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1日，晚上8点，收音机里*放播**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时我正值六八届初中毕业，与成千上万青年学生一样经过风风火火的“*反造**”后，闲散在家，听到这消息，大家的心情，先是震惊，凭着对伟大领袖无比崇敬无比信仰的心情，决定不折不扣执行最高指示。
当时上海大张旗鼓宣传上山下乡，“革委会”进行总动员，宣布六八届、六九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下放到农村。我们及家人的心情面对这一决定无法用语言表达。因为，下放到农村，是牵连每个人的大事，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知青。
选择下放地点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下放地点主要在云南、贵州、江西、吉林、黑龙江几个省，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西离上海最近，所以到江西还算照顾指标。卢湾区的知青被分在江西的赣州地区，谁到哪里是在上海就已确定好了的。我们上海陕西中学63名知青，被分到崇义县思顺公社新地大队，在上海出发前自己在行李标签上写上到达地点。标签是用“的确良”的小兰布条做的，每个公社布条颜色都有区别，以免送错地点。
1969年3月2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吃过午饭，我身披红花，到校集合后，由两名“工宣队”师傅带队，坐上汽车到达火车北站，只见车站广场，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红花，但人们的心里充满压抑，大家手中拿着简单行李，亲人则千叮咛万嘱咐。
下午3点整，随着一声汽笛，把人们的心一下子从身体内掀到喉咙口，呼天唤地的哭喊声连成一片，大家几乎在经历生离死别。当时情景，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描述。随着天慢慢黑暗起来，同学们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因为是专列，经过两天两夜，于3月5日上午8点左右到达韶关。
这时大家都显得十分疲劳，两只脚不同程度地浮肿，车站广场早就停了20多辆班车，班车都是赣州运输局抽调来的，它要把整个列车上的知青送往赣南各县。通过整队，立刻坐车就走，走到广东始兴，我们第一次自己掏钱吃饭，饭店虽有准备，但还没经历过如此多的人，现场一片混乱，一片拥挤。
当时广东饭店是先吃后点盘子再付钱，很多同学，吃了就走，有的干脆拿了碗坐在车上吃，吃完后把碗放在车上，甚至把盘打碎在路上，店内工作人员只能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班车在盘山公路上一路摇晃，在下午5点左右，到达崇义，这时发现共有班车五六辆，停靠在南门口。从石油公司到崇义饭店，路的两旁站满夹道欢迎的群众，有锣有鼓，还有唢呐，气氛也很热烈。
到崇义饭店后，接待人员根据下放地点安排住宿，可能计划两人一张床，住宿是没问题，但一部分同学几个人占了房间后，便把门锁上，使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住的地方，我也是这一部分人中的一个。县里想办法，把我们几个安排在武装部私人让出的房间。
大家放下简单行李后就到饭店吃饭，饭店同志准备了丰富饭菜，八人一桌，六菜一汤，我第一次看见用大饭甑装饭。有部分同学，二三人占一桌，使迟到的一部分人没吃到饭。第二天早上，也就是3月6日，吃过早点，我们坐车来到过埠(当时思顺不通车)。一下车，马上换乘竹排，几个人一个竹排。
傍晚时，到达思顺公社，因午饭未吃，大家真是又饥又累。我们63名知青，加上两个护送的“工宣队”队员的到来，使山区的小圩场，热闹非凡。当地老俵对一批远方来客感到惊奇，打量着从大城市来的十六七岁的小伙姑娘，虽然语言上存在障碍，但老俵对知青们表现得十分友好。
在公社住了两个晚上，办了学习班，8日早上向大队所在地——新地大队进发。在我们想象中公社大队只不过几十分钟的路程，可事实与想象相差太远太远，从早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那高耸入云的大山，从山脚望着山顶，使人望而却步。很多人坐火车脚肿还没有消退，那脚不听使唤，抬一步都很困难，基本上走几步，休息一下，队伍越拉越长，从街上到下新地总共35华里路，从早上到天黑才到，有人甚至还是老俵打着松树火把接回来到新地大队。队部只有几盏煤油灯，我们是第一次见晚上没有电灯，大家感到十分害怕。
