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华高莱斯“技术要点”系列丛书《产业新赛道之生产*服务性**业》。
数字经济时代是新人才的时代。
在新产业革命的浪潮下，数字技术在重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同时，并没有使“人”失去原本的价值，反而更加强化了“人”在未来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数字带来的“机器换人”，只是某些岗位的未来，而真正的数字未来，更加需要“人”来绘制数字图谱、驱动产业创新。从研发到设计、从生产到营销，在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新人才的需求和呼唤都无处不在!
数字的赋能，不仅带来了“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而且创造着更多元更充满想象空间的新兴职业。以新思维和新方法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人才需求，将是打通未来产业“任督二脉”的关键要点。
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新领”人才
1. 数字经济新人才
随着由技术定义、由数据驱动的新制造逐渐成为常规，随着上云赋智、万物互联由概念名词逐渐转变为众多行业的发展法则，数字化的“新人才”已然取代了传统的交通、能源和原材料，成为数字生态中最关键的因素和最稀缺的资源。
数字新航道不仅带动了对于数字人才的强劲需求，更模糊了“蓝领”和“白领”的传统职能边界，提出了不同于任何时代的全新人才需求。
同时拥有ICT技术和特定专业技能的综合性人才更成为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标配。另外，正如汽车发明催生了汽车销售与保险行业那样，数字经济下的社会就业也经历了重新洗牌，全媒体运营师、数字化管理师这样的“新新人类”正如雨后春笋般活跃于就业图谱上。
针对新时代的人才需求现状，IBM首席执行官罗梅蒂在2016年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创造了“新领”这一术语，用于描述网络安全分析师、数据分析师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更加注重ICT技能及其综合应用而非高校学历的新兴职业，而后这一概念被逐步拓宽，成为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带来的新型就业的统称。
2019-2021年，在人社部近年公布的“新领”职业中，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新领”岗位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新兴的“新领”群体正在迅速扩张，成为不可忽视的就业主体与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早在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就已达到1.91亿个，占全年就业总人数的24.6%，且相应的人才需求仍在持续扩大。
领英发布的《2020中国新兴职业报告》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增长率最高的五大新兴职业一一新媒体运营、前端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UI设计师和数据分析师，全部都是与数字经济高度相关的“新领”职业的典型代表。
这些曾经的小众职业的从业者数量在最近几年中少则翻倍，多则翻了10倍，他们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成为新业态和新机遇的开拓者。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领”早已不再等同于传统制造业语境下的“劳动力”，更不是“机器换人”中被取代的对象，而是新生态下极具潜力的创新单元。白领金领，不如“新领”，将是数字驱动下的新时代真理！
2.构筑未来的人才“金字塔”
“新领”是多元的，也是专业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新领”具有完全不同的技能架构、工作方式和对产业的影响能力。
根据职能与作用，“新领”群体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级“金字塔”形的人才新结构。各类特化的“新领”人才分工合作、相互协同，就能够在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推一把”发挥出数字化创新的强动能。
可以说，打造出一支精锐的“新领”部队，就是打造数字经济下的产业的“核动力”。只有抓住“新领”，才能抓住产业创新的未来!
