皮斯日记》，麦考莱的《英国史》，《巴契斯特塔楼》，亨利·詹姆斯的一部小说，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克伦威尔》和《斯特林生平》，巴娄夫人的一部作品，夏洛蒂·勃朗特的《雪莉》，托马斯·阿诺德的《罗马史》，W.E.诺里斯的《一桩可悲的风流事儿》。到了7月，由于斯特拉的去世，她的日记记载内容越来越少，她的具体读书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阅读对弗吉尼亚来说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生存方式，它总能使她在负面情绪袭来时努力保持平静和镇定。1903年，她曾写道：“书籍，总的说来，是使我能获得最大快乐的东西。”她喜欢书所带来的感觉，一旦书本被翻开，那么一场精神冒险便开始了。在茱莉娅死后的那两年里，弗吉尼亚贪婪地阅读书籍，她日益增长的阅读量使莱斯利惊讶地发现“弗吉尼亚是在吞书，几乎比我读得还快”。他总是会在起身为弗吉尼亚换取书籍的时候对她说：“天啊，孩子，你是多么贪吃，不过，亲爱的，如果它值得一读的话，它就值得重读。”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莱斯利不再为弗吉尼亚选书了，她获得了自由使用莱斯利图书室的权利，她可以随意地浏览父亲的藏书。虽然，一方面，莱斯利也曾对书架上某些在他看来或许是不适合年轻女士的书籍产生了顾虑，比如《区尔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的女儿必须具有自己对书籍进行选择和判断的能力。多年后，弗吉尼亚在回想父亲在读书和写作方面对她的教诲时总结道：“读你想读的书只是因为你喜欢它，切莫假装欣赏你并不喜欢的书——这是他在读书这门学问上给我的唯一教导。写作时要尽可能少用些字，表意要尽可能清楚，尽可能确切——这是他在写作这门学问上对我的唯一教导。”因译本差异，伍尔夫又译为伍尔芙或吴尔夫。莱斯利作为孩子们的数学老师可能是彻底失败的，但是在对弗吉尼亚的文学素养培养方面，他却是成功的。
这一时期，弗吉尼亚总是在海德公园门22号楼后面的那间玻璃屋或者日间保育室的扶手椅里阅读和写作，艾德里安在威斯敏斯特上了学，而文尼莎也在考柏先生艺术学校为上皇家艺术学院而学习和做准备。那段时期看起来是充满希望的，文尼莎到了足以取代斯特拉在家中地位的年龄，弗吉尼亚也更加显露出要继承莱斯利事业的倾向，而莱斯利也逐渐在走出丧妻的阴霾，和孩子们的关系似乎也有所缓和。这时，他决定更好地了解弗吉尼亚。在1897年年初，当弗吉尼亚正在专注地阅读卡莱尔的时候，莱斯利专门带她去切尔西参观了卡莱尔的故居。
1897年1月29日
……同一个聪明的老太太走遍了那所房子，她知道她父亲以及有关他的一切——我们看了卡莱尔的那个能隔音的房间，有双层墙壁——他的书桌，他的笔，手稿的纸片——到处都是他和她的画像。还坐了双轮双座马车。
4月，在斯特拉度蜜月而斯蒂芬一家去布赖顿度假期间，莱斯利又向弗吉尼亚讲述了麦考莱的故事。当她从父亲口中听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崇拜对象麦考莱的轶事时，其激动和兴奋程度不言而喻。同时，莱斯利还向她讲述了很多他所熟识的往昔文学名流的奇闻轶事，如他回忆了乔治·艾略特曾经那些令人惊讶的聚会，在聚会上，人们都必须在到场前事先准备好讨论形而上学或者审美哲学原理。
然而，斯特拉的突然去世使刚有所好转的生活迹象全部被湮灭。弗吉尼亚和父亲莱斯利的关系也在斯特拉死后，开始急剧恶化。一方面，在这些令人悲痛的丧亡岁月里，莱斯利变得越发孤独和暴戾。他的耳朵聋了，行动也越来越不便利，身边的朋友也在一个接一个地去世，他和外部社交界的联系逐渐被切断了，这使他整日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另一方面，他直接将文尼莎作为下一个牺牲品，代替了斯特拉在家中的地位，并要求文尼莎要像斯特拉和茱莉娅一样做到完全地、绝对地向家庭奉献自我，对此，弗吉尼亚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慨和谴责。
从弗吉尼亚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对斯特拉去世后每周三下午的“家庭风暴”记忆最为深刻，那时每个周三下午到来的时刻都使姐妹俩胆战心惊。周三下午是核查每周账目的时间，文尼莎必须向父亲详尽、细致地解释家中每笔账目的开销，但仅就这一点，对于并不太精通算术且缺乏经验的文尼莎来说就已够难办到了，可是如果每周的账目有超支的话，那么真正的“折磨”就来了。由于文尼莎本身比斯特拉更富有才智、更坚毅、更自我，同时也更自私，她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因此，她并不甘于仅仅成为精于家务、精打细算、默默付出的“家中天使”，这也就导致了家中每周的账单基本都是超支的。