在大队办了两天学习班，分好各人所在生产队。分在十八垒生产队的共有10名上海知青。6男4女，他们是张汛东、张汛北、张欢明、钱振雄、陈蓉芳、童启文、王长彪、杨根龙、沈珠、叶国萍。前5个在茶坑组，后5人在上十八垒，两地相隔5华里，到了生产队后知道在下十八垒还有赣州来的下放居民以及下放干部共有8人。
3月9日到达目的地，屈指一算离开上海，已有一星期，当时大家最想见到家信，真正体会到家信值千金。离开家庭温暖来到穷乡僻壤，心里有种失落感，对将来的前途一片迷茫。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与家人朋友的信频繁来往，加上知青间经常走动，大家躁动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
当地群众对我们这些只有十六七岁的城市娃娃，感到新奇，生产队拿出当时最好的房间给我们住，还捡瓦补漏、粉刷墙壁、打灶，连桌子、凳子都是新的，柴火放满了厨房。开始几天都是在老俵家吃饭，后自己做饭吃，很多老俵都会送些自己种的蔬菜给我们。
生产队用上面拨下的安置费为我们添置劳动工具。开始时，我们对劳动是一无所知，老表就手把手教，使我们逐渐地掌握劳动技巧，熟练地干农活。
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水土不服，蚊虫叮咬，腿溃烂，长期无法治愈。后来我们几个人一起拄着拐棍爬山越岭找大队赤脚医生，打了几针青霉素，总算解决问题。生活上的困难，都能克服，像一年中吃不到两次猪肉，食油一年每人只分到3两，但最困难要算缺医少药，当自己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又无药物时，那种无奈，那种孤独，无法言表。
后来自己向老农请教，逐步掌握一些草药知识，买了书籍在老农帮助下，一般伤风感冒类自己都能解决。我们还从上海带来些西药，不仅自己备用，还给当地群众解决病痛。生产队只有十多户人家，而且分布很散，劳动之余到老俵家走走，品味新茶，聊聊天南地北，听他们讲一些古老故事，十分有趣。我们也给老俵讲一些山外及城市事情，大家感情十分融洽，那里虽然物质非常贫乏，但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无比，是现在人不敢想象的事实。
商店离我们有几十里地，我们只需要点食盐、点灯用的煤油以及火柴。除此好像没有什么需求，老俵生活更是困难重重，公社、大队对我们知青十分关心，只要干部到生产队来，就一定要看望一下，问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对此我们都很感动，当时大家都困难，我们困难也算不了什么，比起当地老俵来要好多了。
我们参加农业劳动，按劳动强度、劳动技巧以及熟练程度给记工分，我们的工分，只能在6分左右(10分为最高),在生产队评工分会议上，老俵给我们几个男生评九分，女生为七分。我第一年由于出勤不是很多，共有一千八百个工分，分值3角2分收益57元，扣除一年四百多斤稻谷，所剩无几。
第二年由于回沪探亲，四个月后才回来，只做了一千工分，分值3角，扣除口粮一年超支20多元，第三年分值1角7分，第四年分值9分。后来搞定额记分，计件记分，即做完多少农活，记多少分，而不论你用时多少。那一年我们几个知青凭着年轻体壮，为了工分多出勤，有时一天能记30多分，40多分，一年下来我有过4000多分的记录，但到年终分配，由于农业减产、农业支出过大以及工分额高等种种原因，导致分值降到九分，我们还是超支。
对于赶圩，我们几个知青，一年中可能只有八九次，而且包括几次为生产队挑化肥或送公粮，我们除了要在公社开会外，每次都是往返百里地，每次都是天还没亮，打着火把出发，走到天亮就把火把灭了，放在岩石下面，以便晚上回来好用。我们一到公社就抓紧时间办事，然后赶紧吃饭，共停留一二个小时后立即要走。回到生产队有时要打起火把来，由于路途遥远，大家一般不愿意逢圩。
1975年冬，思顺公社落实上面精神，改善知青居住生活条件，改变下放地点，我们便从十八垒生产队搬到思顺公社沿佑大队林场，在林场干一些抚林育林、砍伐的工作。地点改变了，收入也改变了，虽然也是记工分，可换算下来，每天出工有二元多收入，在当时算是高收入。逢到雨天或圩日，我们经常光顾街上茶馆店，但半年后即1976年6月，我就被招到饮食服务公司，七年的知青生涯，就此结束。
7年在人生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回想起来，我个人认为，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是时代产物。知青深入或扎根山坑旮旯里，给与世隔绝偏僻的小山村注入了生机活力，也使外界以及整个一代人了解认识到了城乡差别，知青在与淳朴善良、生活贫困的农民朝夕相处中建立起的友谊和感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也不可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