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2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周恩来只是快速走了一趟，就发现这个布置具有重大问题，周恩来当即叫来了负责人，这个大会堂的会议厅布局是谁负责的
原来，是周恩来在快速查看了一遍会议厅以后，发现全国的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都有相应的会议厅，唯独少了一个“台湾厅”，这要是在平时，那可以后补上，毕竟这样重大的决定，一般人也做不了
不过，现在却事出紧急，缺少的这个“台湾厅”，需要马上布置出来。为什么这样紧急呢？原来️中美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战后，出现了破冰之旅，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美国想和中国改善关系
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准备访问中国，如果可以，就能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之一就是，必须申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周恩来认为，自己一再申明台湾的归属，而大会堂接见尼克松却没有“台湾厅”这可是重大事件
于是，周恩来总理马上把秘书钱嘉栋叫来，总理告诉秘书，美国总统即将来访，就这几天，无论如何，赶紧想办法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出一个“台湾厅”出来，要快，而为符合规格，安排布置过程随时向自己汇报
钱嘉栋于是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临时紧急任务，马上在大会堂内协调，经过梳理，发现二楼还有一个空置的房间，自己觉得还可以，于是汇报周恩来总理，“二楼有个房间，自己已经在布置了，总理日理万机放心安排其他事务，有时间再来看看”
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在繁杂的工作任务之间，竟然抽出时间亲自去钱嘉栋正在布置的这个“台湾厅”看看，一进门周恩来四下扫了一遍，然后坐下来感受一下，马上对钱嘉栋说，“小钱啊，这个房间太小了一点，显得小气，还有没有大的房间啊？”
钱嘉栋脸上冒出了汗，赶紧说，“总理，大会堂的房间就这间空的了，没有闲置的了，这个房间设计本来就不是会议厅所以面积小一些”，周恩来总理于是问钱嘉栋，那，一楼的已经安排了的那些会议厅有哪些比较大的呢？
钱嘉栋说，比较大的，就是浙江厅，福建厅，广州厅，上海厅，这些地区代表多些，所以，面积大些，周恩来总理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把“浙江厅”改成“台湾厅”，把这个厅改成浙江厅，以后在另外建设一个大的浙江厅
秘书钱嘉乐立马将浙江厅改成台湾厅，然后里面的布局，文化装饰品等，全部采用台湾文化色彩的，而里面书法字画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挑选的，非常大气上档次，接下来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过程，谈到台湾问题，还专门在台湾厅会客
周恩来总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为国家外交和荣誉避免了可能会造成的重大影响，在临时紧急关头，亲自把关，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正是如此，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对台湾的真挚感情，而对于台湾的关心关注和牵挂一直都是周恩来总理的心中大事
在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对于如何表述台湾问题拿捏不准，而周恩来总理多次在国际外交场合上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掷地有声，不卑不亢，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获得了很多加分
公元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逝世，他的儿子蒋经国接任，当时国内的《参考消息》报转载了一篇香港某报刊的名为“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这篇文章再一次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
这个蔡省三可不简单，他可大有来头，这个文章的发表也非常重要，对于台湾问题也是一个重大信号，为什么蔡省三大文章会具有重大研究意义呢？
原来蔡省三出生于1918年5月，逝世于2022年1月6日，原名蔡希曾，江西横峰人，出生于江西铅山。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抗日将领，还曾经担任蒋经国的秘书。
就因为蔡省三积极抗日，消极剿共，所以被蒋介石冷落，没有准许去台湾，而后来蒋介石逝世后，蔡省三向蒋经国提出前往台湾投靠，蒋经国也没答应，蔡省三只好孤身一人去香港，靠写写文章度过晚年。2022年1月6日，蔡省三在香港去世，享年104岁。
而蔡省三在香港的这段时间，就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但看法，被香港当地媒体刊发，大陆《参考消息》转载，文章中，蔡省三分析了台湾问题的成因，历史惯性，可能的发展走向等等，当时已晚年病重的周总理看了这篇参考消息转载的专访文章
周恩来总理不顾自己病痛难忍，立即找来相关各部人员，让他们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分析这个篇文章的意义，因为蔡省三是非常了解蒋介石父子风格的，所以分析有条有理，入木三分
周恩来总理再三嘱咐与会人员重视这个事件，抓住契机，让参加会议的人多研究，其实那时正是1974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刚刚做了大大小小13次手术，体重骤减了几十斤，周恩来总理此时精神非常不好，讲话都很困难了
大家共同商议了回复的反应文章，总理他老人家亲笔在文末写下的四个“托”字，就是拜托大家的意思，就是自己身体不行了，拜托大家在台湾问题上多多研究，国家把台湾问题托负给在座的各位，现在还没有收复台湾，是我们的遗憾，所以，无论何时，你们都要要继续努力，早一天实现祖国统一。
其实，解放后，跟随蒋介石去往台湾的很多将领都是周恩来总理的旧相识，很多都是周恩来总理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候的学生，而很多又是和周恩来总理具有深厚交情的将领，比如张学良。但是很多蒋介石心怀芥蒂的人，蒋介石就软禁了他们