每次，当文尼莎推开莱斯利的房门，映入眼帘的往往是无穷无尽的纸的海洋，地板上散落的全是写满莱斯利字迹的废弃纸片，而屋内则光线不足，十分昏暗，窗帘总是被半拉着用以遮挡光线。莱斯利就坐在昏暗的书桌后面，其面前是摊开的书本，身后是堆满各种各样书籍的书架，而地上和他的脚边则也是摞着高高的一摞堆得像塔一样的书籍，他完全被淹没在书的世界中。当从纸堆中抬起头，看到文尼莎将账单递给他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接过来，沉着脸，双眉紧皱地开始用手指划过那一串串数字。然而当他看到超支的用度明细之后，就会一拳头砸在账本上，脸部因恼怒涨得通红，青筋暴露。随之而来的就是他愤怒的吼叫和咆哮，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就要被子女们搞得破产了，最终这种大吼大叫会转变为一种绝望的自怨自艾和捶胸顿足，他会不断哀怨地声称自己这样一个可怜的、垮掉的、丧失了亲人的老人被无情地、冷酷地、残忍地逼到了绝路。这一过程，每周三下午不断地在斯蒂芬家中循环上演，被弗吉尼亚称为是父亲独有的“有些过头的自怨自艾、愤怒绝望的表演方式”。
面对父亲的指责和控诉，文尼莎无能为力，她想要开口解释，可是父亲根本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她只能木呆呆地站着，一声不吭，但这种沉默和冷漠的态度似乎只会更加激怒莱斯利，使他越发劈头盖脸地数落文尼莎：“你站在那儿像根木头一样。你不同情我吗？你不想跟我说句话吗？”最终，在双方的僵持下，莱斯利不得不嘟囔着拿起笔，用颤颤巍巍的手指在支票上签上字，不耐烦地扔给文尼莎。文尼莎在晚年时回忆道：“我想必是个多么恼人的年轻姑娘，我只是等着，直到支票被签好。”对于父亲每周三这种气急败坏的模样，弗吉尼亚认为“我也只能用残忍二字来形容。他的话就像皮鞭抽打在我们身上一样残忍，对我们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如前所述，莱斯利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矛盾的人，他能因想到渔民的穷困处境而彻夜难眠，同时也能因牛奶里有一只小蜈蚣而愤怒地把盘子嗖地扔出窗外。整体而言，正直、严格、认真、富于理性和强烈的道德感是他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无疑来源于其家族传统和克拉彭教派的宗教信念，同时还归功于他在剑桥大学所接受的理性主义精神的浸润。因此，在家庭之外，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特别好，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曾于1901年在剑桥大学见到这位令人崇敬的学者时所描述的那样：“他是那些长着胡子的美丽的维多利亚时代老绅士中的一位，他们具有细腻的高雅风度和生理及智力的突出品质，在他们的脸上，整个世界的痛苦留下了受苦难的高贵心灵那种不可磨灭的印记。”
同样，莱斯利的传记作者梅特兰也表示“莱斯利是男人中最谦虚、最通情达理的人”。但在家庭内部，他却如学者约翰·梅彭（John Mepham）所描述的那样：
在楼上的书斋里，莱斯利是个冷静的、激进的怀疑论者，在功利主义理论的错综缠结中推演出他的思路，并悄悄支持弗吉尼亚用他的书籍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可是在楼下，当茱莉娅去世了，他会演出他那情节剧式夸张的痛苦。他会通过对每周账目显示出愤怒来粗暴伤害他的女儿。然而在别的时间，在同客人喝茶时，他又可以魅力十足，还喜欢同女性*情调**。弗吉尼亚被迫扮演多种角色——女主人、社交界新手、看护、学生。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维多利亚社会，莱斯利即使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仍摆脱不了时代所赋予的普遍社会规范，“他喜欢行使权力。他是一个父权制家长。他同妇女相处，要么像对待淘气孩子一样认为她们幼稚无知而严加训诫管束，要么就把她们当作他的家庭天使来崇拜。”他身上明显体现出了一种父权制家长的矛盾人格——对女性既温柔又严厉，既尊重又轻视。