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布雷所指出的：有人可能说，欧洲条播机是早期园艺技术——例如（果树）坐果的必然发展。然而，恰恰在中国农业信息自由传播的那一段时期，欧洲发明家一下子就开始生产像中国一样可以直线同时播种几排谷物的机械，这决不可能是偶然的。“此外，似乎杰思罗·塔尔成功地保守了‘他的’条播机东方起源的秘密。在这方面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1795年英国农业部才获知条播机实际上在东方使用很久了。农业部就设法请人送来了一台条播机（还有一个犁）。
“……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被告知的是，正因为中国及美洲的帮助、欧洲才取得了那么多成就。“被英国人称为重大农业突破之一的新型作物轮作方法，完全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早在16世纪已完善了多种轮作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在《齐民要术》里面找到。这些方法不但用途广泛，而且高度精密细致。……此外，18世纪英国采用的一些创新性的轮作作物方法，中国早在12世纪的时候就使用了（如蚕豆、甘薯、粟、大麦和小麦、萝卜的轮作）。如果这些知识和方法没有传到欧洲去，那将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样重要的是，新大陆向英国提供的许多农作物，对于农业革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包括：萝卜、马铃薯、玉米、海鸟粪、胡萝卜、卷心菜、荞麦、啤酒花、菜籽、苜蓿以及其他草料植物。”40
引进中国的农业技术及儒家经济体制，同时，在思想上引进宋明理学、儒学的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及英美文官制度的改革。这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真正来源。
西方“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的创始人魁奈被称为是“欧洲的孔子”。这位欧洲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本是路易十五的一名御医。魁奈于1756年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仪式，举行籍田典礼。41魁奈作为欧洲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被归并为“重农学派”。马克思说他“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魁奈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42，重农学派的所有重要经济概念都能从中国旧经济中找到近似样品；相反，在欧洲先行的思想材料中倒不易碰到这种情况。43法国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安·罗伯特·杜尔哥（Anne Robert Turgot）与当时的重农主义者关系密切，提倡中国的经济观念。后来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者。原来，不仅“政治学”、哲学、科学，就连欧洲的“经济学”甚至“政治经济学”也来源于中国的影响。44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提出，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乐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sinocentric world economy）的再现，这早在亚当·斯密的预料之中。斯密认为整个18世纪的最大的市场经济不是欧洲，而是中国。亚当·斯密描绘历史中国的经济已“固定”（stationary），并非指“停滞不前”（stagnation），而是指达到了其地理和人口限度的最佳状态（optimum size）。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谐性）和“非自然”（突破性）。中国走的是自然的市场经济道路，劳动密集型发展，旨在改善民生。欧洲国家则是耗损生态的非自然、资本密集型，从殖民地攫取资源，金融控制全球，牟取暴利。亚当·斯密把中国视为自然的经济发展的榜样。欧洲的发展道路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扩张权力”，凭借军事手段推行其自由意志。阿里吉认为：亚当·斯密相信，是中国而非欧洲成为“最适当的政府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
综上所述，欧洲最早出现的重商主义，是以寻找中国为出发点的。这种重商主义并不是什么经济概念，而是一套*力暴**抢夺，强买强卖，炮舰主义的强盗逻辑。对中国实施抢夺行不通，于是按照中国的贸易规矩做一把买卖；其间，国际货币采取白银结算，也是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需要。在此过程中，由于发现了美洲的银矿，开采出大量白银，从而满足了与中国贸易的需求，欧洲才开始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个国际贸易规则，是从明清朝贡制度开始的。
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法国、英国引进了儒家的农业思想及制度。被称为“欧洲的孔子”的法国学者魁奈，为该学说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儒家自然秩序的科学”（Physiocratie）；后来被亚当·斯密拿来与“重商主义”概念对举，称之为“重农主义”。这就是欧洲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正因为在引进中国农业技术的同时，导入了重农主义思想，才使得欧洲稳定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从而避开了重商主义的陷阱。最后，现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以及市场经济规则，也是“重农主义学派”从中国引进欧洲的产物。
概而言之，辨析清楚所谓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实际内涵，有利于帮助我们认清欧洲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学西被”的真相。同时，几百年来欧洲的扩张政策中既有显著的重商主义的倾向，又有重农主义的因素，分辨两者有助于我们鉴往知来，判明今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