▍掌握核心科技的前沿技术人员
典型代表：ABCD人才，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研发技术人员、数据科学家。
在“新领”群体中，“拓荒者”是专精数字技能的技术人员，是最具技术性的“新领”人才。“ABCD”人才，即拥有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科学四个领域开拓性技能的人才，便是典型代表。
“拓荒者”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领头雁”，也是最“贵”的产业资源。例如，随着区块链技术成为数字时代增信确权的新基建，区块链工程师成为一个热门新职业。作为数字世界信任体系的创造者，他们可不是单纯具有计算机技术和编程经验的“码农”。
除常用的开发语言外，他们需要掌握密码学、共识算法、超级账本、智能合约等多种组合的技术知识，需要对通证经济少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懂得特定行业领域知识和行业应用技术架构。这些复合的技术要求，使区块链工程师成为各类企业抢夺的稀缺人才。
美国旧金山Hired公司发布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其岗位需求曾在一年之内暴涨了400%，且早在2018年，区块链工程师的平均年薪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元，收入远高于普通软件工程师。“在硅谷，每个区块链工程师平均有16个职位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拓荒者”的价格之高，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对产业的撬动作用之大。大到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的神经网络架构，小到“拖动滑块解锁”背后的操作行为识别技术，每种数字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都离不开“拓荒者”们的鼎力前行。
▍将技术与管理融会贯通的组织人才
典型代表：首席信息官、数字化解决方案规划师、数字化管理师等。
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生存题”。
“指导员”是指既懂得数字技术，又懂得产业管理的人才。他们要么能够研判前瞻性发展路径，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谋划精准的创新蓝图；要么能够将数字化方式带入公司管理和生产运营，提升管理效率、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
首席信息官就是“指导员”中最高级的一类。他们是负责监督公司信息技术（IT）需求的执行官，并不分管IT部门，而是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者和“数字谋士”。
20世纪初，许多欧美企业正是得益于CIO制定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才得以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
2019年，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是另一个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诉求下诞生的新CXO角色，尤其对中小企业作用明显。他们通过数字化平台和手段，帮助企业进行大数据决策分析、上下游在线化链接等管理升级。
如央视报道的一位义乌数字化管理师黄祖新，就运用钉钉平台协助企业进行流程改进和组织升级，帮助义乌十多家小企业改善了仓储管理混乱、数据把控能力低、岗位职责不清晰等问题。而他在成为数字化管理师后，一年能接到近40份工作邀约，年薪也从7万元涨到了25万元。
这一职位对于企业的降本增效起到很大的作用，“按照每10:1的比例做数字化管理师人才配备的企业，比没有数字化管理师的企业工作效率高出35%-50%”。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组织管理型的“新领”将会日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中坚力量的应用型数字人才
典型代表：新技术应用/新系统运维人员、数据分析师、信息安全测试员等。
“建设队”与“指导员”一样，属于产业发展需最急缺的那一类既懂ICT技术又了解各产业的综合性人才。
然而与“指导员”的职能不同，“建设队”既是日常熟练应用ICT专业技能的数字化人才，也是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的主要建设者。“建设队”是“新领”一词的核心概念。罗梅蒂第一次提出“新领一词时，认为其主要指的就是这一层级的应用型数字人才。
“建设队”对于产业数字化的转型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具体的，但作为综合性人才，“建设队员”的能力往往也是特化的、专业的。
以时下较火的“数据分析师”为例，一名合格的数据分析师能够“让数据说话”、挖掘行业背后的秘密，需要拥有大数据、编程、数理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多项ICT专业技能作为“提取所需数据”的工作手段，也需要拥有强大的行业分析能力来洞悉数据背后问题、理解数据的隐藏含义。
而且服务于传统生产制造业、物流业和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数据分析师，尽管工作内容相似，但彼此的知识结构却裁然不同。
再如，对于数字经济而言，网络安全是最大的前提。在网络安全领域，我们都知道提防网络“黑客”，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白帽黑客”的新职业一一信息安全测试员。