面对父亲的野蛮和残忍，那时的弗吉尼亚和文尼莎已经逐渐意识到父亲所代表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盘剥，并注意到茱莉娅和斯特拉先后为满足莱斯利而牺牲自我的那种方式，因此那时的她们将莱斯利作为替罪羊，认为他是直接导致母亲和斯特拉死亡的罪魁祸首，在他身上打上了“吞噬女人的妖魔”的标签。但是当弗吉尼亚在其晚年的《往事札记》中以新的眼光来看待那时发生的冲突时，她开始试着去理解父亲，“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在海德公园门客厅里互相对立：一个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人则是爱德华七世时代……我们的痛苦之处在于虽然我们能够看透未来，但是我们却生活在过去的魔爪之中。”尽管弗吉尼亚承认父亲的野蛮、霸道和残忍，但她依然很爱他，她被夹在对父亲的爱与恨之间，饱受情感折磨。
虽然和父亲的关系再没有像早年那样和谐，但作家的特质还是使弗吉尼亚和父亲之间有一种真正的默契。“是的，当然感觉到他的存在；当他小小的、很蓝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时候，我曾感觉到剧烈欢乐的震颤，而且不知怎么地使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联合一致的。我们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莱斯利仍指导她读书、培养她的鉴赏品位、激发她对文学的兴趣。在那些年中，在莱斯利的鼓励与影响下，弗吉尼亚十分钟情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希腊文……是我每日的面包，对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快乐。”其实，她对希腊文的热情最早源自托比，当时托比从他第一所学校伊夫林斯（Evelyns）回到家中后，曾以一种古怪而害羞的方式向弗吉尼亚讲述了关于希腊人、特洛伊和赫克托耳的故事，“我觉得他不好意思讲这个故事；所以必须不停地上楼下楼……他给我讲那些希腊人的事情时一直断断续续、很激动。”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托比的讲述激起了她对希腊文学的强烈渴求，使她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和托比一样去学习希腊文。
1897年10月，弗吉尼亚开始在伦敦国王学院间断地学习希腊文和历史课程，但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原因，她并没有完成学业。1990年莱斯利为她请了希腊文家教老师、英国作家与批评家沃尔特·佩特的妹妹克莱拉·佩特，她是一个“非常苍白”“皱巴巴”的小女人。在她的教育下，弗吉尼亚养成了一种对语言非常马虎的态度，她总是急于寻求段落的意思，而忽视语法和重音。在佩特小姐之后，珍妮特·卡斯接手了弗吉尼亚的希腊文教育。珍妮特·卡斯是第一批从剑桥大学戈顿学院毕业的女学生之一，她给予了弗吉尼亚系统的教育，并将她引向了妇女事业。在卡斯的严格要求下，弗吉尼亚不得不抛弃曾经的希腊文学习方法，一切从头开始。于是在卡斯的指导与影响下，弗吉尼亚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每天上午在卧室（曾经的保育室）里单独学习，“房间一半是属于文学；一半是梳洗和穿衣的地方……整个上午，从10点到1点，我完全独自一人……我坐在那儿，读希腊文……”从日记和笔记记载来看，到1901年7月，弗吉尼亚读过了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并读到了《特剌喀斯少女》的中间部分。从她和托比的谈话中可知，那时她不仅赞赏索福克勒斯，而且已经能够欣赏他的作品了。对弗吉尼亚来说，希腊文的学习和阅读为她之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在后来写的《论不懂希腊文》的随笔中写道：“尽管希腊文是这样简洁和朴素，却没有任何别的语言能比它行动更灵活，能这样舞蹈着，摇动着，生气盎然，又进退有度。……这种语言这样清晰、坚硬、紧凑、平实而贴切，而又丝毫也没有遮住轮廓或深刻性。希腊文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吉尼亚·斯蒂芬逐渐成长为一位年轻的小姐了，她已经能够坚定地使自己从楼下那充满“纯粹老一套”闲言碎语的世俗世界中抽身，逃往楼上那属于“纯粹智力”的精神世界中了。她20岁的时候，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她曾经阅读过或计划阅读的书籍的书目，同时还记载着大量拥有一定成就的作家的名字。当她第一次阅读完莱斯利为她从伦敦图书馆借来的哈克卢特的《航海记》之后，便开始贪婪地阅读起伊丽莎白时代作家的作品了，尤其是斯宾塞和韦布斯特。接着她开始阅读勃朗宁、雪莱、康格里夫、皮柯克、简·奥斯汀等的作品，有些她甚至读了两遍或者三遍；同时她读完了梅瑞狄斯的全部作品和易卜生的全部戏剧，还读了一些萧伯纳的作品。那时的她完全和经典作家作品待在一起，并“完全用确实第一流的思想来陪伴自己”。
