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的基座是量化
Landels小学在湾区排名不算顶级，按照满分10分的标准来看它是8分多，比起Palo Alto动辄全满分的耀眼光环有一些差距，但已经给我很多震撼。
举例说明，最近学校展开的一项需要家校互动的项目叫做“5210”，意思是说小学生每天要吃够5种蔬菜或者水果，看不超过2小时的显示屏，进行1小时的户外体育锻炼，不喝碳酸饮料（就是0了）。这项目还是分阶段渗透的，第一周重点是蔬菜水果，学校会发下表格来，让孩子们每天填写进餐的水果蔬菜名称，一周后家长签字，反馈给老师，达标的孩子会得到一个荣誉手环；第二周则改为记录看电视手机IPAD的时间，等等，以此类推。
道理大家都懂，要饮食均衡，要多运动，要少看电视。可是大道理太多就等于没有道理了，缺少细节描述的规定是苍白无力的。5210拆分开来，层层递进，就像微积分一样润物细无声：每天付出小小的努力，每天进步一点点。居然还真见效了，现在吃饭不用再苦口婆心进行说服教育了，她们也很自觉地不再要求喝饮料，不再会要求无休止的看电视。效果出人意料。
这让我不由地若有所悟。行为心理学有著名的“21天效应”，是说一个新习惯、一个新想法的形成并巩固需要21天。5210正是将好习惯的养成分解为四个部分，一星期一个进阶，再通过正面激励的方式不断加以巩固。做法非常科学。
更让我陷入沉思的是，5210这件事所引入的“量化”这概念，看似简单粗暴但容易奏效。
管理就是把细节量化，彼得·德鲁克曾说过名言“管理就是要可衡量”，“能量化的尽量量化”。所以，“微笑要露 8颗牙”、“鞠躬要弯腰 75 度”、“吃饭要凑够5种蔬菜水果”、“每天运动1小时”等等，虽然看起来有些教条可笑，却也描述精准，可行性强，便于贯彻执行。
量化思维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旁观Landels的教学时，我发现了他们注重精确数量方法的特点。例如学校发的阅读小报《News》里，一般都会配有图表、地图、图例等，甚至会画着坐标轴，题目也经常会根据图表内容发问：数值最大的是哪个？A是哪个的3倍？文中有那些事实和数据支持作者的结论？……几乎就是科学论文的幼儿版。看似简单，却已经将数量精神融入细胞、深入肌理。
在平时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老外对数量的观点相对要严谨。尤其以埋油纸包著称（这是个段子啦）的德国人为最，追求精准和程序化，用外挂模式把做饭的厨房改造成了分析化学实验室。美国人虽然谈不上刻板和死心眼，但也喜欢用数字说话，可能在除了艺术以外的其他领域都在使用量化模型做计算和分析。我觉得他们最喜欢的美式足球（橄榄球），简直是一个移动的游标卡尺啊，打来打去其实就是在跟距离和数字较劲，居然就把这种雄性荷尔蒙爆棚的群K运动硬生生造就出了数量范儿。
量化的概念其实对国人来说是稀缺品，即便科学教育普及这么久，但我们还是习惯于“大概”、“差不多”、“大概齐”、“大差不差”这样的说法。“过两天”是最长的两天，可能意味着明后天，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丰俭由人，需要配合上下文和讲话语气来揣测。中国大厨是稀缺品，尤其讲究“悟性”。为什么要靠悟性？因为菜谱上告诉你“盐少许，文火片刻”，描述混沌模糊，全靠悟性体会。而悟性最好的当属孙悟空了，师父敲他三记脑袋，就悟出来半夜三更去学艺，可怎么确定是凌晨三点而不是下午三点、或者三天之后呢，只有“不明觉厉”可以形容了。
重视量化，并非一切都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所有的事情都要教条主义地去量化。但总需要这么一点点较真的精神，哪怕是做一个研究回字四种写法的孔乙己也好。量化不了可以细化，细化不了就流程化……总之，多一些细节深究，少一些含混模糊，或许会让后人少走一些弯路。
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总部里，最大的卖点就是他们的配方，据说被保存在一个近乎于《碟中谍》场景的保险库之中，固若金汤，至尊无上。真得庆幸这配方不是中国人写的，否则汤姆科鲁兹千辛万苦把配方偷盗出来，打开一看，“酒精少许，精油数滴，香料一小撮，苏打水兑之”，只怕小汤撑不到半集就剧终了。
（2）：从算术到数学
孩子们一个三年级，一个二年级，正好是学习加减乘除的阶段，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教育方式，发现有很大的区别。
咱们的乘法，众所周知，有老祖宗创造的“乘法口诀表”，朗朗上口，灼灼其华，计算速度爆表。不仅如此，国内小学阶段还有几项梦魇般的存在，叫做“速算”、“心算”，早先年甚至还有“珠算”，就是通过大剂量的练习，借助机械性重复劳动，直到算式成为牢固的记忆；或者可能都不需要大脑皮层的参与，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存在，甚至为神经和肌肉的反射弧。