他们是从攻击者的角度出发，模拟真正黑客的做法来渗透系统漏洞，对不同行业的数字系统展开攻防测试，能够比黑客更加清楚何处关键、何处危险，从而帮助客户发现系统的潜在脆弱点。通过主动探错、试错、纠错，使得网络和系统免受恶意攻击。
▍产业生态基底的支撑者
典型代表：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全媒体运营师等。
“打工人”是使用先进设备或现代软件技术的新型工种。虽然“打工人”大多并不具备专业的ICT开发技能，却也是数字经济生态中不可忽视的组成成分。
由“数据标注员”升级转变而来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打工人”的典型代表之一。目前，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是深度学习的应用，而数据正是深度学习的原材料。可以说，没有数据的人工智能就像婴儿一样没有任何知识储备，需要大量人力标注的数据样本来为其注入人类的理解和判断力。
以机器视觉为例，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标注员把需要识别的标的物在图片上标注好，“手把手”地教给人工智能。这样训练的越多，人工智能系统就会越精密，可谓“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
虽然“拉框”“标点”“打标签”的工作相对代码开发而言并不高科技，但其提供的高质量数据是深度学习乃至人工智能行业整体发展的基础。
同理，无人机驾驶员虽然不是研发人才，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农业植保领域，“飞手”们通过操控无人机，帮助农民进行更高效的播种、施肥等作业。
如今，他们已经广泛服务于消防、测绘、应急管理、影视拍摄等领域，而且收入可观，有的“飞手”甚至月入上万元。但是这个行业“入门容易精通难”，优秀的无人机驾驶员不仅仅是无人机的操纵者，更需要成为无人机的眼睛、神经及大脑。
他们需要拥有良好的软件运用能力，能够熟知规划线路时如何避免碰到障碍物、在操作植保无人机时如何避免重喷和漏喷，而且要能够对无人机获取的数据进行初步判别和筛选……这些绝非一日之功，除考取无人机驾驶证外，还需要针对性的培训与长时间的练习。
▼ 无人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
相比前面几类人才，“打工人”的工作内容可能“不高端”，但绝不代表“不重要”。这些上手快、门槛低的新职业，更容易给一些低收入者带来一条快速融入新经济的就业通道。
由此可见，“新领”并不只是一个新名词，也并非高科技人才的专属称呼而是数字经济时代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应用的一整套全新的人才架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数字经济就业蓝皮书》中显示，“新领”岗位对不同教育背景的劳动者均呈现强劲需求，学历要求整体趋于平衡，各种人才都能在这套全新而富有生命力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对于产业发展而言，每种“新领人才”都是其所需的重要资源。
“应用型新领教育”成为新蓝海
1. “新领”供不应求
与数字人才“金字塔”的产业价值相对应的，是“新领”人才的结构性短缺。现存教育体系的人才供给完全无法满足未来需求，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IT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对全球460位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缺乏人才，尤其是综合型数字人才，已经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
在我国，未来5年“新领”人才的缺口将达到千万量级，其中包括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近150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近500万、人工智能人才近500万。
因此，世界各国也纷纷将针对“新领”的教育上升到战略优先层面。欧盟分别在“里斯本战略”和“欧洲2020战略”中将数字人才作为十年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列入欧洲投资计划的优先领域。
为促进数字技术和创业技能的发展，欧洲社会基金和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在2014-2020年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300亿欧元的资助。世界各国也纷纷跟上，推出了自己的新人才培养战略，而美国更是于2020年官宣了国家牵头建立的“Al大学”，开始为“算法大战”做好准备。
我国也在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拔高“新领”教育的重要性。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强化数字人才教育、加强数字技能培训；
2021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从新职业标准开发、基础建设和评价认定等多个方面，对“新领”培育展开了进一步的要求。北京、上海、贵州、安徽等各大城市也纷纷开展了人才培育的战略布局。
2. “新职教”突围“应用型新领”培育
“新领”不是一类人才的特称，而是一套综合性的、完整的职业结构，意味着全新的人才培育体系。但是对一个城市而言，想要培育完整的人才“金字塔”可谓极其艰难。
例如，技术“拓荒者”的培育主要依托于各大高校的教育，只有具有相当高校资源的城市，才能有效施行，而“指导员”层级的人才培育则更倾向于“市场行为”，主要依赖于企业主导的短期培训，如阿里巴巴的首席信息官学院、钉钉的数字化管理师培训等，城市能够发力的程度相对有限。
瞄准应用型新领--“建设队”与“打工人”，发展新型职业教育，则是城市人才突围的重要机遇!