1902年，爱德华七世加冕为新王，分赠了大量封位，莱斯利·斯蒂芬因其卓越贡献而获得了高级巴思勋爵士。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死神的又一次光临，死亡再一次徘徊在了海德公园门22号上空。莱斯利生了一场病，经弗雷德里克·特雷夫爵士诊断，他患了癌症，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虽然当时医生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病情，但莱斯利似乎已猜到他患了癌症，“我认为这就等同于一个警告，说我的路程快要到头了”。在1902年年底，他给儿子托比的信中写道：“我猜，他们已经向你解释了我的病情。我想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就是病情如今正在不断地恶化之中。”12月份，莱斯利进行了手术，手术后一切恢复得还不错，于是1月份他回到了家中。但到了1903年4月，癌细胞开始扩散，赛腾医生和看护都认为病人肯定快要死了，特雷夫医生也认为莱斯利最多只能活六个月。
这一时期对于斯蒂芬一家尤其是弗吉尼亚来说，是一段烦闷、压抑、令人不快的时期。面对莱斯利的病情，除了尽量让他觉得轻松一些以外，他们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等待着死神脚步的临近。不过，对于父亲即将死亡这一事实，文尼莎似乎更为自己成为孤儿而感到解脱甚至是高兴，因为她再也不用面对父亲的*制专**和粗暴了；托比无疑是伤心和不安的，但是由于他天性乐观、开朗，所以父亲的死并不会给他造成沉重的打击；而艾德里安本身就不喜欢父亲；只有弗吉尼亚在某种爱和内疚的撕扯下痛苦不安，承受着剧烈和尖锐的情感冲突。在父亲最后的时日中，她常常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责备自己过去没有给予他更多的关爱。她对一个又一个朋友说道：“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可爱了。”同时，重病的莱斯利对弗吉尼亚似乎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温情，他写道：“弗吉尼亚一直对我很好，是我最大的安慰。她会是非常迷人的。”这时的莱斯利和弗吉尼亚之间似乎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结。面对垂死的父亲，弗吉尼亚感受到了他对人世的留恋和他对子女的爱，他曾经的*行暴**已被彻底遗忘。
在莱斯利的最后岁月中，弗吉尼亚一直陪伴着他。那个夏天，他们去了位于索尔斯伯利（Salisbury）的莱塞汉普顿屋，在那儿，弗吉尼亚带他去看了巨石柱群。秋天，和以往斯蒂芬家所经历的丧亡岁月一样，女性朋友和亲戚们所组成的合唱团开始一批又一批地涌向海德公园门。她们总是先到楼上向那位垂死的老人道别，之后便会下楼向他的女儿们倾诉一番，哭泣是她们的惯例，同时她们还坚持认为斯蒂芬家的女儿们应该和她们一起哭泣，整个场面和茱莉娅以及斯特拉去世时几乎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这次死神是以一种不慌不忙的姿态到来的。这一切，使弗吉尼亚备受折磨，“我已经花掉了三个上午，让她们握着我的手——很不成功地——把感情从我体内抽走。我知道她们是好人，可如果她们能把她们的美德、爱以及其他等等都留给自己，这会是仁慈的”。总之，这是一段满是压抑、折磨、焦虑、无助的痛苦时期，大家包括莱斯利似乎都在等待着死亡，可是死神却迟迟不来。终于在1904年1月莱斯利熬过第一个危险期后，死神降临了，2月22日，莱斯利病逝。