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国家为了别人不辞劳苦，不顾个人安危事必躬亲的人，比如在国民*党***产党共**第二次谈判重庆国共合作期间的事迹可以窥见一斑
1945年，毛主席应邀来重庆谈判，这次来重庆，是得到了美国人担保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亲自去延安，与毛主席等人同机来到了重庆，因此，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赫尔利也是有责任的。
其实，国民*党**和*产党共**两*党**谈判，毛主席在不在意义不大，并不影响谈判细节，所以，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但是，蒋介石和美国一直主张毛主席和蒋介石要来亲自见面，介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毛主席决定赴重庆会谈
没想到，毛主席到重庆后，除了会见各民主*党**派外，蒋介石对于和毛主席谈判似乎不积极。毛主席在重庆，饮食起居，周恩来都是事无巨细亲自勘查，毛主席的居住地，要走的每一条路，周恩来都要亲自踩点，做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经验丰富，别人勘查不放心
但是，赫尔利担任驻华大使的任期到1945年9月22日就结束了，需要返回美国，而这时重庆谈判还没有结束，赫尔利是毛主席此次来重庆谈判的美国方面的安全担保，如果赫尔利走了，毛主席出什么问题，那可不得了，所以，在周恩来看来，赫尔利的离开，对毛主席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周恩来第一时间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很生气的说，“毛主席是你担保安全才来重庆的，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你就要走了，如果毛主席安全出问题我们都担当不起，你现在走就是言而无信！你必须多等几天，等毛主席安全问题妥善解决了你才能离开！”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只好继续驻留中国，直到谈判结束，1945年10月10日，毛*东泽**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双方签署了国共合作的《双十协定》，因为蒋介石没有诚意，所以在多次细节上，周恩来总理就察觉出了蒋介石可能要对主席下手了
原来，《双十协定》签定的前两天，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枪击牺牲。当时毛主席正在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为欢送他回延安而举行的鸡尾酒会，就会音乐很舒缓，而周恩来的心里却很紧张很沉重
毛主席的安全问题变得异常重要，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到了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告诉张治中将军，毛主席来重庆，张将军是担*过保**安全的，现在主席的安全非常没有保障，张将军可不是阴险小人，一言九鼎，一定会为此前担*过保**毛主席的安全而出力的对吧？张治中明白周恩来的意思，立马和周恩来商讨如何安排保证毛主席安全回到延安
为了切实保证毛*东泽**的人身安全，散会以后，周恩来和张治中一起找到了黄埔军校一期生，也是周恩来的学生，负责国民*党**中央宪兵队保安工作的张镇，张镇是老军人，对周恩来肃然起敬，勇敢接受了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的托付
张镇用自己的防弹汽车把毛*东泽**主席护送到曾家岩寓所。10月11日，毛*东泽**离开重庆回延安时，张镇又亲自带领宪兵把他护送到飞机场，直至平安启航。毛*东泽**在重庆一连逗留了40多天，其安全保卫工作，始终由张镇全权负责，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周恩来后来曾经多次说过，不管张镇这个人今后怎样，他派宪兵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做了好事的人我们要永远记住他。其实，张镇因为营救了毛主席，而被蒋介石所憎恨
国民*党**高层同时也是张镇的好朋友陈诚，劝张镇在担任南京宪兵司令期间起义投靠*共中**，但是张镇没有，他说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不能反叛，所以张镇带领国民*党**宪兵撤退到重庆，然后张镇孤身一人飞往台湾，而下属的宪兵*队军**起义成为了解放军，有人说，张镇是认清大势所趋，只是个人情感放不下
不过，蒋介石可不这样想，张镇飞往台湾后，没几个月就传病死了，有人说张镇是被蒋介石除掉了，不过张镇被蒋介石追授为陆军上将。
由此可知，周恩来总理在重大历史时刻，总是能慧眼识人，完成常人所不能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保障*党**和国家重要人员的安全，保障毛主席的安全，沉着冷静，睿智机警，力挽狂澜，四两拨千斤
世人对周恩来总理无比敬仰，他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总理自己病重临终前还嘱咐身边的人说，自己死后，不能继续工作了，就不要占地方了，火化，骨灰也不要占地方，撒向祖国的山河大地，自己要和心心念念的大好河山融为一体
这个是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但是，周恩来总理的骨灰在撒向祖国大好山河的前一天是在哪里停留的吗？按照周恩来总理身前嘱托，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怀抱，自己的骨灰在撒向祖国山河大海之前希望在台湾厅一个晚上，这是自己心心念念没有实现的愿望，希望后人能够实现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无私的一生，是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无怨无悔的一生，临了，还要和心中牵挂的台湾在一起，相信，周恩来总理的夙愿一定能够实现，英雄光辉耀日月，我辈努力兴华夏！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心]
相关参考资料：《秦九凤. 周总理临终前的台湾情结[J]. 》台声, 201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