一方面，这两类“应用型新领”是全部“新领”人才中需求最大、缺口最大、最有待培育的一种。
中国数字人民网曾针对《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发表评论称：“在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技能类人才井不缺，高层次的科研、经营人才，国内也有典型代表，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层数字化人才的短缺”，也就是缺少所谓的“建设队”。
在很多新兴产业发展的背后，有相当庞大的“打工人”铺路，前文提到的“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的数据标注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应用型新领”的教育是更容易突围的教育。不同于“拓荒者和“指导员”，后两类人才的培育并不需委城市自身具备强势条件，可以说是启动快、成本低、“有人就能做”的好项目。
许多“打工人”职业往往通过短期的集中培训便能上岗，即使对于精密设备操作员等专业需求程度相对较高的岗位，职教也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哪怕缺少职教体系，甚至是“穷得只剩人”的地区，都有可能通过转型人才培训实现突围，如贵州、河南等很多人口大省都涌现出了众多专注于数据标注人才培训的小镇，在带动产业的同时还成为一种人才输出模式。
▼ 河南、贵州等中西部省份近年来纷纷借助数字化东风发展产业
这两类人才的培育主要以职教为中心向外拓展。近年来，苏州健雄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一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开始发力“新职教”，通过开设“人工智能学院”等新兴学院或专业，引入新设备、新课程和新理念，进行新型教育的升级探索。
同时，很多社会力量也正在联合介入“新领”培育，从国外的微软、谷歌、思科，到国内的华为、百度，众多龙头科技公司或是开办职教，或是参与职教，纷纷推动政企校合作项目的进程，建立自己的新人才培训平台和评价体系。
很多专门做人才升级的培训机构，如慧科、优必选等企业，也依托各自优势，在数字专业升级、数字教学设备等方面为“新领”培育增添注脚。
可以看出，对国家和城市而言，发展针对“新领”的新教育是新时代下激发产业活力、优化人才结构的战略之举，也是一片极具市场活力和城市潜力的服务新蓝海。那么，各城市应当如何抓住机遇，以“新领”新教育构建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呢？
城市发展“新领”教育的“三级驱动”路径
1. 一级驱动:“数字职教4.0”模式
前面提到，对于这两类“新领”培育而言，职教是发力主体。欧美先发国家的基础“新领”人才中，通过职教受训的占到相当比例。
国内目前的“新职教”还只是星星之火，大多通过新增个别新兴专业、以某些合作学院为试点，或增强课堂技术含量等方式来推进。但依旧存在教材落后、技术实践不足等问题，甚至很多只是蹭上了数字经济的噱头，却与市场或产业实际需求脱节，并未进行真正的“新职教”体系升级。
随着新时代中国智造的升级加速，职教的升级更新已经迫在眉睫！
国际上，“新职教”其实已经有体系化的模式样板一一德国为“工业4.0”量身打造的“职教4.0”。
作为被全世界争相学习的职业教育“模范生”，德国的职业教育与生产技术一直保持着同频同步的发展节奏，陆续推动过注重面向日常生活的“职教1.0”、注重工作专业化的“职教2.0”和注重行动过程导向的教“职教3.0”。
▼ 德国的职业教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2016年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明确提出“职业教育4.0”的概念，表示要重视数字化工作世界的职业导向。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数字化教育世界2030”战略、“数字知识社会教育倡议”等，将数字化教育作为中长期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
中国可以学习德国模式打造“数字职教”，对学校学习和企业实训两大职教场景进行系统化升级。
▍新学习场景
为了打造数字职教体系，德国联邦政府和州联邦政府通过了“数字契约学校”行政协议。
一方面是开展“职业教育的数字媒体”项目，为包含职校在内的全部中小学加装了“硬件配套”，实现了校园网络全覆盖和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学设备的广泛普及。在该项目影响下，现存与新办的学校全部成为拥有全套数字化装备的“智慧学校”。
另一方面则是将数字媒体融入课程建设，对教学系统进行“软件升级”。“软件”不仅包括在线课程和数字化学习资料，还包括多元化的在线学习与资源共享平台。通过资料库开源共享平台，师生各方可以有效整合和使用平台上的数据库、音视频和学习模块等。