莱斯利·斯蒂芬的去世所带来的悲痛与负罪感再一次淹没了弗吉尼亚，似乎她终生都不得不与那被死亡气息所萦绕的残酷命运相抗争。就像她在笔记空隙处潦草写下的那样：“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物，人需要有犀牛的皮才行——然而人却没有！”在莱斯利的丧仪结束之后，斯蒂芬家的孩子们为了能尽快逃离那栋黑暗的、充满伤痛记忆的丧屋而决定搬离海德公园门22号，事实上，这一彻底的、永久性的搬迁计划早在莱斯利病重期间就已在酝酿之中了。在搬离海德公园门22号之前，他们先和乔治一起去了潘布鲁克海岸的曼劳比亚（Manorbier）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度假。曼劳比亚是一片荒芜之地，充满着大自然的荒野之美，是悲痛之后的疗养胜地，他们都很喜欢那里。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对弗吉尼亚起到任何作用，当别人沉浸在捕鸟或观赏风景的乐趣之中时，萦绕在她心中的则是对父亲的愧疚与悔恨。她是那么爱他，那么珍视他，但当他在世时，她却什么都没做，满满的负罪感成了她的心灵重压。同时，她心中还充满着深深的恼怒，她被她的兄弟姐妹们所激怒，“我纳闷我们怎么会这样下去，整天高兴得跟个蚂蚱似的。”面对这种复杂交织的情绪，她似乎只能通过与维奥莱特·迪金森以及珍妮特·卡斯通信来进行缓解和宣泄。
也许是为了舒缓弗吉尼亚紧张的情绪，转移她的注意力，在离开曼劳比亚之后，斯蒂芬一家决定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动身前往意大利旅行。由于弗吉尼亚之前最远只到达过布洛涅，所以在旅行之初她内心充满着孩子般的惊奇与喜悦。在圣哥达他们偶遇了一场暴风雪，在科莫他们看到了绚烂的阳光，在威尼斯他们乘坐了著名的小划船贡多拉船。不过任何令人愉悦的旅行都避免不了疲劳和烦恼，由于他们缺乏旅行经验，忘记在威尼斯预订房间，因此他们不得不大半夜在威尼斯街头到处寻找可以入住的地方。当他们好不容易找到落脚之地后，却发现那里实在太拥挤不堪了，无奈之下不得不搬到了一家昂贵到他们几乎付不起房费的酒店，这种体验对他们来说糟糕透了。离开威尼斯之后，他们前往佛罗伦萨与维奥莱特·迪金森碰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日子，4月底，他们决定启程回家，不过在回家之前又在巴黎停留了一星期。在那里，他们领略了真正的巴黎艺术生活，在托比朋友的陪同下去了沙龙、白猫咖啡店和罗丹工作室，同时，文尼莎和弗吉尼亚还第一次在咖啡店大胆地抽着纸烟，并和托比的朋友克莱夫·贝尔和杰拉尔德·凯利两名年轻男*交性**谈。
对于这次旅行，最开心的莫过于文尼莎了。在摆脱了父亲的*制专**和坏脾气之后，她首次徜徉在艺术的殿堂之中，领略着真正的艺术魅力，感受着自由的气息，而弗吉尼亚则似乎无法分享她的这一喜悦，莱斯利的死带给她的是紧张、恼怒、自责和悲痛，她沉浸在内疚和伤痛之中，筋疲力尽。终于在5月份，她发作了一次彻底的精神崩溃，她情绪紧张，头痛欲裂，心脏出现突然性的神经痉挛，几乎达到了狂乱的程度。面对这种紧急的情况，维奥莱特给予了文尼莎很大的帮助，她接手了弗吉尼亚的护理工作，把她带到了自己在伯汉森林的房子。在那里，弗吉尼亚进入了一段梦魇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躺在床上，第一次听到了小鸟们用希腊语唱歌，并想象爱德华七世躲在杜鹃花丛中说着最卑鄙、下流、猥亵的脏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初次尝试了自杀，从窗户跳了下去，好在窗户离地面不高，并没有对她造成伤害。最终，3个月后，在维奥莱特的精心护理下，弗吉尼亚逐渐恢复了健康，之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维奥莱特的护理比后来任何的看护都更为成功。在维奥莱特的公寓逐渐康复之后，弗吉尼亚又先后到姑妈卡罗琳·艾米莉娅在剑桥的家中和她的密友玛奇·沃恩在约克郡的家中休养。实际上，这次患病一直延续到1904年底，斯蒂芬家的孩子们搬迁到布鲁姆斯伯里为止。
很显然，弗吉尼亚这次严重的精神崩溃与莱斯利的死亡直接相关，她与父亲的感情是最为复杂微妙的，既有由父亲的才智、敏锐、渊博学识以及对她的谆谆教诲所引发的深深的崇敬与爱，又有因父亲在男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病态情感下对女性的*制专**与粗暴所带来的恨，同时又夹杂着由父亲生命最后时期所触发的深深的内疚、自责以及内心分裂的痛苦，所有这些尖锐、矛盾、复杂的情感混杂在一起，几乎令弗吉尼亚窒息。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在他写的《利顿·斯特雷奇：评论性传记》（Lytton Strachey：A Critical Biography）中曾把弗吉尼亚和父亲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占有关系。