但是美国小孩子学加减法和乘法，采用的确是非常质朴的方式，质朴得简直令人悲愤交加。通常老师还会教他们把数字用各种图表来表达，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来寓教于乐。我来举几个例子：
例如8+5，会不厌其烦地把5分成两部分（这可是要画格子的哦），先做8+2=10，再加上剩下的3。
再比方说，451-99，就是让451+1=452，再让199+1=200（也都要画表格，很辛苦的），在把两者相减。
乘法就更复杂了，例如7*8，那要画7个格子，里面分别装一个8，然后分为两组，前5个一组，后2个一组，分别相乘后再相加得数……
上述还不算逆天的，二年级小朋友还要掌握一门技术叫“Place value Chart”，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了。就是把一个数字的百位数、十位数和个位数等，按照位数的先后画出几个框来；然后在不同的框子里，按照该位数的数字来画上相应数量的点。如果要做一个需要退位的减法，就要用借用画叉叉的方式，把上一级要消失的点点的杠掉，再在下一级补充画出新的点点；借位和退位时，要在新增的点点和杠掉的叉叉之间用单箭头联系……原谅我词穷，可能没有表述清楚，其实我旁边看着已经被闹晕了，真是一项大规模的体力劳动。
总而言之，在我们国内小朋友心算几秒钟的功夫，美国小朋友要辛辛苦苦地画格子、涂方框、刷圆圈、戳点点、比箭头，工程浩大，步骤繁多，相当地不省事啊。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人不傻啊，为什么宁愿浪费这么大的体力，选用这么不经济的方式呢？
对此我也没有找不到权威的解释。妄自揣测了一下，或许英语语言本身的特点，导致不容易有乘法口诀这样的经验总结问世？或者，因为他们并不是很看重计算这件事情，毕竟算得再快也比不过计算机啊，所以追根溯源，将重点聚焦在数字本身以及逻辑关系上？
当我在琢磨上文提及的逆天的Place value Chart时，突然有所联想：这种对不同位数的数字的进位、退位方法，是不是和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有些相似呢？通过原始的图形化，点点和叉叉，实际上就是1和0，把数字之间的关系一一对应起来，并应用于逻辑计算……是否感到似曾相识？当然这也只是我的联想和揣测罢了。
《三体》里有一个情节，是说三体游戏中的秦代士兵，通过挥舞旗帜来形成二进制的关系，再通过制定逻辑游戏规则，形成了相当于计算机性质的模拟运算。然而，这仅仅是电脑游戏中的假设，在真实的历史中中并没有发生。
实际上，当我们的祖先沉浸在“小九九”的快捷便利中心满意足时，当我们发现了“勾三股四玄五”而兴高采烈时，当我们为算出了更多位数的圆周率而沾沾自喜时，西方的代数学、几何学、逻辑学已经走上了快车道，并诞生了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让我想起了在奥兰多迪斯尼时看到的一个项目，是坐着小火车沿着历史的脉搏，感受人类文明演化的印记。一路且行且珍惜，看到了从猿到人再到现代社会，看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古罗马、以及古代阿拉伯和古代犹太人等的篇章，然而并没有看到中华文明的痕迹。这固然有视角的狭隘和意识形态的隔膜，但也不得不否认，在某些领域我们的影响力可能还不足够强大。
可能是我眼界不够，始终不觉得对算术能力的大肆培养能对产生数学大师、科学大家有何许贡献，或许只是造就了更多精于算计、老于世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
纵然我们不能改变历史，更不能背叛历史。纵然我们不能改变教育制度，也不能改变评价体系。但我想，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自行把握的：那些心算、速算的训练我觉得是时候叫停了，那只是算术而已，与数学何干！还有中国式奥数，很多也只是算术的技巧而已，又与数学何干！把可爱的祖国花朵们从算术的汪洋大海中解救出来，让她们在操场上奔跑、去撒欢，去感受阳光空气和水的慷慨，感受生命的神奇，去感受数字本来的美好。
退一万步来讲，如果家长太过担心孩子在起跑线上落后的话，那么就去学点别的呢，比方说去学编程——感受另一种逻辑、另一种语言的魅力——据说接触程序语言越早就越有创造力，也许少了一个心算大师，却换来了下一个扎克伯格呢，Why 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