而在“师生互动型”教学辅助平台一-生产岗位能力发展（KeaP）数字系统下，有众多经验丰富的企业专家负责设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方法和材料等，有效引导受训者进行工作技能与流程的学习。
此外，德国还构建了新型的人才评价体系，将评价理念从“经验主义转向了“数据主义”。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引入技能评价系统中，通过全过程的实时数据跟踪、采集和可视化分析，实现精细化评价。
从2017年起开展职业教育能力测评“ASCOT+”倡议，在选定的职业领域（工业、技术商业和卫生保健行业）开发了6个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职业能力模型和测试工具，并同步开发了800多项技能测试任务。
同时，推广“数字报告书”（BLok），为合作企业提供任意时间节点的培训内容记录与能力档案，助力企业完成有效的人才筛选和培养计划。
▍新实训场景
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一直是德国职教的核心。在面向“工业4.0”的职教升级过程中，德国也对职业教育双元制下的实训场景进行升级，全力建设“学习工厂4.0”。
作为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就将“学习工厂4.0”作为当地众多职业学校的明星项目。政府共投入680万欧元，建成了16个类“学习工厂”项目，并计划再投资480万欧元新建21家，试图将巴符州打造成“工业4.0”的示范区域、抢占智造人才教育高地。
“学习工厂4.0”实际上是一种模拟数字化智能生产的实操场所，它不仅包含计算机编程操作台、云数据服务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工业4.0基础设备的引入，更强调将智能制造生产线搬进学校教学，为定向培育工业4.0人才提供专业实践支持。
例如，在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领域优势明显的巴符州，当地的比蒂希海姆一比辛根职业学校，就依托链式机器系统(VMS)打造了生产汽车模型的虚拟工厂，以前沿的汽车“柔性定制化生产”为主要的实训内容。
在这里，学生首先以消费者的身份在计算机上选择车型、颜色、交货时间等，将相关数据通过工业云系统传输到生产线；之后学生转换为工程师角色，发出编程指令，利用工业机器人体验原材料抓取、流水线加工、检测等智能流程，最终制造出一辆汽车模型。
整个教学过程充满趣味性，学生可以在实操体验中深入了解工业4.0的实际标准与操作流程，也可以深入了解智能制造每个环节背后的逻辑，分析和寻找改进生产流程的突破口，并通过编程操作对整个工业组件进行改进，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工业4.0的理解深度。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观后感叹：“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控制整个生产线，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这些新的教学方式在全德国成为现实，那么我将不必担心职业教育的未来!”
此外，“学习工厂4.0”还强调“黑科技”加持的“虚拟实训”。运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乃至数字生技术开展实践，让危机应对和抢险救灾等传统职教难以实践的内容，借技术之力照进现实。
在比蒂希海姆一比辛根职业学校，学生就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体验自动化生产中错误和停工等情况下的风险应对。
“学习工厂4.0”的建设，除学校本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外，必然也离不开企业提供的设备与技术支持。
巴符州“学习工厂4.0”的相关设备分别来自各细分领域的尖端技术企业一一德国帝目集团(汽车装配和测试系统供应商)、通快集团(工业机床、激光和电子技术生产商) 、杜尔集团(汽车涂装和总装生产线供应商)；而戴姆勒、保时捷、博世等超过250家本地企业也都加入了学习工厂的投资建设中。
这也可以看出，当职教真正能够培育面向未来的数字人才时，引领性的产教融合项目才能真正激发企业的加盟动力。
参照德国经验，中国已经开始在“数字职教”方面发力。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提出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求，以“信息技术+”升级传统专业，并及时发展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兴专业。
国家还将避选100个左右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补齐产教实训方面的短板么。
综上所述，对于有一定职教资源的城市来说，升级职教基础，抢先布局“数字职教4.0”，将是构建城市教育品牌、为产业注入人才动力的先见之举!