无论在客观上她会多么尊崇他的各种才华和成就，但从生物体的意义上说，她仍然感到他高高在上的存在已经把她的血管中维系生命的血液榨干了。不知怎么的，他已经夺走了她的能力，使她无力滋养自己对生命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的渴求。在帮着照料他度过漫长的、临终前很可怕的病程时，她一定已经知道，自己所盼望的解脱、精神上的释放，都集中在他的死亡上。意识到这一点使她的内心充满了可怕的罪恶感，到了1903年，就在她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她精神崩溃了……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强的自我主义，以及神经质的苛刻的良心；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细腻的、艺术的敏锐和感性。这些不同的成分无法融合到一起，而是在她心中展开了一场纠结的、耗尽心力的斗争。她越来越纠缠在死亡的念头中，这说明，父亲的一部分仍存活在她身上的意识在增长。只要她在呼吸，他那异类空间的幽灵就持续地包裹住她，根本无法甩掉。于是死亡成了她最终的解脱，以通过自杀而杀父的方式到达复活。
迈克尔认为弗吉尼亚在父亲生命最后阶段，一方面渴望通过父亲的死亡来挣脱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禁锢与压制，另一方面又备受精神上的弑父念头所产生的罪恶感的折磨。这确实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读，因为弗吉尼亚在多年之后曾表示，父亲的死对她来说是一种幸运，“今天是父亲的生日。他要是在世的话，就96岁了，是的，今天96岁……不过幸运的是没有。要是那样他的生命就会扼杀我的生命。会发生什么事呢？没有写作，没有作品——不可想象。”同时，在《岁月》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曾描绘过迪莉娅一方面盼望母亲死亡的到来，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着负罪感的画面，整章的描写都萦绕着死亡气息，可以让人联想到茱莉娅、斯特拉甚至是莱斯利死亡的画面。
此外，乔治对弗吉尼亚的性骚扰也是导致她对父亲产生沉重负罪感进而精神崩溃的直接诱因。如前所述，在母亲茱莉娅和姐姐斯特拉去世之后，弗吉尼亚姐妹就已不堪乔治的侵犯，但随着莱斯利病重，弗吉尼亚彻底失去了家中最后一道保护线，乔治成了事实上的家长，他总是趁弗吉尼亚痛苦无助之际对其实施邪恶的行为。在弗吉尼亚这次精神崩溃期间，或许是文尼莎向萨维奇医生透漏了乔治的越矩行为，但是面对医生的质问，乔治却狡辩说他只是因为父亲病重，所以才会夜晚进入弗吉尼亚的房间安慰她。而事实却是，“门会有一下敲击声，灯会被关掉，乔治会扑上我的床，贴紧我和亲吻我，或者拥抱我……而我父亲正在三、四层的楼下因癌症而濒临死亡。”强烈的性屈辱体验使弗吉尼亚在面对缠绵于病榻的父亲时，内心无时无刻不被羞愧感、负疚感、罪恶感和无地自容感所折磨。这些长久的心灵负疚无处宣泄，最终刺激着她的神经，演变为一场彻底的精神崩溃。
总之，不管在莱斯利生命的最后阶段，弗吉尼亚的真正情感到底是怎样，她的负罪感到底来自哪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她对父亲的情感是极端纠结与复杂的，她饱受着内心情感冲突的*躏蹂**与折磨。同母亲一样，父亲也在弗吉尼亚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终生难以抹去，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总是能时时窥见父母投射下的身影。在其代表作《到灯塔去》中，她借助主人公拉姆齐夫妇阐释和抒发了自己对父母久远的记忆和深刻的感情。在1925年5月14日的日记中她写道：“这部作品不会太长，将把父亲的性格全写进去，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埃夫斯，还有童年，以及我通常写进书里的一切——生与死等等。”在1928年12月，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完成《到灯塔去》之时，她才终于通过书中人物凯姆和莉丽·布里斯科与父亲莱斯利达成了最终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