2. 二级驱动:“企业品牌合作”模式
在人才培育方面，企业本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五百强中有70%的企业开办了企业大学，可见人才体系的建设一向是企业所重视的内容。但是这里所说的企业主导不是指企业大学，而是指依托龙头企业的行业地位优势和技术引领优势，通过品牌化、标准化的联合办学或院校共建，引导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输出。
作为“新领”概念的提出者，IBM身体力行，早已在“新领”教育的道路上，开创了校企品牌合作的新模式。十年前，面对人才需求的变革，曾就职于学校系统的IBM时任副总裁斯坦利·里图萌生了建立“新领”学校的念头。
于是2011年9月，IBM联合纽约市教育局和纽约大学，在纽约布鲁克林启动了全美第一所六年一贯制“职业技术学院高中预备学校”(Pathways in Technology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以下简称“P-TECH”)。
IBM根据自身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和理解，针对性地设计了学校的课程和授课方式。在其中受训的学生可以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和行业认可的副学士《大专)学位，以及在IT、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和金融等数字化领域的工作经验，并享有IBM和其企业合作伙伴的优先录用保证。
P-TECH开创了“新领”教育的范本，也首开了美国数字人才领域校企品牌合作的先河，是政企校三方办学的一次尝试：政府负责资金、政策支持井参与建设，企业主导建设运营，纽约大学提供课程内容支持与专业技术参考，三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进行学校治理。
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依托IBM强大的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以及对产业界技能需求的精准把握，实现对数字人才的“高精化”系统培育和品牌创新。
一方面，P-TECH专注于ICT专业的应用型技术培训，依托IBM的强势企业资源，通过企业精英转岗执教、企业参访、职业分享、带薪实习和线下参与企业活动等方式，实现了“以新领带新领”“以企业引导课堂”，提升了实践应用导向的人才培育效果。
另一方面，P-TECH开创了六年一贯制技术人才培育的先河。通过一年基础课+三年ICT课程+两年学院大专和实习的学制设置，可以实现从高中到大专的一贯式教学延续，保证了培训的连贯性和精专化。在这种模式下，许多学生实现了提前毕业，他们在用人单位亮眼的表现甚至扭转了企业技校“二流选手”的传统印象。
通过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打磨，P-TECH逐渐成为一种全美推广的培育模式，形成了强势的品牌输出：2013年11月，奥巴马政府设立了总计10亿美元的拨款项目，用于助推全美职业教育办学“P-TECH”化，而如今，IBM已将P-TECH模式推广至全2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余所学校，培养学生超过15万名，并拥有超过600个企业在内的合作生态圈。
2020年11月，IBM中国与中国的领先职业院校首钢技师学院、首钢工学院合作，在北京落地了第一所P-TECH，首届开班专门培养智能IT运维专业具有多元技能的“新领”学生。
落地北京的P-TECH深度发挥了新领群体的“帮扶带”作用，定期举办包含“编程马拉松”(Hackathon，黑客松)在内的多种实践活动，并且为每组学生配备一位来自IBM 的一位技术导师和职场导师，带领学生体验从产品设计、用户画像到代码开发、成品测试的各项目阶段，让学生能够获得有效的全流程开发体验。
除IBM外，中国的很多企业，如华为、百度等，也在积极与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尝试。例如，华为依托自身在5G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大力搭建“华为5G+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基地”，牵引5G+人才能力标准和技能模型的设定，并接入华为ICT相关技术认证体系，联合打造“华为造”教育品牌。
除城市自身的数字职教升级外，“抱住企业大腿”将企业的力量引入新教育，也是城市发力人才培训非常值得选择的模式。
3. 三级驱动:“产教城自循环”模式
生态在前两种模式之外，对于无法引入高能级教育资源的城市而言，还有一条更为直接的路径一将人才培育直接嵌入产业片区，打造“人才教育”“人才使用”的强关联闭合回路，在真实的园区产业环境中，实现定制化的培育生态。
例如，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的百鸟河数字小镇便是一个精彩范本。世界数字经济之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甚至将那里形容为“真正的数字小镇”和“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产教城融合也正是百鸟河小镇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
2011年，HTC董事长兼执行总监王雪红等人在贵州开设了用于助力扶贫事业的非营利性公益慈善学校——盛华职业技术学院，这所拥有科技公司背景的学校在巧合中铸造了打开产业机遇大门的钥匙。
虽然从事后来看，盛华学院有着一定的公益性质，而百乌河争取到盛华学院的落位也有偶然的因素，但成功打造产教闭环、实现区域的深度校企合作生态，则是地方努力的成果。
盛华学院最初并不是以数字技术为专长的职校，其2014年的137名毕业生中，就读互联网学院的甚至只有21个人。同年，盛华学院与规划阶段的百鸟河数字小镇一拍即合，成为小镇核心组团之一“桃李村”的主要承载单位。
于是盛华学院果断转型，错定小镇的数字人才需求打造了互联网营销学院、数字媒体应用学院、计算机应用学院等数字“新领”培养架构。此举为百鸟河小镇培育了大量对口人才，也吸引了百度、BBD、迦太利华等大量的优质企业，阿里、京东、旷世、头条等名企也纷纷加入了百鸟河数据产业的生态圈。
百鸟河小镇的模式精髓，并不只在于方向上的产教融合，更在于校企之间深度的循环合作机制。在职教培养体系和小镇数字化企业生态圈初步成型之后，小镇便着手将这两大齿轮紧密咬合，形成“人才自产自销”的完美闭环。
小镇推动盛华学院与生态圈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通过“实习抵学分的培养机制”“项目驱动化教学”方法，以及“强订单式”的人才就业方案，将职教融入了产业体系中，形成了“本地上学、本地实训、本地就业”的直接反馈系统。
对学生而言，在学校的实训课程就是未来工作需要承接的项目，实习的单位就是未来的工作单位，学习的动力和针对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对产业而言，这种企业与学校“前店后厂”的模式无疑更便于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也能够削减一定的用工成本，形成产教融合的“双赢”局面。经过对合作模式的反复打磨，百鸟河小镇与盛华学院还进一步构建了基于“三真”原则的深度合作关系一一真实项目，真实交付，真实分配。
盛华的互联网营销学院联合企业引入“BATJ”（即百度、阿里、腾讯、京东）为主的“真实商业项目”，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与这些知名企业的商业项目，进行职业技能的训练，并且通过交付工作，让学生获得相应的酬劳，实现了真实环境下的产教一体化闭环。
可以说，在这里“上课就是上班，上班就是上课”，“作业变作品、作品变产品、产品变商品”，整个小镇都是学校的“实训车间”！
产业与教育的循环，也为乡村扶贫和城市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外部性作用。盛华学院目前的在校生共4062人，80.8%的学生来自责州农村，这些进入“新领”行业的年轻人无疑为农村家庭的脱贫致富打了一针“强心剂”。
同时，相对轻松和光鲜的“新领”工作也为当地吸引和留住了大批年轻人，促进了区域人口结构的优化。培训与产业共生、产业为培训提效、产教赋能城市振兴，共同打响了贵州百鸟河小镇的新品牌，实现了小城镇的大逆袭！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远远不仅限于作为机器背后的操作者。如果说数字技术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那么“新领”人才既是最具统领性的作曲家指挥家，也是奏响每个音符的乐手和鼓手。
不同层级的“新领”们，在不同的产业生态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一同推动着数字新价值的激发、数字新生态的构建和数字新场景的变革。他们才是这个时代下产业崛起最根本的“核动力”。
综上所述，新人才培育不只是生产*服务性**业下的一种服务场景，更是左右城市未来转型赛道的关键因素。培育“新领”，就是培育产业的未来！各城市只有充分调动教育资源，找准契合自己的人才培育路径，才能拥有这份新人才动力，才能为产业注入源头活水，才能让数字时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生机！
作者：常瑶、郭可萱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全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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